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外北风呼啸，一家人围坐在红泥小炉旁，听祖母讲故事，《满族说部》据说就是由这些红彤的火苗播散出来的。
 
      牧人在辽阔无垠的草原上照看被狂风驱赶着的牛羊，蒙古长调，荡气回肠……
 
      这些曾经构成民众生活不可或缺的民间口承文化如今已遭遇不可承受之重。
 
      70年前，当工业时代的列车轰轰烈烈行驶在历史舞台上时，文化批评家本雅明就忧心忡忡地焦虑，由于大机械工业化的制造方式，使得艺术品的生产普遍存在着虚假的个性，真正的创造性的自由不复存在。
 
      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的交流中，再也没有口头传承中那种亲切、体贴、慰藉、即时的互动、人性的交流。那么在这个机械复制时代，口头传承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它还有存在的合法性、生存的空间、发展的余地吗？
 
      传播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任何一种新诞生的传播方式并不必然导致前一种传播方式的灭亡。人际传播、口头传承从来没有因为大众传媒的兴起而消逝，从民间村落到繁华都市，它依然是更为有效的传情达意的更人性化的交往方式。但是，口头文化无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式微的势头显然从文字发明以来就开始了。
 
      文字似乎一向被认为是文明的标志，由于印刷术的发明可以无限次的重复，它取代了口头文化给人的美感作用。文字文化突破了口头文化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取得了对于口头文化的霸权。在这样的情形下，口头传承尽管没有被抛弃，但就在文字文化的傲慢下成为一种次一级的存在，被视为原始的、初期的、低级的文化传播形式。
 
      这种偏见在文字传承主导下由来已久，以至于使我们淡忘了曾经与我们生命那么密切相关的口传心授、耳提面命，其实在更广泛的意义造就了我们的生命。在我们学会文字之前，先学会的是语言，如同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才是构成我们存在的根本。只是我们在明了“敬惜字纸”、白纸黑字书面为凭之后，却忘了传统文化最根本的“道”。
 
      人类学、民俗学、文化学、乃至民族学、历史学的研究成果都一再表明，任何一个民族和文化中，口头传承都起到了原发性的作用，而其重要性一直延续到当下。而在那些文字文化并不那么发达的少数族裔聚居地，口头传承依然承担着最重要的文化建构功能。比如彝族的毕摩、藏族的行吟歌手、维吾尔族的达斯坦……依旧是他们民族中的文化偶像。格萨尔王传、莫一大王的传说、乌古斯可汗史诗，今天依然活跃在这些边远或边缘的民族地区。它们与原本口传后来被文人采风的《诗经》、原本是口语后来记录下来的《论语》一样，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抛开边缘不说，就文化相对主义的理念而言，文化本身也只是类型和程度不同，并无高下优劣之分。而民间口头传承文化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营造出一种气场、韵味、氛围，从而形成一种传统。民间传承人在整个文化场景中扮演的其实是个类似于“卡里斯玛”式的角色，他们是这个场景中的文化英雄，他们薪火传承、流波不绝，在血亲共同体、群居共同体、乃至社会公共空间、国家结构中起着凝聚、联合、稳固的作用。放大了说，建构和谐社会与继承口承文化的精神也脱不开关系，民族凝聚力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恰恰源于此。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传承文化在当下实际上面临着一个非常微妙的处境。一方面是文化产业的高歌猛进，商业逻辑渗透进来，作为文化开发的项目和有利可图的资源，有些口头传承在商业化的道路上一路狂奔。而另一方面则担忧原本丰富的民间口承文化会在经济、旅游开发下沦为简单的文化符号，遮蔽了它可能蕴含的深远内涵，所以需要进行保护，进行类似民俗博物馆之类的建设。
 
      但我们注意到，这两种论点都不是出自民间的声音，不是那些真正运作、实践、生存于口承文化之中人们的观点。在贵州凯里的一个苗寨里，我们就遭遇到这种情形，当地政府为了发展旅游，封山育林，而当地的苗族山民却并不买账，因为他们的生活反而被如此的保护弄得每况愈下。此个案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在开发与保护之间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
 
      在此谁也不能立刻给出答案，我想，顺其自然，维护文化生态自身的空间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传统总是在流变，口承文化也一样，是个活态的东西。该消失的保护也未必留得住，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而能够历久弥新、传之久远的，也自会大浪淘沙般闪现出其金子般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