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从发轫至今已历经一百余年。在百余年的历程中，这一学科，受不同历史阶段社会形势的影响，在每个阶段都呈现出很不相同的发展态势，甚至有着跌宕起伏的变化。从1970年代末到现在的三十年间，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像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许多学科一样，以矫正此前近三十年由于错误政治思想过多干预而造成的严重失误为起点，获得了巨大发展。无论是从学科内部建设还是从它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界和公众领域的贡献来说，该学科在这一时期都取得了卓著的成绩；与此同时，在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和自由的学术探索中，它也日益突显出了许多深层的学术问题。

     三十年来民间文学研究在学科建设方面的成就，包括很多内容，限于篇幅，这里主要谈以下三点：（1）研究领域从单纯对民间文学的研究拓展到了民俗学的范畴；（2）开展了前所未有的有组织有领导的全国民间文学普查和辑录工作；（3）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取得了新的突破。

     1977年以后，民间文学研究在拨乱反正的一种大的社会氛围中，逐渐恢复了作为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与此同时，经过以钟敬文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的积极倡导和努力，民间文学研究开始重新被视为民俗学的组成部分，从而极大地拓展了学科的研究范围。民间文学的研究者自然地成为民俗学者，他们开始不仅只关注故事、歌谣、谚语等属于口头艺术领域的对象，也开始大量探讨仪式、信仰、社会组织等属于一般生活文化传统的内容。这方面产生的一大批调查和研究成果，在使民俗学这门学科获得新生的同时，也为正确认识和理解1980年代以来传统民俗文化的大规模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事实上，按照从“五四”以来所确立的学术传统，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始终是作为民俗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和发展的，只是在1949年以后，受特殊国际环境和政治形势的影响，民俗学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学问而加以禁止和摈弃，但是，研究“人民口头创作”的民间文学，却在一段时期得到了支持和发展。因此，1970年代末以来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上述变化，可以看作是对于一种学术传统的回归。

     围绕“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纂而开展的全国民间文学普查和辑录，是一项主要由民间文学的研究机构和研究者主持进行的工作，包括有关民间故事、谚语和歌谣三种体裁的集成。它于1984年以对全国民间文学的普查为开端而正式启动。普查持续了三年多，编纂工作则直到2004年才基本结束。其调动人力之众、持续时间之久、搜集到的民间文学材料之丰富，都是空前的。通过发动各地文化教育界力量的广泛参与，这项社会运动式的工作，在发现和记录大量珍贵民间文学资料的同时，也培养了更多具有相当学术实践积累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同时，大规模的调查工作，也使民间文学研究者发现了许多新的研究对象和学术问题，例如故事家、故事村等等，并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思考方向。

     在理论和方法上，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研究者在积极吸纳国外的理论的同时，也在本土实践和对西方理论的反思中，发展出了自己的思想和方法。例如，钟敬文提出的“民间文化”概念和“三层文化”观点，前者从整个民族文化的角度对民间各种文化事象做了概括和思考，后者则在考察民间文化属性的基础上把中国传统文化分成上层文化、下层文化以及中间层的文化三大干流，并指出了三者之间既相互排除又相互交融的关系。这一观点，对只注意到上、下两个层面文化的传统观念做了重要补充和发展，不仅有益于民间文学研究者更好地理解民俗（民间文化）在民族整体文化中的地位，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言，也贡献了一种新视角。又如，马学良、段宝林等一批学者，针对以往中国民间文学调查中只注重文本而忽略相关背景的问题，提出要对民间文学进行整体性研究和立体描写研究，倡导系统的田野调查方法。这大体契合了国际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在相关问题上的发展潮流，为完善调查和研究方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此外，在学术取向上，民间文学和民俗研究也发生了这样一些具有突破性的转向：从注重文献资料转向更多地关注当代生活，从强调集体性、传承性转向同时注重个人性、创造性，从单纯关注民俗或民间文学的事象转向同时重视社会文化语境，等等。

     三十年来民间文学研究（民俗学）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界和公众领域的贡献，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首先，它以“五四”以来深嵌在这门学问当中的“民主”取向，让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始终意识到我们民族文化当中历来被忽略的一个方面，并能够大致保持一种“民间”的视角。由于民俗学者的努力，“民俗”、“民间文化”和“民俗学”这些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还只限于个别研究者的话语系统中的概念，目前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公众领域耳熟能详的常见词，这为整个社会以一种公正的态度概括和理解作为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下层文化，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其次，民俗学者也积极参与了与民俗文化相关的社会政策的探索、制订和执行的过程。不少民俗学者为促成目前正轰轰烈烈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08年起国家开始实施在清明、端午和中秋放假的制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中也列入了长期被主流话语当作迷信而抵制的民间信仰。这些结果的出现，当然是全球化背景下传统文化热潮高涨、政治开明以及社会各方力量积极推动的结果，但民俗学者在其中尤其功不可没。

     在取得以上成就的同时，民间文学研究也越来越突显出许多深层的学术问题。这些问题，有具体研究方法和取向方面的，例如，由于对以文本为中心的视角的矫枉过正，导致了重视外部研究而轻视内部研究、忽略民间文学内在属性的倾向。但最根本的还是在于学科定位方面。这主要有两点表现：其一，是对民间与上层分野的过度强调与自我封闭。民间文学的研究者在强调民间文化重要性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对精英文化怀有一种对立或抵触的心态，结果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轻视与其他学科的对话交流，最终导致了在一个相对封闭、狭小的学术空间自说自话的状态。其二，是对民间文学研究作为民俗学组成部分的属性模糊不清。民间文学和其他类型的民俗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共同的特征，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有关民间文学的研究，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是在与作家文学研究相互依存对照的关系中发展而来的，而关于其他民俗现象的研究，所借助或参考的理论和方法却往往来自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学科。这就是说，二者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学术品格和理论模式。因此，把民间文学研究纳入到民俗学的体系当中，虽然从表面看似乎顺理成章，但要使它们在理论和方法上达到有机的统一，却是需要广大民间文学研究者（民俗学者）付出巨大努力来思考和探索的问题。遗憾的是，当前的研究者，要么对这一问题没有意识，要么是有意无意地回避着这个问题，结果非但不能使民间文学研究在民俗学系统当中获得更合理的位置，反而为学科属性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以上两点，大概也是导致目前民间文学研究（民俗学）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缺少地位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