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述事实是一项基础性的学术活动。对于规模上超过熟人圈子的社会，表述事实是一项让共同体存续的知识保障：因为有关于社会的事实被呈现，社会本身才能够被感知，被认同，被维护，被传承。学术活动中的事实不是现成的，对事实的表述不是现成之物的随意累积；事实需要有专门修养的人借助概念工具去发现，对事实的表述是一种创造性的智力劳动。

      现代学术是围绕民族国家而建立起来的，以民族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单位，以民族国家的知识需求为服务的对象，当然也得到国家的各种支持和资助。纠结着国家对象、国家使命、国家资源，西方所代表的现代学术实际上是国家的学术。对于中国来说，作为国家学术的基本工作，学者要用事实让一系列概念如中国社会、中国宗教、中国艺术乃至不断细分的概念如中国民间文学、中国故事等等成为可以辨识的实体，从而保证“中国”这个大概念能够成立。这个概念能够成立，这个实体才能够被承认。

      借助事实的表述而让特定的概念得到充实，在大众心中成立，完成名与实在公共意识中的统一，这是国家社会科学的社会意义之所在。对于中国学界来说，要在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用事实把“中国”呈现出来，是大家一直孜孜以求却困难重重的志业。当前的问题是：当对事实的表述指涉“中国”的时候，如何避免对于“中国”的碎片化、片面化？

      在表述事实的时候让“中国”被有效地呈现出来，在表述文献事实的时候让“中国性”作为中国社会的连续性被有效地凸显出来，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界在近几年明确起来的集体使命。中国的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是少数几个既在社会生活中寻找事实，也在历史文献中寻找事实的学科。它们所擅长研究的普通民众和文化传承与支撑“中国”、“中国性”的关键事实具有紧密联系。祁连休先生在新近出版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中表现出这种强烈的使命意识。他在该书第17页写道：

      本书所论列的五百余个故事类型，完全是立足本国，从大量的古籍文献中梳理、概括出来的。每一个故事类型的确定，都是以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自身的特点为依据的，其命名也是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并且适当参照中国学界过去的一些做法来确定的。这样运作，不但可以关注“AT类型分类法”不涉及的传说类型，而且可以充分关注中国特有的故事类型，以期更好地展示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的全貌，并且避免按“AT类型分类法”操作时出现削足适履的种种尴尬，避免“AT类型分类法”中诸如确定的类型过于宽泛、或者将一个完整的故事分为几个类型一类的弊病。

      这段话表达了作者所站的理论高度，显示了突破AT分类法而让更多中国故事出场的自觉意识。我想接着再把祁连休先生的努力放入中国社会科学的总体格局中来理解，尤其是理解他们那一代人的民族主体意识。祁先生处理的是AT分类法与中国故事的关系，但是他的自我期许对于中国社会科学具有代表性。

     表述事实的学术，落实在古代民间故事的研究上，就是尽可能完整地呈现故事。中国的古代文献浩如烟海，除了少数几个故事（如“四大传说故事”）已有学者系统地梳理过它们的文献和流布之外，众多的故事都散落在历史的黑暗中。要让故事重见天日，重新进入当代人的视野，需要完成两个环节的工作。一是披沙拣金，费时费力地把一个一个的故事从庞杂的文献中找出来；二是化零为整，费心费神地把零散的故事以简明的形式呈现给读者。

      在第一个环节，祁先生要翻检到数千个故事文本。他可以借助国学的积累，有些故事有方便的途径，有些故事只有靠笨办法。无论如何，只要肯花时间，这个环节的工作总能够大致完成。第二个环节隐藏着一系列的挑战，一些是祁先生个人的挑战，一些是祁先生要代表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去迎接的挑战。

      当需要呈现的事实在数量上和内容的庞杂性上超过了一般人的记忆容量和思维习惯的时候，如果我们仍然需要整体地呈现事实，就有必要寻找专业的技术了。祁先生很自然地找到了“AT分类法”，采用了“故事类型”概念。但是，对于AT分类法，他却不肯如法炮制。正如他在前述引文中所说的，他不愿意削足适履。他要展现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的“全貌”，故事类型是一个支持性的概念工具，而AT分类法却是一个妨碍性的体系。他和许多民间文艺学界的同行一样，已经忍受AT分类法把中国特有的故事予以排除、切割的“弊病”和“尴尬”很久了。AT分类法当然有它自己的用途，它也能够用来建立中国故事与西方为主干的世界众多国家的故事的联系，丁乃通先生的贡献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丁先生的索引也在另一个方面说明，AT分类法本身的存在恰恰是让中国民间故事的整体呈现成为不可能的。

      他借助“故事类型”的概念来呈现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的全貌，在书写上就转化为“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的全貌”。其中的关键步骤就是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给每一个故事类型命名。祁先生挥洒他的文思，张扬他的逻辑区隔能力，一口气（当然是在数年里）给五百个类型命名，并且还要自己把自己限定在大致四字的格律里。

      故事类型的建立，一方面要在故事与故事之间做出区隔（类型间），另一方面要在故事与故事之间建立联系（类型内）。大同小异、大异小同的庞杂故事就被理出井然的秩序，不同历史时期的故事也理顺了相互的联系，形成共同体的连续性，结果就在民间故事这个专门的领域用专业方式表述的事实呈现了“中国”的内涵和“中国性”的一种表现方式。

      中国现代以来的学科是西方学术的移植。西方学术是在西方的立场、以西方的眼光审视世界的知识产物，它在发生学上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却采用世界、人类的名义和普遍主义的形式。我们的移植让我们接受了它的双重属性，这既方便我们快步走上学术之路，也在框架上使我们难以取得长足的发展。当我们通过事实的表述来言说“中国”的时候，怎样不委屈“中国”，就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思想性和方法论的优先问题。今天，我们在文化自觉、学术反思的大环境中从事专业活动，可以从祁先生的学术心态和专业创意中得到启发和鼓舞。

      在中国学术界曾经很普遍而现在仍然流行的是从西方的理论和视角来利用中国的材料，完成很“规范”的学术成果。现在我们很期待也很难得的研究却是以我为主，利用西方的学术资源来完整地呈现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的成果，这里面孕育着新的范式。中国人做自己的社会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资源面前，正从无可奈何的削足适履转向发挥才情的量体裁衣，祁先生正是把自己置身其中而自我期许，自我实现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