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3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记者曹继军的长篇采访《构建中国国家品牌形象——访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吴友富教授》。在采访记中，吴先生在强调提倡“和而不同”的理念的同时，表示：“即使是有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国形象标志，它的文化内涵我们也远远没有挖掘出来。比如中国的‘龙’，其形象往往让一些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了解甚少的外国人过多地看到‘龙’的凶猛残酷，咄咄逼人，充满霸气和攻击性、挑战性的一面……。”继而，12月1日上海政协主办的《联合时报》发表头条新闻《“龙”为形象标志缺憾多多》、12月4日上海《新闻晨报》发表记者顾定海、通讯员谬迅的报道《中国形象标志可能不再是“龙”》，相继报道了吴友富提出的“考虑到包括‘龙’在内的一些中国形象标志往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容易被人歪曲”（《联合时报》）；“重新构建中国国家形象品牌”，“中国形象标志可能不再是龙”（《新闻晨报》）的观点，并称他所领衔的、已被列入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的“课题（一旦）完成，所塑造的中国国家新的形象标志，很可能将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用”。消息一出，万众惊诧。网民们对这种企图动摇和颠覆作为中国象征的“龙”的意图和言论，表示了异议和批评，一时间形成了一场声势不小的风波。在这样的舆论下，吴先生于当天傍晚又通过《新闻晨报》发表更正声明，表示“他从未发表过‘中国国家形象可能不再是龙’的观点，相反，他认为中国必须要坚持以‘龙’作为国家的标志，因为龙象征着中华民族勇敢、顽强和一往无前的精神。”（12月5日《新闻晨报》）于是，围绕着究竟是媒体误报、还是读者误读，又成了一个争议的焦点。

 

中外学者关于中国龙的探讨和争论，曾经是20世纪百年来学界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先后发表的学术专著和文章，少说也在两百部（篇）以上。据研究者梳理概括，问题主要集中在龙的起源和本质特征上。而当前这场风波所涉及的，则是要适应课题主持者的“构建（塑）中国国家形象品牌”的需要，企图以“在空间上分块，在时间上分段”的办法，消解中国龙的形象或以其他理念取代龙作为中国象征的地位，显然属于或涉及政治层面的问题，远远超出学术探讨的范围了。吴先生的观点之所以引起万众惊诧，不完全是由于他的对包括龙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深刻的理解而导致的观点的粗疏与偏狭（这是可以通过学术研究和争鸣得到解决的），而是因为由于他的知识的缺陷和以牺牲中国文化的精髓去适应外国人（主要是西方）的偏见，惹怒了以龙为骄傲和自豪的“龙的传人”。

 

文化是原始先民和历代民众在其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集体创造，并经历代不断积累、不断增益、不断吸收、又不断扬弃而得以进化、进步的。文化的发生、发展和进步，移动、倒退和消亡，都是按自己的规律进行的。包括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是历史形成的，不是哪一个人或哪一个集团想改变就能改变得了的。知识分子或学者的责任和权能，在于尽可能符合实际地探讨和阐发她，而不是徒劳地、异想天开地想改变她。笔者以为，在目前这场旷世的论争中，积极回应者，至今还限于众多出于民族感情和爱国义愤的人士，他们既从国家民族的情感上、当然也从学理上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而修养有素的学者所以还基本没有参与进来，就是因为在他们眼里，发难者的观点是不值得重视的，所提的问题是不屑于置评的。

 

很多学者们已经正确地指出过，龙的观念的出现时代较早，而龙的形象的出现则相对较晚。即无论观念还是形象，都是在不断演化、发展的，而不是一出现就凝固不变的。

 

以龙的观念而论，曾经有多种见解，有图腾说，灵物说，水神说，不一而足。近代以来，图腾说逐渐占了优势。即：以龙（原型可能是蛇）为图腾的西部族群或联盟，融合了以凤为图腾的东部族群或联盟，而成为统一的华夏族，而龙（蛇）也就成为融合后的华夏族的图腾。在其发展过程中，龙的身上组合了多种（有学者认为8种）动物的特性，而成为一个虚构的动物。根据图腾理论，一个族群把某种动物或植物视为自己的同胞祖先，其成员与它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是它的子孙，不能加害或杀戮它。龙既然是我们的先祖华夏族群的图腾，也就是说，龙是我们的先祖华夏族的祖先，在华夏族基础上形成的中华民族，也理所当然的是龙的子孙或龙的传人。这一观念，近代以来，已被全世界的华人所认同。

 

再就龙的形象看，即使出现时间相对较迟的龙的形象或造型，其中最早者，也不晚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如1987年在河南省濮阳西水坡仰绍文化早期遗址发掘出土的龙虎堆砌蚌画，时在距今6000年前；1971年在内蒙古三星他拉遗址发掘出土的大型碧玉勾龙，龙体卷曲呈“C”形，也距今5000—4000年左右。至于有史以来，春秋战国时期的曾侯乙墓漆画上的龙，西周以降的大量青铜器和汉代的画像石等的龙纹和龙造型，那就数不胜数了。而今人所见的龙，在外形上与古龙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成为具有多种动物特征的虚构的“四不像”。学界有“三停九似”之说：三停，即“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相停也。”九似，即“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鬼，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古今图书集成》引《尔雅翼》）而争论的发难者，显然忽视了龙的观念和形象的漫长的演化过程，他所看到的，只不过是、或强调了封建社会晚期的帝王们制造的或上层文化塑造的那些显示着“霸气”的龙的观念和形象。

 

尽管海内外的华人无不声称自己是“龙的传人”，也许是近代以来才形成的共识，但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为华人和世界所认同已是历史的定论，今天也是不可更易的。至于风波的发难者拿英文中的dragon的含义中的“凶猛残忍，咄咄逼人，充满霸气和攻击性、挑战性”来加诸于中国龙身上，从而要求罢黜历史上形成的龙作为中国象征的地位，真是匪夷所思。要指出的是，这个问题，其实并非本次争论的发难者吴教授的发明，现任教于哈佛大学的阎云翔教授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指出：“笔者一向坚持认为中国龙既不是西方的毒龙(dragon)，也不是印度的那伽(naga)，三种神异动物不可混为一谈，也不宜采用一个名称互译（如汉译佛经将naga译作龙，不少英文著作将龙译作dragon）。”（《试论龙的研究》，香港《九洲学刊》1988年第2卷第2期；又见马昌仪编《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这个意见早已为国内外神话学界所认同，为什么专事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工作的吴教授竟然视而不见呢？所谓西方国家（当权者们）的“惧中症”，那是他们中的极少数不了解中国的人造出来的幻影，即使他们对中国真有所恐惧，那么他们恐惧的，恐怕是我们国力的富足和强大，而非中国的象征形象——龙，我们能在西方的政治偏见面前，改变我们的形象去曲意迎逢吗？作为学者，我们也大可不必一相情愿地把外国的凶猛残忍、富有攻击性的dragon与中国龙相提并论，更不必将其移植到中国龙身上，以自造的幻影吓唬自己。否则，岂非庸人自忧之？

《学习时报》第369期（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