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戈金，蒙古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口头传统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学术方向：史诗学与口头传统研究。多年来，在新疆、内蒙古等地进行多次田野作业，就民间口头艺术样式作调查。有专著、译著、论文等多种发表，内容涉及文艺学理论、史诗学、口头传统研究等，代表作为《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2000）。

 
　　口头传统是非物质文化中最为脆弱的一部分，随着传承者的相继去世，有些珍贵的东西将永远消失，我们搜集到的东西也会越来越珍贵。几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就对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予高度重视，如《玛纳斯》的手抄本、艺人档案、不同唱本的搜集已初具规模；对《格萨尔王传》、扎鲁特本子故事等也已展开定向搜集，下一步将在声音和图像的基础上建立更大的数据库。随着社会的转型、经济的飞速发展、都市化、旅游、教育的标准化等，所有的这一切都会对古老的口头传统形成强烈的冲击。如果今天我们再不做这件事情，将来悔之晚矣。
 
　　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已经签约7个口头传统田野研究基地，陆续在四川、青海、内蒙古、广西等地启动，效果非常好。我们需要的是整体保护，而不是拿个录音机，按下开关，然后拿着录音带回来写文章。因为传统文化是高度依赖文化生态以及环境、语境的，我们一方面搜集资料，一方面要对文化生态进行整体描述。我们每年都有年轻的学者，在有经验的专家带领下，到基层做田野调查。曾经一个小组在一个夏天就采集到900个小时的录音。
 
　　在我们国家，真正通行和广泛使用的少数民族文字不超过10种，所以许多民族的历史足迹、文化、信仰体系、美学观念、日常生活中许许多多地方性知识，所有这些都沉淀在口头传统中。我们对口头传统的保存、保护、整理，其实是为这些民族保留下非常珍贵的遗产。如今，口头传统为什么受到中外知识界的重视？因为学者们通过长期的考察后得出结论：口头传统是人类表达文化的根。它的发展历史最为悠久，书写的历史与之相比则非常短暂。而书写因为它的便利性，在过往的若干个世纪中得到崇拜。所以近年来，文化人类学家总在反思“文字霸权”，是文字挤压了表达文化的空间。现在的人们越来越不会用口头来表达自己，就是因为我们太依赖电声设备、键盘，太依赖书写了。上世纪60年代，国外有学者曾经探讨过：人类的心智是否有个大分野，一部分是口头文化，另一部分是书写文明。但随着认识的深化，我们发现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口头传统从历史到今天，一直对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发挥着作用。我们发现无论我们怎么“口说无凭，立字为据”，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信息是用口语交际，但对此的总结我们一直都没有做。我们一直没有从知识哲学的角度来认真总结口头文化的规则。
 
　　人类会说话的历史在12至20万年之间，书写（连符号在内）的历史也就七八千年。有学者说，如果人类会说话算文明，走了一年的话，书写是从12个月时才有，前11个月一直在说。我们今天采集到的口头传统是千百年来就如此的，书写相对来说是很短暂的文化现象。如今对口传知识体系兴趣的转向与大的人文转向有关，即从书面知识到口传地方知识，从书面文化到口传文化。以前关注精英文化、帝王文化、有文字的文化、上层文化，现在则转向民间。如时下人们关心的口述史，便是关注重大历史事件中个人的感受，普通民众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心理反应、情绪反应，其实是整体上构成一种眼光向下——从原来过多关注上层文化转向关注边远地区、弱势群体的知识系统。
 
　　这些年我们倡导口头诗学，但如果你用看待李白的美学规则来看《江格尔》、《玛纳斯》，会发现冗长、啰嗦、结构不均衡、细节过度肥大、某些情节被稀释这样一些被书面文学的美学规则所诟病的特点。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些规则，才是民间表达的规则。如果你坐在火塘边去听一段《江格尔》的韵文，你会感觉它一点不啰嗦——因为我们是听一首诗，而不是读一首、看一首诗，我们的接受器官不是简单地从眼到耳，其实是法则的转变。
 
　　有学者从口头传统的角度，思考关于民间知识、民间文学的历史。芬兰是个很小的国家，但它的民俗学家是国际级的学者。这些杰出的学者用他们杰出的工作影响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乃至影响了全人类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看待文化多元的问题，看待边缘文化的问题，看待口头文化的珍贵性。
 
　　以前我们在筛选知识时往往保留大量精英知识，过滤掉民间知识。而后来我们发现，恰恰是这些民间知识，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底色，是一个民族民族性中最核心的东西。这些东西有时并不通过精英文化、宫廷文化，通过雅致的文人文化来传达。而没有了这些东西，反倒让我们在解读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世界的时候，产生距离，产生模糊感，聚焦不准确，因为我们缺失了许多因素。现在，我们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将陆续出版《活着的经典》系列丛书，就是希望能在人文科学界引起越来越大的影响，使人们认识到大量的口头文学现象其实需要另外的阐释和新的规则。所以，我们的工作不仅是解读少数民族文本，而是通过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包括口头传统和其他研究，让学术界更多地关注——其实文化有着许许多多不同的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