做神话研究，常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有些耳熟能详的故事，究竟是神话，还是历史?

　　比如大禹治水。这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神话之一，大多数重要的先秦文献都对其进行了记录，如　《尚书》《诗经》《左传》《国语》《逸周书》《论语》《孟子》等。与其他上古神话相比，大禹治水神话的流传范围更广，影响更深远。我国各地有不少以“禹”命名的山，如河南省禹州市的禹山，江苏省镇江市的大禹山等。各地奉祀大禹的神庙更不胜枚举，如浙江绍兴的禹庙、陕西韩城的大禹庙、山东泰安的禹王庙等。还有我们所熟悉的“三过家门而不入”“鲤鱼跃龙门”等出自大禹治水神话的典故。这些禹迹在传播大禹治水神话的同时，也印证着大禹治水的功绩，似乎真的存在这么一位英雄。更不用说《山海经》《史记》等文献还为大禹安排了出生、家世、婚姻、子嗣，将其塑造为夏朝的始祖。那么，大禹治水，究竟是神话还是历史?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了解上古神话的基本功能及其本质。在上古神话产生的时候，只有口口相传的语言可以用来记录他们观察到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重大变化，记录他们身边重要的人物，奇特的动植物———从某种角度来说，上古神话就是有文字之前的历史。除了记录的需要之外，原始人还有解释的需要。随着原始先民脑容量的不断增加，令他们感到好奇的事物也越来越多，比如人从哪里来?万物如何生成?人死后到哪里去?对这些问题的追寻催生了原始神话的解释功能。那时的原始先民处于尚不能将人与自然完全分离的懵懂时期，他们生活于一种万物有灵的想象中，因此他们借以记录和解释的神话便带有今人所不能理解的神奇色彩。所以我们可以从上古神话中窥见上古先民的衣食住行与风俗习惯，以及原始先民的思维模式等等信息。

　　从本质上看，上古神话是不断进化的有机体。一方面，它具有繁殖能力，在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中，一个神话中可能派生出其他神话。另一方面，上古神话具有变形能力，能融入历史，又能化为地方传说，但也因此常常呈现出片断化的特征，难以窥见其原貌。民俗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对神话文本进行的民俗研究、社会研究和历史研究，无一不是与上古神话的基本功能和本质有关。

　　大禹治水神话的早期雏形是天神大禹下降人间解救被洪水围困的人类。《诗经·商颂·长发》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下土方”是凡间的意思，说明禹是在大洪水时期被派至凡间的天神。关于禹神的形貌，学界从氏族图腾的角度有很多猜测，比如禹是一条虫，禹是一条龙。从《庄子》以及《山海经》等文献的内容来看，禹很可能是人面鱼身的水神。

　　在原始社会晚期，男性的主导地位得到确立，互相平等的观念逐步消失，氏族首领拥有很大权力，同时，私有制也逐渐确立，这一切都为国家的诞生做好了准备。早期的天神下降治水神话逐渐演进为国家形成的神话，呈现出我们今天看到的大禹治水神话的样貌，其基本脉络是:禹之父鲧治水不成而被杀，禹承父志，带领民众战胜洪水，重建家园，因而被推举为部落联盟首领，并最终使原始部落联盟发展为奴隶制国家。神话的主角也由天神变成了氏族首领。

　　大禹治水神话内容庞大，涉及方面众多，但大都是围绕国家的建立而展开，比如:大禹在治水过程中，通过和平劝服或者武力征服，逐步统一了各部落的力量，有利于国家管理职能的形成。《吕氏春秋》　记录了大禹曾进入裸体部落进行教化，成功地让部落成员穿起了衣服之事。大禹治水过程中还特别注意对自然资源的开掘和对农业的保护。他到山上就勘察能食用的植物和鸟兽，到水里就捕获鱼鳖等水产，用来补充民众的口粮。大禹根据农业生产的需要，提出了“钟水丰物”的科学思想，即把洪水积聚起来供天旱时使用。这些都奠定了国家的经济基础；大禹凭借治水时的经验，首先根据山川地理的特点将辖区划分为九州，然后又实施了分封制，比如把尧的儿子丹朱封在唐，把舜的儿子商均封在虞，让这些中央册封的人去管理各地方，既能让地方得到有效管理，又能保证国家权力有坚实可靠的基础，从而使九州成为一个整体，这是国家形成的标志性事件；从神话内容来看，大禹为国家形成所做的准备还有不少，比如他建起贡赋制度，把多民族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为中国早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上述大禹治水神话的大多数内容读来都似历史。不少学者将其作为历史研究，或者以历史佐证神话。以大禹治水神话为代表的上古神话所具有的历史性，正是由于上古神话具有记录和解释功能，是具有进化能力的有机体。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上古神话吸纳了众多文化、经济、政治内容而不断演进，成为反映历史、社会与文化内容的一面镜子。

　　从这个角度来看，上古神话是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遗产，它在进化过程中延续了民族文化的基因，在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区域认同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