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话学是晚清末年现代思潮即民族主义、平民意识以及西学东渐的产物。没有民族主义和平民意识这些思潮的崛起，就不会有西学东渐的出现，即使西学在部分知识分子中发酵，也难以引发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与思想革命。中国神话学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滥觞的。

　　增长人之兴味，鼓动人之志气

　　在中国的原始时代，先民原本有着丰富的神话，包括西方神话学家们所指称的自然神话、人类起源神话等，并以口头及其他方式和载体传播。尽管这是一种假说，但这个假说已由近代以来的考古发掘和现存原始民族的文化调查得到了印证。但由于没有文字可为记载和流传的媒介，而物化了的考古文物又无法复原原来丰富的表现形态和思想，春秋时代及其后来的一些文学家、哲学家等根据当代或前代口头流传和记忆中的形态，保存下来了其中的一部分，即使这些并非完整的神话。

　　芬兰民间文艺学家劳里·航柯于20世纪70年代在《神话界定问题》一文中，在界定神话的四条标准——形式、内容、功能、语境时说，除了语言的表达形式外，神话还“通过其他类型的媒介而不是用叙述来传递”，如祈祷文或祭祀仪式等形式。他的这个观点，即神话是有多种载体的，在我们审视华夏神话时，是可以接受的。在这方面，中国神话学史上的一些学者，如顾颉刚、钟敬文等，都曾有所涉及，或做过一些研究，不过中国学者没有上升为系统的理论而已。

　　历代文献典籍里保留下来的中国神话，所以在晚清末年、民国初年被从新的视角重新认识、重新估量，完全是因为一部分从旧营垒里冲杀出来的先进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和平民意识使然。蒋观云说：“一国之神话与一国之历史，皆于人心上有莫大之影响。”“神话、历史者，能造成一国之人才。”如此，“增长人之兴味、鼓动人之志气”的神话价值观的出现和形成，把一向视神话为荒古之民的“怪力乱神”的旧案给推翻了，显示了中国神话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以“现代性”学术品格与传统决裂为本色。

　　始终存在着两股并行的学术思潮

　　反观百年中国神话学发展史，始终存在着两股并行的学术思潮：一股思潮是西方传来的人类学派神话学的理论和方法，一股思潮是以搜神述异传统为主导的中国传统神话理论和方法。在中国神话学的建设过程中，二者互为依存、互相交融、互相会通。

　　近年来有学者指出，中国神话学的研究要走出西方神话的阴影。这个论断不无道理，西方神话学理论和方法的确给中国神话学的建立和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但还要看到，中华文化毕竟有自己坚固的系统，西方神话学并没有全部占领中国神话学的疆土。在移植或借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上，除了少数修养不足而生吞活剥者外，多数人只是将外国的理论与方法作为参照，以适用于并从而推动了中国神话的研究和中国神话学的建构，并逐渐本土化为自己的血肉。相反，中国神话学者在神话学研究上所作出的有价值的探索、经验和贡献，却长期以来为西方神话学界视而不见。

　　百年中各个阶段取得的成果

　　如果说，蒋观云于1903年在日本横滨发表神话学专文《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夏曾佑于1905年在《中国历史教科书》里开辟《传疑世代》专章讲授中国古神话，在第一代学人手里宣告了中国神话学的诞生，那么20世纪二三十年代，周作人、茅盾、钟敬文等学人于中国神话学的初创期把西方神话学介绍到国内，继而以顾颉刚、童书业等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就古史与神话的纠缠与剥离进行的大论战，卫聚贤、白寿彝等的帝系神话研究，曾经在中国学坛上掀起了第一次神话研究的高潮，而在这个研究高潮中，中国神话学一下子提升到了一个众所瞩目的人文学科。

　　到了40年代，特别是在抗日的大后方——大西南，学人们走出书斋来到了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的地区，一时间，涌现出了闻一多等一大批倾心于神话研究的学人，神话学界群星灿烂。他们一方面承继了前贤们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对南方诸少数民族的活态神话进行实地调查、搜集和研究，拓展了神话的疆域和神话的构成，催生了中国神话和中国神话学的多元构成以及多学科研究格局的形成。中国神话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50年代至60年代，由于社会政治等原因，中国神话学的研究一度萎缩到了几近单一的社会政治研究。经历过10年“文革”之后，从1978年起，中国神话学研究重新起跑，到上世纪末的20年间，逐步把间断了10多年的中国神话学学术传统衔接起来，并提升为百年来最活跃、最有成绩的一个时期。在此期间，陆续成长起来了一大批中青年的神话学者，他们借鉴和吸收各种外来的当代学说和理念，对中国神话和神话学进行了多学科全方位的探讨研究。他们对不同地区、不同语系的少数民族神话的发现、采集、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古神话系统构成中的某些缺失，而且推动了中国神话学从文本研究到田野研究的过渡或兼容。当然也要看到，中国神话研究中的一些难题和悬案，如神话的历史化问题，还远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结论甚至较大的进展。

　　在百年中国神话学的历史发展中，居住在台湾、香港的神话学者们的学术贡献，是不能忽略的。近50年来台湾和香港的神话学研究表现出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学理的连贯性的延续，他们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填补了大陆学者“文革”10年被迫停止工作的那段空白;二是他们以开放的心态和理念面对世界，更多地吸收了国际神话学的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他们在典籍神话和原住民神话的研究方面，以现代的学术理念、扎实的考据、微观的阐发，对中国神话学的建构和提升贡献良多。

　　对于中国神话学来说，20世纪是其学科建设从草创到初步建成的重要时期。在这百年中，我们基本上摆脱了跟在外国人后面蹒跚学步的阶段，初步建成了自己的神话学学科体系，并在一些包括古神话“复原”、创世神话阐释等重要神话学问题上，取得了值得骄傲的成就。我相信，21世纪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中国的神话和神话学必将取得更加骄人的成绩和更大的影响。

　　(本文为新近出版的《中国神话学百年文论选》的序，有删节。)

　　作者：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刘锡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