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敦煌遗书中的“俗文学”材料被发现、特别是被纳入中国文学史的殿堂之前，传统文学理念中的中国文学只是由诗歌和散文构成的，戏曲、俗曲、小说、弹词等文学门类和体裁，一向是被排斥在外、或没有地位的。换言之，俗文学之进入中国文学史，不仅扩大了文学的畛域，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史的体系架构。而且，由于俗文学与民间文学的难解难分的亲缘关系，俗文学的研究又成为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应当说，历史上的俗文学的发掘与进入文学史、俗文学研究的兴起与俗文学流派的形成，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和民间文艺学史上的一桩大事情。它的意义在于推动了中国文学史的一次巨变。

    俗文学的被发现、被认识、以及进而成为文学史的一部分，最重要的起因，是法国人希伯和和英国人斯坦因攫往西方国家的敦煌藏经洞的写本的公诸于世。消息传来，我国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会主席张元济于1911年春赴巴黎和伦敦寻访，因受阻而未能取得相关材料。继而，希伯和将数十种达千张敦煌遗书的照片寄给北京的端方，由端方转交给罗振玉。同年11月，日本汉学家狩野直喜以调查伦敦、巴黎、彼德堡所藏敦煌遗书为由，作了一次欧洲之旅。在伦敦他抄录了秋胡故事、孝子董永故事，在巴黎他抄录了伍子胥故事。《艺文》杂志连续以《中国俗文学史研究的材料》为题，发表了他从欧洲发回的研究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治中国俗文学而仅言元明清三代戏曲小说者甚多，然从敦煌文书的这些残本察看，可以断言，中国俗文学之萌芽，已显于唐末五代，至宋而渐推广，至元更获一大发展。”（见中国国家图书馆汉学家库《狩野直喜·中国文学、戏曲研究》；严绍璗《狩野直喜和中国俗文学》，《学林漫录》第七集第142～1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狩野的这段话被史家认定为首倡俗文学之论。狩野之后，胡适在作于1928年的《白话文学史·自序》里说：“敦煌石室的唐五代写本的俗文学，经罗振玉先生，王国维先生，伯希和先生，羽田亨先生，董康先生的整理，已有许多篇可以供我们采用了。我前年（1926年）在巴黎、伦敦也收了一点俗文学的史料。”“日本方面也添了不少的中国俗文学的史料。”他还提到了《京本通俗小说》的出现，董康翻刻的杂剧与小说，元人曲子总集《太平乐府》与《阳春白雪》，郑振铎的《白雪遗音》以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对于俗文学史料发掘的贡献。（见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

    考察百年的学术史，俗文学在真正意义上进入中国文学史和俗文学研究形成体系、进而成为一个重要研究流派，首功在郑振铎。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他由于参与抗议国民党屠杀革命而被追捕，不得不去欧洲避难。他在巴黎国家图书馆阅读了许多国内没有见到的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唱本等俗文学材料，写了《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并感叹说：“他们（指法国人——引者）是很早便注意到我们的小说与戏曲乃至弹词唱本了。我们自己呢，却至今还有人在怀疑我们的小说与戏曲的价值，至于弹词唱本则更无人提起了！我们是如何的轻视自己的宝物呢！”（郑振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郑振铎文集》第六卷第4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他于1929年3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20卷第3期上发表了《敦煌的俗文学》一文，正式打出俗文学研究的旗号，这是中国学者发表的第一篇完整地介绍敦煌俗文学的发现成果和论述俗文学的性质价值的文章。（案：吴晓铃先生在《朱自清先生与俗文学》一文中说：“‘俗文学’这个名词的提出，郑振铎先生是第一人，好像是在《敦煌俗文学》那篇文章里。”载《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第60期，1948年8月20日。其说不确。如上文所说，就已知的材料，最先提出“俗文学”一词的不是郑振铎先生，而是日本汉学家狩野直喜先生。但可以说，郑振铎的《敦煌的俗文学》一文是中国学者发表的第一篇完整地介绍敦煌俗文学的发现成果和论述俗文学的性质价值的文章，是尔后形成的“俗文学派”的代表人物和领军人物。）接着，郑振铎于1932年由北平的朴社出版了三卷本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此著除了以所引“孤本秘笈”之丰富为他人望尘莫及外，尝试建立了新的中国文学史的框架；1938年又由长沙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俗文学史》，完整地表述了他的俗文学观，从而在文学研究界掀起了一个长达20年之久的辑集俗文学史料、研究俗文学的浪潮。笔者在《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里曾写下这样一段话：“《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俗文学史》这两部大著的出版，加上过去出版的《文学大纲》中的一些篇章，完整地体现出了他的文学观，奠定了他的民间文学—俗文学理论体系，也为民间文艺学阵容中的‘俗文学派’奠定了基础。”“《中国俗文学史》的出版，从20年代那一帮进步文化战士们所信奉的进化论的世界观，进到以唯物史观的治学理念和研究方法，梳理中国文学史的进程与演变，论述了民间口传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和流传存在的价值，不仅在资料占有上无与伦比，而且在观点上自成一说，发人所未发，成为他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又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他的民间文学—俗文学思想达到成熟的标志。”（拙著《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第四章第二节《上海、香港、北平：俗文学派的崛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中国文学研究以及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俗文学学派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末，从萌生到成熟，其间经过了十多年的酝酿与积累。说它是一个流派，不是说这是一个有组织的研究社团或文艺社团，而是说这些学者是以相同的或相近的文艺学术思想和理念走到一起来了。所谓相同或相近的学术思想和理念，就是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第一章《何谓俗文学》中对“俗文学”的范围、特质、内容、价值等所作的阐述。他写道：“中国文学史上代表时代的作品，除了许多大诗人和散文家所写的以外，在民间文学里也有不少。它们，特别是民歌、短剧、小说和戏曲，能够把当代的人民生活、思想感情，生动地具体地表现出来，成为最可宝贵的史料。它们和出于大诗人、散文家笔下的作品同样，乃是和它们的那个时代呼吸相同，血脉相通的。在它们当中的有三五篇作品，往往是比之千百部的诗集、文集更足以看出时代的精神和社会的生活来的。他们是比之无量数的诗集、文集更有生命。……它们产生于大众之中，为大众而写作，表现着中国过去最大多数的人民的痛苦和呼吁，欢愉和烦闷，恋爱的享受和别离的愁叹，生活压迫的反响，以及对于政治黑暗的抗争；他们表现着另一个社会，另一种人生，另一方面的中国，和正统文学，贵族文学，为帝王所养活着的许多文人学士们所写作的东西里所表现的不同。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出真正的中国人民的发展、生活和情绪。”郑振铎对俗文学的价值所作的评价，经历了历史的风尘，至今仍然不失其思想光辉。正是他的这一番论述，使一大批热心于研究俗文学的学者和文艺家相继聚拢到他的旗帜下，并将其视为他们共同的文学纲领。

    历史告诉我们，整个20世纪30～40年代，特别是抗战胜利前后的几年，是中国俗文学学派的活动和成就最为辉煌的时代，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章。阿英率先于1936年在上海创办了《大晚报·火炬通俗文学》周刊；戴望舒于1941年在香港创办了《星岛日报·俗文学》周刊；赵景深于1946～1949年在上海先后创办了《神州日报·俗文学》、《大晚报·俗文学》、《中央日报·俗文学》三种周刊；傅芸子和傅惜华于1947年在北平创办了《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这些俗文学周刊在搜辑、阐释、研究俗文学方面，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使史料得以拓展，理论得以深化，提升了俗文学学派的学术品格。在这些俗文学周刊的周围，团结了许多知名的学者和文艺家，也培养了许多热爱俗文学的青年学者。成为抗战胜利后以香港、上海、北平三大文化中心为代表的国统区文艺界和学术界的一时之盛。

    遗憾的是，一方面由于学术偏见的原因，一方面也因为资料搜求的不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出版的一些文学史，对这一时期的俗文学史料的搜辑与研究的成绩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更没有给以恰当的评价。近几年来，改革开放的政治形势，带来了思想的解放与学术的繁荣，关家铮先生倾几年的精力，搜集散见于报纸上的这些《俗文学》周刊上的文章和史料，进行资料的爬梳和深度的研究，同时，编纂了这部《二十世纪〈俗文学〉周刊论文总目》，为中国文学史与中国民间文学史及其学术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文学史将由于这部书的出版而获得大量未知的新史料，中国文学史学史的写作，也会因这部书的出版而在构架上、理论上获得新的启示。同样，中国俗文学史和中国民间文学史以及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研究与写作，也会因此受益而有新的拓展。

    几年来，关家铮在编纂俗文学论文目录的同时，还撰写了多篇有关俗文学研究的文章，有的以港字号、沪字号、平字号《俗文学》周刊为题，有的以某个学者的俗文学思想和业绩为题（如郑振铎、赵景深、冯沅君、朱自清、王重民等），在大陆和台湾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对俗文学的研究多有推动，也得到了俗文学研究界同行的首肯和赞佩。前年他借来京参加中国俗文学学会的学术会议之机，到舍下晤谈时，我曾建议他拟订计划写成一部中国俗文学的史学史，以填补我们在这个领域的空白。他的写作进展很是顺利，不料，他的父亲关德栋先生不幸仙逝，打断了他的写作计划。我也为亦师亦友的关先生的逝世十分悲痛。经过这一次家庭的不幸变故后，他的这部《二十世纪〈俗文学〉周刊论文总目》先行脱稿，并得到了齐鲁书社的支持，现在就要付梓了，笔者应编者之嘱，写了上面这些文字，作为祝贺。

2006年10月27日于北京东河沿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