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宗教与民间文学深刻相关。宗教影响民间文学的生成与发展，并通过搜集、整理和再传播，不自觉地保存和保护了民间文学。同时，民间文学必然取材于宗教，并通过选择性传播，也极大地影响着宗教的发展演变。当前正在进行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宗教将是民间文学作品搜集与整理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如何理解在宗教影响下的民间文学保护，使民间文学中的宗教因素成为先进文化建设中的积极因素，需要对其二者之间的互用关系来一次深刻认识。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子工程“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已于2002年就启动了。目前，我国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工程特别是民间文学的发掘与抢救已取得显著成就，各地不仅发现了许多民间故事村、民歌村，搜集刊行了大量民间故事集、民间歌谣集等，而且有的地区还因此带动旅游经济，成为偏远地区或民族地方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不能不严肃地提出的，那就是：各地搜集、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不仅过于庞杂，而且缺乏一个被社会公认的甄别标准。因此一些作品“面世”之后，不仅没流行于城镇书市，反而为部分农村的封建迷信所利用。有的地方组织和政府为了制造民间文学兴旺发达的局面，甚至还将一些包含有明显消极作用的宗教作品纳入地方中小学校自编教材和群众社区文化范本，这不仅不符合我国“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而且还对地方群众生活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这种现象的出现，究其根本，是因为一些地方在民间文化保护的长远目标上模糊不清，是因为没有很好把握宗教与民间文学之间的互用关系，没有深刻认识在宗教影响下的民间文学保护的特征。

一、宗教和民间文学关系密切

宗教是一个多层次、多体系的极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一般说，宗教可视为一种社会观念系统，它包括一系列信仰及表达行为，这些信仰和行为使人类与超自然的神灵发生关系，并反过来深刻影响到人类的社会生活安排。宗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所以广泛留存于人类社会，是因为它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宗教有减少所有人都会经受的焦虑和不确定感的作用。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宗教具有适应性，即宗教习俗观念能发挥心理调适、社会控制和资源整合等功能。

民族民间文学是一个民族的人民大众集体创作、口耳相传的语言艺术。它既是该民族人民的生活、思想与感情的自发表露，又是他们关于历史、科学、宗教及其他人生知识的总结，也是他们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的表现形式。它主要包括神话、史诗、传说故事、民歌民谣和寓言、谚语、俗语、笑话以及民间说唱等。民间文学与作家书面文学之间的明显区别在于，它具有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和传承性等特征。

宗教与民间文学同是人类思维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二者从一开始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原始人类面对着当时还无法解释的种种自然现象，幻想着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支配着人们，于是产生了神的观念。为了祈求神的庇护，他们采歌舞或供奉食物来祭祀等形式，这就产生了原始宗教，这种宗教渗透并存在于原始文艺特别是民间口头文学之中。原始形态的民间文学，不仅包括建立在劳动节奏基础之上并渗透于生活各方面的歌谣活动和休闲时借以消遣的传说与故事等，而且还特别包括原始宗教活动中的叙述性神话。与宗教几乎同时生长起来的神话，同样是人类童年对尚未认识的自然力的一种幻想的反映。可见，以神话等为代表的民间文学与宗教都是时代的生活、思想及信仰的反映，二者之间，关系密切。

宗教与民间文学相互影响。宗教不仅通过改编、捏造等手段来影响民间文学的生成与发展，而且还在搜集和整理民间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不自觉地保护和保存了民间文学遗产。同时，民间文学作为大众文化载体，其在流传过程中也广泛传播着宗教内容，从而扩大了宗教的社会影响，促进了宗教的发展和完善。当前，全国进行的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特别是抢救民间口头文学遗产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将反过来保护和保存宗教内容。但是，宗教尤其是民间宗教，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现象，需要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

二、宗教必然影响和利用民间文学

中国的宗教主要有佛教、道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其中，形成于两汉时期的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源自远古巫术、老子学说和道家思想。道教推崇《周易》和黄老思想，认为人与天地同源同禀，同构同律，因而提倡崇尚自然和贵生精神。与道教不同，佛教追求虚无缥缈的来世幸福，要生活苦难的人们忍耐再忍耐。而道教主张争取现实幸福，其思想大都通俗易懂，易为民众接受又符合民众愿望，所以道教影响在民间很大。反映在民间口头文学中更是如此。其实，和道教一样，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都同样对民间文学的生成与发展有重要影响。那么，宗教为什么要影响民间文学呢？

马克思曾指出：“宗教本身没有内容，它的一切根源不在天上，而在人间。”⑴宗教产生于民间，需借群体传播，才能风行社会。因而要使一种宗教保持生命力，就必须重返民间。如果没有广泛流传和众多信徒，宗教究其根本不过是个人狂想。因此，要使民众相信某种宗教，其教义必须通俗易懂，其传播形式必须为大众所喜闻乐见。而民间文学正合这些特点，于是宗教借助民间文学进行传播就自然而然了。

宗教影响和利用民间文学，很大程度上是为争取意识形态地位。在君权高度集中的汉代社会，儒家知识分子为提高自身地位，竭力以孔子言论制约君权。孔子地位的提高也标志着儒生地位的提高。同样，方士和后来的道士等在野的技能之士也迫切需要一个先师圣者作代表，与君权和儒生集团相抗衡，以便自己在汉朝官方意识形态中占一席之地。孔子曾被孟子称为“百世之师”，有所谓“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⑵，后起的老子不仅被神化为“世为圣者作师”，而且还在此基础上，将原本属于三皇五帝等历代圣君的上古文化创造与发明都归于老子。此时，有关道教创始人老子的传说就完全被神话化了。

宗教影响和利用民间文学，也因二者之间存在冲突。其突出表现在对待宗教教义上。对于信徒，宗教教义就是神圣的、不可逾越的法则。但民间文学则是人民大众的即兴口头创作，有时不仅会与宗教教义相冲突，甚至还会直接戏谑宗教。如武当道教宣扬“清心寡欲”，对“性”则讨为忤逆。而武当山民间文学中则有大量对性的赞美和歌唱，甚至还有专门以性言性语为主的所谓“酸歌”。⑶这必然为道教所不齿。然而，更麻烦的是老百姓“口无遮拦”，编起故事来常拿道观开涮。这使得道教利用民间文学成了迫不得已。

宗教影响和利用民间文学，与佛道相争的特殊历史形势有关。佛教迟至东汉明帝时已传入我国，其初入时人们将它与神仙方术等同视之，楚王英便将浮屠与黄老同祠。但是佛教与道教的神仙方术有本质不同，其势必在传播渐深时与道教产生摩擦。于是二者相互编造神话以贬低对方。《法苑珠林》卷十八“感应缘”引《汉法本内传》中就载有如下事件：汉明帝永平十四年(公元71年)五岳道士与佛教沙门比法角试。道士自称道经逢火不焚，但试之则化，南岳道士费叔才当场气死，而佛教的摄摩腾沙门“踊身高飞，坐卧空中，广现神变。……大众感悦，叹未曾有。”当场就有司空阳城侯刘峻等两千余名官人士庶要求出家。“汉兴佛法自此始焉。”显然，这是佛教徒伪造，因为永平十四年有组织的道教还没正式成立，何来道士道经?汉明帝时的司空先后是冯鲂、伏恭、牟融，而没有什么“司空阳城侯刘峻”⑷。在这种情况下，道教徒自然不甘落后。特别是当佛教传播越来越深入的时候，道教粗浅的世界观已无法抵御佛教精致的唯心观，同时佛教的方技术数因来自异域，其不仅新奇，而且还很快融合了中国传统方术。据史载，当时来华高僧大多擅长方术。如安世高就是“外国典籍，莫不该贯，七曜五行之象，风角云物之占，推步盈缩，悉穷其变。”⑸其他如康僧会“明练三茂，博览六典；天文图纬，多所贯涉。”⑹  昙柯迦罗“善学四围陀论，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该综。”⑺）东晋十六国时，名僧佛图澄、鸠摩罗什等都以方术闻名于世。因此佛教徒都有信心称佛教的方术技巧要高出道教一筹。既然在哲学教义甚至方术上都不能战胜对手，那剩下只有在神话等民间文学的制作和传播中战胜它们了，而编造神话和传说故事等恰恰是方士们的拿手好戏。

宗教影响和利用民间文学，也与封建王权的政治操纵有关。中国历史上从未形成政教统一的朝代，但宗教却总会被封建王权用作其巩固统治的政治工具。武当道教就是随着有封建王权参与的道教神话传说的编造活动而发展的。南北朝以后，佛教势力不断壮大，寺院貌似独立王国。玄武门事件后，唐太宗李世民一面隆重迎接玄奘取经回京，一面自称李耳后裔。贞观十一年，他甚至敕令道先佛后。至明永乐十一年，推崇道教达到高潮。永乐皇帝派隆平侯张信、附马都尉沐昕、工部侍郎郭进率三十万军民历时十三载修建武当道场。其实，朱棣修建武当道场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建文四年，朱棣率“靖难之师”攻破南京，朱允火文于后宫自焚。因骸骨模糊，他疑心其扮道士出逃武当山，建武当道场实为捉朱允火文。 另一方面，朱棣初政，人心不服，期以神权治天下。他在《大岳太和山碑记》中说：“肆朕起义兵靖内乱，神辅左右，风行霆击，其迹甚著。”他宣扬帝位是神仙真武所赐，期以“君权神授”征服民心。因为朱棣出于政治目的修建武当道场，使武当道教势力压倒周围一切，敕封六品提点道宫前后达二十一人，凌驾于地方县令之上。凡辖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皆受制于该皇权国教。武当山口头文学，作为群众舆论工具和控制重点，当然也不例外。可以这样说，道教利用民间文学，正是永乐皇帝等帝王树立个人权威、愚弄天下的策略选择。

宗教影响和利用民间文学，还是宗教世俗化的必然结果。当前，世俗化已是世界宗教潮流。民间口文学反映民众特别是下层人民的思想情感，其被现代宗教用作传播媒介并走向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所以，宗教积极影响和利用民间文学，是其发展演进的必然选择。

三、宗教影响民间文学的社会优势与现实途径

在封建社会，宗教历来是占据思想高地的上层建筑，并一直试图影响社会各方面。宗教利用民间文学具有显著社会优势：首先，政治上有封建王权的支持，有相当的政治资源；其次，经济上有寺院或道观作依靠，能获大量捐赠，并占有大片土地；其三，文化上优势显著。有充足时间来研习经书文化的僧人和道士，对于将宗教融入民间文学的工作显然并不困难。所有这些优势，可从武当道教中看得更清楚。

武当道教的发展优势堪称史无前例，集中体现在明成祖钦定三十万军民进行规模宏大的武当道场建设。武当道场的“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即思想体系建设不仅并行不悖，而且后者涉及面更广用时更长。如真武神话的发展就是如此。在唐、宋、元、明七百多年中，武当道人广集民间传说，完成了庞大的“真武修仙”体系。真武本为玄武，在中国神话的诸神系统中是一位地位显赫的大神。宋真宗赵玄郎因崇玄武而讳忌，于天禧二年改“玄武”为“真武”，将其奉为武当主神。据说，真武是“净乐国”善胜皇后梦吞日月所生，弃王位于武当，修行四十二年得道成仙。值得注意的是：日、月合字为“明”。太子修成的真武，便暗示为明朝天子。所以明代在修建武当山道场时，挖空心思，每一座庙宇，每一个洞府，都严格按照这个传说体系而施工。这种融传说、建筑为一体的大型道场布局，全国罕见。道教“制造”神话和传说故事等正是以道场作为利用民间文学的最佳平台，通过取悦封建帝王和蛊惑民众，从而实现其社会控制目的的。

具体来说，武当山道场在利用民间文学方面，具备三大环节上的优势：首先在搜集方面，武当道场有皇权支持，拥有大量经卷与善书等可供借鉴，从而广泛吸纳佛教等经书故事；同时全国道场广布，云游道人交往频繁，利于交流各地口头文学资料；武当道场还是群众文化的集中活动场所，每年朝山香客数以万计。这些香客大部分是来自社会最底层，武当道士便以逸待劳，从中搜集民间文学，条件实属得天独厚。其次是整理方面。武当道士自幼出家，接受道教理念点化，长年累月受经卷、教义、善书的熏陶，一般都有通俗文学基础，具备整理民间文学的良好素质。其三是编辑方面。明代以前，武当道教上层人物都由朝廷指派。这些人多为隐退官吏，能著书立说，除参编“道藏”外，还编《神仙传》、《神仙鉴》、《隐仙传》等多种书籍。这些书籍，所载几乎全是正史以外的神话传说和名人轶事，内容之丰富堪称中国民间文学的一大“集成”。例如，有反神论思想的道教支派古巫端公“安神道经”，就为武当山民间文学所独有。

道教出于自己的宣传目的，对民间文学的态度是：搜集→整理→发展→传播，并以此循环。道教搜集民间文学，经加工再创造，丰富了道教内涵，继而又重返民间，这正是宗教利用民间文学的现实途径。

四、民间文学必然取材于宗教

宗教，作为有重要影响的上层建筑，作为在群众中流传广远的社会存在，甚至作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思维根源，其必然会被反映在各种文化体系中。既然民间文学是反映人民大众思想情感的口头艺术，既然民间文学是群众集体创作的生活艺术，那么，它必然会将宗教作为自己的重要题材进行整合和传播。

民间文学存在着对宗教的自觉消溶倾向。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每个社会都把神圣与世俗区分得十分清楚。但是文化发展论认为，处于不同层次的文化有相互向对方发展的趋势。群众集体创作的民间文学，显然属于世俗文化，而宗教在封建社会属于“神圣”文化，表面上看二者截然不同，但实际上根据文化发展论可知，二者之间的相互渗透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始终存在的。特别是在缺乏感召力的情况下，民间文学借助于神圣的宗教来对其受众施加影响，以使受众必信无疑，就是很正常的事了。

处于社会底层的穷苦大众尤其是民间传承人，困苦无奈和幻想解脱时必然走向宗教。马克思说：“贫困叫人去祈祷，而更重要得多的是教人去思考和行动。” ⑻   宗教可以使人们获得暂时精神安慰，更能使人们获得思考机会。从某种程度说，宗教正是这种思考的结果。因此某种宗教在兴起时，总能反映人民的某些愿望和要求。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宗教也并非任何时候都只是统治工具，如北魏时代，它就代表当时的进步力量。至于宗教为民众的某些革命运动提供思想的外衣，差不多在每个朝代都可找到例子。

在文化旅游成为时尚的今天，与宗教有关的神话和风物传说等，更是被批量“生产”出来。宗教受近现代科技冲击，一段时间急剧衰落，但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宗教又在一定时空出现“复活”。日本学者小田晋认为，社会剧变时期宗教热情高涨是历史规律。⑼  当然，现代宗教热出现的原因很复杂：一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弊病越来越引起不满，人们缅怀过去，找寻原始纯朴和宗教情调；二是现代社会行为个体化，人们因缺少集体活动而孤独感加深，精神压力增大，希望从宗教找回失落的人际温情；三是现代社会思潮来去匆匆，易产生信仰“中空”地带，宗教于是出现抬头迹象；四是持续不断的民族宗教冲突使得宗教近几年的宣传得到加强；五是现代宗教也在自我调整，以求适应新形势。所有这些因素，促成的一个最大社会结果就是关于宗教的旅游热潮持续不断。旅游热又促成经济利益的形成，致使许多宗教胜地和神秘去处在认识到有利可图的同时，大肆“制造”所谓民间文学。所以，若将各地组编的所谓民间文学放在一起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多半 “似曾相识”，以至于一些旅游胜地开始意识到要对自己的民间文学作品版权进行保护。

五、民间文学对宗教的利用方式

从利用形式方面说，民间文学对宗教的利用，主要有显性、隐性和二者兼有三种方式。民间文学对宗教的显性利用，是指民间文学直接将宗教名称、程序等纳入其作品。这在远古时代十分普遍，但随着社会发展，民间文学更多的是从社会现实中取材，而直接取材正变得越来越少。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民间文学对宗教的隐性利用，则是指民间文学将宗教内容转化为自己的表达内容和思维方式，然后再潜移默化地传给受众。这种方式，多表现在观点表达方面。例如，因果报应，是道教的重要信条。《六度生戒》第六条就说：“常行慈心，愍济一切，救生度死，其功甚重，令人见世居危得安，居疾得康，居贫得富，举向从心。”⑽这种思维模式对民间文学影响重大，我们常能在民间文学作品中看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之类的重要过渡句，就是典型的对宗教思维的隐性引用。再如，道教生命观认为，人与自然可以互化，神可变成人，人经修炼也可变成神；动、植物也都能修炼成人成仙。这种“轮回与转化”观在武当山民间文学中尤为普遍，这里常能听到坏人死后变成推磨驴子、好人死后变成巍峨大山等内容的传说故事。当然，单纯对宗教的显性或隐性利用相对较少，在民间文学实践中，更多的是二者兼有的方式。

从题材内容方面来说，民间文学对宗教的利用，首先表现在神话内容方面。原始人关于神的故事即神话，其讲述的多与特定宗教活动有关。我国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宗教神话系统，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与各民族口头文学的调查，更是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个丰富多彩的古老神话世界和远古宗教活动场面。其次是民间传说对宗教题材内容的利用。宗教作为重要的社会存在，影响着社会思想观念和人们的言语表达。表现在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的题材内容方面，则是将宗教作为重要的取材来源，来构筑自己的情节内容。当然，民间文学对宗教的利用还表现在民歌、寓言、民间戏曲和民间说唱等各种体裁中。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民间文学利用宗教，并不像宗教利用民间文学那样严谨，而总是随机而多样的。

六、宗教与民间文学互用的后果

宗教利用民间文学，民间文学利用宗教，宗教与民间文学相互利用，从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局面。这种局面，导致了两种文化现象融合后的系列性后果。

宗教反映一定历史阶段民众的心声，其本质永远是纯洁的。但是，宗教一旦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就会演变成为愚弄人民的工具。此时，宗教如果利用民间文学，就会通过形式的掩盖，大行其道于社会生活。实际上，宗教利用民间文学，还常常表现出有意识的强迫与限制。例如，武当道场内部就有严格的此类道规，一般道士不得胡言乱语，只准讲述道经、道书上的故事。同时，由于道场多年受神权思想影响，使武当山民间讲唱家在创作上受到很大限制，他们在道场范围内传讲故事，不敢添枝加叶。

但是，宗教利用民间文学进行传播，客观上也保护了民间口头文学遗产。特定历史条件下，不管宗教出于何种目的去收集这些口头文学作品，并把它们定型和保存下来，总归是好的。透过这些作品，我们能发现一些已失传的古老社会生活的真实情况。当然，被宗教搜集加工的民间文学免不了歪曲篡改。但民间创作中所反映的重大史实是不能篡改的，为使群众愿意接受，教徒还须在艺术手法上下一番功夫，这必然给民间创作带来影响。如唐代的佛经 “变文”，其某些表现手法就直接影响到后来民间广泛流传的“说话”。

同时，民间文学利用宗教，一方面不自觉地成为宗教传播的工具，另一方面也扩展了创作视野和题材。宗教刺激着人类想象力，为艺术插上了飞翔的翅膀。民间文学一旦主动利用宗教，就必然获得极大发展。

民间文学与宗教的互用，也导致了文化概念上的混淆。这在神话中表现突出。神，在宗教与民间文学中往往表现为同一形象，但是宗教和民间文学的神是有本质区别的。宗教中的神是教义的化身，其塑造目的是为实现宗教在民间的神圣化，以维护其意识形态地位。而民间文学中的神，则驱邪除害，激人奋进，是民众心中的偶像和精神寄托。可见，民间文学与宗教无论怎样互渗和融合，其出发点是根本不同的。

七、在宗教影响下的中国民间文学保护

文化学认为，一种文化如果存在，必有其特定的、不能取代的作用。宗教是人的终极关怀，与人的生存本质相关，自有其存在的社会价值。综观国际环境，有一种现象让人不能忽视，那就是：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宗教经历衰退后不断没有消亡，反而在战后至今其信徒人数呈上升趋势。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正是宗教适应世界文化交流和社会进步的结果。因此，21世纪里无论宗教发展趋势如何演变，只要人类需要，只要人类不能战胜自身局限性，宗教就会因其众多信徒而存在。民间文学被认为是群众生活的“歌唱”，只要人类的生活在继续，就不会停止对自己生活的“歌唱”。民间文学与宗教融合互渗，二者共存于多样化的文化体系中。因此，在民间文化的抢救和保护过程中，宗教问题必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及其子工程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是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前者于2004年正式启动，后者则在2002年就启动了。目前，我国民间文化的抢救工程特别是民间文学的发掘与抢救工程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也出现了如本文开头所说的一些问题。保护民族民间文化，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提高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思想文化和艺术水平。保护工程不是为保护而保护，不是为了将其搜集起来，显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阵容庞大，或者束之高阁。保护工程必须有这样的明确目标：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也应该是一个“建设工程”、“精品工程”。为此，笔者以为，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实践中，要善于理解宗教与民间文学之间互用的深刻关系，善于将古老的民族文化成就和思想精神发掘出来。通过对二者互用关系的把握，权衡题材搜集及其传播效果的利弊，从而明确保护之根本目的，即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工程是新世纪中国先进文化建设工程的一部分，须致力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

注：

⑴ ⑻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卷第436页和第2卷第398页；

⑵《孟子·尽心下》；

⑶臧一冰：《中国民歌中的性话语表达》，2004年4月8日《 二十一世纪》；

⑷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04页；

⑸《出三藏记集》卷十三《安世高传》；

⑹     ⑺     《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昙柯迦罗传》；

⑼  小田晋（日）：《“现代宗教热”之谜》，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Mutual Effect between Religion and Folk-literature

 Shanghong Zuo

Abstract: Religion is in close relation with folk-literature,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folk-literature and unconsciously preserving it through collection and adaptation. Simultaneously folk-literature draws material in religion, influencing the evolvement of religion by its spreading inversely. In course of carrying out Project for Salvaging the Heritages of Folk-Culture currently, religion cannot be evaded importantly. We need understand the protection of folk-literature under its impact, making the religious factors among the folk-literature become positive in Advanced Cultural Construction. It’s necessary to comprehend the mutual effect between two roundly.

Keywords: Religion, folk-literature, mutual effect, aftereffect, protect

左尚鸿：32岁，编辑职称，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新闻业务、民族文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