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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建中]从文学文本到文学生活:现代民间文学学术转向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9-07-24  作者:万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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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的梳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入,撇开短暂的思潮、流派及细枝末节,从突显出来的主干可以看出,其间经历了三次“突围”。“突围”的主旨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还原民间文学研究和民间文学现象的本来面目;一是争取民间文学独立的学科地位。从跳出政治话语语境到文学性的强调,再到民俗文化学的布局,最后归属为“民间文学生活”,这是一个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不断深化的过程,显示出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演进的独特性和与众不同的学术追求。

  关键词:现代民间文学;“突围”;文学性;民俗文化学;民间文学生活

  这里的“民间文学”既指民间文学学科,也包括民间文学作品。在具体论述中,两者被一并纳入学术史加以审视,且被清晰地区分开来,并未混为一谈。作为研究对象的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学学科构成了唇齿相依的关系,属于学术命运共同体。

  经过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的梳理,明确了其中重要阶段的学术转向,最后落实到一个核心概念——“民间文学生活”。“民间文学生活”不仅是一个概念的提出,而且是谋求实现新时期民间文学认识论和民间文学研究实践的突破。从学术史来看,是在完成了多次“突围”的基础上实现的。首先是政治上的突围,抖落民间文学诸多外在的意识形态的重负,突显民间文学的文学本性。这一过程持续时间最长,也相对艰难。其次是对文学桎梏的突围,超越对民间文学单一性的认识,把民间文学置于语境之中,以开放式的文化(民俗)话语加以表述。结果始料未及,民间文学研究被民俗学所淹没,研究者纷纷倒戈民俗学,研究队伍急剧萎缩。第三次突围比较特殊,不是要把民间文学从民俗学的纠缠中拽出来,争取民间文学学科的独立地位,而是进一步还原民间文学的生存状态,从民俗的视域延伸到日常生活世界。

  一、现代民间文学起始期的政治态度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滥觞,应在晚清末年,比“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早。钟敬文早在《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刍议》中说:“其实,严格地讲,中国的科学的民俗学,应该从晚清算起。”[1]上世纪60 年代,钟先生连续写了数篇关于晚清民间文学研究方面的长文,诸如《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学》《晚清革命派作家对民间文学的运用》《晚清改良派学者的民间文学见解》等[2]。这些论文以纯正的学术性屹立于当时民间文学领域的学术之巅。钟先生关注晚清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民间文学的论述,打破了以“五四”运动为分界线的既定史学认识,还原民间文学学科的现代起点。当时,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构建的依据,一是前苏联的观点,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当作进入“现代”的标志;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故而中国现代文学史肇始于1917 年。起点的前移,从初始阶段就让民间文学学科从革命史的框架中摆脱了出来,因为中国现代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皆起始于“五四”运动。前移不仅仅是“时间”问题,而且说明钟先生把握了民间文学现代步伐的准确定位。尽管钟先生一再表明自己是“五四”的儿子,但对学术的执著使他自觉不自觉地步入到民间文学自身发展的轨道当中,超越了政治因素对民间文学学术发展的主导,给予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滥觞客观的表述。

  像绝大多数早期民间文学学者一样,钟敬文饱含民族主义情怀起步于民间文学研究的生涯,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但并没有把民间文学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而是潜心于民间文学本体论的阐释。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阶级斗争成为民间文学研究鲜明主题的情形下,钟先生仍然没有游离于对民间文学文学性的关怀。所以,拨乱反正伊始,钟先生就急切地召集全国一些知名的民间文学学者撰写《民间文学概论》教材,以求尽快挣脱政治斗争的束缚,让民间文学回到民间,回到本体。

  从事民间文学工作的学者相当一部分出身于“文学理论”或现代文学,他们自然以“五四”为分界线来梳理民间文学学术史。而钟先生是地道的民间文学出身,对民间文学史学的体悟依循的是学科发展本身的轨辙,足见钟先生的民间文学自主和自觉意识已然相当强烈。钟先生较早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熏陶,以民族复兴和民族解放为学术出发点,在研究中坚守学术的纯正和辩证逻辑,并没有沉溺于政治话语。正是受到钟先生学术指向的引导,民间文学研究不像作家文学批评那样为阶级斗争所左右,即便在20 世纪80 年代以前,也是如此。至少民间文学没有被划分成主流、逆流和支流,一些含有“黄色”或“迷信”成分的作品没有被贬斥为毒草,民间文学史终究没有写成民间文学斗争史。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现代”的起始时间并不一致,后者采用了“革命史”的划分准则,前者则让民间文学发展史本身说话。后来刘锡诚也明确指出:“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作为一门学问,滥觞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启蒙思潮,并成为稍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这是以钟敬文为代表的“五四”民间文学学者政治突围的成功范例,为此后民间文学学科各阶段的发展探索奠定了学理基础。

  中国古代的文论传统将民间文学排除在外,民间文学一直处于被古代文学学者熟视无睹的状态,并没有获得“文学”的资格。是“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诉求促使学者发现了民间文学,并开始讨论什么是民间文学的问题。据胡适先生回忆,早在1916 年梅光迪断言:“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Folklore,Popular poetry,Spoken Language,etc)入手,此无待言。”[4]就文学本身而言,也是迎合了思想解放运动和“为人生”的潮流,正是在从传统精英文学的禁锢中挣脱出来,建立新文学的过程中,民间文学的身份和价值得到了确立。民间文学表现的是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具有与生俱来的反封建性和人民性,故而从其被纳入到文学大家庭那一刻起,就与国家、民族和人民解放的宏大叙事休戚相关。除此之外,民间文学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可以达到最佳的宣传效果,足以承载政治使命,彰显用世之功。当然,学界并没有放弃探讨民间文学文体的独特性和文本意义,正是有了这方面丰富的成果,民间文学的学科地位得到了认定。但是,即便民间文学的合法地位不再被质疑了,其为政治服务的初衷依旧在延续,延安时期的采风和新秧歌运动就是典型的例证。洪长泰的《到民间去》对此论述颇多且相当到位:“国家的命运再也不能被儒家上层文化所牢牢禁锢了,他们因此激烈地抨击儒学,斥之为中国诸多弊端的祸根。他们急切地寻求新出路,于是在人民大众的下层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民间文学那里,发现了希望。”[5]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延安新秧歌运动,再到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民间文学再创作,民间文学的发展贯穿了一条政治主线。这条主线是被利用的,外在于民间文学的审美实质。这为后来民间文学的去政治化和文学性还原埋下了伏笔。

  二、以“文学性”确立民间文学学科的独立地位 

  去政治化或者说政治的“突围”并非目的,目的在于让民间文学与上层文学一样具有独立的学科地位。学科地位的确立来自民间文学文学价值的肯定,因此,树立民间文学的文学形象,凝练民间文学的文学特质,成为民间文学能否作为独立学科的先决条件。其操作规程就是让民间文学离开田野,从生存语境中解脱出来,着力增强民间文学文学边界的清晰度。于是,民间文学学者不约而同地以作家文学为学术参照,向作家文学靠拢。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关系的命题广泛流行开来,一方面以作家文学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证明民间文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制造出足以和作家文学媲美的大量的作品,“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程便应运而生。

  上层社会委实存在纯文学,民间文学边界的划定明显受到作家文学的误导,无疑是削足适履。在民间,文学与非文学、文艺活动与非文艺活动、审美与非审美的界限极其模糊,即便有专门的文学行为,那也是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传统的民间社会并没有“文学”的概念,“文学”从来就没有演绎成独立的表演行为,“说”和“唱”极少占用专门的时间和空间。文学充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生产行为、节日活动、仪式庆典乃至日常交往都伴随文学叙事和抒情。

  故而需要让民间文学从生活中脱离出来,成为纯文学的学术行为,就是把生活当中的歌舞、说唱及其他民间表演的内容都记录下来,呈现为一篇篇作品。因为作品与文学是同义语,只有以作品的形式才能给予民间文学以正当性。作品使民间文学乃至民间文学学科得以成立。显然,这是受到作家文学的直接影响,因为从古至今,作家文学都是作品的。毋庸讳言,民间文学的诞生是沿袭了作家文学的文学观,而民间则是“民间文学”称谓得到认定的关键。故而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区别不在于文学,而是作家与民间。一直以来,学界都以口头性、集体性、传承性和流传变异性来界定民间文学,这四个方面都是由“民间”派生出来的,与“文学”的关系并不密切。在文学方面,学界普遍认为,只有与作家文学保持一致性,民间文学方可获得正统的合法的地位。《歌谣》周刊征集的都是作品。于是,所有采风的文本都被安上了一个标题,一部部民间文学作品集相继面世。而对研究者而言,民间文学学者身份的产生也是由研究民间文学作品决定的。母题、类型、情节单元、结构、索引、普罗普的“功能”等,皆为民间文学作品分析的具体范式。研究民间文学就是研究民间文学作品,这是20 世纪80 年代及其以往达成的基本学术共识。其学术动机,就是证明民间与上层社会一样,有自己纯粹的文学存在,而且同样可以进入书面语言系统。

  对文学性坚守的根本目的在于回应改革开放以前以民间文学作为阶级斗争武器的意识形态观。民间文学作为劳动人民的精神食粮是反抗剥削阶级最有力的文本样态,为此,民间文学家们特意构建了唯中国才有的故事类型——“长工与地主”,政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