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从“民间文学”到“口头传统”的概念转换意味着范式的转换，口头传统理论方法论为我国民族口头传统文献的整理提供了理论支撑。影像、录音、图片、民族志文本与口头传统文献整理相结合的操作方法，强调演述语境、文本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从而为民族口头传统文献的整理开辟了新的路径。

　　以“文学为取向”的文献整理倾向于文学审美创编

　　以“历史主义为取向”的东巴文献整理是在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维度中展开的。东巴文献的搜集一开始与近代以来的全球化命运联系在一起。19世纪中叶，为了适应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需要，大量的西方传教士、探险家、人类学学者奔赴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调查、搜集工作。深藏于喜玛拉雅山脉的东巴文献因其特有的“象形文字”、“原始宗教”、“苯教文化因子”等文化特征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据英国纳西学家杰克逊统计，世界各地公私收藏的东巴经有21800多册，中国国内收藏约有13000册。其中美籍奥地利学者洛克一人所购就达7118册。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单位和个人收集了3500多册，流入西方国家2000余册。从东巴文献的译注种类、数量、规模而言，以《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百卷本成果最为突出，影响也最大，可以说在百余年来东巴文化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相形之下，以“文学为取向”的东巴经文献政治化、格式化特点比前者更为突出。具体来说，以“文学为取向”的东巴文献翻译、整理主要分为两个时期：20世纪50—60年代、80—90年代。

　　1958年以来，云南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曾两度对东巴经文在内的纳西族民间文学进行了大规模的搜集、翻译和整理。《纳西族文学史》(初稿)的出版使纳西族文学在国内外民族文学之林中获得了相应的提升，在研究纳西族文学史中也具有开创之功。第二阶段以1991年出版的《纳西族文学史》为代表。此书中的东巴文学在整个纳西族文学史体例中占了主体地位，把东巴文学置于纳西族的历史发展背景中，与东巴文学的母体——东巴、东巴教、东巴文、东巴经予以有机联系、分析。第一次提出了“东巴文学”的概念，与民间文学、作家文学相并立，使东巴文学从原来民间文学的附庸身份中获得了独立。

　　在以“文学创作”为维度的文本制作过程中，东巴经典只是起到参考作用，不仅对原文语言、情节进行符合文学审美要求的创编，甚至主题也发生较大改变。

　　现有文献整理存在语境缺失

　　纳西东巴文献整理以1999年出版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为主，这一集20年之功的皇皇巨著影响深远、意义重大，但仍存在以下几个不足。

　　全集不全。在具体的文本制作中出现了“全集不全”、“经典缺失”的问题。如《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中仅收录了丽江市古城区、玉龙县境内的东巴古籍，而东巴文化生态保存较好的迪庆、宁蒗、四川木里等地的东巴经书付之阙如，同时丽江以外的国内外收藏的大量东巴经书也没有得到收录整理。

　　不同异文本的缺失。变异性是民间文学、口头传统的主要特征，同一口头传统文本，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传承人中存在着较大的异文性，而这恰好是构成一个族群内部文化多样性的表征，遗憾的是在这些成果中往往以一地、一人的“代表作”取代了其他异文本。如纳西族的《创世纪》、《黑白之战》、《鲁般鲁饶》，羌族的《羌戈大战》、《斗安珠与木姐珠》，彝族的《勒俄特依》、《梅葛》、《查姆》，苗族的《亚鲁王》等经典名篇的异文本在上述整理本中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

　　语音失真。主要指在制作文本时没有根据不同演述人及文本来源地的方言音系进行记录、译注，大多采取了统一的以一个方言为音乐标准，导致了音系失真的问题。如《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以大研镇土语音系为标准，而《全集》中的东巴经书大多来自大研镇以外的宝山、鲁甸、塔城、鸣音等地。大研镇土语只有一套浊辅音，而宝山、鲁甸、塔城等地的土语则分为纯浊音和鼻冠音两套;宝山土语少dz、d?拮、f 3个辅音音位。各种经典读音中的纳西语各种方言音韵在一些研究中几乎都被抛弃殆尽。

　　语境缺失。民族文献大多源于口头传统，而口头传统往往在传统民俗活动的演述中得以传承，有着突出的文化语境与演述场域。但在现有的整理文本中，对文本演述的仪式类型、演述场域、演述者、受众者、版本背景等内容无从得知，如《全集》对所选经书的著述者、出处、搜集者、版本特征没有予以说明。喻遂生认为：“每本经书前，应详细记录版本学特征，如纸张、开本、色彩、装订、抄写人(若有的话，下同)、抄写时间、流传地区、入藏时间、现藏地点等，这对于研究东巴经的流传、发展、断代和分域比较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些特征有的从《全集》中看不出来，有的靠读者自己去钩稽。”由此也带来了诸多对文本释读的误区及障碍，也损害了文本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影音图文”：东巴文献整理新路径

　　“影音图文”数据库是指对口头传统的录音、影像、图片、资料文本按照数据结构来组织、存储和管理数据的档案仓库。该数据库建设分为三个具体步骤：田野调查与搜集、对调查与搜集材料进行分类整理、归档入库。可以看出，在数据库建设的流程中，田野调查与搜集是第一个环节，也是决定数据库质量的关键因素。田野点、田野报告人、调查方式、调查方案、调查者自身能力及团队协作决定着田野工作的质量。

　　笔者认为，东巴文献的整理可以通过对调查期间获得的第一手影音图文资料，在进行文献整理时，在遵循了《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所采用的东巴文、国际音标、汉字直译、意译的“四对照”基础上，加入了字释、五线谱、版本说明、演述语境、影音图文附件等五个方面内容，从而使东巴文献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得到了有效保留。这种多种手段相互对照的东巴经文译注、整理方式保留了口头传统、演述语境、民族志文本的特征;同时，东巴文化的口头性与书面性双重特征也得到了完整体现。从中可以对经文的吟唱、内容、音韵有较为全面的深层解读，同时借助影音图文的文件的演述语境还原，达成了静态的书面文本与动态的影音文本的多重互证功能。影音图文构成了译注、整理经文的底本。五线谱、国际音标注音、直译皆源于影像、录音与现场口头记录文本，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口头传统文献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尹虎彬在《口头传统视野下的中国史诗研究》中提出：“利用口头资料，汲取当代语言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营养，克服教条主义的做法，不照搬外国理论，我们的研究不是为了某种现成的理论提供证据。从中国的材料出发，解决中国的问题。目的在于争取在田野作业的操作程序、材料的搜集整理、编目和归档，学术研究的概念运用和问题意识上与国际通行法则接轨，研究要面向世界，面向21世纪。”这应是东巴文献整理及研究的必由之路，也是新时代赋予的学术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