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文献中没有“神话”这个名词。古人常用“怪”、“神”、谐“、异”这样一些词汇，其意思与我们现在所说的“神话”一词大致相同，或更为宽泛些。学界一般认为“神话”一词，是从日本或欧洲移植而来的，而第一个作为概念使用“神话”这个词汇的是蒋观云写于1903年的《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马昌仪在《中国神话学发展的一个轮廓》一文里写道：“西方神话学传入我国，主要通过两条途径：间接的通过日本；直接的来自欧洲。‘神话’和‘比较神话学’这两个词，最早于1903年出现在几部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文明史著作（如高山林次郎的《西洋文明史》，上海文明书局版；白河次郎、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竞化书局版；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作新社版）中。同年，留日学生蒋观云在《新民丛报》（梁启超于1902年在日本创办的杂志）上，发表了《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一文。此后，一批留日学生，如王国维、梁启超、夏曾佑、周作人、周树人、章太炎等，相继把‘神话’的概念作为启迪民智的新工具，引入文学、历史领域，用以探讨民族之起源、文学之开端、历史之原貌。”（《中国神话学发展的一个轮廓》，《民间文学论坛》1992年第6期）这一说法得到了神话学界的普遍认同，袁珂先生的《中国神话史》和青年学者陈建宪的《精神还乡的引魂之幡——20世纪中国神话学回眸》都持这种观点。

       就笔者所见，最早使用“神话”这个词汇的中国学者，其实并非蒋观云，而是梁启超。梁启超亡命日本之后，于1902年1月在东京创办《新民丛报》，继续进行文化革命宣传，提倡民族主义。该刊从1902年2月8日起开始连续刊载他写的系列文章《新史学》，从而拉开了继1896年在《时务报》发表的《变法通议》系列文章之后的第二次文化革命行动。《新史学》系列文章中有一篇题为《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他在该文中第一次使用了“神话”这个新的名词。他写道：“当希腊人文发达之始，其政治学术宗教卓然笼罩一世之概者，厥惟亚西里亚（或译作亚述）、巴比仑、腓尼西亚诸国。沁密忒人（今译闪族人——引者），实世界宗教之源泉也，犹太教起于是，基督教起于是，回回教起于是。希腊古代之神话，其神名及其祭礼，无一不自亚西里亚、腓尼西亚而来。” （见《饮冰室文集》第34卷，又《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255页，岳麓书社1985年）在没有发现更早的材料之前，我们姑且认定他是第一个使用“神话”这个词汇的中国人。梁启超以要强大中国必应提倡民族主义为指归的“新史学”观，显然是在当时日本明治维新领袖们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在思想上对陈独秀等人领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起了奠基的作用，然而他的“新史学”观也因其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定位为“封建专制文化”而发生过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他关于神话和宗教的观点，显然也受到了当时在日本有很大影响的欧洲人类学派神话学的影响，以进化论的观点反观人类神话与宗教等文化现象的嬗变，但他也或多或少地宣扬了“欧洲文化中心”论的观点。梁启超的“新史学”观，显然包含着很不成熟的方面，后来，1921年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写的《太古及三代载记》，1926年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对早年的《新史学》的偏颇做了修正。

       此后，“神话”一词，便通行于当时出版的人文著作之中。在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上，1902—1903年是一个翻译外国著作极盛的时期，出版了许多影响很大的外国人文学术著作的译本，特别是日本人写的人文学术著作。

       梁启超之后，在1903年出版的人文学术著作的译本中，采用“神话”这一新词汇的，至少可以举出几种来：（1）白河次郎、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译者：竞化书局；印刷所：澄衷蒙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初六日印刷发行）。该书第二章题为《原始时代之神话及古代史之开展》。作者论道：“书契以前，地球万国，无不以神话为其太古韧基之历史者。如支那国于大陆。其民族太古之思想，多产一种大陆的神话者，故不足怪。虽其所有之神话历史，彼邦之历史家，称为系于后世之所作，然不可谓无研究之价值。何则？所谓神话历史者，确以代表其国民之思想焉故也。少亦足知一国民自对于其古代有如何之思想焉故也。”“支那与他邦之历史，同有神话之历史，又有太古史。其最古之年月及事实，概以神话之法记述之。虽极不明不备，然时代迭移，至近世史之初期，则稍正碻。及经研究家后先讨求，发见证佐，而渐仿佛知其太古史之为如何矣。”（2）高山林次郎撰《西洋文明史》（译者：支那翻译会社；印刷者：文明书局。光绪癸卯年[1903]五月付印、七月出版）。该书第一章《希腊美术之特色》一节中说：希腊雕刻及塑像“类凭据古代之神话及传说而模仿雕刻之。”在《希腊宗教与政体之关系》一节中写道：“宗教组织，多本神话。神话者，与印度波斯，同起原于人类自然之现像，胚胎于亚利安人种未分裂以前。于印度之韦陀神话，其语原虽同一，而彼此大异其面目。”（3）科培尔著《西学略述》（蔡元培据夏田次郎日译本转译，商务印书馆光绪二十九年[1903]9月出版）。该书第一次采用了“神话学”词语。（4）高山林次郎撰《世界文明史》（译者兼发行者：作新社。光绪二十九年[1903]七月二十五日印刷）。该书第一次引进了在西方已经流行的“比较神话学”这一专有名词。作者还运用欧洲进化论的理论阐述神话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甚至也有保留地借鉴了马克斯·缪勒的“语言疾病说”理论。

       中国学者在其著作中使用“神话”这一词汇并对神话进行论述，最具代表性的是蒋观云和夏曾佑。史称“近世诗界三杰”之一的蒋观云（智由），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一月十日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海上观云集初编》一书，虽然也有不小的篇幅论述了“荒古之民”及“鬼神怪异之术”等初民社会，但却未见“神话”二字出现于其中。此著出版后，同年冬日赴日本，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做编辑，转过年来，即1903年，在该刊第36号上以“谈丛”为专栏，发表了《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一文，采用了梁启超在他之前已经用过的“神话”这一新词。这篇文章被学术界称为我国现代神话学史上第一篇学术文章，从而为神话学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同时被称为“近世诗界三杰”之一的夏曾佑，又是青年史学家，于1902年出版了我国近世第一部史学专著《中国古代史》。关于该书的出版年代，学界众说纷纭。有说是1902年的（倪墨炎）；有说是1904年的（方鸣）；有说是1905年的（钟敬文）。作者辟出五节文字专论神话的起因和特点，并指出三皇五帝之说，不过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传疑时代”。他说：“综观伏羲女娲神农，三世之纪载，则有一理可明。大凡人类初生，由野番以成部落，养生之事，次第而备，而其造文字，必在生事略备之后。其初，族之古事，但凭口舌之传，其后乃绘以为画，再后则画变为字。字者，画之精者也。故一群之中，既有文字，其第一种书，必为纪载其族之古事，必言天地如何开辟，古人如何创制，往往年代杳邈神人杂糅，不可以理求也。然既为其族至古之书，则其族之性情、风俗、法律、政治，莫不出乎其间。而此等书，当为其俗之所尊信，胥文明野蛮之种族，莫不然也。中国自黄帝以上，包牺、女娲、神农、诸帝，其人之形貌，事业，年寿，皆在半人半神之间，皆神话也。故言中国信史者，必自炎黄之际始。”（《中国古代史》第11页，商务印书馆1935年）读了夏曾佑在上世纪之初的这段论述，不仅感觉到他的学术胆识，更为他的学术见解的卓著所折服。

       应该指出的是，在中国古文献里谈论或演绎神话的文人和文章汗牛充栋，但却极为零碎杂乱而了无系统，而且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史前神话要么被历史化了，要么被斥为荒诞无稽。因此可以说，直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的启蒙运动到来之前，欧洲人类学派的神话学形成和兴盛之际，我们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系统的、完整的中国神话学科。中国现代神话学是在启蒙运动中在欧洲人类学派及其神话学的影响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人文学科，并成为20世纪初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