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美国民俗学重要的理论流派之一，又称“帕里─洛德学说”(The Parry-Lord Theory of Oral Composition)。大多数民俗学理论和方法都肇始于19世纪。相形之下，“口头程式理论”则是在20世纪中发展起来的寥寥可数的几种民俗学理论之一。这一学说的出现，既是对年深月久的“荷马问题”(Homeric Questions)作出的当代回答，也是通过实证研究和比较方法解决现实学术问题的理论范型。

    在20世纪初叶，一位名叫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的年轻古典学学者，对千百年来令历代学者争论不休的荷马史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试图去解开“谁是荷马？他是怎样创作出被我们称之为荷马史诗的作品的？”正是这一被叫学界称为“荷马问题”的千古悬疑，引发长达几个世纪的学术争论。因为在所谓“荷马时代”稍后不久的年月里，这个问题就变得模糊起来��没有关于荷马史诗创作者的确切记载。学者们只好根据零星的线索，作各式各样的推断。这些见解，又粗略地构成了被称之为“分辨派”(unitarians)和“统一派”(analysts)的两个彼此对立的阵营，通俗一点说，就是“荷马多人说”和“荷马一人说”。双方都以为自己掌握了有力的证据，后来却又都发现他们难以驳倒对方。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至关重要的新材料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小了，学术探索走进了死胡同，长久地徘徊不前。应该出现一种全新的思路，以突破以往研究的格局，在继承前辈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独辟蹊径，以创新说。

    帕里承担起了创立新学说的重任。作为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古典学者，他曾深受法国历史语言学的影响，对19世纪德国语文学的成就也极有心得。梅耶的比较方法，艾林特、顿泽和其他一些人对荷马修辞和步格的深入研究，使他获益非浅。大约在同时，拉德洛夫和其他学者关于突厥和南斯拉夫的民族志报告，又使他对活形态的口头史诗演唱传统有了一定的了解。不过那时他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在他的古典文学研究与活形态的史诗演唱传统之间的关联。他从分析荷马史诗中的“特性形容修饰语”入手，很快就发现，荷马史诗的演唱风格是高度程式化的，而这种程式来自悠久的传统。荷马史诗是程式的，也就必定是传统的。随后，他又发现，这种传统的史诗演唱，只能是口头的。不过这些还只是以语文学分析为基础的学术推想，怎么才能印证它呢？帕里得知，在南斯拉夫地区当时还存在有口传史诗的演唱传统，他于是决定去那里进行田野作业，以求通过对口头史诗演唱进行近距离的观察和比较研究，发现口头文学活动的基本特征。他的学生和助手艾伯特•洛德(Albert Lord)参与了调查活动，这又成就了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这师徒二人共同创立了“帕里－洛德理论”，或者叫“口头程式理论”。在南斯拉夫的调查，主要在六个地区里进行，其收获是巨大的��他们通过与南斯拉夫的活形态的口头传统作对照和类比研究，确证了他们关于荷马史诗源于口头传统的推断，并进而印证了他们关于口头史诗创作规律的总结。在这次历时近两年的田野作业期间，他们用口述的文字记录和特制的声学录音装置采集了大量史诗演唱，从而构成了今天哈佛大学威德纳图书馆“帕里口头文学特藏”（The Parry Collection of Oral Literature）的主要内容，这次实地调查及其成果随后成为世界上少数搜集和收藏口头演唱活动的成功范例。

    口头程式理论的精髓，可以概括为三个结构性单元的概念：程式（formula）、主题或典型场景（theme or typical scene），以及故事范型或故事类型（story-pattern or tale-type），它们构成了口头程式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凭借着这几个概念和相关的文本分析模型，帕里和洛德很好地解释了那些杰出的口头诗人何以能够表演成千上万的诗行，何以具有流畅的现场创作能力的问题。由于这一理论的创立起因之一，主要是对古老的“荷马史诗”文本进行当代解读，这就不能不打上一道鲜明的烙印，并成为分析和阐释那些已经由文字固定下来的史诗文本（以《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为代表，还有被经常提起的《贝奥武甫》《尼贝龙根之歌》《熙德之歌》等）的利器，从史诗文本中发现程式和分析程式的频密度、分析句法的结构（如平行式、跨行、韵律特征等等）、解析主题和典型场景，都能驾轻就熟，具有明显的普适性和较强的阐释力。此外，语文学和人类学，是在帕里之前早就存在了的学科，但将它们结合起来，以对口头表演中的若干核心要素进行深入的把握，则是由帕里和洛德首倡的。这一套新的学术工作原则，就既体现出了语文学的严谨和精细分解，又具有人类学的注重实证性作业，注重田野的特征。分析性工作与实证性工作，在这里获得了绝妙的统一。该理论的两位创始人具有不同的学术背景和素养，两人专擅的方面有一定的差异，加之帕里在初创学理不久即去世，这就为该理论带来某些特色，例如它的草创和后期发展之间的跨度比较大，它的理论体系具有相对开放的性质，它的普适性和广泛的影响，又反过来带给它活力和巨大的发展空间。从精神特征上看，帕里－洛德理论与上个世纪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中试图重建历史和偏重历时性研究的偏好有明显的关联，同时又是形式主义和结构研究的某种接续。在后来的发展中，它一方面影响了近年势头颇健的“表演理论”(Theory of Performance)和“民族志诗学”(Ethnopoetics)等学派，另一方面又广泛地影响了区域文化研究和各种口承文化传统的研究。 

     国外民俗学界关于口头艺术（Verbal arts）与“文本”研究的激烈讨论与近年来十分活跃的“表演理论”及其对文本意义的发掘关系密切。而“表演理论”即是与早期更偏重于文本分析的“口头程式理论”有一定亲缘关系，并在文本概念的全新界定上直接受到了“帕里─洛德学说”的启发，即真正的口头诗歌文本是“表演中的创作”（Composition in Performance），“诗即是歌”，“每一次表演都是一次创作”。由于表演涉及表演者和观众，正是二者的互动作用才产生了“文本”；因而“文本”的概念来自于“表演中的创作”。这正是口头程式理论关于“文本”的概念，是在口头创作形态学的意义上被界定的，这显然区别于后结构主义的“本文”概念。从文本概念的界定到口头诗学的文本研究之间，口头程式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在基本架构上利用语文学、语用学和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以史诗文本的语言学解析为基础，论证口头诗歌尤其是史诗的口头叙事艺术、传统作诗法和美学特征。因而，口头程式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口头诗歌的创作理论。作为口头诗学(Oral Poetics)，它是立足于口头传统本身对西方古典诗学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反拨，总体上而言，先后纳入口头史诗研究视野的文本对象和范围，随着田野观察的发现而不断得到拓展，其间也有其历史性的发展和变化。

     自这一学派的扛鼎之作，即洛德的《故事的歌手》(Singer of Tales)于1960年面世以来，其理论成果和工作方法，超越了古典学、斯拉夫研究，甚至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科边界，已成功地应用到了多达150种语言传统的学术阐释中。另外，帕里─洛德学说与晚近才发展起来的重视非精英文化、非主流文化的人文思潮有某种契合关系，因而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美国民俗学的发展轨迹，并且成为西方知识界“口承─书写大分野”(The Great Divide Between Orality and Literacy)这一文化论争的先声，为传播学、书写研究、文化研究等领域带来了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

    有关口头程式理论的基本学科规范和主要内容，读者可以从约翰•迈尔斯•弗里的《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朝戈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获得，其中列出了直到1982年为止的相关学术成果及其注释，在该书所择选的1800余个条目中有足足1500条直接成长于帕里和洛德的工作成果之上，由此可见这一理论的国际学术影响是空前的。此外，读者还可以重点参阅这一理论的奠基之作《故事的歌手》(尹虎彬译，中华书局2004年版)，它不仅使“口头程式理论”成为一种方法论，而且使口头诗学逐渐成为一门学科，因而一直被誉为口头传统研究领域的“圣经”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