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的梳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入，撇开短暂的思潮、流派及细枝末节，从突显出来的主干可以看出，其间经历了三次“突围”。“突围”的主旨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还原民间文学研究和民间文学现象的本来面目；一是争取民间文学独立的学科地位。从跳出政治话语语境到文学性的强调，再到民俗文化学的布局，最后归属为“民间文学生活”，这是一个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不断深化的过程，显示出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演进的独特性和与众不同的学术追求。

　　关键词：现代民间文学;“突围”;文学性;民俗文化学;民间文学生活

　　这里的“民间文学”既指民间文学学科，也包括民间文学作品。在具体论述中，两者被一并纳入学术史加以审视，且被清晰地区分开来，并未混为一谈。作为研究对象的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学学科构成了唇齿相依的关系，属于学术命运共同体。

　　经过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的梳理，明确了其中重要阶段的学术转向，最后落实到一个核心概念——“民间文学生活”。“民间文学生活”不仅是一个概念的提出，而且是谋求实现新时期民间文学认识论和民间文学研究实践的突破。从学术史来看，是在完成了多次“突围”的基础上实现的。首先是政治上的突围，抖落民间文学诸多外在的意识形态的重负，突显民间文学的文学本性。这一过程持续时间最长，也相对艰难。其次是对文学桎梏的突围，超越对民间文学单一性的认识，把民间文学置于语境之中，以开放式的文化（民俗）话语加以表述。结果始料未及，民间文学研究被民俗学所淹没，研究者纷纷倒戈民俗学，研究队伍急剧萎缩。第三次突围比较特殊，不是要把民间文学从民俗学的纠缠中拽出来，争取民间文学学科的独立地位，而是进一步还原民间文学的生存状态，从民俗的视域延伸到日常生活世界。

　　一、现代民间文学起始期的政治态度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滥觞，应在晚清末年，比“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早。钟敬文早在《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刍议》中说：“其实，严格地讲，中国的科学的民俗学，应该从晚清算起。”［1］上世纪60 年代，钟先生连续写了数篇关于晚清民间文学研究方面的长文，诸如《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学》《晚清革命派作家对民间文学的运用》《晚清改良派学者的民间文学见解》等［2］。这些论文以纯正的学术性屹立于当时民间文学领域的学术之巅。钟先生关注晚清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民间文学的论述，打破了以“五四”运动为分界线的既定史学认识，还原民间文学学科的现代起点。当时，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构建的依据，一是前苏联的观点，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当作进入“现代”的标志；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故而中国现代文学史肇始于1917 年。起点的前移，从初始阶段就让民间文学学科从革命史的框架中摆脱了出来，因为中国现代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皆起始于“五四”运动。前移不仅仅是“时间”问题，而且说明钟先生把握了民间文学现代步伐的准确定位。尽管钟先生一再表明自己是“五四”的儿子，但对学术的执著使他自觉不自觉地步入到民间文学自身发展的轨道当中，超越了政治因素对民间文学学术发展的主导，给予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滥觞客观的表述。

　　像绝大多数早期民间文学学者一样，钟敬文饱含民族主义情怀起步于民间文学研究的生涯，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但并没有把民间文学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而是潜心于民间文学本体论的阐释。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阶级斗争成为民间文学研究鲜明主题的情形下，钟先生仍然没有游离于对民间文学文学性的关怀。所以，拨乱反正伊始，钟先生就急切地召集全国一些知名的民间文学学者撰写《民间文学概论》教材，以求尽快挣脱政治斗争的束缚，让民间文学回到民间，回到本体。

　　从事民间文学工作的学者相当一部分出身于“文学理论”或现代文学，他们自然以“五四”为分界线来梳理民间文学学术史。而钟先生是地道的民间文学出身，对民间文学史学的体悟依循的是学科发展本身的轨辙，足见钟先生的民间文学自主和自觉意识已然相当强烈。钟先生较早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熏陶，以民族复兴和民族解放为学术出发点，在研究中坚守学术的纯正和辩证逻辑，并没有沉溺于政治话语。正是受到钟先生学术指向的引导，民间文学研究不像作家文学批评那样为阶级斗争所左右，即便在20 世纪80 年代以前，也是如此。至少民间文学没有被划分成主流、逆流和支流，一些含有“黄色”或“迷信”成分的作品没有被贬斥为毒草，民间文学史终究没有写成民间文学斗争史。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现代”的起始时间并不一致，后者采用了“革命史”的划分准则，前者则让民间文学发展史本身说话。后来刘锡诚也明确指出：“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作为一门学问，滥觞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启蒙思潮，并成为稍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这是以钟敬文为代表的“五四”民间文学学者政治突围的成功范例，为此后民间文学学科各阶段的发展探索奠定了学理基础。

　　中国古代的文论传统将民间文学排除在外，民间文学一直处于被古代文学学者熟视无睹的状态，并没有获得“文学”的资格。是“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诉求促使学者发现了民间文学，并开始讨论什么是民间文学的问题。据胡适先生回忆，早在1916 年梅光迪断言：“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Folklore，Popular poetry，Spoken Language，etc）入手，此无待言。”［4］就文学本身而言，也是迎合了思想解放运动和“为人生”的潮流，正是在从传统精英文学的禁锢中挣脱出来，建立新文学的过程中，民间文学的身份和价值得到了确立。民间文学表现的是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具有与生俱来的反封建性和人民性，故而从其被纳入到文学大家庭那一刻起，就与国家、民族和人民解放的宏大叙事休戚相关。除此之外，民间文学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可以达到最佳的宣传效果，足以承载政治使命，彰显用世之功。当然，学界并没有放弃探讨民间文学文体的独特性和文本意义，正是有了这方面丰富的成果，民间文学的学科地位得到了认定。但是，即便民间文学的合法地位不再被质疑了，其为政治服务的初衷依旧在延续，延安时期的采风和新秧歌运动就是典型的例证。洪长泰的《到民间去》对此论述颇多且相当到位：“国家的命运再也不能被儒家上层文化所牢牢禁锢了，他们因此激烈地抨击儒学，斥之为中国诸多弊端的祸根。他们急切地寻求新出路，于是在人民大众的下层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民间文学那里，发现了希望。”［5］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延安新秧歌运动，再到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民间文学再创作，民间文学的发展贯穿了一条政治主线。这条主线是被利用的，外在于民间文学的审美实质。这为后来民间文学的去政治化和文学性还原埋下了伏笔。

　　二、以“文学性”确立民间文学学科的独立地位 

　　去政治化或者说政治的“突围”并非目的，目的在于让民间文学与上层文学一样具有独立的学科地位。学科地位的确立来自民间文学文学价值的肯定，因此，树立民间文学的文学形象，凝练民间文学的文学特质，成为民间文学能否作为独立学科的先决条件。其操作规程就是让民间文学离开田野，从生存语境中解脱出来，着力增强民间文学文学边界的清晰度。于是，民间文学学者不约而同地以作家文学为学术参照，向作家文学靠拢。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关系的命题广泛流行开来，一方面以作家文学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证明民间文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制造出足以和作家文学媲美的大量的作品，“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程便应运而生。

　　上层社会委实存在纯文学，民间文学边界的划定明显受到作家文学的误导，无疑是削足适履。在民间，文学与非文学、文艺活动与非文艺活动、审美与非审美的界限极其模糊，即便有专门的文学行为，那也是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传统的民间社会并没有“文学”的概念，“文学”从来就没有演绎成独立的表演行为，“说”和“唱”极少占用专门的时间和空间。文学充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生产行为、节日活动、仪式庆典乃至日常交往都伴随文学叙事和抒情。

　　故而需要让民间文学从生活中脱离出来，成为纯文学的学术行为，就是把生活当中的歌舞、说唱及其他民间表演的内容都记录下来，呈现为一篇篇作品。因为作品与文学是同义语，只有以作品的形式才能给予民间文学以正当性。作品使民间文学乃至民间文学学科得以成立。显然，这是受到作家文学的直接影响，因为从古至今，作家文学都是作品的。毋庸讳言，民间文学的诞生是沿袭了作家文学的文学观，而民间则是“民间文学”称谓得到认定的关键。故而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区别不在于文学，而是作家与民间。一直以来，学界都以口头性、集体性、传承性和流传变异性来界定民间文学，这四个方面都是由“民间”派生出来的，与“文学”的关系并不密切。在文学方面，学界普遍认为，只有与作家文学保持一致性，民间文学方可获得正统的合法的地位。《歌谣》周刊征集的都是作品。于是，所有采风的文本都被安上了一个标题，一部部民间文学作品集相继面世。而对研究者而言，民间文学学者身份的产生也是由研究民间文学作品决定的。母题、类型、情节单元、结构、索引、普罗普的“功能”等，皆为民间文学作品分析的具体范式。研究民间文学就是研究民间文学作品，这是20 世纪80 年代及其以往达成的基本学术共识。其学术动机，就是证明民间与上层社会一样，有自己纯粹的文学存在，而且同样可以进入书面语言系统。

　　对文学性坚守的根本目的在于回应改革开放以前以民间文学作为阶级斗争武器的意识形态观。民间文学作为劳动人民的精神食粮是反抗剥削阶级最有力的文本样态，为此，民间文学家们特意构建了唯中国才有的故事类型——“长工与地主”，政治意愿直接植入情节单元里面，无产阶级最终获得了胜利，剥削阶级被无情嘲弄，民间文学俨然是纯粹革命史的表述，民间文学史被置换为革命斗争史。正是由于民间文学被赋予了无产阶级身份，民间文学研究和课程开设一直没有中断，而相关的民俗学学科则曾一度被打入冷宫。即便在“五四”时期，广大文艺工作者到民间去，搜集民间歌谣及其他民间文学作品，响应新文学运动，也是出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动机。反帝反封建成为认识民间文学的一条主线，一直延续到20 世纪70 年代末，民间文学由此裹上了一层厚厚的政治外衣。清除对民间文学固有的意识形态的认识，回归民间文学本身，成为学术研究的重中之重。20 世纪80 年代初开始的民间文学学术行为，旨在共同实施一次政治突围，即把民间文学从阶级斗争中解脱出来。钟敬文率先吹响了突围的号角，其标志就是《民间文学概论》［6］的编写和出版。那么，从政治话语中挣脱出来，还原民间文学本真，突出民间文学的文学性乃正当之途。

　　在20 世纪80 年代，几乎所有的民间文学研究都是在论证其文学性，内涵、象征意义的发掘，意象和母题的演绎莫不如是。这延续了晚清以来的民间文学学术传统，即沿着两个维度展开：一是揭示民间文学作品的文化积淀和象征意义，有学者称之为传统的文化人类学范式；一是发现民间文学所释放出来的现实功能，诸如历史记忆、伦理教化、生产生活技艺传承等。二者都集中于民间文学思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当然，其学术侧重点不同于作家文学的主题关照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一般不以单个作品为考察对象，而是从众多文本中提取共同的“母题”“类型”“原型”和“情节单元”，并以此为切入点，谋求多向度的分析策略。80 年代后半叶，结构主义思潮涌入我国学界，民间文学学术动向和落脚点又发生了变化，从内容逐渐偏向了形式，叙事的结构形态成为关注的热点。不论侧重于内容还是形式，都是回到民间文学文本本身，即聚焦于对民间文学文学性的体认。

　　建立民间文学的独立机制是为了构筑与作家文学同等地位的学科体系，以为为艺术而艺术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先决条件，殊不知民间文学学科体系的内在性并非要求纯文学。

　　三、民间文学文学范式的失落 

　　到了20 世纪90 年代以后，民间文学研究再一次发生了转向。引领这一转向的仍旧是钟敬文先生，《民俗文化学发凡》一文的发表吹响了转向的号角①。尽管没有针对民间文学，民间文学需要突破文学的局限，进入到文化视域的学术呼声还是相当明确的。这一转向的直接动因是呼应学术界兴起的文化热，以便民间文学学科与其他学科展开对话；在民间文学本体论方面则把民间文学视为一种文化现象，既具有文化的意义，也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这属于对“文学性”的突围，即民间文学不仅是审美的、美感享受的，也是重要的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和族群宝贵的历史记忆。这无疑为民间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视角，极大地增强了学术可能性。

　　原本专门研究民间文学的学者有些开始关注民间文学仪式和场域，诸如歌圩、哭丧歌的葬礼、故事村和歌手等。民间文学与相关民俗活动的界限被有意识地消解，并植入民俗生活当中被重新审视。于是，超越了单一的文学性的理解，民间文学研究进入到宗教的、历史的、社会的、伦理的等领域，民间文学被视为民间文化现象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已然失去了其存在的独立性。从学科内部的学术指向而言，这是呼应钟敬文构建民俗文化学的学科倡导。钟先生认为：“民俗学的分支有宗教民俗学、历史民俗学、语言民俗学、艺术民俗学和心理民俗学。文化学的分支更加名目繁多……。民俗学与文化学两个主体学科相交叉，产生了民俗文化学。它是一种新学科，也是国际国内学术潮流大势之所致。”［7］渐渐地，这些学者反而遗弃了民间文学，不再对文学性感兴趣，转而经营起了民俗文化。一时间，民俗学方面的论文数量大大超过了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势头完全掩盖了民间文学。民俗学华丽转身，一跃成为民间文化领域的主导性学科，单纯的民间文学的文学性认知变得不合时宜。

　　民俗文化学的强力推送，可以与长期以来的文本中心主义拉开距离，走出没有文本就无从展开研究的误区。纵观20 世纪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都以记录文本为对象，文本分析成为难以摆脱的范式。这是导致新时期民间文学研究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的主要瓶颈。另一方面，可以击碎大汉族主义及汉族中心的学术壁垒，从根本上突显兄弟民族的优势，因为兄弟民族口承文学的民俗表达更为丰富，与传统的承袭关系更为紧密。55 个兄弟民族文学化的民俗活动本身就构成了取之不尽的学术资源的绚丽图式。

　　文化学的介入，溢出了民间文学文学性的单向学术诉求。民间文学工作者意识到鼓吹所谓的民间文学的纯粹性，是导致民间文学研究陷入日益封闭境地的主要原因。把民间文学纳入到民间文化广阔视域里面，文学性向民俗文化的不同层面转移，有利于口头传统的再发现。乐黛云在《中国文学研究开创历史新纪元》一文中指出：文学的文化研究能“充分发挥其融合故事、讲唱、表演、信仰、仪式、道具、唐卡、图像、医疗、出神、狂欢、礼俗为一体的文化整合功能。”［8］这句话显然不适合书写出来的作家文学，倒是一条民间文学研究如何扩展至文化领域的具体理路。打通口头文本、身体文本、视觉文本和仪式文本的区隔，以多元文本超越以往单一记录文本的研究范式。

　　然而，令人扼腕的是，由于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关系极其密切的缘故，民间文学主动向民俗学的学术转移竟然演变为独立学科地位的断送。学术的繁荣与学科的发展并非协调同步，在民俗文化学的强大攻势面前，民间文学学科出人意料地失去了独立性，民间文学也被民俗文化所湮没了。

　　与此同时，民间文学学科也脱离了汉语言文学的学科框架，进入到社会学的学科系统。教育部学科目录的调整不能不说是基于这样的学术现状。把民间文学括在民俗学后面反映了当时学术界的实际情况，并非完全依据学科归属的内在逻辑。直至今日，学界普遍认为当时教育部取消民间文学独立学科地位的做法是不合理的，其实这是民间文学研究现状使然，倘若民间文学研究势头一直强劲的话，其学科地位不可能被撼动。就这一层面而言，民间文学研究的文学性突围反而导致民间文学学科地位的丧失，这是学术界始料未及的。

　　当然，民间文学向民俗学偏移的学术转向，或者说诸多学者放弃对民间文学的坚守，有迫不得已的成分。一方面民间文学的学术范式大多过于陈旧，作家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又难以提供可资借鉴的方式，民间文学研究陷入周而复始的重复；另一方面民间文学本身的生存状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口头传统兴盛的现象忽然之间消失了。即便进入田野，在大部分乡村也难以遭遇到自然形态的民间说唱和讲演。而传统的民俗则仍在持续，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一度消失了的民俗行为也得到恢复。由于诸多因素的合力，民间文学陷入困境在所难免。

　　正当民间文学研究处于一筹莫展的状态时，西方送来了表演理论。民间文学并不具有表演性，它本身就是表演的。民间文学诉诸表演，这是民间文学不仅仅是“文学”的一个重要因由。“表演理论之于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主要贡献不是研究方法，而是研究观念。民间文学演述的过程、行为（act/action），以及叙述的文本与叙述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成为学者们讨论的主要问题。然而，尽管学界对表演、语境、互文性等概念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9］，却并未将民间文学研究带入充满希望的研究境界。原因在于“表演只能作为分析文本时的背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只是被作为附带性的东西来看待的。如果文本就只是文本，演出的状况，或社会、文化脉络就只是作为文本的脉络来加以并列地记述的话，那么，即使记述的范围扩大了，也谈不上是什么方法论上的革新了。”［10］表演理论把在记录文本之外的民间文学体验纳入了进来，纠正了以往以文本作为唯一关照对象的偏向，但并没有完全清除文本中心主义的学术理念。

　　四、回归民间文学生活世界

　　相对于民俗学的繁荣，民间文学一度落寞。民间文学学科需要寻求新的“突围”，突围的方向就是从民俗学的窠臼中解放出来，还原自身独立的学科地位和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学科目录是一回事，争取民间文学研究自主的发展空间是另一回事。突围的方式还是回到民间文学本身，既不能退缩到民间文学单一的文学性，也不能重复民间文学文化化的表述，因为民间文学的文化转型并没有使之获得拯救。

　　“民间文学”这一概念的确立是对民间生活进行文学提纯的结果，表面上确立了民间文学的独立性地位，实际是对民间日常生活普遍存在的文学性的遮蔽，使大量隐含于日常生活中的文学行为和现象被民间文学学科合法化地排斥，民间文学被惯常的概念和定义所异化。

　　在本世纪初，作家文学评论界提出了“大文学观”的概念，大致侧重于三个维度：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的贯通；上层与下层文学、雅与俗文学的融合；文学与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及经济等的边界的适度消解。这可以说是将狭义的文学放大为广义的文学，目的在于为文学评论和史论寻求更为丰富和深邃的学术话语，并没有试图回归到文学创作和阅读实践本身。在民间文学界并没有出现“大文学观”及类似的言说行为，但“民间文学生活”概念适时地面世了。笔者在《新编民间文学概论》一书中，重新定义了民间文学：“民间文学具有其自身的学科特点，民间文学是研究民间文学生活的一门学科，是一门人文科学。”“民间文学学科的目的在于理解民众的文学生活，说明民众如何这样生活。”［11］这并非对“大文学观”作回应，而是民间文学研究本身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就民间文学而言，无所谓“大”还是“小”，广义还是狭义，其本身就是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一方面民众没有形成明确的表演者角色的意识，另一方面民众的文学行为与其他生活方式难以区分开来，谓之“民间文学”完全是出于学术的考量，至于神话、歌谣、史诗、传说、说唱等体裁也是研究者构拟出来的，与民间的文学实际没有直接关联，甚至不符合民间的文学实践。民间文学生活观并非扩大民间文学的视域，而是要让民间文学回归本原，是对以往把文学从民间生活中抽提出来的彻底反拨。

　　彻底颠覆文学本位主义，放弃民间文学的独立性，建立民间文学即民间生活，民间生活即民间文学的真正的“大文学观”，在本质层面让民间文学回归到民间日常生活世界。坚信民间所有的生活形态和方式都是文学性，或者说文学意味弥漫整个民间日常生活世界。这不仅是对文化研究范式的突围，而且超越了民间文学学科内部以往关于民间文学边界的划定。最大限度地拓展民间文学视域，从根本上扭转民俗学挤压民间文学学术空间的局面，同时，民族志诗学能够为民间文学所完全消化，转化为民间生活诗学。

　　文学人类学学者表达了关于“文本”的重新认识：“我们说用文本，从文字文本到口头文本、文化文本，或者心理文本、社会文本、仪式文本，都可以，就是用文本的概念来取代文学Literature。”［12］文本的扩大化旨在打通不同的文本样态，规避文学的单一性。这种做法，仍是出于学术视域的考虑，并没有摆脱文本类型的桎梏，其思路还未回归到现实生活的层面。走不出“文本”怪圈的学术现象令学界重新思考“民间文学何为”的问题。文学与其说是文本的，不如说是生活本来的。民间文学的再发现直接挑战当下正流行的文本类型（多元）观和文本至上观。在民间，口传文本并不一定诉诸口头，书面文本并非拒绝口头表达。致力于民族志诗学书写的鲁森伯格在编辑《摇南瓜：北美印第安人的传统诗歌》时明确指出：“通常这些部落诗歌总是属于更大情境中的一部分，没有理由将这些语句视作独立的结构单独呈现而毫不顾忌仪式事件。”［13］所有民间文学都表现为整体性的生活效应，所有文本和文本的划分都出自学者想象的维度，并非现实生活的自然呈现，底层民众更不知文本为何物。民间文学生活顾及现实中民间文学现象与现象之间边界的模糊性及各种现象本身具有内在关联性的客观状况，打破了并不符合民间文学实际的分类系统，促使对民间文学的重新认知，从而构建新型的民间文学整体观和还原民间文学的活态本原。

　　既然民间文学原本就是生活化的，为何“民间文学生活”一直等到进入了新时代才产生？主要原因是此前并不缺乏可供研究的民间文学资源，通过采风，源源不断的民间文学作品被写定，“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是这方面的标志性成果。但现在的民间再也不适合采风了，所谓的民间文学作品在民间变得罕见起来，而民间文学生活仍在持续。譬如，牛郎织女传说早已不在口头流传，变成了一处处的文化遗迹、景观和炙手可热的非遗项目，或进入到动漫、电影、绘画、音乐、小说表现形式当中。这些显然越过了传统民间文学或民间文学作品的边界。

　　“民间文学生活”消弭了民间世界里的文学与日常生活的边界，不再把文学视为一种独立于日常生活之外的审美活动。当然，更不主张用单一“文学”的方法对待民间文学生活。重新审视民间日常生活世界的文学表达和美感情趣，文学的视角显然是不够用的。

　　可见，在一定程度上，“民间文学生活”并非学术的主动出击，而是由民间文学的实际变化倒逼出来的。“生活世界”这一最基础、最通常概念的运用，在应对民间文学生存变化和民间文学研究中文化语境的冲击时带来了新的机遇。立足于当下民间文学生活及其多样化的表现形式，还原民间文学的本来面目，为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回到民间文学生活本身，正视民间文学生活的复杂性和非审美因素的深度存在，其生活的活力才能被重新唤醒，各种研究方法才得以融通。其突破性的学术价值和意义还不止这些，“民间文学生活”的普遍认知意味着与作家文学真正分道扬镳，文学的单一性将被抛弃，并合法性地延伸至历史、宗教、教育、社会乃至经济等诸多领域，差异性的研究视角随之一一张开。在民间文学生活世界里，各学科展开对话，寻求文学与各种生产生活行为的关联已是迫不及待。

　　这是对民间文学“自身”立场的挑战。文学没有“自身”，“自身”的是民间文学生活，而不是民间文学。这同样会出现令民间文学学界焦虑的问题：既然诸多学科可以进入民间文学生活世界，那么民间文学学科自身的位置如何得到保障呢？毕竟这是民间文学生活，而不是其他的生活，最终的任务还是要解决民间社会的文学问题，只不过不是20 世纪80 年代以前的缺失了生活语境的“文学”。接受“民间文学生活”观念，一些民间现实当中的文学问题便迎刃而解，诸如网络和微信上的文学书写属不属于民间文学学科研究的范围，是否应该用民间文学的范式来对待。以往民间文学概念无力解释不断涌现出来的民间写作、表演和展示，民间文学生活则顺理成章地涵盖了新兴的民间表达，同时，学术维度也可以根据需要而任意调整和张开。

　　注释/参考文献

　　① 1991 年3 月14 日于民间文化讲习班初讲，1991 年10 月6 日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再讲。

　　［1］ 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刍议［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1）.

　　［2］ 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208-352.

　　［3］ 刘锡诚.20 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17.

　　［4］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J］.东方杂志，1934，31（1）.

　　［5］〔美〕洪长泰.到民间去——1918－1937 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2.

　　［6］ 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7］ 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民俗文化学发凡［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12.

　　［8］ 乐黛云.为中国文学研究开创历史新纪元［J］.中外文化与文论，2013，（2）.

　　［9］ 万建中“. 民间文学志”概念的提出及其学术意义［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6）.

　　［10］ 〔日〕井口淳子.中国北方农村的口传文化——说唱的书、文本、表演［M］.林琦，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114.

　　［11］ 万建中.新编民间文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前言.1.6.

　　［12］ 付海鸥.简论文学人类学的“大文学观”［J］.励耘学刊（文学卷），2016，（2）.

　　［13］ Jerome Rothenberg，ed.Shaking the Pumpkin：Traditional Poetry of the Indian North Americas.Carden

　　City，N.Y.Doubleday,1972.P.xxii.

　　原文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

　　作者简介：万建中，赣南师范大学特聘“井冈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6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20 世纪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专门史”（编号：16ZDA16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