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原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所民间文学室成立于1953年。经过半个多世纪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民间文学室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它在不知不觉中熏染着我们，在潜移默化中感召着我们，成为我们这个小集体凝聚力和拼搏精神的一个重要源泉。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一直有收集民歌民谣以观世风之变的传统，这种“政府行为”虽然还不能使民间文学的收集工作成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研究，但至少开辟了中国民间文学“经世致用”的主导传统。如果说1918年2月在北京大学兴起的歌谣征集活动标志着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的发端，那么，从“五四”时期开始的几代学者也主要把“经世致用”看作现代民间文学学科的一个主要研究动机，这在民间文学室也不例外。作为文学所成立时设立的第一批科室之一，民间文学室无疑是民间文学研究作为“经国之大业”被纳入国家学术体制的一个象征。事实上，在新中国民族国家文学的建设过程中，民间文学室的确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民间文学研究也成为文学所的传统优势学科。1958~1983年间，由民间文学室牵头并参与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调查和编写工作，就是中国当代民间文学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我国过去从来不曾进行过的工作”，它“不但对文学和学术大有贡献，而且还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何其芳：《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中的问题———1961年4月17日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见《文学评论》1961年第5期）。在20多年里，民间文学室以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为重心，编辑、出版了大量民间故事、民歌、传说和叙事诗，发表了一批引人注目的研究专著，使一代学者成为知名的专家。
    不过，“五四”以来的几代学者之所以能够把中国古代的采风传统发展为现代意义上的民间文学学科，是因为他们所倚重的不仅仅是学问的“经世致用”，更在于他们在这个悠久的传统之外，为现代民间文学研究注入了一个至关重要又不可或缺的维度，即他们逐渐看到了民间文学研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标举“科学方法”并身体力行的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对孟姜女故事的研究，就是一个极好的范例。同样，当何其芳先生1953年初在马列主义学院筹备成立文学所并邀请贾芝和孙剑冰两位先生来组建该所的民间文学组时，他不仅为民间文学研究在国家学术中占有一席之地奠定了基础，更为民间文学研究在“经国大业”之外发展为一项“不朽盛事”（学科）树立了标杆。在文学所初创之时，他作为所长亲自确定了“谦虚的、刻苦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并在后来经常告诫所里的学者：心浮气躁的人不能搞研究，只有细心的人才能担此大任。可以说，文学所后来的几代领导集体能够顶住外部的压力、一直重视民间文学室的建设和发展，与何其芳、郑振铎等第一代“掌门人”所奠定的这种纯学术传统有很大的关联。举一个简单的例子：20世纪80~90年代之交，国内许多大学纷纷将民间文学教研室撤消或合并，民间文学研究也逐渐步入低谷，但文学所民间文学室却一如既往。至今，在全国各地社科院的文学所中，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还保留着民间文学室。究其原因，当民间文学研究仅仅作为“经世致用”之学而存在时，它在学科体制中的地位就必然下滑。文学所民间文学室因为有“双线交织”的学术传统，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在民间文学室的传统中，民间文学研究不仅仅由于直接能够“经世致用”才有其存在的必要，更由于研究本身有其独立的学术价值而使它能够自在而自为。换言之，该传统的潜台词是：民间文学要真正成为一门“经世致用”之学，必须是在它对自己的“合法性”（学科“自立”的理由、依据和目的）做出了充分而可靠的论证以后，而不是在此之前。这种“合法性”必须是从学科自身的内部出发来“论证”的，而不是由任何个人或组织从外部“赋予”它的。
    正是在这种学术传统的影响下，民间文学室的几代学者才能够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体用并举”，在“经世致用”的同时，一直致力于民间文学各种体裁和基本理论的思考与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在国内领先的学术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文学室集体编著的三卷本《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毛星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和《中华民间文学史》（祁连休、程蔷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都是曾引起国内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重要著作。近年来，该室较有影响的代表著述有祁连休的《智谋与妙趣———中国机智人物故事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吕微的《神话何为———神圣叙事的传承与阐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程蔷的《中国识宝传说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马昌仪的《古本山海经图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贺学君的《中国四大传说》（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安德明的《天人之际的非常对话———甘肃天水地区的农事禳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邹明华的《专名与传说的真实性问题》（《文学评论》2003年第6期）、户晓辉的《现代性与民间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施爱东的《故事的无序生长及其最优策略》（《民俗研究》2005年第3期）、乌日古木勒的《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民族出版社，2007年）、张田英的《童话的魅力》（译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等。
   进入新世纪，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民间文学室的新一代学者进一步认识到：长期以来，多数学者在强大的传统惯性的影响下，忙于构建经世致用的“大厦”而忽视了民间文学自身的“地基”建设，从而给学科带来了“沙上建房”的根本危机。要摆脱这一困境，就必须改变世界范围内的民间文学研究一直为民族主义和经验主义所笼罩的局面，为学科引入世界主义的眼光和先验的维度。因此，我们试图在以往的“经验民间文学研究”和“应用民间文学研究”之外，开启“纯粹民间文学”（探讨民间文学的本体论或存在论）方向，以使学科拥有立足之本，避免研究对象仅仅随时代发展和文化迁移而变换不定，使学科基本概念的讨论和认识从表达意见式的简单定义走向深入的学术探究，使学科的基本问题具有普遍的标准和价值尺度，从而改变学科自身的无根基状态，并期望以此向民间文学研究既“自在自为”又能够“经百世之一世，致无用之大用”的学术理想迈进。
    透过学术传统来看，民间文学室在全国各高校民间文学教研室纷纷撤消、合并的风潮中能够持身自守，是一件大有深义的事情。民间文学室的幸运不仅在于有郑振铎、何其芳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老所长所奠定的体制基础，更在于有他们作为一流学者所开创的学术传统。民间文学室的研究人员有幸亲炙这一珍贵的传统，并有心将它发扬光大。尽管在如今的国家学科体制中，民间文学是一门小学科，但小学科的冷板凳上未必不能做出大学问，因为问学的路径和境界不以学科大小而论，学问只有精粗高下之分而没有中外古今之别。民间文学学者将以向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学习的勇气，显示出这个学术集体重新思考学科基本问题和普遍难题的底气和胆识。当此之时，我们仿佛又一次听到了民间文学室那位杰出的初创者的召唤：
地上有花。天上有星星。人———有着心灵。我知道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永远坚固，在自然的运行中一切消逝如朝露，但那些发过光的东西是如此可珍，而且在它们自己的光辉里获得了永恒。……年轻的同志们，我们一起到野外去吧，在那柔和的蓝色的天空下，
    我想对你们谈说种种纯洁的事情。（何其芳：《我想谈说种种纯洁的事情》，1942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