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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楚文化与大楚神话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1-09-08  作者:田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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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楚文化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开拓空间,应该将楚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与辽阔的空间领域创造出来的辉煌业绩做整体研究,这就需要一种“大楚文化”的视野。

The study of Chu culture needs further spatial expansion. Brilliant achievements Chu culture created in long history and vast space should be studied as a whole, so the perspective of Great Chu culture is needed.

分类号:I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09)02-0005-03

【关 键 词】大楚文化/大楚神话/研究

  楚文化、楚神话都是引人注目的学科,也是诸多名家投入精力深入研究的课题。在历史上,楚文化的研究是以《楚辞》研究为核心展开的,可能没有一种离开《楚辞》的楚文化研究,也没有离开《楚辞》的楚神话研究。20世纪以来,楚文化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学者们曾经对于楚文化的东进,南渐,向中原的开拓做过研究,对于楚辞神话,也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拓展,对于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是,这种研究还有更进一步推进的必要。相对于古代的《楚辞》之学,我们会发现,古人的楚辞观比我们开通,他们是真的楚辞文化和楚文化的视角,而我们的《楚辞》研究几乎蜕变为屈原研究。王逸编的《楚辞章句》,就不仅仅是屈原的作品,也不仅仅是楚国时期的楚辞作品,既有西汉时期东方朔、严忌、刘向的作品,同时还收入自己的楚辞作品,而这时已经是东汉时期了。在王逸的心里,《楚辞》文化至少延续到他那里,这个《楚辞》文化的时空是绵延悠长的。到了朱熹的时候,他除了一以贯之将《楚辞》延续到汉代,还编次了与《楚辞》意境相关的作品系列,他们的楚文化的概念是大楚文化的概念。但是,我们今天的《楚辞》研究在他们的基础上是严重退化了,汉代的《楚辞》作品几乎一刀切,除了一个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其他人的《楚辞》作品几乎不提。

  这样的《楚辞》研究的问题,是整个楚文化研究问题的一个缩影。楚文化本来在空间上,从云南到江苏山东的南中国的土地,是真正的半壁河山;而时间上,至少到汉武帝时代,都是楚文化的发展时期。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原来那些楚文化覆盖的地区,都打出了别的旗号,如湖南,他们自称湖湘文化,安徽,他们自称徽商文化,江浙地区,他们自称吴越文化,而这些地区,曾经为楚文化长期覆盖,有的还是文化的核心区,如安徽,曾经是楚国后期辉煌的都城所在。这样的地域文化研究的异样的口号和标志的提出来,严重地分割了楚文化的空间,使得真正的楚文化的研究缩小到荆楚(湖北)一块。从地域上看,今天的楚文化研究就只是一个小的区域的楚文化的研究,难以传达楚文化博大精深及其宏阔的境界,而时间上,也多只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楚文化上兜圈子,楚文化的时空受到较为严重的限制。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地域本位造成了研究的功能性,认为只有本土文化的研究才是为地方经济和文化建设服务,因此,地域文化的投资,也都局限在本土文化资源的挖掘,没有越过地域界限,缺少探讨超越地域文化价值的制度基础和心理基础。国外的人类学家深入非洲研究,日本的学者深入云南研究,他们都会认为这些文化的价值很大,值得挖掘,会成为民族的智力借鉴,但我们往往会认为,研究人家的东西是为别人帮忙,不知道学问明智的重要性,学问提高民族和社会成员思维能力的重要性。荆楚地区的文化研究难以跨越出地域之外,而荆楚之外的区域,因为荆楚之地对楚文化的认同度较高,社会对于荆楚作为楚文化的代表认同较高,便采用了策略,将本土文化与楚文化不同的一面拿出来作为自己的文化标志。这些楚文化的区域不仅不是楚文化的促进派,相反是在弱化楚文化的影响,而把其他具有价值的文化要素放大。这其间的合理性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对于楚文化的整体研究却是很不利的。

  楚神话研究也是一样,从文献上,局限在《楚辞》和《山海经》上,而考古材料也以两湖地区为主,楚神话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局限。

  我们认为楚文化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开拓空间,应该将楚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与辽阔的空间领域创造出来的辉煌业绩做整体研究,这就要需要一种“大楚文化”的视野。

  第一,可以考虑把“大楚”作为一个王朝来研究。秦、楚作为后起的诸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具有同等的价值。秦王朝建立不过十余年,即被视为重要王朝,而“大楚”,这个被司马迁认同的一个王朝,从前209年到202年,存续时间7年,与秦王朝相差仅5年,忽略其存在就太不合理了。历史上“楚汉战争”的称谓,本身也是将楚汉并列,承认这种历史事实的。王朝的存在,往往以其宗庙祭祀作为一个标志。《史记·陈涉世家》中陈胜发出“大楚兴”的号召,发动起义,“称大楚”,国号“张楚”。刘邦在取得天下后,为陈胜设置了三十家守冢之民,在司马迁的时候,还在享受祭祀,因为刘邦认同陈胜的创始之功,也就是说,汉王朝是继承陈胜的战斗传统而来的。西楚政权是大楚政权的延续,但是很有趣,这样的制度与周代的分封制度是不同的。楚汉之争,实际上是楚文化内部之争。刘邦项羽都是楚人,都能楚歌,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因此,人们都认为汉代文化,尤其是西汉前期文化,主要是楚文化。而纯粹作为大楚文化的研究,有很多的课题,如,大楚的军事,大楚的文化,大楚的国家政体——霸王的封建建制,都应该研究。没有人认真研究过项羽的分封问题,如果说分封不成功,其实也是跟秦的制度不成功一样的。我们往往指责项羽倒行逆施,但对于同样遭到灭亡的秦王朝的制度,我们往往会唱赞歌,认为是代表了历史的进步,这些都是简单化的说法。

  汉的制度,不是承秦制,而是楚制,即分封制度,才得以长治久安的,而这些问题人们长期存在糊涂认识。汉朝初期的制度,只能是从大楚的制度来的,并且有点从项羽的那种有些糊涂的分封制度而来。究竟该是怎么样的分封制度,大家当时其实都不懂。项羽的做法不能说没有意义,后来刘邦击垮项羽,很大程度上是使用了裂土封王的激励政策才使局势大变的。而汉初封王实际上是不得已的选择,也是西楚制度的延续。今天,我们把秦楚战争写成了秦国的政治,大楚的历史文化被吞噬了,而楚汉战争又写成了汉代的政治序曲,这样都掩盖了大楚文化的许多重要问题。比如,六国贵族在大楚时期的表现及其对于楚的制度的影响,项羽的影响力和权威何从而来,是仅仅为武力,还是具有某种制度上的约束因素,这些都值得研究。

  第二,大楚的空间上也可以拓展到西到云南以远,东到上海以远的更大范围,比如上海的这个“申”,就可以进一步研究。司马迁写的东楚西楚和南楚,范围也是非常大的。“大楚”的起点可以是楚筚路蓝缕的时代开始,向下可以延续到至少汉武帝的时代。刘邦本身是大楚的下属,刘邦集团本身就是大楚的文化代表,并且在后来的时期承袭数十年。这样看待大楚,才能真正认识大楚的历史贡献。楚汉战争是大楚文化的内部之争,只是改换了一个名称而已。对于这样的辽阔时空的楚文化研究,需要一种开阔的胸襟,既需要荆楚文化承当某种带头的作用,也需要各楚文化区的合作,共同开拓楚文化的研究空间。

  应该建立一个楚文化的区域文化研究的联盟,让更多的区域享受楚文化的资源,一道来弘扬楚文化的精神。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等地都要建立楚文化的研究会,并形成联席会议制度,而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大家必须认识到,文化的资源是共享的,也是不可能垄断的,从他人那里学习,比在本地挖掘有更大的收获,因为收获了不同的资源。

  当我们从一个宏大的视野中考察楚文化的流变和功能的时候,我们的区域性的楚文化研究就会在一种系统研究中得到透视,地域性的楚文化的价值才能得到进一步的认知。大楚是中国古代地域文化中那种影响全局的一种文化,地域方面每一项贡献,每一份遗存都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当人们把汉唐当作中国文化代表的时候,你就会感到那是有很大的偏向的,而大楚文化的挖掘和弘扬,会使人们认识到一个更加多彩的中国,所以,大楚文化的研究,意义十分重大。

  而我们的楚神话如果以大楚神话的视角看,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当我们有了大楚文化研究的视角,大楚神话的研究就会开拓出新的生面来。

 

  对于大楚神话研究,首先是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神话以文化整体的视野进行透视,对于那些楚神话的系统,如《楚辞》神话系统、《山海经》神话系统,应该放在楚文化与各种文化的交融中来讨论,既体现楚神话的独创性,也发现楚神话的开放性。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楚神话看做一个与各诸侯国交流学习的结果来研读楚神话,如楚神话与随神话,楚神话与巴神话,楚神话与吴越神话等。这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交流是实实在在的,必须重视这些交流关系的研究,比如,秦国与楚国,在外交上曾经很密切,在宗教神话方面,也是多有关联。秦人作《诅楚文》,就清晰地记载了两国曾经有的在神话视野的交锋的情况。而一旦这样的交流作为研究的重点展开,你就会发现,像茅盾先生那样把中国古代神话分为北中南三个区来研究,实际上有点画地为牢了。

  不仅空间上我们需要以交流和关系为纽带来进行大楚神话的研究,时间上我们也就可以上溯到久远的年代。《山海经》里的黄帝、帝俊、颛顼三大帝的神话系统,为我们理解古远时代的文化记忆留下了珍贵的材料。

  当然,楚人又要保持文化的自我特性,如楚王生病的时候,一个巫师说是河神为祟,但楚王坚持祭不越望,不愿意与中原神话有太多的关联。

  我们还要把楚神话的延展作为重点研究,一方面,在秦汉时期,楚神话进入主流神话体系的事实要进一步确认和探究;另一方面,秦汉时期,各地的神话还在进一步向楚神话中渗透丰富发展,如长沙地区的神话,地域性的楚神话还在发展。天文领域的楚神话在汉代的影响也要研究。大楚神话的延展至少要发展到司马迁的《史记》完成新的历史与神话建构的时期。

  大楚的神话从民间的影响中去研究更为重要,这是一项风俗的考古学。我们在丧礼上的神话表述中,以及民俗的承袭转变中,去考察大楚神话的活力,这样对于楚神话对于中国神话的影响有更深入的认识。前些年,湖北宜都的采风发现,其葬礼上还在传唱古老的《楚辞·招魂》曲,歌词和《楚辞》几乎一样,除了加了一些衬字。

  大楚神话的研究,和大楚文化的研究一样,也要区域合作。在各大楚文化区,我们要合作研究,以见楚神话的影响,即在楚神话的一般文献之外,要对于各种楚文化的地方资料也要加以组合。我们还要在民俗的考察上,从文化的差异中去认识楚神话的神韵。如,干将莫邪的神话,应该是楚神话,《搜神记》是一种古老的版本,但是,在浙江的天目山,传说却是大不一样的。楚神话中的神仙故事,从浩淼的两湖的中部水乡,一直到宽阔的大海,都是一个文化区,这都只有在大的视野里,才会得到认知,假如我们局限在一个小的地盘,我们很可能就会有瞎子摸象之病。

  大楚文化的视野开拓有助大楚神话研究的深入,而大楚神话研究本身,也是推进大楚文化研究的重要基础。

  关于大楚文化的研究与大楚神话的研究,本文仅仅是一些杂碎的感想,希望唤起有识之士的重视,大家来一起成就宏大的事业。

  【作者简介】田兆元(1959—),男,湖北宜都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神话学、民俗文化学、社会人类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241

文章来源: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2 页号: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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