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章哈的兴衰趋势

　　章哈在历史上对傣族诗歌的发展、繁荣和传承起着重要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后，在“非遗”文化运动的背景下章哈赢来了繁荣发展的历史机遇，当然也面临着一些内在的困境和挑战。

　　（一）我国傣族章哈的发展

　　章哈的人数变化可以反映章哈文化的兴衰历史。“据建国初期的一次调查统计，西双版纳州拥有半专业性的章哈1300多人，其中被封建领主封为‘章哈勐’的有60多人。”[7]170特殊十年中缺少具体的统计数据。自改革开放后，传统习俗得以恢复。20世纪80年代张公瑾先生在西双版纳长年考察傣族文化，他提到“现在，在西双版纳有一千二百多赞哈。”[6]39可见当时的章哈人数基本恢复了。此后是社会巨变和物质财富快速增长的20年，云南省文化厅曾经开展了“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普查”，西双版纳州文化馆从1999年起到2003年对全州的章哈人数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西双版纳现共有登记在册的章哈280人，其中，男性148人，女性132人。地区分布为：景洪市169人，勐海县83人，勐腊县28人；60岁以上的25人，50～59岁的35人，40～49岁的67人，30～39岁的112人，19～29岁的25人，10～19岁的13人，10岁以下的3人。以上280名章哈中，识傣文的有229人。能进行创作演唱的有124人。[3]14960岁以上的章哈占比已达9%，可以说章哈人群正趋向“老龄化”。[⑥]之后迎来了“非遗”文化保护运动时期，2001—2003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起步阶段，2004-2006年是启蒙阶段，2007—2011年是推动和加速阶段，2012—2015年是“后申遗时代”的起步年，又属于非遗保护的稳定期和反思期，申遗热潮逐渐淡去。[8]“傣族章哈”在2006年被录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类名录，编号V-44，不能不说这是章哈复兴的一个历史机遇。

　　傣泐村民深爱章哈文化，客观上来说章哈有着扎实的群众基础。2011年笔者在西双版纳勐龙镇考察时，走在村寨巷道里见到一位正在晒太阳的老人，聊起来才发现他竟是一位老章哈。于是邀请他到我赞助的朋友家里进一步访谈，问他会唱哪些曲目，他没法回答具体篇名，却直接开口唱了一段，内中有“火烧天地”“布桑该雅桑该造人”等叙事。这次走在路上就能遇到章哈的经历让笔者感叹章哈文化的生命力。通过访谈村民得知，大家普遍乐观认为现在的章哈人数在不断增多，只不过优秀的章哈人数比较少。如今，章哈协会[⑦]每隔几年不定期组织培训和赛唱活动，通常在文化馆举办。参加培训的人可以领到一些材料，例如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召树屯与喃木诺娜》[⑧]，有西双版纳州文化馆编的《章哈学习演唱传统唱词》。培训会规范章哈们的演唱内容和秩序等。此外还有政府牵头由文化馆承办的一些赛唱活动。例如，2005年12月16日景洪市文化馆在勐罕镇曼法村委会曼岭村举办的“西双版纳州勐巴拉娜西章哈演唱会”[9]305。参加的章哈来自景洪、勐海、勐腊各村寨，演唱的内容丰富多彩，观众达一万余人次。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支持，文化馆的这些培训、赛唱会无疑是促进章哈发展的有效举措。

　　傣族章哈的兴衰背后是国家经济繁荣的大背景。章哈是一份职业，其兴衰反映了市场的需求。过去许多章哈通过唱歌养活家庭，现在的章哈更是赚到了足够的钱，住上了新式小楼房，出行坐的是小轿车。现如今章哈协会规定演唱一场的报酬不能超过3000元，但是他们在演唱过程中可以收下听众的馈赠（赏金），这也是很多原本歇唱的女章哈纷纷出山重启唱歌事业的原因之一。

　　章哈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危机和挑战，其中两个是传承囧境和受众缺失。“章哈勐”康朗屯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几乎每村每寨都有章哈，人们最大的文化娱乐就是听章哈唱歌。如今只有老人才爱听，年轻人不想听、听不懂，也不愿学章哈。据他了解的情况，目前勐腊的章哈人数已经不多，因为勐腊的章哈学出来后没有多少演唱市场。勐腊的村民上新房时不一定请章哈来演唱，有的用光碟播放章哈歌曲便可。55岁的岩温晃表示他希望有人跟他学章哈，传统上这个年纪的章哈可以收徒了，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对章哈文化并不感兴趣。岩坎溜生于1985年，家里的新楼是在2008年盖起来的，当年上新房也邀请了两个章哈和一个笛师来庆祝。他虽然学过傣文，而那些章哈演唱的大部分内容他仍然听不懂。绝大部分像他这样的八零后父母都将自己的孩子送入幼儿园，然后接受国家九年义务教育，不再像老一辈那样将男童送去佛寺里当小和尚了。

　　（二）东南亚Khap Lue的发展

　　现在居住在老挝北部、泰国北部区域的泐人是历史上不同时期从中国云南西双版纳迁徙过去的，如今他们形成了跨境民族。他们自称为“傣”，老挝、泰国官方将他们识别为“泰泐”（Tai Lue）或者泐人。他们将傣泐方言、地名、节日、饮食和服饰等一整套文化系统都带到了新家园，作为傣泐文化符号的章哈自然也传到当地。笔者2012—2016年之间多次到泰国北部、老挝北部考察，每当问及哪里有“章哈”（Chang Khap），回答者会自动改成“哈泐”（Khap Lue）一词。可见在他们的认识中，“章哈”是专指泐人的歌手。

　　章哈文化的根部在西双版纳，东南亚各地的Khap Lue则属于末枝，章哈是“族群内部的纵向文化传承和异地共生现象”。[10]然而，在不同的国家主流文化土壤中生存，章哈出现了不同的历史命运。章哈文化在我国受到了重视和保护，迎来了再次发展和繁荣的历史机遇。相反，在泰国、老挝的Khap Lue人数逐年减少，最重要的是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功能逐渐消失。

　　泰北的清莱、清迈、南奔、南邦、楠、帕、帕腰都有许多傣泐村，仍然保存“哈泐”文化的则以清莱、清迈、难、帕腰四府为主。但是，在这些地方的“哈泐”只作为舞台表演或自娱自乐的一种音乐形式存在，绝大部分地区已经失去了西双版纳那样的演述语境。“如今，泰国北部 Khap Lue已失去了它本应该依附的表演语境，导致歌唱者与伴奏者的表演能力不断下滑，且大多歌手只能演唱‘情歌’‘故事’等通俗易懂的内容，从而使Khap Lue所涉及的佛教仪式等相关传统内容也逐渐消失。”[10]

　　老挝的傣泐主要生活在北部的丰沙里、琅南塔、乌多姆赛、沙耶武里和琅勃拉邦等省，人口在11.9万人。[11]69笔者曾经与同事到达琅南塔省的孟新县考察，那里有曼那坎等许多傣泐村寨。通过访谈村民得知，在一两百年来他们依次从西双版纳迁徙下来到达这里。为了考察这里的章哈传统，笔者曾经到塔包村( Ban Thapao) 和端摆村( Ban Donpoy)访谈了一位章哈及其笛师，他们介绍了自己的习得过程、演述曲目等情况。[⑨]他们说自己是章哈，但是与西双版纳的章哈不太一样，不能像他们那样演述整部史诗或长篇叙事诗了，本地的章哈人数也在急剧减少。在今天的老挝社会中，傣泐年轻人更倾向于流行歌曲和其他多媒体作品，对本民族的传统曲艺缺乏关注。

　　章哈演述作为一种口头艺术，其生命力存在于仪式演述之中，只有通过传播被大众接受和欣赏才会传承下去。总体来说，Khap Lue的传承机制正趋向崩塌，加上没有官方的经济支持和制度性的保护——尽管有一些民间机构会组织一些活动并制定计划致力保护和传承章哈文化，但是Khap Lue的存续不容乐观。

　　（三）章哈的发展困境和原因

　　对于傣族章哈来说，如何传承是最重要的问题。后继无人，主要因为这几个原因：一是章哈演唱的内容虽然丰富但曲调显得单一，对年轻一代来说缺少吸引力。其实这原本是章哈这种曲艺形式的本性，其曲调虽然简单但却经典，作为一种口头叙事艺术，目的是将故事尽可能全面传达到受众耳中。相比较来说，德宏有四十多种曲调，可谓是丰富多彩，花样繁多，根据不同的仪式场合和仪式目的就要用不同的曲调来表达。花样太多反而缺少其经典性，难以专一地发展成一种成熟的曲艺形式，至今德宏傣族民间歌手“摩哈”也没有完成其职业化。

　　二是因为章哈曲调演唱的内容与现代生活脱节。绝大部分年轻人包括一些中年人听不懂，章哈听众以老年人为主。加上现代化多媒体作品琳琅满目吸引了年轻人的注意力，更少人去关注深奥难懂的传统民族曲艺。60岁以上的老章哈最能体会这个变化过程，他们在访谈中都说40岁以下的傣族年轻人基本听不懂章哈演唱了，50岁以上的勉强可以听懂。这些老章哈纷纷表示，他们内心担忧章哈传统后继无人。

　　三是主流文化的传媒思想已深人广大的普通傣族村寨。无论是在哪个国家或民族地区，对主流文化的认可和趋同，客观上会使人们对本族文化逐渐淡漠，傣族章哈是案例之一。“傣泐人的文化认同已经由过去封闭社会环境中的文化认同转型为一种开放社会中的形态，即融合了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地方文化认同、国家文化认同，以及对外文化的认同等多种因素的认同形态。在这种认同形态中，传统文化认同面临着弱化。”[12]

　　四是章哈演唱往往受到场景、时间和体力的局限。章哈演唱远不如一般大众传媒那样随意，它植根于传统习俗，与生活息息相关，这无疑会影响到它的发展。章哈每年只能在开门节后密集演唱，而且每次演述都是通宵达旦，如此势必损耗身体。此外，听众群体在老龄化，演唱内容缺少与时俱进的创新性，演述时间和场域受限制，以上种种都是章哈文化发展需要面对的内在问题。

　　四、余 论

　　综上所述，章哈是傣族的史诗歌手，他们能够通宵达旦演述史诗、长篇叙事诗，即使有文本，他们也必须延续传统进行脱稿口头演述。在传统的傣族社会，男性与女性有着不同的受教育机会和文化基础，因此男女章哈成长之路不尽相同。章哈的师承模式并非具有排他性的树状结构，而是呈现出一种不规则的网状结构。章哈的师承体现出一种务实性，章哈在一生中会拜多个师傅也会传承给许多徒弟。作为史诗歌手，章哈不仅需要熟练掌握村落仪式常需演述的传统曲目，还要具备即兴创作的能力。

　　章哈们基本都知道这则故事：古时候僧人都在佛寺里念诵佛经，要求人们都去听经。同时，佛寺外面有一个章哈在唱歌，所有人都跑去听歌而不到佛寺里听经。于是佛爷说“好吧，傣族的章哈还是不能丢掉，可以传下去，但是不能在佛教安居期内唱。”最终傣族的章哈才得以代代传承下来了。这个故事从侧面反映了佛教和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也反映了书面传统挤占口头传统空间的历史过程。随着佛教的扎根，佛经典籍具有不可置疑的神圣地位，诵经是在传授佛祖的智慧；相对来说章哈的歌唱则是一种娱乐消遣，不能与文本化的经典并肩。最终傣族的史诗歌手章哈被隔绝在庙堂之外，被限定了演唱的时间和空间，但是他们并未从此销声匿迹，他们一直活跃在与书面佛经为权威的傣族社会中，他们依然是傣族民间文化生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章哈作为口头曲艺，必须依赖于演述语境才得以生存和发展。在科技全球化的当今社会中，傣族地区早与外界全方位联通，社区变得更加开放，章哈受到本国主流文化，乃至全世界其他文化的冲击。外部的“非遗”文化运动使它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但是如果没有源自内部的改革，我国傣族章哈仍然面临着与东南亚Khap Lue消亡的同样命运。在这样的时代浪潮中傣族章哈文化将何去何从，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建设项目“中国史诗学”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屈永仙（1983~ ），女，傣族，云南德宏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南方民族文学。

本文原载《百色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文中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请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