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满通古斯神话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经过由薄弱到繁荣的学术发展历程,无论是研究成果的内容与形式、数量与质量,还是理论方法的创新及研究人才的成长,都体现出与时俱进的良好态势,对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进程发挥出应有作用。

　　关键词：满通古斯神话; 神话研究; 民族传统文化;

　　作者简介： 王宪昭(1966-),男,山东聊城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神话研究。;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7ZDA16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8ZDA27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各民族文化研究得到全面发展,取得辉煌成就。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神话研究(以下称“满通古斯神话研究”)也经历了不断得到重视和持续发展的过程。满通古斯语族民族主要生活在中国东北部地区,在中国境内主要包括满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和锡伯族。这些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和积淀了丰富的神话。回顾满通古斯神话研究70年来的发展历程,对全面了解中国各民族神话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梳理总结中国各民族神话研究的成果与经验,树立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将是非常有益的事情。

　　一、满通古斯神话研究成果的整体性回顾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神话是人类早期文明的产物,也是人类集体文化的结晶。它不仅历史渊源悠久,还兼具文学、历史、哲学、民俗、律法等多种学科的文化功能,是民族的文化之根和文化创新之源,也是人类不可多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满通古斯神话研究在总体上与中华民族文化建设是同步的。满通古斯神话研究的开展显示出党和国家对民族文化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全面重视。尽管神话形成的历史久远,但其往往以文献、口头、文物、民俗乃至新媒体等多种形态在民间广泛流传,在当今时代的文化建设特别是培育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文化精神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满通古斯神话研究是系统的学术研究,与70年前的研究情况相比,出现了不可同日而语的巨大变化。整个研究体现出国家对少数民族尤其是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视。在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中,除满族人口相对较多外,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等都属于人口较少的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定居较晚,生产方式简单,加上语言环境的变化,导致其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研究处于相对薄弱的状态。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学术界对这些民族的神话研究处于极度边缘的状态,社会各界对其关注程度不足,造成历史文献匮乏、研究资料有限的困境。在20世纪上半叶,对满通古斯神话的关注只是零零散散出现在中外学者极其有限的著述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满通古斯神话研究在数量与质量方面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1950年起,中央及地方民族事务机关组织科研队伍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民族识别工作。1950年到1954年的第一阶段,确认满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锡伯族,1954年到1978年的第二阶段确认赫哲族。至此,满通古斯语族各民族都有了明确的身份,为其各种类型的传统神话研究奠定了基础。出于表述的需要,本文以时间为维度,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满通古斯神话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1949—1979年),是满通古斯神话采集与研究的准备阶段;第二阶段(1980—1999年),是满通古斯神话研究全面展开的阶段;第三阶段(2000—2019年),是满通古斯神话研究日趋成熟的阶段。

　　第一阶段形成的研究成果并不太多,但这一阶段满通古斯神话的资料积累受到重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延安时期解放区的民间文艺理念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而且由于政府的力量,它以国家话语的形式推广,民间文学编选搜集开始在全国各地域、各民族范围内展开,当然只是到了80年代三套集成才全面完成。新时期民间文学的搜集以及理论成就与1949—1966年间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息息相关。”[1] 从目前的材料看,关于满通古斯神话的收集、抢救和整理工作在这一阶段进展比较缓慢,但这些民族包括神话在内的传统文化现象已经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如,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等编写的《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史料摘抄》(1962年)1,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辽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写的《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1963年)等,都为此后的民族神话研究做好准备,打下学术基础。“20世纪50年代的形态为基准,少数民族神话具有这样一些特点:首先,不少民族的神话处于活的形态,它们不仅仅是以口头的形式流传,而且还与民族的各种社会组织、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以及各种祭仪、巫术、禁忌等结合在一起,成为这一切存在和进行的权威性叙述;其次,不少民族的神话经过祭司和歌手的整理,已经系统化、经籍化、史诗化,有较强的叙事性;第三,由于地域等的差异,同一民族的同类神话有不同的流传形态,它们可能映现了这类神话发生发展的脉络,等等。这些都为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领域。”[2]满通古斯神话研究在此阶段的情形与之颇为相似。

　　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时逢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这两个阶段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作品采集与梳理、学术著作民族文学史神话专题、学术会议、学术平台等既各有特色又相互联系的板块。

　　以神话作品的采集或梳理为例,该时期出现了乌丙安《满族民间故事选》(1983年)、傅英仁《满族神话故事》(1985年)、爱新觉罗·乌拉希春《满族古神话》(1987年)、宋和平《满族萨满神歌译注》(1993年)、满都乎《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神话故事》(1997年)、富育光《苏木妈妈创世神话与传说》(2009年)、富育光等《天宫大战:满族萨满创世神话“窝车库乌勒本”》(2009年)、傅英仁《宁古塔满族萨满神话》(2014年)、马亚川《女真神话故事》(2016年)等一大批系统整理的神话资料或文献,为满通古斯神话的深入研究提供前提和基础。

　　关于满通古斯神话研究的专著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乌丙安《神秘的萨满世界》(1989年)、富育光《萨满教与神话》(1990年)、黄任远《通古斯满语神话研究》(2000年)、汪立珍《鄂温克族神话研究》(2006年)、郭淑云《中国北方民族萨满出神现象研究》(2007年)、那木吉拉《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神话比较研究》(2010年)、赵志忠《满族萨满神歌研究》(2010年)、张丽红《满族说部的萨满女神神话研究》(2016年)等,都是系统阐述满通古斯神话的研究成果。此外,此阶段出版的满通古斯“民族文学史”中也涉及不少神话研究成果,如,赵志辉《满族文学史》(1989年)、季永海《满族民间文学概论》(1991年)、徐昌翰等《赫哲族文学》(1991年)、徐昌翰等《鄂伦春族文学》(1993年)等。

　　以中国知网收录的学术论文为例(见表1),可以清晰体现出70年来各阶段研究成果的分布情况。表中所示结果的起止时间是1949年至2019年10月,检索词语为满通古斯民族的名称与“神话”。

表1 “中国知网”满通古斯神话研究成果三个阶段分类型检索统计表

　　通过上表统计可知,除第一阶段由于知网数据库采集范围所限(只收录1979年的文章)导致一些数据缺失外,三个阶段的研究成果数量从不同角度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以“篇名”为检索词时,研究论文总篇数为134篇,其中第二阶段有30篇,占总数的22.4%,第三阶段则有104篇,占总数的77.6%,是第二阶段的3.5倍。这种现象在其他两类检索结果中大致相似,不仅说明满通古斯神话研究获得可喜成果,还反映出研究队伍在不断壮大。

　　目前,涉及满通古斯神话的硕博论文有近百篇,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出现在进入21世纪之后,在满通古斯神话的民族分布上不断趋于合理,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方法更加灵活多样,显示出满通古斯神话研究蓬勃发展的局面人才储备的良好趋势。

　　表2 21世纪满通古斯研究的硕博士论文示例²

　　值得一提的是,70年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一些很好的研究推介平台,如《满语研究》《满族研究》等,自创刊以来有计划地推出大量满通古斯神话研究成果,成为观察和了解该类神话的重要载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在国家关注与扶持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和中华民族文化振兴的总体进程中,满通古斯神话研究呈现出从少到多的清晰发展轨迹,不仅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形成了点面结合、多元互补的特点,而且在人才培养和长远发展方面也呈现出可喜的新局面。

　　二、满通古斯神话研究的内容与形式呈现出与时俱进态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来满通古斯神话研究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满通古斯神话的界定、产生、性质、特征、价值、传承、发展等与内容、形式相关的诸多方面。本文试以已采集到的有关学术论文成果为例,对此类问题做出描述。

　　1.满通古斯神话产生与发展研究

　　就以往中国神话学学术史而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很多学者认为,神话是人类早期思维不完善、艺术不成熟背景下的产物,甚至因其叙事方面的荒诞不经而将其看作经不起推敲的痴人梦语。因此,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没有神话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神话,人口极少、没有文字的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亦没有神话。这种看法既不符合民族文化的客观事实,也与全面认知中华民族古老传统文化的丰富性背道而驰。对此,许多研究者以积极发掘民族传统文化为己任,把满通古斯神话研究放在“天降大任于斯人”的重要位置。黄任远论文《动植物神话与图腾崇拜——对赫哲族神话的思考之一》(《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2),通过对赫哲族早期动、植物神话的分析,认为这些神话反映该民族先人对万物和人类起源的探索,是按照先人对世界的理解和万物有灵、图腾崇拜观念创造出的最原始的文化。黄任远另一篇论文《自然神话与自然崇拜 ——对赫哲族神话的思考之二》(《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4)通过对赫哲族的日月星宿神话、山川树木神话、风雨雷火神话的分析,提出神话是原始人想象的产物,是自然崇拜的结果,反映了民族文化特色和赫哲族先人真实原始思维的观点。此外,论文《起源神话与神灵崇拜——对赫哲族神话的思考之三》(《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1)进一步提出,赫哲族的创世神话、自然现象起源神话、人类起源神话、族源神话等,产生在人类的童年时期,反映了原始人的心理素质和文化素质。部分研究者还从具体时间的角度对满通古斯神话的产生作出探索,如,杨春风等《满族神话、史诗形成时期初探》(《社会科学战线》2015.6)一文认为,满族说部中《天宫大战》等神话、史诗并非诞生于同一时期,也并非个人创作,而是历代满族先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天宫大战》的前半部分神话形成时期,很可能是距今二三十万年到一万年前的两次冰川期之间,而后半部分神话形成则是距今一万年到六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因为神话中有了鹰神崇拜的内容。这类研究成果对于进一步深入满通古斯神话研究具有启发或借鉴作用。

　　2.满通古斯神话的性质与特征研究

　　此类研究主要针对满通古斯神话的文化定位问题,几乎涵盖了该类神话的思维特征、文学性、真实性、民族性、艺术性、审美特征等诸多方面。

　　关于神话的思维特征。神话作为人类史前文明时期的产物,如何认知其创作特征一直是神话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黄任远《关于通古斯满语族神话特色的思考》(《民族文学研究》1997.3)一文,在系统分析满通语族神话动植物神话、自然神话、起源神话、萨满神话、英雄神话等五大类型的基础上,认为这些神话都是其先民按照独特的原始思维逻辑来观察和思考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结果,其浓郁的北方文化特色与地理环境、渔猎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张雪飞论文《试论满族神话的原始思维及其特征》(《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8.9)认为,满族神话中的满族先民之原始思维方式表面上看似凌乱、幼稚,其实有理可循,透过神话的具体叙事可以进一步探寻满族先民的生存环境以及生活方式。

　　关于神话的文学性。从性质看,神话兼具有文学、历史学、哲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等诸多学科的特征,具有人类早期文化百科全书的特点,但学者认知神话是从其文学性开始的。因此,满通古斯神话的文学性问题同样得到学者的关注。如,谷颖《满族神话的文学性解析》(《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6.11)一文中提出,满族神话是满族文学的源头,从情节结构、表现手法、人物塑造、语言特征等方面看,满族神话既有其他神话普遍具有的文学特征,也具有满族文学作品独特的文学性。满族神话的口传模式决定其并非完全封闭、数量有限的神话系统,而是一个活态的体系,无论是神话叙事中大量的谚语、俚语等,还是其他民间叙事手段都具有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学色彩。

　　关于神话的真实性。神话叙事真实性决定人们对待神话的态度,这也是神话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部分研究者认为,神话是人类早期的文化创造,是人们通过幻想或想象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事实上,如果过分强调其中的“幻想”或“不自觉”因素,就会忽略神话本身的真实性和叙事的合理性。对此,王旭《尊重神话的真实性研究——以满族神话为例》(《艺术研究》2017.4)一文中提到,“神话”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在中国有时被称为“传说”。在无神论者看来,既是传说,其内容就为虚构的,是想象中的产物。其以满族神话为例,考察了神话的历史发展及其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作用,认为神话带有经验总结性质的启示性功能。

　　关于神话的“民族性”。任何神话都是特定民族特定时期的产物,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印记,具有民族形成与发展中的某些特色,与“族体”“国家”“民族观”等概念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明显区别。在神话研究中,只有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正确认识神话的民族性特征及其体现,才能有效发挥古老神话在当今中华民族文化建设中的应有作用。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做出细致探讨,如,罗绮《满族神话的民族特点》(《满族研究》1993.1)一文提出,满族先民不同地区、不同部落、不同氏族的神话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同时又表现出一些共性特征。这些特征既体现在神话叙事的内容上,也具体表现在神话的形式以及所展现的民族地区风情上。王莹、杨萍论文《浅谈满族神话的民族特点》(《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4.2)则认为,满族神话是满族先人在远古所创造的反映自然界、社会形态,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口头文学。满族神话以女性为核心形成的庞大的女神谱系是其最为明显的民族特点,各种“格格神”“妈妈神”有三百多位,这在世界各民族神话中相当罕见。此外,灵禽的崇拜、火的崇拜等常见的神话叙事,则与特殊的地域环境及民族文化传统有关。

　　3.满通古斯神话的价值与文化意义研究

　　神话作为民族的传统文化之根,在千百年来流传不衰,重要原因就在于其自身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研究神话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要努力发掘其内在的优秀民族精神和古为今用的时代价值。汪立珍《满族神话中女神形象所呈现的美学价值》(《满族研究》2005.3)一文,选择了满族女神神话具有代表性的《他拉伊罕妈妈》《多龙格格》《抓罗妈妈》三篇神话为研究对象,运用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理论,认为三位满族神话中的女神在形象塑造、精神品格等方面具有人格塑造的美学价值,又有引导世人积极向上的社会文化功能。王平《赫哲族神话女性形象的审美意蕴》(《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4)一文认为,赫哲族神话中的女性形象集合了民众的审美价值取向,是独具地域特色的外在美与拥有非凡萨满法力的神性美的融合,也孕育生命、敢于牺牲自我、极富英雄主义的崇高美及恪守伦理道德、对爱情忠贞不渝的文化精神。此外,部分成果关注到神话在传播过程中对建构社会文化的参与,如,高云球、代娜新《满族神话中的族群认知与精神建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5.3)一文认为,满族神话以其文化特质伴随并参与了民族的历史发展与族群建构,通过发生学与叙事学视阈的追根溯源,可以寻找出满族神话的叙事内涵与历史踪迹,发现神话在影响族群成员内在精神塑造、建构社会组织意识形态方面的文化功能。娜日苏《鄂温克族神话的当代教育价值初探》(《前沿》2017.5)一文,则重点探讨了鄂温克族神话在当代家庭、牧区、村落的人文教育中具有的丰富内涵及重要教育价值。

　　4.满通古斯神话系列专题性研究

　　专题研究是神话研究中的常见方法,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或神话的现象做深入细致的分析,从而得出规律性的结论。以满通古斯神话中的“崇拜”研究为例,汪立珍《论我国通古斯诸民族神话传说中的动物崇拜》(《满语研究》2001.1)一文认为,动物崇拜是中国通古斯民族神话传说中一个突出内容,它不但表现出人与动物关系的认知态度,而且通过人与动物姻缘、人对动物的祭祀礼仪等关系,也反映出一定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和文化审美倾向。张雪飞、岳广腾论文《满族神话中的灵禽崇拜》(《时代文学·上》2010.3)认为,满族神话中有很多鸟类之所以被视为灵禽神鸟,甚至加以祭祀供奉,是因为它们或有创世之功,或被视为氏族部落的祖先,或有恩于人类被视为人类的保护之神。这种意识既源于满族原始的生活需要,也是满族先民原始心理的反映。谷颖《满族石氏动植物崇拜的生态意识探析》(《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2015.9)一文提出,满族石姓族人对与其共生共存的动植物产生的崇拜与敬畏,将动植物上升到守护族人的大神地位。这种观念可以驱使人们在与动植物长期接触中,始终保持亲密和谐的关系,有益于维护生态平衡。车海锋论文《中国东北肃慎族系民族神猪崇拜研究》(《满族研究》2017.4)认为,肃慎族系民族视猪为保护神,形成对神猪的图腾崇奉并伴有一系列图腾禁忌,后来通古斯囊括了在语言、体态特征上与肃慎族系民族相近的鄂温克、鄂伦春、赫哲、锡伯等其他民族,表明养猪业最发达的肃慎族系民族勿吉和靺鞨与“通古斯”的关系。这些相同或相似神话现象的研究有利于聚力推进满通古斯神话的深入研究。

　　对满通古斯神话特定类型深入分析也是常见的专题研究。如,满通古斯人类起源神话专题,白水夫论文《鄂伦春族人类起源神话探奇——浅谈神话产生的三个基本因素》(《黑龙江民族丛刊》1986.3)认为,鄂伦春族的人类起源神话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稀世珍品,与其他各兄弟民族的神话相同,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轨道上虽有民族特点,但属于同辙而行。谷颖《满族人类起源神话研究》(《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2.11)一文认为,满族的人类起源神话种类繁多,蕴含丰富,从不同侧面阐释了满族先民对人类产生的思考与认识,也体现出萨满文化对人类起源阐释的深刻影响。王宪昭《满族人类起源神话母题探析》(《满语研究》2017.1)一文,则从满族神话呈现的造人、生人、化生人、变形为人、婚配生人、感生人及人类再生等人类起源母题中,揭示了不同民族人类起源神话母题的共性、个性和互文性。

　　在满通古斯神话研究成果中,可以发现大量有关图腾神话研究、文化英雄神话研究、萨满神话研究、婚姻神话研究、神话跨学科关系研究等其他专题,对满通古斯语族各民族中以特定民族神话为对象的专题研究也十分多见,成果颇丰,在此不再赘述。

　　三、满通古斯神话研究的方法创新、理论创新取得明显突破

　　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来满通古斯神话研究不断繁荣的重要原因,也是今后神话研究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在此对该领域研究方法和理论建树做简单回顾,以期为中国神话学学科建设提供经验或参考。

　　1.比较研究方法在满通古斯神话研究中的普遍应用

　　比较研究是少数民族神话研究领域最为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主要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神话之间相互作用及其过程做出探讨,既可以是神话与其他文类或意识形态的关系研究,也可以是它们之间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关系研究或跨学科边际的比较研究。从目前问世的满通古斯神话研究成果看,涉及了多种比较方法,其中不仅有单一少数民族神话类型间的比较研究、不同语系民族神话间的比较研究、不同类型神话之间的比较研究、不同满通古斯民族神话之间的比较研究,还有满通古斯民族神话与汉族神话的比较研究及满通古斯民族神话与国外神话的比较研究等。这些研究为学者全方位审视满通古斯神话的内容、形式、性质、特征等提供了依据和便利。就具体比较研究而言,可谓因文而异、各有优长。有些论著采用中外神话比较研究,如,汪立珍《日本阿伊努人的说唱叙事文学——尤卡拉浅析——兼论与鄂伦春族“摩苏昆”之内在联系》(《满语研究》2000.2)、那木吉拉《东北亚月亮阴影神话比较研究——以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与阿伊努族事例为中心》(《长江大学学报》2006.6)等;有些论著采用满通古斯神话与其他民族神话相比较的方法,如,禹宏《从传承方式表现内容看满族神话的民族特色——与华夏神话比较》(《民族文学研究》1990.2),杨治经《满通古斯语族与汉族部落征战神话比较》(《满语研究》1999.1),车海锋《满通古斯诸民族与朝鲜民族民间叙事文学中神鹿的象征意蕴》(《延边大学学报》2007.5),包哈斯《天神大战——蒙古族和满族天神神话比较研究》(《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8.1),金艺铃《朝鲜与满族神话之比较——以朱蒙神话与布库里雍顺神话为中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4),景志强《蒙古族和满族天女型族源神话比较——以蒙古族〈天女之惠〉和满族〈长白仙女〉为例》(《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3.11)等;有些论著属于满通古斯语族各民族的比较,如,邱冬梅《〈尼山萨满〉满文本与鄂温克口承本〈尼山萨满〉的比较研究》(《满族研究》2015.3)等;有些论著研究成果属于同一个民族不同神话之间的比较,如,谷颖《满族说部〈恩切布库〉与〈乌布西奔妈妈〉比较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6),郭崇林《宁安、阿城满族神话、传说的文化背景比较》(《黑龙江民族丛刊》1990.2)等;有些论著采用不同文类之间的比较研究,如,邵丽坤《满族说部与赫哲族伊玛堪之比较研究》(《满语研究》2014.1)等。通过不同对象、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比较研究最终为发现满通古斯神话的特质和多元文化互渗互动打开了方便之门。

　　2.类型、母题、原型等研究方法在满通古斯神话研究中的积极尝试

　　类型、母题、原型等方法既常用于叙事结构方面的分析,也适用于文化意义方面的解读。许多学者积极尝试这些方法在满通古斯神话研究中的应用。在类型研究方面,黄任远《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鸟神话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1997.3)一文,将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鸟神话划分为创世神话、始祖神话、鸟人结合神话和恩主神话四种类型;汪立珍《鄂温克族创世神话类型探析》(《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7.2)一文,将鄂温克族创世神话划分为天神创世、萨满创世、天神和萨满一起创世等类型;汪立珍《人口较少民族人类起源神话的类型与内涵探析——以鄂温克族神话为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2)一文,将鄂温克族人类起源神话的类型划分为天神抟土造人、萨满创造人类、人与动物繁衍人类、大洪水后人类再生等多种类型。

　　母题研究方法主要是把神话母题作为神话叙事中可解构的表意单位和分析元素,把母题作为可以测量神话的尺度,对神话作品进行定量或定性分析,据此发现所要寻找的结论。刘雪玉《满族民间故事神奇婚恋母题探析》(《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5.5)一文,解读了满族神话故事中的人神婚恋、人鬼婚恋、人妖婚恋及人与动植物的婚恋等母题;王宪昭《论满通古斯语民族族源神话中的婚姻母题》(《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6.5)一文,通过满通古斯神话中神与神婚生民族、神与人婚生民族、神与动物婚生民族、人与动物婚生民族、人与人婚生民族等多种母题类型的解读,探讨了不同婚姻母题在强化民族自识、保存民族记忆、构建和谐民族关系中的桥梁纽带作用。

　　原型研究方法又称“神话—原型”理论,其核心是以宏观的、整体的学术视野和思维方式在神话中寻找创作的依据。杨朴《“女爱男”神话原型的变体——满族民间故事的结构论研究》(《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5.4)一文认为,满族民间故事凡涉及到爱情主题的作品大都表现出“女爱男”的原型,是以不同类型讲述着同一个原型故事,其基本叙述结构都来源于神话原型和原始性爱巫术仪式。王莉《鄂温克民族文学的神话原型探究》(2012年)一文提出,鄂温克文学是以鄂温克族特殊的社会环境为背景展开的,一般会找到原始社会宗教信仰及生产生活中的神话原型。

　　3.探讨满通古斯神话的传承、发展与实践应用方面的多种方法与理论创新

　　神话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其在当今文化建设中的应用与实践。这一问题在满通古斯神话研究中得到广泛关注,并利用结构学、传播学、学科关系、产业经济学等方法对满通古斯神话的传承、发展与实践应用性做出相应探索与对策研究。如,李枫《萨满神话对现当代东北小说情节模式的影响》(《满语研究》2011.2)一文,应用结构学原理对比分析萨满神话对当代东北小说情节模的重要影响。李扬《论满族神话的萨满传承》(《青岛海洋大学学报》1999.1)一文,以传播学原理为依据,提出萨满传承的满族神话并不是一个封闭不变的系统,而是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的碰撞交流中,不断动态地吸收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神话的有机因子。林瑶《满族神话题材舞剧的传承与创新》(《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5.6)和周荣贵《创新求异,雅俗共赏——满族神话舞剧〈白鹿额娘〉创作浅谈》(《舞蹈》1999.3)等论文,都以跨学科关系为切入点,探讨了满族神话题材舞剧的编创主题、舞蹈语言、艺术风格等的传承与创新问题。杨金戈《论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神话产业发展途径》(《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3)一文,从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视角,探讨了发挥传统神话资源在现代文化创意产业中的潜在效益,构建民族特色文化产业的现实问题。

　　与上述方法相关,文化人类学、符号学、象征学、形态学等方法也在满通古斯神话研究中得到运用。如,娄佰彤论文《民族心灵的风景——满族神话中女性形象的文化人类学考察》 (《长春大学学报》2019.1)运用了文化人类学方法;谷颖《满族神话的符号载体——神偶研究》(《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4.3)一文运用了符号学方法;车海锋《朝鲜民族与满通古斯诸民族民间叙事文学中的神树象征意蕴》(《东疆学刊》2017.1)一文运用了象征学方法;王海霞、金顺爱《满族萨满神歌艺术形态解析》(《黑龙江民族丛刊》2018.4)一文则运用了形态学方法。这些新方法的积极尝试,成为满通古斯神话研究理论创新和成果创新的催化剂。

　　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满通古斯神话研究无论在内容上、形式上还是研究方法、人才成长方面,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不仅成果数量增加,质量不断提高,而且蕴含着厚积薄发的巨大发展潜力。本文因篇幅所限,对这70年来取得的成绩也只能蜻蜓点水,点到为止,甚至说可能是挂一漏万,但值得欣慰和期待的是,满通古斯神话研究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与文化繁荣的伟大进程中一定会发挥出应有作用。

本文原载《满语研究》2019年第2期，注释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