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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魁立]世界各国民间故事情节类型索引述评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7-01-04  作者:刘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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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纂索引的缘起和最初尝试

    格林兄弟于1812—1814年发表以《格林童话集》闻名于世的德国民间故事记录(《Kinde-und Hausmarchen》——《儿童和家庭故事集》),在民间故事搜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科学的历史阶段。从此,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民间故事搜集工作,几乎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都相继开展起来,并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19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上半期在欧洲搜集和印行了不可胜数的故事资料,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这一项工作至今仍方兴未艾。[1]除掉出版了大量的民间故事之外,还在学术单位的档案馆里和有关的私人手中积累、保存了难以统计的民间故事资料。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这一百余年在全世界范围内确实是民间故事搜集工作的“黄金时代”。

    19世纪前半期格林兄弟除以科学的方法搜集和出版民间故事之外,还著书立说,研究民间文学问题,使民间文艺学逐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如果把他们以及其追随者的活动算作是欧美民间文艺学史的第一章的话,那么民间故事研究作为民间文艺学的一个部分已经存在近两个世纪了。

    在这一段时间里,世界各国的为数众多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就民间故事的各个方面,从理论角度,提出并探讨了大量的课题。在整个民间文学领域中没有哪一个门类像民间故事研究这样景象繁荣。

    几乎从第一次尝试对民间故事进行科学探索时开始,人们就发现,每一个国家所搜集的故事资料都有成千上万,而就全世界而言,这个数目更会大得惊人,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数目还在不断增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故事的情节或类型也有这样多。往往同一个故事在许多不同的地区或不同的国家都有流传,也就是说情节类型的数目是较为有限的,许多资料不过是某千共同情节的变体和大量异文而已。根据一些国家的统计资料,一个民族所流传的故事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属于多民族性的、国际性的或世界性的。由于人们发现,有一些故事不仅在亚洲及欧洲的不同国家流传,而且还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许许多多的民族中间都找到它们的踪迹,于是学者们就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了比较研究的问题。为了认识民间故事的本质,为了探求民间故事的形成、演变、流传的规律,不能不对大量的现存资料从各种角度进行历史的或地理的、历时的或共时的比较研究。无论从一则故事还是从一类故事入手,无论从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个国家的范围出发,还是从若干民族乃至从世界范围出发来进行民间故事的研究,都必须了解:在某个地区、某个民族、某个国家有哪些故事流传;某一个故事流传的广泛和频繁程度如何;流传过程中的历史的和地理的变异情况如何,等等。而为了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民族间、国际间的双边的或多边的比较,就还要了解某个故事或某类故事在不同国家的状况和相互关系。如果对已经记录的和已经发表的民间故事资料缺乏切实的全面的了解和掌握,那么欲达到上述目的就是虚妄的、不可能的。

    随着科学研究的日渐深入,特别是由于比较研究法的广泛运用,国际民间文艺学界在最近半个多世纪里深切地感到有必要探索出一条简捷的道路和方法,对世界各国浩如烟海、难以数计的民间故事资料,依据其相对有限的情节类型、主人公或其他特征进行分类、统编,以利检索和研究。各国学者在这一领域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并且在五六十年的时间里编辑了大量的民间故事情节索引,数日不下百十余种。从科学发展的趋势来看,关于情节类型的研究,以及类型学研究正在发展成为文艺学领域中的—个重要分支,因此在今后若干年中索引的数目还将大大增加,而且编辑索引的角度和原则亦会有更多的变化。

    实际上,早在一百多年以前,民间文艺学界就已经开始在编纂情节索引方面进行探索和尝试了。从19世纪下半期起就有很多学者先后制定出各自的民间故事资料统编、分类原则。德同学者哈恩(I·Hahn)于1864年在《希腊及阿尔巴尼亚故事》一书中,把所有的故事统一归纳为四十种型式(Formen)。[2]流传学派的一些著名研究家,如法国学者柯思昆(E·Cosquin)[3]英国学者克劳斯顿(A.Clouston)[4]等都曾对民间故事进行过统编分类的尝试。俄国学者弗拉基米洛夫曾将所有的故事分为三部分(动物故事、神话、生活故事),总计列出四十一种类型(type)。[5]其他学者,如巴林·古尔德(S·Baring Gould)、斯蒂尔(F·Steel)、坦普尔(R·Templ)、戈姆(G·Gonun)、雅各布斯(I·Jacobs)、乔文(V·Chauvin)、哈宙(B·Hadjeu)、马卡洛夫、萨哈洛夫、柯尔马切夫斯基、斯米尔诺夫。都曾致力于民间故事的分类统编工作。这些学者都试图把千差万别的情节划归成有概括性的、有一定限量的类型。他们的观点不同,方法各界,列出的类型及名称也迥然有别,特别是他们的这一工作仅仅建筑在极为有限的材料的基础上,而且也没有进行到底,所以他们并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成果。然而这些学者的探索却为以后大规模地编纂类型索引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可资借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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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芬兰学派和阿尔奈的类型索引

    20世纪初,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民间文学理论家致力于民间故事研究,形成了史称的“芬兰学派”。芬兰学派的研究家们在编纂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07年,芬兰学者卡尔·克伦(K·Krohn)同瑞典学者卡尔·西多夫(K·Sydow)、丹麦学者阿克赛尔·奥利克(A·Olrik)在赫尔辛基组织国际民间文学工作者协会“Folklore Fellows”(简称FF),并于1909年创办不定期的机关刊物《民间文学工作者协会通报》(《Folklore Fellows Communications》,简称FFC,在七十年间已出版约230期,其中有许多期是某一国的或综合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关于芬兰学派的诞生、发展、代表人物、主要论著以及历史功过等等,应当另有专文加以评述。这里仅在本题的范围内简要介绍芬兰学派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原则。

    芬兰学派的研究家们以19世纪下半期盛行于欧洲的流传学派的理论为出发点,认为每一个故事都是由一个地方流传到另一个地方,同时由简明的形式向繁细的方向发展。这些学者的理论原则和研究方法深受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实证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协会的重要任务之一就在于广泛地、详尽地研究故事情节,具体确定这些故事情节最初的发祥地及其流传的地理途径。他们通过对散见于世界各地的某一情节的各种异文的比较研究,根据纯粹形式方面的特征,来探寻它的所谓“最初形式”和所谓“最初国家”,同时力图指明它产生的时间和流传到其他地方的先后时序,他们还常常在自己的著作中绘制大量的图表和地图以标明流传的路线等等。他们将自己的这种研究方法称作“地理历史比较研究法”。由于他们忽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的实际内容,而更多着眼于情节的类型,由于他们对作品的创造者劳动人民以及社会历史条件的重视不足,而把作品往往作为一种自生的现象来对待,所以他们在实际上并没有接触到民间文学作品历史发展的真实过程。1933年卡尔·克伦逝世之后,芬兰学派由于其形式主义和片面性愈益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批评,而日渐衰微,这一学派后起的研究家们的立论和观点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演进和发展,距离学派创始人最初制定的方向、原则也日渐其远了。

    然而,芬兰学派学者由于他们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所决定,在民间故事的情节划分、统计分类、编纂索引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树极多。虽然远非所有的研究家都赞同其原则和方法,但他们的工作却受到普遍的称道。

    1910年作为FFC第3期出版了芬兰学派的主要代表者之一、后来成为芬兰科学院院士、赫尔辛基大学教授的安蒂·阿马图斯·阿尔奈(Antti Aarne,1867—1925)的《故事类型索引》一书。[6]阿尔奈分析比较了芬兰和北欧其他国家以及欧洲一些国家所出版的或保存的民间故事记录,把同一情节的不同异文加以综合,以极简短的文字写出了它的梗概提要,并根据一定的原则对这些故事情节进行了分类编排。

    阿尔奈将所有的故事分为三大部分:

1.  动物故事;
2. 普通民间故事;
3. 笑话。

    每部分当中又分若干类。动物故事是根据故事的“中心人物”来划分细类的,如:野生动物(又分为“狐狸”、“其他野生动物”两组)、野生动物和家畜、人和野生动物、禽类和鱼类等等。普通民间故事则根据故事的性质分为四类:

1. 神奇故事;
2. 传说故事;
3. 生活故事;
4. 关于愚蠢的魔鬼的故事。

    以上四类故事各类之中又依题材内容之不同划分成若干组,如神奇故事类便按“奇异”因素的性质,分为:神奇的敌手,神奇的丈夫(或妻子或其他亲属),神奇的难题,神奇的助手,神奇的物件,神奇的力量或技能等等。

    最后一部分笑话也按主人公之不同分为若干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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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奈分析比较了所有的民间故事,抽绎出大量的基本类型(有时是整个一个故事,有时是一个情节,有时是一个片断的细节),同时分门别类,系统编号。

1—  299号为动物故事;
300—1199号为普通民间故事;
1200—1999号为笑话。

    尽管总编号为2000,但在他的索引中列出具体内容的总共仅有540个类型。原因是他在编号中间留下许多空白号码,以待发现新资料之后再行补充。

    阿尔奈在索引的前言中写道,他的故事情节分类体系是为了对大量的不可能全部印刷出版的民间故事记录资料进行分类、编目和登记而用的。他建议,为了使这些宝贵的记录资料能为进行故事比较研究所广泛利用,希望能对每个民族的故事资料都按这一分类体系进行编目。他的建议很快在欧洲各国引起反响,他的分类体系也成为民间故事情节类型编目的一个国际性的模式了。

    继阿尔奈之后,各国学者纷纷以阿尔奈情节索引的体系为基础,将各国的民间故事资料按其情节依例分类,利用阿尔奈的统一的编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增删或修订,刊行了各个国家的故事情节索引。从便利技术性工作的角度看,应该说阿尔奈的开创性的工作以及遵循阿尔奈体系所编纂的大量的索引,对民间故事的统编分类起了良好的作用。在民间故事分类归档时,在刊印民间故事撰写注释时,在论述民间故事或查找故事资料时,特别是在对具有共同情节的民间故事进行比较研究时,常常会遇到种种不便,并且很难转述有关故事的情节梗概,因此依照阿尔奈的体系给每个民间故事以简明的梗概提要和相应的编码,就可以免除或减少在检寻和描述民间故事资料时必然会产生的诸多困难和不便。正如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名字一样,名字虽不能反映人的实质,而仅仅是一种代号,但是经大家约定俗成,它的确为彼此交际带来极大的便利。

    然而应该看到,阿尔奈的索引存在着一系列重大的缺陷。阿尔奈以及他的多数追随者主要着眼于研究所谓“国际性的”故事,即在许多民族中间流传的具有共同情节类型的故事。他们认为“国际性的”故事是古代和近代文明民族(所谓“Kulturvolker”——“文化民族”)人民群众的创作结晶,而生活于社会发展低级阶段的民族(所谓“Naturvolker”——“自然民族”),其故事情节大都不与文明民族中所流传的故事相雷同。芬兰学派的研究家们没有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因此阿尔奈没有把这些故事的情节列入索引之中。此外,阿尔奈分类体系还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这当然是由于在本世纪初学术界对各大类民间故事的体裁特征和相互界限还缺乏深入研究的缘故。遗憾的是阿尔奈体系的出现依然没有促进这方面的研讨,相反却使这种学术探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变得更加迟滞了。至于说这种分类方法漠视了民间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内容,那更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事实。大多数民间故事研究家虽然对阿尔奈的学术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各持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态度,但多数人仍然将他的分类法当作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技术手段而加以利用。到目前为止作为这样的一种检索工具,阿尔奈的索引、特别是由他后继者编辑印行的增订本,确实还没有被更为理想的索引所代替,因此仍然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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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汤普森的增订和AT分类法

    阿尔奈的索引问世之后,他本人以及他的同志很快便十分强烈地感到,在他的索引中民间故事的情节类型遗漏较多,有必要在新材料的基础上予以补充。在短短的十余年间,仅阿尔奈本人就在FF的机关刊物上就芬兰等地的民间故事资料做过多次重大的增补,如FFC第5期(1911)、第8期(1912)、第33期(1920)等。

    但是阿尔奈索引主要以芬兰民间故事资料为基础,充其量可以概括北欧国家的一般情况。尽管他在增补的过程中力图把自己的视野扩大到欧洲,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实现这种愿望,欧洲南部和西部许多民族的民间故事,包括印度、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民间故事都没有包括进去,更无须说美洲、非洲、大洋洲各民族的民间故事了。

   针对这一情况,美国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教授斯蒂斯·汤普森(Stith Thompson,1885—1976)在1926年至1927年间,在芬兰学派创始人卡尔·克伦的指导下,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工作,对阿尔奈的索引作了重要的补充和修订,并于1928年出版了英文版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7]此后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不仅又出版了大量的民间故事资料,而且也编印了为数不少的民间故事情书索引。鉴于这种新的情况,对1928年版的索引进行重要的增补便成为十分必要的了。这一工作又委托给了汤晋森。他根据世界各国所出版的民间故事的新资料,并且根据匈牙利、南斯拉夫等许多国家的档案资料再次进行增订,并于1961年印行了该索引的第二版(FFC No184)。这一版本后来又曾于1964年、1973年重印过。汤普森在编制索引方面所付出的辛劳和所作出的贡献,使他能够同这一索引体系的创始人阿尔奈双名并列。世界各国的民间文学研究家通常把他们的分类编排方法称作为“阿尔奈——汤普森体系”或“AT分类法”。

    现将汤普森分类和编码的情况列举如下:

I、      动物故事(Animal tales)

1—99      野生动物
100—149   野生动物和家畜
150—199   人和野生动物
200—219   家畜
220—249   禽鸟
250—274   鱼
275—299   其他动物故事和物件

Ⅱ、   本格民间故事(Ordinary folktales)

300—749   A、神奇故事(Tales of magic)
300—399   神奇的敌手
400—459   神奇的或有魔力的丈夫(妻子)或其他亲属
460—499   神奇的难题
500—559   神奇的助手
560—649   神奇的物件
650—699   神奇的力量或知识
700—749   其他神奇故事
750—849   B、宗教故事(Religious tales)
750—779   神的奖赏和惩罚
780—789   真相大白
800—809   人在天国
810—814   许身于魔鬼的人
850—999   C、生活故事(爱情故事)(Novella(Romantictales)
850—869   公主出嫁
870—879   女主人公嫁给王子
880—899   忠贞和清白
900—904   恶妇改过
910—915   忠告
920—929   聪明的行为和聪明的话
930—949   命运的故事
950—969   强盗和凶手
970—999   其他爱情故事
1000—1199  D、愚蠢的魔鬼的故事(Tales of the stupid Ogre)
1000—1029  雇佣合同
1030—1059  人和魔鬼合作
1060—1114  人和魔鬼比赛
1115—1129  企图谋杀主人公
1145—1154  吓坏了的魔鬼
1170—1199  人把灵魂出卖给魔鬼

Ⅲ、     笑话(Jokes and anecdotes)

1200—1349  傻子的故事
1350—1379  夫妻的故事
1380—1404  愚蠢的妻子和她的丈夫
1405—1409  愚蠢的男人和他的妻子
1430—1439  愚蠢的夫妻
1440—1449  女人(姑娘)的故事
1450—1474  寻求未婚妻
1475—1499  老处女的笑话
1500—1524  其他关于女人的笑话
1525—1639  关于男人(男孩)的故事(聪明人)
1640—1674  幸运的机遇
1675—1724  愚蠢的男人
1725—1850  关于牧师和教会的笑话
1851—1874  关于其他人的笑话
1875—1999  谎话

Ⅳ、    程式故事(Formula tales)

2000—2199  连环故事(Cumulative tales)
2200—2299  圈套故事(Catch tales)
2300—2399  其他的程式故事

V、     未分类的故事(Unclassified tales)

2400—2499  未分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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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版索引中,汤普森在阿尔奈原有的类型基础上补充了大量的新的类型,并且还借助于各国已有的故事索引和大量的民间故事出版物,详细地列举出每—类型在世界有关国家记录的情况。阿尔奈1910年的索引主要依据芬兰和北欧国家的民间故事资料,而汤普森却将自己的视野扩大到芬兰和北欧(瑞典、挪威、丹麦、冰岛)以外的俄国、立陶宛、拉托维亚、爱沙尼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希腊、英国、苏格兰、爱尔兰、西班牙、法国、德国、意大利、土耳其、印度、中国、日本、印度尼西亚、加拿大、南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尽管如此,在这部阿尔奈——汤普森的索引中仍然还有很多极为重要的国家和地区的民间故事资料没有被收纳进去;有些国家和地区的资料虽然在这部索引中得到一定的反映,但由于记录出版工作落后、研究工作薄弱等原因,索引并没有概括出民间故事在这些地方流传的实际状况。资料不全问题集中地反映了对民间故事流传十分广泛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缺乏深入研究的客观事实。从事这一工作的汤普森本人也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1961年出版的索引前言中写道,严格地说应该把这部著作称作《欧洲、西亚及其民族所散居的地区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第7页)。

    汤普森在增订时改写了阿尔奈的某些类型的梗概提要,使之变得较为具体而明确。为了便于读者了解AT索引的基本原则和提要方法,特举一、二实例加以说明,例如在他单独划类的所谓程式故事中有这样的类型:

    AT2018 “仓库在哪儿呢?”“火把它烧了。”“火在哪儿呢?”“水把它浇了。”等等。(下面列举了芬兰、爱沙尼亚、立陶宛、英国、西班牙、匈牙利、斯洛伐克、俄罗斯、阿根廷、波多黎各等国家和地区的资料索引出处,本文从略。)

   AT2044 拔萝卜。程式的结尾是:小老鼠拽着小猫,小猫拽着玛丽,玛丽拽着安妮,安妮拽着老奶奶,老奶奶拽着老爷爷,老爷爷拽着大萝卜,他们大家一齐拽,就把萝卜拔出来了。(下引各国资料出处从略。)

    以上二例为连环故事。

    关于“圈套故事”汤普森在AT2200项下有一解释:这是一种讲故事的方式,这种方式逼得听者提出一个特殊的问题,讲故事的人便用一种滑稽可笑的答案来回复他。

    AT2204 狗的雪茄烟。一个男人在火车上吸雪茄烟(或烟斗),烟掉在车外,狗随之跳出。稍后,狗也赶到车站。“你猜它嘴里是什么?”“是雪茄(烟斗)吧?”“不是,是舌头。”(下引出处略)

   汤普森在增订索引时,不仅修正了故事情节提要,增加了世界各国的资料出处,而且还对一些流传较广、情节较为复杂的故事类型进行了进一步的分解,例如:

   AT852 主人公迫使公主说:“这是谎话。”

   I比赛。(a)公主向一男人提出,看谁能说一个弥天大谎,迫使她说出:“这是谎话。”

   Ⅱ谎话。这青年讲了:(a)大公牛的荒诞故事;(b)一夜之间一棵树长上了天、他顺着一根稻草绳升上天又降下来的故事;(c)一个人把自己的头割下来又安上了,以及诸如此类的故事。

   Ⅲ胜利。当青年编了一些使公主本人感到羞辱的谎话时;公主才说出了“这是谎话。”

   汤普森对这样一些故事的情节作详细分解之后,还就每一细节列出“母题”,同时标明他本人所编的母题索引(详后)的编号,以备查检。

    汤普森在增订索引时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他的工作囿于阿尔奈原定的规范,对时尔奈的划型、分类、编码在原则上和总体上没有进行重大改革。因而阿尔奈索引所固有的某些根本性的缺点在这部已经通行世界各国的AT索引中仍然继续存在。前面已经提到,这部索引虽然在征引资料方面有了明显的改进,但对某些重要国家和民族的民间故事情况仍然反映不够或根本没有反映。此外,在民间故事内部分类问题、具体作品的划类问题、独立单位的划定问题、类型编排顺序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汤普森也未能跳出原有索引的窠臼。关于这部索引的总的研究对象或体裁范围问题,汤普森在增订中依例作了一些限定(如不收地方传说以及历史上著名文集中未见于口头流传的故事等),但对阿尔奈原有的该收而未收、不该收而收进的某些驳杂情况,并未从正面彻底地科学地予以解决。当然,究竟什么是严格意义的民间故事,民间故事(或英语的“folk-ta1e”、德浯的“Marchen”)的内涵和外延如何,这些问题几乎对每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都是十分复杂难解的问题,如果放到国际范围内加以考察研究,它就变得愈益复杂了。然而这又是编纂多国索引时首先必须明确的。我们希望在各国分别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在今后的多民族、多国家的索引中,这一问题能够逐步得到更为理想的解决。

    综上所述,阿尔奈——汤普森的这一索引虽然存在许多缺点和不足,但仍不失是一部有价值的、具有很大概括性的国际通用的检索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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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根据AT分类法编纂的其他索引

    自汤普森增订索引出版以后,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民间故事情节类型索引,这些索引大都以AT索引的体例、分类、编号作为依据。

    几乎在汤普森索引出版的同时,尼·安德烈耶夫依据阿尔奈的分类和编号,编纂了俄罗斯民间故事情节索引。[8]他删去了俄国未曾记录和出版过的情节类型,增补了俄罗斯人民群众流传的新的情节类型,同时还根据俄罗斯民间故事的具体特点对原有的梗概提要作了相应的改动,并且在每一种类型下面,详细列举了此前印行的全部民间故事资料的书目。阿尔奈­­——安德烈耶夫的类型编号系统以及安德烈耶夫所作的资料索引早已为俄罗斯民间故事研究家所广泛利用。这部索引以后又经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弗·普洛普增补,附印在著名的阿法纳西耶夫故事集的卷末。

    其后,世界各国学者分析归纳了各地区或民族的民间故事的类型,出版了大量的索引,例如捷克(1929—1937)、西班牙(1930)、立陶宛(1936—1940)、中国(1937、1978)、意大利(1942)、爱尔兰(1952)、土耳其(1953)、西印度群岛(1953)、印第安(1957)、古巴、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和南美西班牙语区(1957)、乌克兰(1958)、法国(1957—1976)、印度、巴基斯坦、钖金(1960)、奥赛蒂亚(1960)、日本(1966、1971)、英国和北美(1966)、冰岛(1966)、东北非(1966)、中非(1967)、卡累利亚(1967)、墨西哥(1973)、拉托维亚(1977)、格鲁吉亚(1977)、白俄罗斯(1978)等国家、地区或民族均有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出版。各种民间故事索引的总数实难精确统计,大致不下百十余种。本文由于篇幅的限制和作者识见的限制,只能挂一漏万,略举其要而已。

    这些索引的规模不尽相同,有的仅三四十页,有的则长达377页(池田弘子所编日本民间文学情节类型索引)。一部分索引较为简略,很多索引则十分详尽完备,有的还附有若干地图,以标明某一民间故事在各地流传的广泛情况。另外,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些较为复杂的、由若干个基本情节类型拼配组合而成的民间故事,因此很多索引还附录了拼配组合格局表。多数索引都还列出该索引和其他有关索引的编号对照表等等。

   大多数编者在汇集各有关国家或民族的大量民间故事资料、进行分析排比、按部编类、开列索引时,花费了很多心血和精力。例如波兰学者尤·克尔日阿诺夫斯基(Krzyzanowski,1892—)所编波兰民间故事索引第一、二卷(动物故事,神奇故事)出版于40年代末期。编者又经过十五年的辛勤劳作之后才将全书(包括生活故事、笑话、传说等部分)彻底完成。[9]他查阅了大量的书籍、期刊和未印行的档案资料。他利用波兰民间故事资料补充了很多新的情节类型,根据本国情况改写了情节类型提要,突出了民族特点。他在附录部分不仅列出常见的情节拼组格局表,并且还说明了故事的搜集地点和搜集(记录)者的情况。此外,还列出了许多民间故事情节被中古以至现代、当代作家改写为文学作品的情况。这一附录本身便是研究文学与民间文学相互关系的科学成果。

   许多国家的学者在编纂民间故事情节索引的过程中,或者考虑到本国的特殊情况,或者考虑到AT体系的分类和编码的复杂不便,或者由于其他原因,通常都在AT分类法的基础上做出部分调整,有的不划分大的部类,有的则按自己的新的原则划部分类,有的则采用了新的编号。例如崔仁鹤所编《朝鲜民间故事类型索引》[10]即不同于原来的部分,而将所有民间故事分为六大部:Ⅰ、动物故事;Ⅱ、普通民间故事;Ⅲ、笑话;Ⅳ、程式故事;Ⅴ、神话民间故事;Ⅵ、未分类的故事。编者把所有的民间故事情节类型依以上六部分作了新的统一的编号,情节类型的总数为766型(在每一部分的末尾留有为数不多的空白编号,以待将来补充新的材料)。这一类索引虽然与AT编号不同,但书末列有详明的编号对照表,换算极为方便。

   迄今为止,有一些国家或民族编纂过不止一本情节类型索引。由于新材料的不断发现,经过一段时间后,需要对原来的索引作相应的补充,这是很自然的事。有些国冢的学者参考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体例编纂了传说情节类型索引。还有的国家依据不同体例、不同方法编纂了若干种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并且在索引之外还配合进行了关于故事类型的研究。例如芬兰以及日本的情况便是如此。

    国际民间文学研究组织FF于1971年在赫尔辛基出版了池田弘子以AT分类法为基础编纂的《日本民间文学类型和母题索引》。[11]在这以前,世界闻名的日本民间文学研究家关敬吾先生就在《日本昔话集成》及《日本昔话大成》中编纂了日本故事情节类型索引。现将他以及野村纯一、大岛广志在《日本昔话大成》第11卷资料篇[12]所作的对日本民间故事的分类和编号引录如下:

Ⅰ、动物故事:1—6动物纠葛;7—10动物分东西;11—19动物赛跑;20—24动物争斗;25—3l猿蟹交战;32山灵(胜胜山);33屋漏;34—45动物社会;46—62小鸟的前世;53—83动物由来;动物新1—动物新21—动物故事新类型;

Ⅱ、本格故事:101—109婚姻·异类女婿;110—119婚姻·异类媳妇;120—133婚姻·难女婿;134—148诞生;149—163命运和致富;164—172宝器的故事;173—183兄弟的故事;184—196邻家老爷爷;197—204除夕的客人;205—222继子的故事;223—227异乡;228—239动物报恩;240—251逃跑的故事;252—269愚蠢的动物;270—287人和狐狸;本格新1—本格新46—本格故事新类型;

Ⅲ、笑话:301—458傻子的故事;461—474说大话;480—546机智故事;550—626狡猾者的故事;635—642程式故事;笑话新1—笑话新26—笑话新类型;补遗l—补遗38。

    日本的其他研究家,例如正在继续编辑出版的《日本昔话通观》的编者稻田浩二等,在分析、研究和厘定日本民间故事情节类型方面也有自己的贡献。由于中日两国一水之隔,文化交流具有悠久的历史,所以我们在研究我国民间故事的时候,倘能注意到日本民间故事的情况,倘能借鉴日本学者在类型研究、母题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那么必会有很多新的问题涌现出来供我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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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题索引和区域性比较索引

    除就某一国家、某一民族的民间故事编纂的情节索引之外,我们还可以举出一种专门为某一部民间故事集所编纂的类型索引。这就是有关格林兄弟所记录的民间故事的情节类型索引。格林兄弟在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内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搜集出版的德国民间故事(1812—1814)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纪念《儿童和家庭故事集》出版一百周年,捷克著名的民间文学理论家尤·波利夫卡同德国民间文艺学家约·鲍尔特编纂出版了五卷集的《格林兄弟故事索引》一书。[13]鲍尔特和波利夫卡在索引中就格林兄弟故事集中的二百个故事中的每一篇故事,都列举出当时已经记录下来的流传于世界各国的同一情节异文的篇目,详尽地标明国别和出处。这部索引以“BP”作为代号,在欧洲各国为所有民间文学工作者所广泛利用,成了他们不可或缺的工具书。汤普森在修订阿尔奈索引时,以及其他学者在编纂各国索引时,都曾大量援引过BP索引中的丰富资料。

    近年来,由于国际性的比较研究的兴盛,有的民间故事研究家已经不满足于编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索引,而是打开国家和民族的界限,把具有一定联系的几个国家或民族放在一起,统一考虑,编纂区域性的民间故事情节类型索引。《东斯拉夫民间故事情节比较索引》[14]即是这一类索引的最初尝试之一这一索引概括了东斯拉夫三个民族(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民间故事流传的情况。这一类区域性的比较索引可以为各有关民族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提供较大的方便。从严格意义上讲,应该说它在体例上是汤普森索引的一种变体,它将概括的范围由汤普森的着眼于世界大部分地区改变为只描述若干有限的、密切关联的民族的民间故事情况,但是这种范围的缩小却给有关学者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为他们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探索开辟了途径。

    上述各种索引尽管在细节问题上存在着差异,有时甚至是较大的差异,但以总的编纂原则而论,性质是相同的,即以情节类型作为编纂索引的基础。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民间故事索引中绝大部分都属于这一种,而且从趋势上看在今后 一段时间里,这种索引仍会继续增加,据知有许多国家和地区(如波兰、捷克、保加利亚、马其顿、斯洛伐克等)正在编纂或已经完成了民间故事的、民间传说的、民间叙事诗的以及其他民间文学体裁的情节类型索引。因此可以说,AT分类法的原则在目前编纂民间文学索引方面占有压倒的优势。

    然而应该指出,以情节作为分类的基础绝非是就民间文学作品编制分类索引的唯一方法。早在本世纪初,即在阿尔奈确定他的分类原则的同时,保加利亚的民间故事研究家阿尔纳乌多夫就曾从另外的角度对保加利亚的民间故事进行了分类。他在《保加利亚民间故事分类尝试》[15]一文中,以故事中所出现的形象(主人公)作为分类的基础。尽管阿尔纳乌多夫作出许多努力,但他的尝试存在着一系列缺点,最终没有被大家所接受,这一段历史也较少为人所知。但是以主人公作为基础进行民间故事的分类在一定情况下,特别是在进行某些专题研究时,仍不失为可供考虑的分类原则之一。

六、母题索引

    本世纪30年代中期,由于世界各国民间文学资料的大量发掘,对这些资料的系统分类问题一时成为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自1935年以后举行过一系列的国际性会议,专门地或主要地讨论了这一问题。如上所述,由于民间文艺学历史发展的迫切要求,斯蒂斯·汤普森完成了增订阿尔奈索引的任务。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到以情节为单位对民间故事进行分解编制索引,仍不能满足寻检和研究的需要。他认为应该把情节再进一步分解为更细小的单位——“母题”(motif)。

    “母题”这个中文译名,大约是30年代下半期开始使用的。这一译名一半音译,一半意译,很符合我国翻译的传统习惯。如果我们在使用中能给它一个确定的科学的内涵,不使它引起歧义,那么它未必不是一个好的译名。然而“母题”一词常常会引起一种与本质无关的错误的联想,仿佛在“母题”之外还有“子题”似的,仿佛“母题”是与“子题”相对而言的。然而,只要我们大家约定俗成,使它变成一个确切的科学术语,久而久之终可排除这种错误的联想,正如当我们说“主题”的时候,并不想到在“主题”之外,还有一个什么“副题”。所以,在我们找到更好的译名来代替它之前,只好暂且使用“母题”这个术语。所谓母题,是与情节相对而言的。情节是若干母题的有机组合而构成的;或者说,一系列相对固定的母题的排列组合确定了一个作品的情节内容。许多母题的变换和母题的新的排列组合,可能构成新的作品,甚至可能改变作品的体裁性质。母题是民间故事、神话、叙事诗等叙事体裁的民间文学作品内容叙述的最小单位。关于母题是否可以作进一步分解,一些学者(如世界著名的民间故事研究家普罗普)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这是一个专门的问题,不属本文范围之内。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对于民间文学作品进行深层的研究,不能不对故事的母题进行分析。就比较研究而言,母题比情节具有更广泛的国际性。鉴于科学研究的这种实际需要,汤普森于1932—1936年花费了巨大的劳动,完成了六卷的《民间文学母题索引》。[16]这部书曾经多次翻印和再版,成为对文学作品及民间文学作品进行艺术分析的一本常备工具书。

    这部书不仅是民间故事的母题索引,而且包括了口头流传的故事歌、神话、寓言、笑话地方传说等许多民间作品的母题在内。这部书还包括了像《五卷书》、《一千零一夜》、中世纪小说等书面形式的群众创作的每题。索引中母题分类排列的顺序是以作者所谓的“从神话和超自然到现实和幽默内容的演化”为依据的。首先列出的是神话内容的母题,进而是关于动物形象、禁忌、魔法、奇迹、妖怪以及其他关于超自然力的观念,其次才列举有关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等方面的母题。现将汤普森的母题索引的大的部类列举如下:A、神话母题(共3000号);B、动物(共900号);C、禁忌(共1000号);D、魔法(共2200号);E、死亡(共800号);F、奇迹(共1100号);G、妖魔(共700号);H、考验(共1600号);J、智慧和愚蠢(共2800号);K、欺骗(共2400号);L、命运的变化(共500号);M、预言未来(共500号);N、机遇和命运(共900号);P、社会(共800号);Q、奖赏和惩罚(共600号);R:捕捉和逃跑(共400号);S、异常的残忍(共500号);T、性(爱情、婚姻等等)(共700号);U、生活的本质(共300号);V、宗教(共600号);W、个性的特点(共300号);X、幽默(共1100号);Z、各种无法分类的母题(共600号)。

    在这些大的部类之下,又分若干分部和更小的细类,每个母题均各归其类,有一序码,每一细类和每一母题下大都列引了文献书目,例如,在“神话母题”部类中有一细类为“人的创造”,包括了自A1200号至1299号的100个左右母题(有空白号码,同时也有分号码)?其中开头的若干母题是:

A1200造人
A1201造人以统管大地
A1205不称心的诸神是大地最初的居民
A1210造物主造人
A1211用造物主的躯体造人
A1211·0·1神只凭其想象便用自己的躯体造出人来
A1211·1用泥土和造物主的血液造人
A1211·2用造物主的汗造人
A1211·3用造物主的吐沫造人
A1211·3·1用诸神的吐沫创造人类
A1211·4用造物主的眼睛造人
A1211·5摹拟造物主的躯体用泥土造人等等 
 (每个母题下面所列的节目索引均从略。)

    母题索引的设想丛理论的角度认识,应该说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汤普森在这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仿效汤普森编制这一类的索引的也不乏其人。然而汤普森在索引中兼收并蓄,巨细无遗,开列母题总数不下两万余条,而引用世界各地的资料虽然繁多,但难以搜罗尽致,因此就使得研究者在使用这部索引时,既有不便之处,又时而感到不能尽如人意。这样看来,倘能由泛杂而返于简约,或可对研究者有更多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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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

    中国民间故事的丰富是举世闻名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编纂工作的发轫应当追溯到本世纪的20年代末。1928年,也即在汤普森出版其英文增订版阿尔奈类型索引的同一年,钟敬文和杨成志二位先生合译出版了《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一书。这并不是一部专门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工具书,而是夏洛特·索菲娅·博尔尼所著《民俗学手册》(C·S·Burhe《The handbook of folklore》,London,1914)一书的附录。它提供了印欧故事70个类型的情节提要。该文迻译刊行后引起了我国民间文学研究界的很大注意。但大家所持的态度并不尽然一致,正如钟敬文先生在1931年的文章中所说,“有些人珍爱备至,常用以为写作民谭论文援引的‘坟典’。但有些人,却很鄙薄它,以为全无用处,甚至把它视为断送中国民俗学研究前途的毒药。”

    此后三数年内,中国民间文学界中一些以此为是的同道,便沿着这一方向,就故事类型比较研究做了许多探索。内中有一些较有影响的论文,如赵景深《中国民间故事型式发端》(载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周刊》);钟敬文《中国印欧民间故事之相似》(载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狗耕田型故事试探》(载宁波《民俗周刊》)、《呆女婿故事探讨》(载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周刊》);曹松叶《泥水木匠故事探讨》(载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周刊》);娄子匡《搜集巧拙女故事小报告》(载《开展月刊》《民俗学专号》);清水《中西民间故事的比较》(载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等等。

    1931年,钟敬文先生在《巾国的地方传说》一文中,[17]列举了中国地方传说的某些类型:鸡鸣型、动物辅导建造型、试剑型、望夫型、自然物或人工物飞徙型、美人遗泽型、竞赛型、石的动物型、物受咒型。作者写道:“除上述九个‘类型’之外,还有许多也是很普通或颇普遍的……待将来有机缘草写《中国地方传说型范》的专著时,再较详细地缕述吧。”[18]但是由于诸多原因,作者关于整理中国传说资料、编纂类型汇集的设想,迄今未能实现。上述学者的局部探索为归纳和整理我国民间故事类型作了一定的准备。

    1930年至1931年钟敬文先生撰写了《中国民谭型式》,先在杭州《民俗周刊》连载,后于《开展月刊》之《民俗学专号》(或称《民俗学集镌》第1辑)集中发表。[19]作者所归纳出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名称是(原未分类,亦无编号,编号为本文作者根据原有顺序所加):1、蜈蚣报恩别故事;2、水鬼与渔夫型故事;3、云中落绣鞋型故事;4、求如愿型故事;5、偷听话型故事;6、猫狗报恩型故事:7、蛇郎型故事;8、彭祖型故事(共二式);9、十个怪孩子型故事;10、燕子报恩[型]故事;11、熊妻型故事;12、享福女儿型故事;13、龙蛋型故事;14、皮匠驸马型故事;15、卖鱼人遇仙型故事;16、狗耕田型故事;17、牛郎型故事;18、老虎精型故事;19、螺女型故事;20、老虎母亲(或外婆)型故事;21、罗隐型故事;22、求活佛型故事;23、蛤蟆儿子型故事(共二式);24、怕漏型故事;25、人为财死型故事;26、悭吝的父亲型故事;27、猴娃娘型故事;28、大话型故事;29、虎与鹿型故事;30、顽皮的儿子(或媳妇)型故事;31、傻妻型故事;32、三句遗嘱型故事;33、百鸟衣型故事;34、吹箫型故事(共二式);35、蛇吞象型故事;36、三女婿型故事;37、择婿型故事;38、呆子掉文型故事;39、撒谎成功型故事;40、孝子得妻型故事;41、呆女婿型故事(共五式);42、三句好话型故事;43、吃白饭型故事;44、秃子猜谜型故事;45、说大话的女婿型故事。

    为使读者了解《中国民谭型式》的编写原则,特举第5型“偷听话型故事”的情节提要如下:

一、两兄弟(或两朋友),兄以恶心逐出其弟。

二、弟在庙里或树上,偷听得禽兽的说话。

三、他照话做去,得了许多酬报。

四、兄羡而模仿之,卒为禽兽所吃,或受一场大苦。

    作者在编写中国民间故事型式时,“本拟等写成一百个左右时,略加修订,印一单行本问世”,但是“写到原定数目一半的型式”,便“中断”了。[20]就我国民间故事资料编纂情节类型索引,在30年代初期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因此便难免一切处于初创时期的事物所具有的简约的特点。同时应该看到,这项工作更多带有尝试的性质和举要的性质。作者的立意与其说是要编纂一部反映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全貌的索引,毋宁说是要为民间故事搜集家、研究家指出一条概括和分析情节类型以便于进行比较研究的新途径。由于这项工作因故中辍,并未最后完成,尤其是由于四十余年来,特别是解放以来,记录和发表了大量的民间故事资料,所以它已不能满足今天查检的实际需要。然而,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一著作无疑是具有其历史意义的。早在30年代,这一著作即被译成日文发表,在日本学界也受到相当的重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37年发表了沃·爱本哈德(即艾伯华,W·Eberhard)在曹松叶的大力协助下编纂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一书。[21]这是关于中国民间故事的第一部大型索引。这部索引在刊行后的四十年间,几乎成了欧洲民间文艺学界认识和研究中国民间故事的唯一的类型检索工具书。该索引正文部分长达355页。引用的书籍、期刊等,总数为三百余种,搜罗之广,远及《山海经》、《战国策》、《吕氏春秋》等古籍,近逮30年代中期出版的民间故事集及民俗杂志等书刊。编者从这三百余种书刊里辑录了大量的民间故事资料,从中归纳出故事类型215种、笑话类型31种,共246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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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本哈德所编中国民间故事情节类型的分类和编号与AT索引有很大的不同,其具体情况如下:

故事:动物(1—7);动物和人(8—19);动物或鬼怪帮助好人,惩罚坏人(20—30);动物或鬼怪嫁给男人,或者娶女人为妻(31—46);造物、开天辟地、初人(47—65);万物起源和人的起源(66—91);河神和人(92—102);仙人和人(103—111);鬼怪和死神和人(112—124);天神和人(125—142);阴曹地府和起死回生(143—149);天神和仙人(150—168);魔法、有魔力的宝物和有魔力的事(169—189);人(190—209);勇士和英雄(210—215)。

笑话:傻子(1mlO);机智的人和狡猾的人(11—31)。

    爱本哈德索引的体例是:(1)在每一类型下首先按母题分述故事情节类型的提要;(2)在资料来源部分列出有关的书目、卷次、页码等;(3)最后,分别列出关于该类型的各种说明,如:关于其中某些母题的说明、关于故事中人物的说明、情节的延伸、补充、替代、变异、历史情况、比较对照、分布情况、附注等等。附列第三项是爱本哈德索引的重要特点之一。编者的这些说明是在对有关民间故事资料进行比较分析之后提炼得来的,因而对于进一步的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爱本哈德编纂索引的年代距今已远,与迄今已经印行的中国民间故事资料相比,它所引用的书目已显陈旧,已不能概括我国近世民间故事流传的实际情况。此外,编者在编纂索引时对于“中国民间故事”这一概念的理解似嫌过宽,因而在选材上便出现性质不一、繁芜驳杂的情况。国外学人研究我国民间文学问题虽可能有“旁观者清”之长,但另一方面又难免有“雾里看花”之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索引中的使人感到应该增补和修正的地方会愈益增加。然而,对于爱本哈德所编的这一部严肃的民间故事索引工具书,我们应当遵循“他山之石可以为厝”的古训,不妨翻译刊印,以为我国广大民间文学工作者之借鉴与参考。

    1978年,继上述1937年刊印的FFCl20德文版《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之后,FF刊印了丁乃通所编《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22]这部索引所概括的书刊资料达500余种,几乎超过爱本哈德索引的资料来源近一倍。资料较全,而且较新,大致包括了1966年以前我国中央和地方所刊印的绝大部分主要民间文学资料(台湾省1966年以后所出版的资料亦搜罗在内)。

    丁乃通所编索引的分类和编辑原则以AT索引为基础,采用了国际通用的编码。这不仅是对所谓东方故事特殊论的一种有力的驳辩,同时也为各国学者进行民间故事的国际间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即对我国民间文学工作者来说,也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工具书。

    这部索引分类编码的情况是:

Ⅰ、动物故事:1—299动物故事;

Ⅱ、普通故事:300—749神奇故事;750—849宗教故事;850—999生活故事(爱情故事);1000—1199愚蠢的魔鬼的故事;

Ⅲ、笑话:1200—1349傻子的故事;1350—1439夫妻的故事;1440—1524女人(姑娘)的故事;1525—1874男人(男孩子)的故事;1875—1999说谎的故事;

Ⅳ、程式故事:2000—2199连环故事;2200—2299圈套故事;2300—2399其他的程式故事;

Ⅴ、未分类的故事:2400—2499未分类的故事。

现举其动物故事部分的第一型故事,以便了解该索引的一般编写体例:

No1*、狐狸偷篮子

Ⅰ、(a)兔子(b)狐狸(c)鸟或者(d)其他动物(e)装死或装瘸或者(f)唱歌,引起过路人注意。

Ⅱ、当过路人(a)喇嘛(b)商人(c)姑娘或(d)其他的人或动物,停下来去捡装死的动物时,(e)狐狸(f)兔子或(g)其他动物,偷掉他的(h)装有食物或(i)衣服或其他物件的篮子。

    《中国动物故事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6年,第30—31页(Ⅰa,e,Ⅱg,h)=祝琴琴:《儿童故事集》,香港,1955年,第1—2页;《中国动物故事集》第70—72页(Ⅰb,e,Ⅱa,f,g,h,i+70A);第160—16页(Ⅰc,e,Ⅱd,g,h+1115+49);陈石峻《泽玛姬》,北京,第189—190页(Ⅰa,Ⅱa,e,h,i,+70A);贾芝、孙剑冰《中国民间故事选》第一集,第581—583页(Ⅰa,f,Ⅱb,e,h,+21+30)=《中国动物故事集》第236—239页……(以下从略)。

    丁乃通先生用功最勤之处,也即此索引特长之处,在于资料出处罗列详尽,因而令使用者极感检索之便。至于提要部分,编者或因考虑到使用者可以借助于其他同类索引,所以在归纳和表述时,部分类型似有过分简略之嫌。倘译为中文供我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使用,或应略作增补和调整为是。

    本索引在附录中除刊有与爱本哈德索引(FFCl20)的编码对照表之外,还附列了与池田弘子所编日本民间文学作品类型索引(FFC209)的编码对照录,从而为中日民间故事比较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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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关于编纂索引的浅议

    在作过关于索引的概略评述之后,我们想再简括地谈几句关于索引的认识和关于编纂索引的建议。

    民间故事作为人民群众集体创作的、传统的口头的语言艺术,是一种复杂的现象。民间故事不仅具有它特殊的艺术形式,而且还饱含着各自不同的思想内容。无论从形式方面,或是从内容方面,又都有多种因素在相互作用,以构成完整的、有机统一的艺术作品。民间故事在它的本身中蕴含着集体的因素和个人的因素,传统的因素和即兴的因素,古代的因素和现实的因素,乡土的因素和更广阔的地域的因素,民族的因素和世界的因素,如此等等。

    思想深刻的民间故事研究家不能对上述诸因素采取漠视或回避的态度。此外,他还必须对民间故事的实质、民间故事的想象的特点、民间故事的语言艺术的结构和特点、民间故事的价值、功能、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认真的、深入的探索和研究。民间故事的所有这些方面,固然都不可能脱离开情节而单独地、抽象地存在,但是关于情节的研究决不应该、也决不能代替对于蕴含于情节之中的其他因素的分析和研究。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单纯的情节归纳,不仅不能向我们提供一幅明晰的历史发展的画面,不仅不能为我们描述民间故事反映历史现实的图景,不仅不能使我们哪怕是最一般地认识民间故事创造者和讲述者的面貌,而且单纯的情节分类连民间故事本身的主题、形象、语言色彩、内部结构、思想倾向也不能向我们提示。

    正是由于上述诸多原因使得我们只能把编纂索引看作是研究工作的手段,而不是研究工作的目的;看作是研究工作的准备,而不是研究工作本身。尽管如此,为便于掌握和利用无法数计的民间故事资料,类似AT索引的存在仍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利用这些索引,既不说明我们对它所存在的诸多缺点的迁就,也不意味我们对其编者的理论原则的苟同,我们利用这些索引手段仅仅是为了工作的便利和使大家在工作时能有一种共同的语言而已。一位学者曾经说过,一种语言的词汇在辞典中可以根据不同的原则,有多种排列方法,但是大家选定了按字母表来排列的方法,实际上这是一种最皮相、最不说明词汇本质的方法,但它最简便实用。我想,情节索引也与此相类似吧。但这只是比喻而已。

    解放以来,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在我国各民族中间,进行了大量的搜集工作,出版了大量的民间故事资料,这些珍贵的作品分载在不同的出版物中,分散在不同的机关、单位和个人手中,为了确切了解我国民间故事的蕴藏情况和搜集工作的现状;为了搜集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方便;为了进一步规划和开展民间故事的搜集、出版工作;为了搞好民间故事资料的档案保管,都需要对我国已经出版的(包括公开出版的和内部印行的)民间故事资料进行全面的统编分类工作。这项工作的现实迫切性是十分明显的。为了使这项工作能够取得良好效果,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搜罗要全;二、材料要真。第一点或许在付出相当的努力之后较易于做到;至于第二点,由于在一段时间里一些人从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需要出发,在记录和出版方面要求不够严格,所以现在要做好剔抉辨正的工作大略并非容易。但对既往的搜集和出版工作应该看到它的成绩和主流,而不能求全责备。一般地说,作情节索引或许并不要求民间故事必须是准确忠实的记录,而只要基本情节内容保持原样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不是把索引看成为目的,而仅仅认为是发扬人民群众的文化艺术、加强对民间文学的认识和研究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因此才特别强调“材料要真”的这一前提。我们希望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科学版本出现,根据忠实的记录,选择精萃的故事,完全保持人民创作原有的而貌和语言,从而为人民群众的艺术天才留下真实的摄影。

    如前所述,比较现有的几种中国民间故事情节索引,丁乃通先生所编索引搜集资料较新、较全,似可适应当前参考的急需,据知目前正在迻译之中,希望它能较快地出版。但据说在迻译出版时,只拟保留情节类型提要部分,而欲将故事出处的书目索引部分略去。这样做恐未允当。索引的价值正在于可以借助它按图索骥,便于查检。倘使略去书目部分,自然要减少这部工具书的实际价值的大半,而有悖于作者的初衷和读者的期望。当然,视今后的人力和条件而定,或许有必要在这部索引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增补和订正,甚或有必要另起炉灶,重新编纂新的情节类型索引,以便进一步适应我们的要求。但这都是将来的话了。目前,我们还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例如:

一、我国是一个传说极为丰富的国家,每一山水风物、名人巨匠、习俗节日,无不有瑰丽奇妙的传说伴随。传说之多、之美直如闪烁于夜空的万点繁星。我们急需有一部关于传说的类型索引,以便于我们更好地掌握和研究我国的传说资料,就像我们在浩瀚的星海之中要辨明方位,知其所指,就必须有一张给每一颗星起一个名称,并把它们划分为若干星座的星空图一样。

二、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我国的许多民族的人数和许多省份的疆域,比起其他大陆的一些国家来还要多、还要大。而我国各民族各地区的民间故事又极为丰富。倘能就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民间故事编成类型索引,那也将是一种具有开创意义的很有价值的工作。

三、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创造了绚丽多彩的优秀文化。五十几个民族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各放异彩而又相互映照。如果能根据各民族的密切的历史文化关系编纂不同民族的双边的或多边的、乃至全国性的民间故事类型比较索引,那将是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个可喜的成果,将对各民族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产生良好的影响。

四、我国与许多国家接壤或隔水相望,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彼此影响具有悠久的历史。对我国和日本、朝鲜、越南、印度、泰国、缅甸、蒙古等国家以及阿拉伯国家的民间故事作比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探索出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规律,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我国民间故事的特点和本质。因此,编纂各国民间故事比较索引将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对世界民间故事研究来说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和有价值的贡献。

至于编纂除情节类型索引以外的其他种类的索引,也应该有适当的专人在适当的时机开始探索。

五、我国历史悠久,搜集故事的传统也甚为久远,以记录民间故事的时间的迟早而论,恐怕在世界各国很少能找到先于中国文献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搜神记》、《异苑》、《幽明录》、《续齐谐记》等,撰录的年代距今约有十三、十五个世纪之久;即使唐代的《酉阳杂俎》,辑录的时间至今也已经过去一千一百多年了。以后的记录工作始终连绵未断。对民间故事进行历史研究在我国具有极为优越的条件。如果在编纂索引的宗旨、原则和体例上能够另辟蹊径,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若干故事,把在不同历史时代记录下来的同一类型的故事编成索引,或将为我国民间文学研究者开拓一片新的田地。

六、人民的口头创作与作家的文学作品足不同范畴的艺术现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国不仅有很长的记录民间故事的历史,同时还有从文学角度改编、整理民间故事的传统。如果把一系列故事从古到今经不同作家、整理家用自己的艺术手段和艺术语言进行改编和重写的情况,多方寻求,详加稽考,分类编纂,著成索引,那必将为我们提供一部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工具书。

此外,如母题索引等其他种类的索引,乃至建筑在新的分类原则基础上的新型索引,都未始不可成为某些有志于此的民间文学工作者的工作项目。

      应该看到,我国的民间文学研究工作具有很多有利的条件:资料的丰富,历史的久远,现实环境的可贵,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和方法论作为指导来观察和认识民间文学现象及它的内部规律,这使我们能够摆脱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从而可以避免歧途和少走弯路。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目前我们的工作距离人民的要求,距离四个现代化的要求,距离现代科学的发展,还相差很远,我们必须迎头赶上。我个人觉得,应该精于思,勤于作,不犹豫停顿,不原地踏步,不亦步亦趋,也不走弯路,更不后退,要选择捷径,加快速度,只有这样才能迎头赶上。说到这里使我想起一段往事:1958年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我曾向当时还健在的我国民间故事搜集家李星华谈起过编译AT情节类型索引的问题,1962年以后她又提起过此事,并且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于是我在1966年以前的一段时间里,在其他工作的余暇,断断续续地积累了许多卡片,然而后来竟全部散失了。时日蹉跎,事犹未成。今天在写这篇关于索引的述评的时候,我不能不以一种抱愧的心情来追思这位优秀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有感于此,便说了上面这样一段题外的话,以作为本文之结。

198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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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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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世界各国民间故事的出版情况可参见: 1) Bolte J.und Polivka G., Anmerkungen zu den kinder-und Hausmarchen der Bruder, Grimm,Bd.V.Leipzig,1932;2) The types of the folktale, translated and enlarged by Stith Thompson Second revision, Helsinki, 1964, P.10—18.

[2]  Hahn van I. G., Griechische und albanische Marchen, Leipzig, 1864,5.45—61.

[3]  E.Cosquin, Les contes populaires de Lorraine,Paris,1887.

[4]  A.Clouston, Popular tales and fictons, their migra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London,1887.

[5] 普·弗拉基米洛夫《俄罗斯文学史概论》,基辅,1896年(俄文版)。

[6] Antti Aame, Verzeichnis der Marchen typen, Helsinki 1910(FFC  No3). 

[7] Antti Aarne, The types of the folktale: A classification and bibliography [verzeichnis der Marchentypen](FFC No.3), translated and enlarged by Stith Thompson, 1928 (FFC No.4)

[8]  尼·安德烈耶夫《根据阿尔奈体系编纂的民向故事情节索引》,列宁格勒,1929年(俄文版)。

[9] Krzyzanowski J., Polska baika ludowaw ukladzia systematycznym,T.Ⅰ—Ⅱ,Wyd.2.1962—1963. 

[10] In-hak Choi,  A type index of korean folktales, Seoul, 1979.

[11] Ikeda Hiroko(池田弘子), A type-and motif-index of japanese folk-literature, (FFC 209), Helsinki,1971.

[12]  关敬吾、野村纯一、大岛广志《日本昔话大成》,第11卷,资料篇,东京,1980。

[13] I.Bolte und J.Polivka, Anmerkungen zu den Kinder-und Hausmarchen der Bruder Grimm, Leipzig,B,I-V,1913— 

[14]  勒·巴拉格等《东斯拉夫民间故事情节比较索引》,列宁格勒,1979年(俄文版)。

[15]  米·阿尔纳乌多大《保加利亚民间故事分类尝试》,民间创作、科学及文学论文集,第21卷,索非亚,1905年(保加利亚文)。

[16]  Stith Thompson, Motif-index of folkliterature, vol.Ⅰ-Ⅵ,1932—1936,Bloomington.

[17] 钟敬文:“中国的地方传说”,载《开展月刊》第十、十一期合刊:《民俗学专号》1931年。 

[18] 钟敬文:“中国的地方传说”,载《开展月刊》第十、十一期合刊:《民俗学专号》1931年。 

[19] 钟敬文:“中国民潭型式”(目录中写作《中国民间故事型式》),载《开展月刊》第十、十一期合刊,《民俗学专号》,1931年。

[20]  钟敬文:“中国民谭型式”(目录中写作《中国民间故事型式》),载《开展月刊》第十、十一期合刊,《民俗学专号》,1931年。

[21] W· Eberhard, Typen chinesischer Volks marchen, (FFC 120), Helsinki,1937.

[22]  Nai-tung Ting, A type index of chinese folktales in the oral tradition and major works of non-religious classical literature (FFC223),Helsinki,1978. 

摘自刘魁立著《刘魁立民俗学论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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