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抄者小序：下面是顾颉刚先生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6年始刊号所撰的《始刊词》中的一部分。其中所论风俗和歌谣研究是国学的组成部分的观点，对我们今天的学界，仍然有着参考价值。故将其移录如此，供朋友们参阅方便。题目是笔者拟的。——刘锡诚 2004年5月5日]

    我们这个刊物始出版时，没有一通发刊词。因为这是照例的东西，我们不愿意做这些无聊的形式。并且我们以为我们所有的一点平凡的见解已经融成了一般人的常识，再用不着说些肤泛的话来敷衍读者。

    但近年来颇受到几回教训。知道一般人对于我们的事业依然有许多误会。因此，我们胸中蓄着的一点平凡的见解似乎终有宣布的必要。现在就趁着本年始刊的机会说上几句话，做个引言。

    去年12月中，本校开27周年纪念会，本学门同时开放。参观的人先到考古学会陈列室，再到明清史料整理会陈列室，又到风俗学会和歌谣研究会的陈列室。这固然是路线的方便，但至少在程叙上也可以说有一点意思，就是：使参观的人从古代看到现代，得到一点历史的观念；又从皇帝看到小民，得到一点学术平等的观念。我们在场中默察观者的意向，觉得他们到考古室时很感到鼎彝的名贵，到明清史料室时也很感到诏渝的尊严。但到了风俗和歌谣室时便不然了。很多人表示轻蔑的态度。有人看了纸牌和骨牌，怪诧道：“这种赌具放在这儿作什么用，不是丢中国人的脸吗？”有人看了山西妇人的窄小的弓鞋，高声笑道：“这是所有的陈列的东西中最有趣的一件呀！”有人看了北京的玩具，鄙薄地说道：“这种小孩的玩意儿也配陈列到此地来吗！”我们觉得这虽是他们的不经意之谈，实在是最不了解我们的态度的地方。我们应当对于他们作一番肫挚的表白才是。

    凡是真实的学问，都是不受制于时代的古今、阶级的尊卑、价格的贵贱、应用的好坏的。研究学问的人只该问这是不是一件事实；他既不该支配事物的用途，也不该为事物的用途所支配。所以我们对于考古方面、史料方面、风俗歌谣方面，我们的眼光是一律平等的。我们绝不因为古物是值钱的骨董而特别宝贵它，也决不因为史料是帝王家的遗物而特别尊敬它，也决不因为风俗物品和歌谣是小玩意儿而轻蔑它。在我们的眼光里，只见到各个的古物、史料、风俗物品和歌谣都是一件东西，这些东西都有它的来源，都有它的经历，都有它的生存的寿命；这些来源、经历和生存的寿命都是我们可以着手研究的，只要我们有研究的方法和兴致。固然，在风俗物品和歌谣中有许多是荒谬的、猥亵的、残忍的，但这些东西都从社会上搜集来，社会上有着这些事实乃是我们所不能随心否认的。我们所要得到的是事实，我们自己愿意做的是研究；我们并不要把我们的机关改做社会教育的宣讲所，也不要把自己造成“劝人为善”的老道士。何况这些荒谬、秽亵、残忍的东西原不是风俗和歌谣所专有。考古室里的甲骨卜辞和明器便是荒谬思想的遗迹。史料室中更不少残忍的榜样，如凌迟处死、剉尸枭士等案卷。但这些荒谬和残忍的遗迹却是研究的最好的材料，因为它们能彀清楚地表出历史的情状。假使我们一旦得到了汉代“素女图”，当然不嫌它的秽亵，也要放到考古室里备研究。如果风俗室里有“磨镜党”的照片，我们当然可以把它和素女图比较研究。我们研究这种东西的不犯淫罪，正如我们研究青洪帮不犯强盗罪，研究谶纬的不犯造反罪一样。我们原不要把学问致用，也不要在学问里寻出道德的标准来做自己立身的信条，我们为什么要对于事实作不忠实的遮掩呢！

    从前的学者为了不注重事实，单注重书本，他们的学问在时代、阶级、应用等方面一切受限制，所以他们最容易上古人的当，以为古代是怎样好的一个黄金世界，如何叔季陵夷，至于今日。其实，他们对于现代固是茫然，就是对于古代也何尝明白。因为他们的学问的基础不筑在事实上，所以种种治国平天下的壮谈只成了书生的呆话。因为他们的态度不求真而单注重应用，所以造成了抑没理性的社会，二千余年来没有什么进步。我们现在研究学问，应当一切从事实下手，更把事实作为研究的归结。我们不信有可以做我们的准绳的书本，我们只信有可以从我们的努力研究而明白知道的事实。事实既昭示我们这般，我们便不能改说那般。可是这个昭示是要我们自己去寻出来的，我们并没有现成饭可吃。我们寻了出来之后，我们也不想在这个上面得到什么用处。固然，我们得到的结果也许可以致用，但这是我们的意外的收获而不是我们研究时的目的。
我们要秉着纯粹求真理的态度去观察事物，所以不容得把个人的爱憎参入其间。我们个人尽可以（并且应该）厌恶赌博缠足到极端，尽可以（也应该）到社会上劝止这类行为；但在研究上，我们便惟恐得不到这种东西，惟恐得到的东西的不完备，惟恐得到了这种东西而我们不能完全懂得。这正如一个研究医学的人，他个人无论如何爱好洁净，甚至于一天洗三回澡，但在研究的必要时也只得到腌臜的脓血里、秽臭的便溺里、腐烂的尸体里去搜寻研究的材料。他在肉体上取了这些东西尚嫌不够，还要在自己家里潮湿黑暗的地方去培养病菌。这不是他的行为的冲突；正因为他研究学问，所以不得不如此。

    上面说的是解释一种误会，许多别的误会也是应该解释的。

    近来常有人说：“我们应当研究科学，不应当研究国学，因为国学是腐败的，它是葬送青年生命的陷阱。”这句话，我们承认是一句热诚的话，但我们不能承认是合理的。

    所谓科学，并不在它的本质而在它的方法，它的本质乃是科学的材料。科学的材料是无所不包的，上自星辰，下至河海，变幻如人心，污秽如尿溺，没有不可加以科学的研究。国学是什么？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所以国学是科学的一部分（如其是用了科学方法而作研究），而不是可与科学对立的东西。倘使科学不是腐败的，国学也决不会腐败。倘使科学不是葬送青年生命的，国学也决不会葬送青年生命。为什么？因为研究科学必有一种研究的对象，而中国的历史材料也是一种可以研究的对象的缘故。如果青年们仅要具备些常识，那么，无论什么科学都说不上研究。如果青年们要研究科学，那么，他在故纸堆中找材料和在自然界中找材料是没有什么高下的分别的。为什么？因为高下的分别原是由应用上来的，材料的本身是没有这种的分别的，只要你能在材料中找出真实的事实来，这便是科学上的成绩。若说国学是老学究的专业，青年们不当沾染老学究的气息，所以不当和它接近，那么，在青年人的科学中就不当有中国历史一科吗？一头猫，一块石，一根草，一座机械，是科学家研究的对象，为什么一个圭，一张皇榜，一个灶神，一首情歌，就出于科学家的研究的范围之外呢？若说科学家仅仅能研究自然，研究工艺，而不能研究社会，研究历史，那么，科学的领域未免太小了，科学的伎俩未免太低了，这人的眼光也未免太狭隘了。至于老学究们所说的国学，他们要把过去的文化作为现代人生活的规律，要把古圣贤遗言看作“国粹”而强迫青年们去服从，他们的眼光全注在应用上，他们原是梦想不到什么叫做研究的，当然说不到科学，我们也当然不能把国学一名轻易送给他们。若说他们在故纸堆中作生活，我们也在故纸堆中作生活，所以两方面终究是相近的，这无论我们的研究在故纸堆之外尚有实物的考察，就是我们完全投身于故纸堆中，也与他们截然异趣。为什么？因为野蛮人有拜火的，有拜蛇的，而物理学者也要研究火，生物学者也要研究蛇。当他们崇拜和研究的时候，他们的对象是一致的；但他们的目的与结果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若能知道研究火的物理学者不即是拜火教徒，研究蛇的动物学者也不即是拜蛇教徒，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研究国学的人不即是国粹论者了。

    也许有人说，“我们固是要研究科学，但我们只研究新的材料，不要研究旧的材料。”这句话在道理上虽讲不通，但在混合应用与研究为一物的人的见解中生出这种误会原是很平常的，所以我们也得加以说明。……

（转载自民间中国·大家播客·刘锡诚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