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古代小说，不论文言、白话，故事重写都是极普遍的现象，如“黄粱梦”、“南柯梦”型故事简直数不清以不同的方式写了多少次。这方面，“三言二拍”和《聊斋志异》表现得最为突出，从谭正璧《三言二拍资料》和朱一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可知。至于其中原委，解释者多，最切近事实的答案应该是：中国人历史感很强，虚构的故事如果不经过长时间的流传，无法取得真实感。所以《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需要“世代累积”，方能成就长篇章回的格局；所以梁祝、白蛇的故事不得不在民间传播数百年，方能进入正统文人的视野。

    清代文言小说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无怪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清代文言小说为“拟晋唐小说”，其主要原因，即清代文言小说中不少篇章是模拟或重写晋唐故事。故事重写除了重写前代的旧事，也重写清代才出现的“新闻”[1]，如清代中后期文言小说因袭《聊斋志异》中的故事。下面要讨论的“麻疯女”故事簇，正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

    “麻疯女”故事中最知名的当是《夜雨秋灯录》中的《麻疯女邱丽玉》[2]，这个故事的梗概是：南方一个地方有一种奇特的风俗，年轻女子患了麻疯病之后，家人会帮她找一个年轻男子来“过癞”。所谓“过癞”，即篇中邱丽玉对陈绮所讲的：“此间居粤西边境，代产美娃，悉根奇疾。女子年十五，富家即以千金诱远方人来，过毒尽，始与人家论婚觅真配。若过期不御则疾根顿发，肤燥发拳，永无问鼎者。远方人若贪资误接，三四日即项有红斑，七八日即体遍瘙痒，年余拘挛拳曲，虽和缓亦不能生。”一个无辜的年轻男子被送进藏着阴谋的洞房中，但善良的女主人公没有像世俗之那样做，而是将真相告诉男子，并帮助他逃出去，自己来承受这令人恐惧的恶疾。病发之后女子被逐出家门，她虽然失去美貌，却没有失去生命。怀着生的本能和希望，她去寻找那个男子，被同样善良的男子收留，这当然给男子的家庭带来许多麻烦。正当女子寻求自尽时，奇迹发生了，她去喝毒酒（毒蛇所浸而成的酒），毒酒却治愈了她的病，恢复了她的美貌和一切。

    倘若除掉宣鼎的藻绘渲染，这个传奇故事的要素只有四个：（一）恐怖的疾病——“麻风”；（二）奇特的风俗——“过癞”；（三）善良的女主人公；（四）蛇酒对癞病神奇的疗效。至于长途跋涉，种种巧合，倒在其次。尽管作者详尽地描写了“过癞”，故事中，“癞”并没有“过”，只是作为讲述故事的背景，而不是中心。作者通过第一、第四两个要素及整个故事来突出的是第三个要素──邱丽玉的善良。要了解宣鼎对故事的改造而发生的意义，我们必须回过头去了解这个传说的来龙去脉。

    麻风（一作麻疯），又名癞风、疠风[3]，即麻风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侵犯皮肤、周围神经或内脏，患者皮肤麻木、变厚、颜色变深、形成结节，毛发脱落，感觉丧失，手指、脚趾变形。此病虽然直到解放后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但早在唐代，就对此病有很多了解。如被誉为近世麻风病专家之祖的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详细地记述了他经手治疗的600馀例麻风病的经验和结果，他认为麻风病有十分之一可以治愈。

    宋代，过癞之说已见记载。周密《癸辛杂志后集·过癞》云：

    这里虽然讲了一个故事，但故事本身并不重要，只是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过癞”，与清人的“麻疯女”故事不同。故事中男方虽有名字，却无意义，故事的重心在于“过癞”，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原始的“过癞”故事类型。

明人祝允明《猥谈·癞虫》云：

    祝氏关心是“治疗妙术”，可惜他的这种说法没人接受。但他提到“小说多载之”值得注意，也许宋明之间，还有相关资料没有发现。

    到清初，“过癞”之说已广为人知。康熙间浙江人吴震方在《岭南杂记》中数次谈到潮州的大麻疯：“潮州大麻疯极多，官为立麻疯院为养济院之设也。在凤凰山上聚麻疯者其中，给以口粮，有麻疯头治之，其名亚胡，衣冠济楚，颇能致富。人家有吉凶之事，疯人相率登门索钱索食，少则骂詈。必先赂亚胡，求片纸粘门，疯人即不敢肆院中。有井名凤凰，井甘冽，能愈疾。疯者饮之即能不发，肌肉如常。若出院不饮此井即仍发矣。入院游者，疯头特设净舍净器以款之。其中男女长成自为婚匹，生育如常人。”[4]吴氏此书关注的内容主要是岭南的风俗庶政和风物特产，他对麻疯院的记载，多出于对庶政的关心，但有着志怪趣味的他[5]，没有忘记顺便记载一个耸人听闻的说法，那就是“过毒”：“疯女饮此水，面目倍加红润光彩。设有登徒子犯之，次日其女宿病已去，翩然出院，而登徒侵染其毒，即代其疯，不数日眉须脱落，手足麻痹，肢节溃烂而死矣。”番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则记载得更详细：“粤中多疯人。……其疯初发，未出颜面，以烛照之，皮内赭红如茜，是则卖疯者矣。凡男疯不能卖于女，女疯则可卖于男，一卖而疯虫即去，女复无疾。自阳春至海康，六七百里，板桥茅店之间，数钱妖冶，皆可怖畏。俗所谓过癞者也。”[6]直到清末，吴趼人还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还记载了这种风俗（当然更小说化了，语句全袭《客窗闲话》），并说：“这麻疯是我们广东人有的，我何必讳他。”（第六十回）

    实际上，麻疯病对于广东尤其是粤东的潮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如乾隆《潮州府志》（卷十五寺观附）中明确记载各县的癞民所十数处，额内癞民多达七百余人，可见的确是一个普遍现象。不过，广东人特别是潮州人似乎并不愿意提到这件事，更不用说去探讨起源对策了，所以修志之时总是回避这个最有地方特色的东西，以至于给今天讨论当时具体情况时带来一定的困难。乾隆《潮州府志》之所以记载各县的癞民院可能由于它们是捐款建造的，修志者不能埋没了捐款者的贡献（乾隆《揭阳县志》卷八等也有类似的例子）。

    令人颇感兴趣的是，既然早就有“过癞”的传说，为什么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没有出现“麻疯女”的故事呢？我认为古人志怪传奇大多重实重奇，所载故事很少纯粹出于心裁（如《玄怪录》中的《元无有》之类的游戏之笔），而是有所依傍，或依傍晋唐小说（旧事），或依傍当时传闻（新闻）。清初，“过癞”只是作为风俗作为一种知识，而在乾隆间，或稍早些时候，出现过一个女子，像《秋灯丛话》所记载的那样，用超出常人的品德和牺牲精神，使一种虽荒唐而有趣的风俗变成一个极有意味的讲述背景，所以才被人关注、记录，然后不断地被重写，直到《麻疯女邱丽玉》将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形象推向顶端。在这一过程中，“过癞”传说也由地理类笔记进入轶事笔记，继而进入小说，由讲述的中心变成情节叙述的背景。

    为什么会产生“过癞”的传说呢？从上引数文可见看到，对过癞的描述并不一致，总体来说，男女性关系是一种传播方式，一如今天的性病、艾滋病传播。但性关系传播病毒是相互的，大多数故事中的癞则是单向的“过”。如《广东新语》云：“凡男疯不能卖于女，女疯则可卖于男，一卖而疯虫即去，女复无疾。”应该是“过癞”传说的典型形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说呢？“在许多原始部落中，酋长或巫师代替新郎首先与新娘交媾是一种宗教义务……初夜权本来不是特权，而是义务，并且是一项要承担很大风险的义务。这项义务之所以必须有酋长、祭司、巫师之类人物来承当，理由在于下述原始观念：处女膜流血是不洁净、不吉利的征象，它对于新郎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只有具有神性或超自然功能的男性权威方可抵御此种污秽侵害的危险。”[7]“过癞”传说应该与这种原始观念有关。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断定，典型的“过癞”应该发生在新婚之夜。事实上，包含这种情节的故事正是“麻疯女”故事的主流。

    今见最早的“麻疯女”故事记载于初刊于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的王椷《秋灯丛话》卷十一第十五篇：

    粤东某府，女多癞疾，必与男子交，移毒于男，女乃无患，俗谓之“过癞”。然女每羞为人所识，或亦有畏其毒而避者，多夜要诸野，不从则啖以金。

    有某姓女染此症，母令夜分怀金侯道左。天将曙，见一人来，询所往，曰：“双亲早没，孤苦无依，往贷亲友为糊口计。”女念身染恶疾，已罹天罚，复嫁祸于人，则造孽滋甚。告以故，出金赠之。其人不肯受，女曰：“我行将就木，无需此。君持去，尚可少佐衣食。毋过拒，拂我意。”其人感女诚，受之而去。

    女归，不以实告。未几，症大发，肢体溃烂，臭气侵人。母怒其诳，且惧其染也，逐之出，乃行乞他郡。至某镇，有鬻胡麻油者，女过其门，觉馨香扑鼻，沁人肌髓，乞焉。众憎其秽，不顾而唾，一少年独怜而与之。女饮讫，五内顿觉清凉，痛楚少止。后女每来乞，辄挹与，不少吝。先是，有乌梢蛇浸毙油器中，难于售，遂尽以饮女。女饮久，疮结为痂，数日痂落，肌肤完好如旧。盖油能败毒，蛇性去风，女适相值，有天幸焉。

    方其踵门而乞也，睹少年即昔日赠金人，屡欲陈诉，自惭形秽，辄中止。少年亦以女音容全非，莫能辨识。疾愈，托邻妪通意，少年趋视不谬，潸然曰：“昔承厚赠，得有今日，尔乃流离至此，我心何忍！若非天去尔疾，竟觌面失之，永作负心人矣。”唏嘘不自胜。旁观啧啧，咸重女之义而多少年之不负其德也，为之执伐，成夫妇焉。

这个故事与宋代的“过癞”故事最大的区别在于，故事中善良的女主人公，正是她过人的品格，使这个故事有了全新的面貌。有牺牲，自然就有报答，于是癞病意外地被治好，结局是读者喜欢的大团圆。这个故事我们可以视为“麻疯女”故事的基本类型。

    治好癞病的毕竟不是义和德，而是蛇油。为什么选择蛇油（以后多作蛇酒）呢？蛇入药可以祛风疾在今天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但实际疗效上，显然不可能像故事中那样神奇，之所以人们会有这样神奇的事情发生，不仅仅是小说家的渲染，也缘于老百姓对蛇的崇信。吴震方《岭南杂记》上卷记载道：“潮州有蛇神，……尊曰游天大帝，……凡祀蛇者蛇尝游憩其家，甚有问神借贷者。”同卷又云：“粤东尚巫信鬼，故妖惑之得以祸福人，蛇神不独潮，东莞亦有之。”之所以蛇作为传说的一部分出现，这种对蛇的崇拜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因为蛇是神，它才能为女子的贞节所感动，自动来为人治病。《麻疯女邱丽玉》中干脆将蛇写成千年不遇的蛇王，更突出了蛇所含的神性。《白蛇传》写到白素贞盗药、开药店，其实也源于这种蛇崇拜。另外，蛇能蜕皮在古人看来如同再生。喝了蛇酒（或蛇涎），自然也可以像蛇一样蜕去病变的躯壳，获得新生。

    正因为题材的特殊，这个故事甫出即颇受关注，如嘉庆元年（丙辰，1796）刊行的《异谈可信录》就照录了《秋灯丛话》里的这篇故事（原未注出处），并加上标目《过癞》[8]。但就故事本身而言，显然存在一些漏洞，如“先是，有乌梢蛇浸毙油器中，难于售，遂尽以饮女。”似乎存心谋害。光绪五年（己卯，1879）刊行问世的杜求煃《茶余谈荟》中也有一则“麻疯女”故事──《奇缘》（卷下），几乎完全抄袭这个故事。倘若比较二者，很容易看出后人对这个故事的不满。

    很明显，作者强调“人不知也”，“屡欲陈诉，自惭形秽而止”，显得更加自然。此篇虽出于《麻疯女邱丽玉》之后，但似乎并未受到很大的影响（除了少数词汇如“墓木已拱”等）。这说明轶事体的记载的传承性，而真正富有艺术个性的传奇在故事流传的系列中则显得单薄。因为以轶事的态度去记述与以传奇的态度去叙述在根本是不同，轶事的目的只是“广见闻”──此书容园词客跋正是这样说，并且不避重复（容园词客云此书所记之故事“为予所习知者，十之三四”），重复时没有大的本质的变化，其变化仅仅反映故事本身在流传中的变化，而不是作者对故事的驾驭。

    广东东莞的欧苏在《霭楼逸志》（乾隆五十九【甲寅，1794】年刊）卷六《贪欢报》以“麻疯”为中心讲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叙某生所通之婢被“疯人要而淫之”，生惧传染，让其“远嫁村翁”，不想其“连生二子”，“并不见有疯疾浮现”，反而显得更加漂亮。“生挽婢复温情好”，婢不能拒绝，但结果是，生“眉发俱脱，成大麻疯。”第二个故事小异大同，不赘。在这个故事中，“过癞”发生了两次，但与一般传说的“过癞”不同，作者的解释是：“谚云孝义疯疮，伊古以来，夫妇并无传染，信斯言也。此生婢之所以嫁而生男，共相安于无事，暨生贪淫念炽，数年积毒，尽萃一身，天竟加以奸人妻妾之律矣。……可知谚语之确也。然吾闻水上舟妓强半出于疯林，故子弟游耍者，多染秽恶，且不齿于人伦。呜呼！后生小子，可不知所龟鉴欤？”很显然，作者之意全在劝惩。这个故事我们可以视为“过癞”故事亚型。如单就真实性而言，广东人欧苏的记载应该与山东人王椷的记载更近于现实；但就艺术性而言，善良的“麻疯女”形象更有震撼力。

    道光十年（庚寅，1830）刊行[9]的广东阳春刘世馨《粤屑》卷二《黑蛇》记载了一个“麻疯女故事”。《粤屑》是一本倾向于乡邦文献方面的笔记，在著录上有些困难，《贩书偶记》和《贩书偶记续编》分别将它著录在小说家类杂事之属和地理类杂记之属，准确地说属于地理类更合理一些，但这并不排除其中有一些小说故事，平步青在谈到小说情节类似时便经常提到此书[10]。《黑蛇》的故事是这样的：

    顺德郑太史如玉树临风，歧嶷秀异，聘某氏女为妻，亦风格。太史年十七，忽遘伯牛之疾，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非花非柳之传染，实燥湿之郁蒸。梓里咸怜之，以为斯人而有斯疾也。例载染此疾者准其妻离异，郑恐误女，因通岳家使他适。女闻之矢死靡他，哀歌芣苢之诗，坚守柏舟之志，父母亦顺其意，留养于室。郑常路过岳门，女每以针黹私蓄周之，如是者二年矣。

故事同样发生在广东，较之“麻疯女”故事四要素，只缺少“过癞”。当然故事中也有关于这种病（虽未明言，但症状与麻疯相同）的“例”，就是“染此疾者准其妻离异”，正如“麻疯女”故事中的风俗对女子不要求当时社会最重视的贞节一样。于是坚定不改嫁的贞节女子成为故事的重心，神奇的墨蛇也是她发现的，实际上就小说记录者的意思，是为她、为她的贞节而出现的。这个故事可以视为“麻疯女”故事基本形式的变式，与基本形式的区别在于，染疾的是男子（而非女子），故事突出的是女主人公的贞节（与单纯的善良略异）。民国初，林纾《畏庐漫录·吴珊》所讲故事与此基本相同，唯地点从广东顺德移到福建宁德，且女子的作用没有受到重视（只强调男子本人“一念之善足以感召天和”），虽然文字更佳，情节也更具可信度，但偏离故事本旨。

    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刊）卷四《麻疯女》篇也记载了同类型的一个故事，由于此书是纯粹的笔记，所以非常简短：

从表面上看，这里只有四要素中的一个，就是女子的善良。但是麻疯的传染性也得到了充分的强调，只是没有明言。与《秋灯丛话》相比，梁绍壬没有将奇风异俗夸张得过分，也没有采取神奇的圆满尾巴，这不仅因为他是在写笔记，也因为他务实的态度。这个故事可以视为“麻疯女”故事的简式。

    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四编（有道光戊申〖二十八年，1848〗序）卷四《南海贞女》：

    在这个故事中，癞不是“过”而是“染”，更符合现实情况，但故事的中心仍然是女子的贞节。可视为这个故事可以视为“麻疯女”故事三型——“染癞”型。当“过癞”之说广为流传后，这种形式的故事并不常见。

    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12]成书的吴炽昌《客窗闲话续集》是道光年间“麻疯女”故事的佼佼者：

上面说的三个要素这个故事中都出现了，也基本一致，最明显的区别是，故事中最后患病的是男性而不是女性。这实际上非常重要，因为这种转移证明了故事前面所介绍的风俗，可以理解为，在故事的最初讲述阶段，必须以此方式才能让人们相信故事中所讲的怪异的风俗和可怕的麻疯病。不过，强调女主人公的贞洁对故事的影响是一致的，为此作者还专门在文末加以说明。这个故事可以视为麻疯女故事二型——过癞型。

    实际上，在故事中让男子承担恶疾似乎比较合理，一来只有这样才能将这个故事与那个奇特的风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像《麻疯女邱丽玉》那样叙述，一定要在人们心目中接受了这种说法才行。二来通过男子的病变和女心的不变似乎更能突出女子的贞洁专一之心，就像明清小说中惯有的那样，让女子牺牲青春美貌，去为了一个半死不活或者干脆已经死去的男子守节，然后赢得贞洁牌坊，去鼓励世人，女犹如此，男应如何？最后，一次性关系在故事中不仅可以使转移病毒发生，还可以让男女纠缠在一起，有一点休戚与共的基础。

    究竟哪个故事更可能是“麻疯女”传说的源头，今天很难推测，但一个女性的自我牺牲，从而使流传多年关于恶疾的风俗变成一个可以叙述的语境，则是肯定的。从道理上讲，偶然治愈的可能很小，而由于女性的执着，悲剧发生的可能较大，很可能是一桩悲剧（如《两般秋雨庵随笔》所记述的）使人们要求心理的补偿，从而造作出这个传诵多年的神奇故事。

    《麻疯女邱丽玉》最直接的来源可能是程畹《潜庵漫笔》中的《过癞》（卷六），此书与《夜雨秋灯录》同属《申报馆丛书正集·新奇说部类》，虽无刊行时间，但从书末作者乙亥（光绪元年，1875）自跋知此书作于此年之前的三四年之间，刊行当在光绪元年。此篇将所有的苦痛改由女主人公一人独自承担：

此篇和《客窗闲话》一样，具有强烈的世俗性，没有什么联捷成进士。陡然一看，作者似乎没有交代清楚“癞”的危害，但这正是传说已经深入人心无须解释。故事虽题为《过癞》，癞却没有过，主体情节与《秋灯丛话》所记非常近似，属于麻疯女故事基本型。

    其实，早在咸丰末年，宋芬就在《虫鸣漫录》中记载了类似的故事，其卷二第109篇“麻疯女”云：

（开始简要介绍风俗，雷同，略）有富室女忽得是疾，父母不肯送院，纵令女与少年接，冀脱是累。女心不悦，而重违亲命，倚楼送媚，冀有所遇。适中表富室某，年仅弱冠，丰姿俊美，见女悦焉，欲与通。女颦蹙曰：“妾沾恶疾，奉亲命作此狡狯，郎一遇必死，然郎死而妾生，于心何忍？今与郎谋，能择一静室，少给饮食，以终余年，死不恨。”某允之，告父母而迎焉，女疾渐剧，面目臃瞳，眉发皆脱，婢媪厌苦之。岁除，女母家送肴核至，适女卧未醒，置案头而去。元旦女醒，见器中止余其半，细食无他，疑婢媪窃食，姑忍不言，命将所余重温而食。数日后皮如蝉蜕，眉发复生，婉然一好女子矣。告于父母，与某合卺成夫妇焉。迨扫除净室，见床下一穴，蛇伏其中，乃悟肴为蛇食，流涎于器中，女食涎而愈。心甚德蛇，不杀而纵之。此女无害人利己心，故天特示报云尔。

此篇将受病痛之苦由男子转移到女子身上，突出女子不愿意害人染病的天性善良的一面，于是蛇的出现由补偿女子的贞节转而为补偿女子的善良。此后的小说几乎都采取这一模式，女子虽然贞节，但首先是善良，虽然同样是处于弱势的牺牲，但更具有普遍适用性。而更重要的是，突出女子的善良而不是单纯的贞节（对男子的依附），更加强了女主人公在故事中的地位。因为贞节在当时毕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掂掂史志中厚厚的节烈传就可以知道。虽然，所有“麻疯女”故事中，后来的美满姻缘似乎都是必然的，这固然是时代的局限，也可以理解为女子自身所争取，与以“一女不二天”一语敝之，毕竟是大不相同的。

    不过，此书虽完成早在咸丰末年，但初版却是光绪三年（丁丑，1877）《申报馆小丛书》的铅印本，与《夜雨秋灯录》同年作为《申报馆小丛书》出版，很难说宣鼎在写作之前曾经见到过它。

    在谈过《麻疯女邱丽玉》之前出现的“麻疯女”故事之后，重新再分析《麻疯女邱丽玉》之前，还应该谈到《益智录》中的《开癞》。《开癞》（卷十一，人民文学出版社王恒柱等校点本第277页）篇也是“麻疯女”故事之一，但其情节与大多数其它故事差异较大：

这篇小说的情节在上列诸篇中应该是最复杂的，神怪气息也最浓烈，作者不仅拉出摩天岭的麻姑，还有善良的游鬼，令人恐怖的长蛇。如果说《客窗闲话》的记载有某种实用的意图[13]，这一篇故事则是纯粹借用原有的传说来讲述作者编造的怪异故事，求仙治病的曲折实际上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其宗旨无非要让人证明信仰者的诚心而善良。这个故事强调了男女“甚相得”，在强调女子的性格的同时，也写出了男子一方的道德：“卿尚不欲损人利己，吾为此乎？”而在早期的故事中，对这方面是漠视的，人们关注的兴奋点只是女子的牺牲精神和巧妙的回报。实际上这种写法使女主人公的形象显得黯淡，最后治愈的结果也似乎与其关系不那么紧密。

    与其它“麻疯女”故事大都只有几百字相比，《麻疯女邱丽玉》（卷三）可算是煌煌长篇了，作者将她敷衍到至四千余字，这在清代文言小说集里是不常见的。与其它所有的“麻疯女”故事开始都叙述风俗、介绍病毒之严重相比，独此篇是文学性的开头，而“风俗”是在故事的转折点──洞房，才由邱丽玉告诉陈绮的，也就是在这个转折点，故事才迎来了它真正的主人公。在此之前，作者不急不忙地叙述着男主人公陈绮的困境，这种困境在宣鼎的小说中比比皆是，这可能与其生平不幸，少年即须外出谋生的经验有关（关于其生平见《夜雨秋灯录》自序）。作者细致地叙述了陈绮的遭遇，直到他进入洞房之前。

就今天的目光来看，男女主人公的见面到亲近的描写自然是非常简陋的，但在当时的文言小说里，这种显得“冗长”的描写却非常罕见。在前面所述的“麻疯女”故事中，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剩下的只是一个有些让人难堪的巧合了。如果真的过癞则不同，作者不选择过癞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知道，是要保持人物的贞节完美，但以后的情节如何发展呢？宣鼎显然是在已经克服这个困难之后才去重写这个故事的。交代了陈绮的去向之后，作者便回到女方这一边：一个被疾病摧残的将死的少女和一个身已死去而魂未还乡的老叟（实际上是鬼）同行，一个寻找生的希望，一个寻求死的安顿。以后的故事除了更细致而突出蛇王的神异外，没有什么出人意外的。

    值得注意的还有王韬《遁窟谰言》（此书最早为光绪元年刊《申报馆丛书》本）卷九中的《疯女》故事，这个故事表面上属于“麻疯女”故事系列，如拥有前两个要素：奇异的风俗和突出的女主人公，但第三个要素被置换了。当女主人公不忍过癞于人，回到家中，其父亲便说：“吾女存心如此，天必佑之。”然后果如其言，有一日：

王韬的这个故事乃沿袭嘉道间刊行的《咫闻录》中的传说。《咫闻录》卷八《麻疯》篇在详细地记载了过癞的风俗（关于风俗的描述全据《广东新语》，王韬亦然）之后，记载了一个无意将麻疯治愈的故事，王韬所记与之完全相同，只不过《咫闻录》中所记的患者为男性富商，自然也没有不忍过人的情节，只是说“此亦若家之有德，而能使不治之症自治也”。王韬将患者由男性换为女性，又将泛泛而谈的“有德”换成不忍过人，显然是在创作时受到了典型的“麻疯女”故事的影响，只不过由于所不忍“过”的那个男子与后来的治愈没有关系，所以侧重点便全在无意治愈这一点上，也就是说仅仅是志怪而已。应该指出，认为癞病由虫乃是比较早的观点，较之以蛇治癞应该更原始一些。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有清一代一直流行着的这一“风俗”，咸丰年间[14]黄本铨在《小家语》卷一《过癞》条中说：“俗传岭南妇女有过癞之说，谬妄殊甚。夫人莫不好生而恶死，即乞丐庸或不然，触之则果病且死，虽蛇蝎不及也，谁敢就之，就之而有法可解，其法终不可访求乎？而顾为此不堪之事也。”黄氏所说诚可破俗说之谬，但由此亦见当时此俗说流传之广泛。到清末民初，新学日振，民智渐开，不仅这种俗说被人们摒弃，就是志怪小说这种流行了多少年的文体，也黯然退出了文学的舞台。像“麻疯女”这种故事便又成为一个美丽的传说，就像她曾经由颇具真实性的轶事进入虚构的文学一样。

    清代“麻疯女”故事虽然有四个要素，但其核心，却一步一步地从麻风、过癞、蛇酒移到善良或贞节的女主人公身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麻风、过癞、蛇酒的叙述和描写总是有限的，而对丰富的人性，就不是言辞所能穷尽的了。

    最后，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结，上述“麻疯女”及相关故事由简到繁可分为四组：

    一是单纯的“过癞”故事，以《癸辛杂志后集·过癞》为代表，《霭楼逸志》卷六《贪欢报》虽更复杂，而且意在劝惩，但仍属于这一类。

    二是“麻疯病被治愈”故事，代表是《咫闻录》卷八《麻疯》，重点在麻疯病被意外治愈。《遁窟谰言》卷九《疯女》情节与之类似，但受到典型的“麻疯女”故事的影响。这类故事因为缺乏男女主人公的关系，讲述者较少。

    三是“麻疯男”和他贞节的妻子的故事，这类故事的特点是，过癞仍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贞节的妻子，她不嫌弃丈夫，而是坚持跟他生活在一起。代表是《客窗闲话续集》卷四《乌蛇已癞》。有的故事中没有“过癞”情节，男子本来染有此疾，可以视为此类型的变式。

    四是典型的“麻疯女”故事，这类故事的情节梗概以《秋灯丛话》和《夜雨秋灯录》所记为代表。特点是“过癞”并不发生，一切苦难由女子承担。这类故事最普遍。有的故事并不完整，如《两般秋雨庵随笔》卷四《麻疯女》没有治愈的情节，但仍属于这一类。

    单从故事的内容上讲，这四组故事问世的先后顺序也应该如此，但从目前的资料来看，除了单纯的过癞故事记载较早外，其他三组的记载顺序并不是按照我们设想的那样。这是因为记载下来的历史本来就是残缺不全的，民间的历史更是如此。另外，故事的雷同虽让人生厌，但仔细考察这个故事簇，我们会发现，除了本属编辑成书的《异谈可信录》、《茶余谈荟》和意在劝惩的《北东园笔录》外，诸篇都有自己的特点，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异文。

说明：一、不区分过癞与传染。

二、善良与贞节的分别在于男女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婚姻关系，或者只是为过癞去毒而骗婚，此时女子拒绝过癞给男子，则是善良使然。如果有婚姻或婚约关系，女子不离不弃，则是贞节使然。当然，善良与贞节并非没有关系，这里只是权作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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