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月14日下午，实验人在4名助手的帮助下，设计实施了一次故事传播（系列再现）的实验，被试38人。3月19日－26日，实验人在1名助手的帮助下，设计实施了第二次实验，即关于故事记忆与重构（重复再现）的实验，被试42人。[1]两次实验中，为了确保实验不为被试的自觉意识所干扰，每一个实验步骤之前，被试对实验内容和实验目的是毫不知情的。

本文初稿完成以后，实验人将初稿印制42份，交由所有被试进行评点，目的在于检测本文所提出的诸项推论与被试的真实状态是否有明显出入，借以调整本文的实验分析及推论。因此可以说，本文是一次互动式写作的结果。

以下简单解释本文涉及的两种研究方法，“模型实验”和“合情推理”：

1，实验方法是近、现代科学最伟大的传统。根据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一般可将实验方法分成自然观察、实验观察和模型实验观察三种。我们通常所说的田野考察，即是自然观察，这是发生于自然状态下的、不干预自然的一种观察方法。而实验人所进行的，则是“模型实验观察”，也即通过对模拟原型的实验观察来间接研究原型的性质和特点。

“模型化原则是科学认识中的一条重要原则。没有模型，人们就很难对复杂的客体进行有效的研究。模型实验的功能是首先将对象在思维中简化，然后将实验的实际行为回推到对象中去。人们只要把握了模型，就能根据它和原型的类似来认识原型。模型化有效地将自然状态下的对象转为人工条件下的对象。”[2]

科学实验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简化、纯化、以至强化自然过程，以便在人工条件下研究对象所具有的规律性，因而科学实验多数都是非自然状态的。实验方法的优点在于，通过人为地干预、控制所研究的对象，能够在有意识地变革自然中，更好地屏蔽干扰，突出地把握自然的某一方面的特质；而通过有效地变换模型，我们又可以能动地让实验更好地呈现出另一方面的特质。实验观察比自然观察更有利于发挥人的能动性，更有利于揭示隐藏的自然奥秘，它大大扩展了人类经验研究的可能性。

2，科学推理主要区分为论证推理与合情推理。论证推理是必然推理，它为严格的逻辑规则所限制，它本身不允许任何不确定的东西；合情推理则是一种或然推理，“它的标准是不固定的，而且也不可能像论证推理那样确定，以至毫无例外地得到大家的承认。合情推理实际上是由一些猜想所构成的。”[3]

钟敬文先生所反复强调的“专业操作的技术性方法”，诸如分类法、分析及综合的方法、比较方法、统计方法、各种方法的综合使用等等，[4]事实上，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首先经过合情推理而获得的。本质上都是合情推理。

本文的实验分析即是一种合情推理，它是实验观察基础上做出的统计与心理分析。它们不是必然性的科学论断，而是一种或然性的、有意义的猜想，这些猜想提供给大家的，只是一个讨论平台。

一，实验目的：

1，  探讨群体的性别和知识结构差异对故事传播的影响。

2，  探讨故事传播过程中特定情节的省略与加强。

3，  探讨故事传播中的有规则变异与无规则变异特征。

 

二，实验假设与实验设计：

1，  假设故事中的共同知识可能在传播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而必须在故事中埋入一些共同知识和一些非共同知识，以观其变异特征。

2，  假设通过“合理化”变异，故事内部的人物和细节设置可能在传播过程中趋于模式化。因而必须在故事中埋入一些“不合理”的人物和细节设置，以观其模式化趋势。

3，  假设被试的性别和知识结构差异会影响故事的传播方式与变异特征。因而实验将按不同性别和不同知识结构区分小组。

 

三，实验对象（被试）：

中山大学中文系2001级本科生共38人，平均年龄21岁。

每一被试的编号为：“组别＋序号”。

 

四，实验规则：

1，被试共分为四组，男生一组8人（B组），广府地区女生一组9人（G组），其它地区女生21人任意分为两组（E组、F组）。

2，每组第一个被试将一起听读三个小故事，然后回到各组，开始一对一地进行传播。

3，每位被试听完之后，给3—5分钟温习、重构这三个故事，在接受者温习期间，讲述者不得离开，并要随时回答接受者可能提出的疑问。当讲述者被允许离开后，要把“自己讲述”的故事如实笔录下来。接受者则转变为下一轮的讲述者，把故事转述给下一个被试。讲述者可以用自己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进行讲述，但不能离开源故事另讲一个与源故事无关的故事。[5]

4，每位被试要写清姓名、性别、籍贯、故事上家姓名及下家姓名。

 

五，实验文本（源故事）：

源故事1：容庚先生的口误

这故事是我听邓铣堂[6]老师说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宣部长康生来中大，想会见陈寅恪，陈先生托病不见，他就只好提出会见容庚。康生听说容庚收藏了很多文物，就想去他家看看，看着看着，两人就一件文物的真伪问题吵了起来，最后是康生理亏。康生为了表示自己的大度，就主动给容庚开了几张介绍信，让容庚带着几个弟子到全国去免费考察各地的文物现状。

后来他们就去了，每到一个地方，容先生都先找到当地宣传部门，客气地说明“是康生同志叫我们到贵党部来报到”。有一次谈完了正事，一个地方官员把他们送出来时，悄悄地对邓铣堂老师说：“刚才这位姓容的老同志把我们称为‘党部’，这是国民党的叫法，我们共产党叫‘宣传部’，要不是你们是康生同志介绍的，这个麻烦就大了。”

后来邓老师把这事告诉容先生，容先生吓坏了。于是他们商定，以后洽谈都让学生出面，容先生不说话。后来又到了另一个省，是同学出面进行洽谈的，一切顺利，最后快出门的时候，一位地方官员对着容先生说：“请问这位老同志还有什么意见吗？”容先生一下紧张起来，马上站了起来，使劲摆手，说：“没事没事，我到贵党部报个到就行了。”

源故事2：伟哥的功力

有个男人看报纸上说伟哥很好用，就想买一些来试试。那天他正在煮面条，想起要吃一粒伟哥等老婆下班。他刚把伟哥倒出来，就听到老婆开门的声音，他一紧张，就把伟哥丢到锅里边了。他走到客厅，刚给老婆把门打开，就听到厨房“嘭”的一声，把他和老婆吓了一大跳，两个人走进厨房一看，只见锅盖被掀翻在地，锅里的面条，一根一根，全都直挺挺地竖起来了。

源故事3：舞蹈学院的练功房

这是发生在广州舞蹈学校的一件怪事，就是李镪[7]老师的爱人所在那个学校的事。有一段时间，谁都不敢去二号楼的练功房，说那里有鬼。后来来了一批新生，有一个女生比较大胆，发誓要揭开这个秘密。那天晚上，她把所有的灯都打开了，眼睛都不敢闭一下，为了解乏，她就打开音乐，对着大镜子跳了一晚上的天鹅湖，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第二天一大早，她就把同学们叫来，得意地说：“二号楼里哪里有什么鬼呀？我昨天晚上对着大镜子跳了一晚上的天鹅湖，什么事也没有。”同学们你看我我看你，说：“听说二号楼的电线早就被电工师傅剪掉了，哪里能亮灯呢？”这个女同学不信，带着大家去看，大家打开门，那个女生刚一走进去，就大叫一声：“镜子呢？”原来练功房里根本就没有镜子。

推论一，共同知识是故事传承中最稳定的因素。

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是博弈论中的一个理想假定，是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理性推理的逻辑起点。“如果某一信息是所有参与人都知道的，如果每个参与人都知道所有参与人知道这一信息，如果每个参与人都知道所有参与人知道所有参与人知道这一信息，且如此这般直至无穷，那么这一信息便称为共同知识。”[8]但在现实的博弈中，我们设定的共同知识却往往存在盲点。我们把这种非完全状态的共同知识称作“准共同知识”，也即只有极少数人不知道，但别人却以为他们都知道的一种知识。

从表1我们可以看到，在源故事1的传播中，作为准共同知识的“容庚”与“陈寅恪”[9]在故事的传播中被保持得最为完整。尽管他们在一些中间环节上分别被误作“龙耕”（F1）、“容耕”（F3）、“陈银雀”（G3），或只被称为“中文系一名颇有名气的古文字学教授”（B1），但丝毫不影响其它被试对此二人的正确再现。陈寅恪本来是故事中最不重要的角色，但这个名字是被试的准共同知识，因而被顽强地传承着。[10]

与共同知识的稳定性相对，非共同知识的专有名词则很可能在传承中被消解。比如康生，此人从未担任过中宣部长，源故事1故意设置了这出错误，却没有一个学生能够纠正，说明这一年龄段的被试对于康生不甚了解。同样，邓铣堂虽是中山大学原文学院长、广东文化名人，但已多年不参与本科教学，许多外地学生对他并不了解。因此，作为非共同知识的“康生”和“邓铣堂”，就逐渐在传承过程中被消解了。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G组是广府地区的女生，对本地区文化名人的知闻比其它地区的被试要多一些，“邓铣堂”对于G组被试来说也是一种准共同知识，因而邓铣堂的名字在这一组被保持得最为完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传承者之间相近的知识背景有利于故事传播的稳定。[11]

 

表1：故事1人物名称在传播中的变异

 

传统民间文学理论认为，“通称的”人物名称也是相对稳定的传承因子，但是实验一没能验证这一点。如F4给故事3的女主角取了个名字，“有一位女生叫陈丹，外号陈大胆”。“陈大胆”虽然是个通称的姓名，但是只传承了五个环节，终于在F9处被消解。E8给故事2的男主角取了个名字“某村王二”，虽说这也是一个“通称的”人物姓名，但这个名字比之“大胆”更不具备故事功能，因而很快在E9处就被消解了。所以说，像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这样的名字可能在某一地区有较高的使用频率，但它们不会在特定故事的传播中得到稳定的保持。

 

推论二，共同知识是保持相关情节稳定和结构稳定的基础。

在三个故事的传承过程中，故事1变异最大，另两个故事的变异相对稳定得多。

源故事1的展开，基于这样两个知识点：一是“党部”这一名称的政治含义及错误发生的严重性；二是康生的政治地位。但这两个知识点却不是这一年龄段被试的共同知识。F1完全无法理解“党部”这一词汇的政治含义与错误严重性，所以她无法把握源故事1的情节关键及其意味，在她的复述中，关键性细节很快就变异成这样：“康生听着听着，觉得怎么听怎么别扭，后来，他终于发现哪里听着别扭了，于是，他站起来对与会的人说：‘龙耕先生说的党是国民党，我们共产党应该叫宣传部嘛！’”这个变异后的细节让人无法理解，于是，故事1在F组很快裂成碎片，失去了源故事富有意味的细节，也打散了情节的结构。[13]

在故事1保持最为完整的G组，尽管被试能够意识到“党部”的提法是一种政治错误，但她们却不能理解这一错误的严重性，这一知识的缺失同样导致了情节的变异和淡而无味，如G8：“容先生来到博物馆，他不想一开始就动用这层关系，所以就说：‘我是党部的人。’奇怪！怎料无人理他，迫于无奈，他只有拿出康生的介绍信。博物馆的人一看见这份介绍信，态度完全变好了。”在这里，“党部”这一严重政治错误所引起的只是受接待的态度的差异，由此折射的是现代青年对于这一口误的错误性质认识的不足。源故事的喜剧效果因此消失殆尽。

对口误的错误性质理解的差异，将导致情节的变异，这在B组体现得最为明显。B4对口误的错误性质的理解比较准确：“那位负责人却有点愤怒地说：‘党部那是国民党时期的叫法，现在新中国新社会应该改叫宣传部了。’容庚听了有点害怕，忐忑不安地记住。但再有一次，容庚又到一个地方考古，又再受到当地宣传部的热情接待，他又一次说道：‘谢谢你们党部的热情接待。’听者噩然。”在这里，故事1的中心情节得到了较好的保存。而下一位被试B5对口误的理解却是轻描淡写的：“以后容老有机会见到了康生，容老很高兴地对康生说：‘谢谢党部对我的关心。’康生皱了皱眉说：‘嗯，党部这词不正确哦，现在是新社会了，党部是国民党的用法。’容老没说什么。以后，容老又有机会见了一些领导，但容老还是说：‘谢谢党部对我的关心。’没有改用其它称谓。”在这里，“党部”是个可随个人意愿决定是否改正的称呼，而不是严重的政治失误，这一情节的政治意味在B6处再度减弱，淡到没有了情节特征。于是，从B7开始，这一关键性的细节彻底消失。

源故事2的展开，是基于对伟哥功能的了解。而伟哥的名称及其功能正是被试的共同知识。许多被试都在讲述中对“伟哥”作了心照不宣的阐释。

B7：有一个男人看见电视上的伟哥广告非常好奇。

G2：伟哥推出市面之后，大受欢迎。

G9：前段时间，伟哥（性药）流行得很厉害。

E1：一男人看了伟哥的宣传，十分动心。

F4：众所周知，伟哥是一种壮阳药，是很多男人的福音。

可见，媒体的宣传已经使伟哥及其功能成为一种共同知识。基于这一共同知识，与“伟哥”功能相关的情节与结构也得到稳定。

源故事3的展开，必须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假定：如果练功房的镜子或电源确实是一种虚幻的存在，也就证明了制造幻觉的鬼的存在。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对于大三的学生来说，显然也是一种共同知识。另外，“镜子之类是鬼故事惯用的道具，所以当听说第三个故事是个‘鬼故事’时，大家都会牢牢记住‘镜子’、‘电源’这样的因素。”[14]正是基于这样一些共同知识，保证了源故事3在传承中情节、结构的稳定。[15]

由此可见，情节与结构的稳定必须以相关的共同知识为基础，反之，知识结构的差异可能导致特定知识背景下的故事冲突的遗失。[16]

 

推论三，故事边缘的、静态的共同知识具有被卷入情节漩涡的倾向。

在源故事3中，“李镪的爱人”一句是静态的故事插入语，属于超文本层次，本身并不是情节内容。但由于李镪是中文系学生非常熟悉的一位青年教师，他的爱人是广东著名的青年舞蹈家，这在被试中是一个共同知识。于是，“李镪的爱人”在G组和F组的传承中都表现了被卷入情节漩涡的倾向。下面以G组为例来说明。

源故事3：这是发生在广州舞蹈学校的一件怪事，就是李镪老师的爱人所在那个学校的事。

G1：这是发生在李镪老师爱人所在的广州舞蹈学院的真人真事。

G2：故事发生在李镪老师爱人工作地方，舞蹈学院，是李镪讲给施爱东听的。

G3：李镪老师的爱人开了一间舞蹈学院。

G4：李镪老师的老婆开了一间舞蹈学院。

G5：中大教师李镪的妻子是一位舞蹈教师。李镪的妻子经常在一间舞蹈室教学生跳舞。……第二天，那个学生把整夜发生的东西向李镪的妻子报道，李镪的妻子嚇得冷汗直冒，颤抖着双唇说：……

G6：李镪老师的老婆，你都知道又漂亮又年轻，是个舞蹈演员。李镪老婆工作的地方有一间练舞室经常闹鬼故。他老婆有一个学生不相信，……第二天告诉李镪老师的老婆，这练舞室很正常，根本都无鬼。李镪老师的老婆就很惊奇：……

（G6之后的被试基本沿袭了G6的讲述，从略）

很显然，“李镪的爱人”从故事边缘的静止状态逐渐被卷入了情节漩涡，变成一个动态的故事角色。

一般来说，共同知识往往是知识共享者们共同关心或感兴趣的话题，传承者具有把兴趣点突出和放大的倾向。心理学家认为，“有时突出是通过将事实上静止的物体说成活动的物体而实现的。因此，在地铁场景的画面中，显然是停在一个地铁站的火车，却常常被描述成开动的火车。这种突出当前的动态并把静止目标描述成动态形式，是一条众所周知吸引人注意力法则的例子。……运动的物体有潜在的危险性、希望性或者对我们来说是可能的重要时刻。……描述成动态的物体吸引了听者的注意力，因而容易保留下来并传播下去。”[17]

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说，赋予人物以动态的特征，也即赋予了人物以角色的功能。在源故事中，李镪的爱人是叙述中的人物，却不是故事中的人物，不具有角色的功能，她被逐渐卷入情节漩涡的过程，也是不断加大她的角色功能的过程。所以说，传播者所关心和感兴趣的人物，其角色功能可能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得到加强。

 

推论四，人物的设置趋向于能构成直接矛盾冲突的对立模式。

故事是由许多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所构成的，在故事中，人物的设置必须具备这样一种角色功能：也即具有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彼此能够构成一定的矛盾冲突。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越强，人物的角色功能也就越突出。在实验中我们看到，不能构成直接矛盾冲突的人物，比较容易在传播的过程中被撤并。

在源故事1中具有这样一些构成矛盾冲突的人物对：求见者（康生）/拒见者（陈寅恪）；文物鉴定者（康生）/文物收藏者（容庚）；授信者（康生）/持信者（容庚）；犯错者（容庚）/识错者（地方官员），这些人物对在四个小组的故事传播中都比较稳定。所不同的是邓铣堂这一角色，邓在源故事1中担当了介于犯错者与识错者之间的传话角色，不具备与其它人物构成直接矛盾冲突的功能，因而在全部四个小组的传播过程中，这一传话者的角色都被消解了，情节转换成了犯错者与识错者之间的直接冲突，而不是通过传话人这样一个角色来制造间接冲突：

G8：容先生来到博物馆时，他不想一开始就动用这层关系，所以就说：“我是党部的人。”奇怪！怎料无人理他，迫于无奈，他只有拿出康生的介绍信。博物馆的人一看见这份介绍信，态度完全变好了，并说：“为什么不一早拿出来呢？我们以为你是国民党的人。”

E8：下一次容老逛古董店时，也真的出示领导的条子给店员，于是店员问容老：“您是哪个单位的啊？”容老一听傻了，原来他是国民党党部的人，现在时局变了，该怎么说呢？他含糊应了一句：“我党部!”店员就马上纠正：“哦，不应该再说‘党部’了，应该说‘宣传部’！”容老向来性子直，自己不是宣传部竟被说成宣传部，不理！以后逛古董店时，无论人家问什么，他只回答：“我党部！”

邓迪斯在针对结构主义的评述中说到，不仅神话是由组成对立和企图消除对立两方面组成的，而且所有的民间传说形式都是这样组成的，“丹麦民俗学者埃克赛尔·奥尔瑞克在二十世纪最初十年所著的一篇题为《对比的法则》的文章中明确地把民俗学类型中相对立的重要概念作为他的史诗定律。这一论点说明对立的形式在谜语结构和谚语结构中与在神话结构中将是同等重要的。对立的形式在其它类型中同样显著。”[18]正是这种对立，使得故事各要素成为了相互依存的矛盾统一体。[19]

 

推论五，源故事中不合理的细节[20]在传播过程中将不断寻求合理化。

源故事2中故意设置了一个不太合理的细节：“听到老婆开门的声音，他一紧张，就把伟哥丢到锅里边了。”一紧张就扔锅里，这不是一个合乎常规的动作，所以在故事2的传播中，伟哥如何被扔进锅里的细节成了变异最多的一个细节：

B5：门铃响了，他不小心把瓶子弄翻了，伟哥药片掉到锅里。

B6：因为药装在他口袋里不方便，所以他就放在一边，当他向面里加佐料时，不小心把药倒进面里。[21]

B7：这时老婆回家了，惊慌之下男人将伟哥粉末当成盐倒入锅中。

E2：当时妻子正在煮面，他们就在客厅聊这种药，后来可能搞错了，妻子把这个药放到了面锅里，可能当成糖什么的吧？

E3：妻子煮面条，也变得心不在焉的，就随手拿起那包药，把它当成盐放了进去。

E8：晚饭王二妻做菜时发现调料没有了，看到灶台上恰好有包药粉，以为是王二刚买回来的调味品，就径直将药倒进锅里和菜煮。

E9：最后他决定把药放灶台上，妻子做饭时肯定能看到，但后来，妻子看到了，却误以为是调味料，随手丢进菜里一起煮。

F4：妻子提早下了班，他顿时慌了神，伟哥怎么办？决不能让妻子小丽看见，怎么办？情急之下，把伟哥全部倒进了锅。

F12：他正准备吃药，突然听到背后妻子的声音：“还没吃饭啊？在煮什么呢？”他一个慌张，赶忙把药丢进锅里，“哦，没，没吃什么，在煮面条。”

上述诸例，大家都在试图为“为何扔进锅里”寻求一个尽可能合理的解释。

事实上，任何一个故事讲述者的讲述，对于他的下家来说，都是一个源故事。源故事中那些不为被试所属社会群体所认可的表现形式，总会在其后的传播中逐渐趋于合理化。

B6是个有较强创作冲动的故事讲述者，三个故事到了他手上全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异。他把故事3中不怕鬼的女主角换成了“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韩正亮”，[22]这样一改，一个大男人对着镜子舞蹈了一夜的形象就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B7迅速对这一不合常理的细节进行了修正：“该君坚信世上无鬼，于是在一间房子里又叫又跳看是否能把鬼引出来，房子里正好放着一面镜子，该君对着镜子跳了一夜。”他把“跳舞”改成了“又叫又跳”，使之更符合男性的行为。

B8把这个大男人的形象勾画得更加男性化：“该男生独自一人潜进了教学楼，进了一间教室坐下。心想我就在这里等，就不信你不出来。等呀等，等到半夜，他耐不住了，妈的这鬼咋地还不出来哩？可能是需要来点什么刺激吧。于是，该男生就大喊大叫起来：‘这该死的鬼你怎么还不出来有本事出来啊老子倒要跟你见识见识！……’就这么喊，可是鬼还是没出来。忽然这男生又看见黑板旁挂着一面镜子，就更加来气了：‘妈的什么鬼你还不出来？老子有了面镜子难道还会怕你？’鬼还是一直没有出现。最后，这男生累了，终于睡着了。”[23]

合理化（rationlisation）是一种重复再现的过程，巴特莱特认为“其过程表明了一种需要，实际上每位受过教育的观察者都可感觉到这一需要，即一则故事应当有一个一般的情景。开始时，不存在一种简单接受的态度。呈现的每则故事，必须联结成整体，而且，若有可能，也应当考虑到它的细节必须与其他东西相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特殊的，而且可能是孤立的细节，立即被转换成更熟悉的特征。”[24]也就是说，被试的接受和再现不会是一种单纯的按原样输入和输出的过程，而是表现为用自己更熟悉更容易理解和记忆的方式对原始材料进行适当的加工。

 

推论六，源故事的灵敏初条件可能产生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表现在故事的传播中，源故事中任何一个并不重要的细节都可能成为传播中的灵敏初条件，[25]它们在运动过程中会逐渐被放大，终会导致运动轨道的巨大偏差，以至于这种偏差改变了整个情节和结构。在实验一，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变化：传播过程对源故事的微弱偏差，导致了巨大的情节差异，最终演变成另一个故事。试以源故事1在B组的变异为例。

源故事1：康生为了表示自己的大度，就主动给容庚开了几张介绍信，让容庚带着几个弟子到全国去免费考察各地的文物现状。

B1：康生为了表示自己有气量，随后就给教授开了份介绍信，让教授带着学生可以在全国各地开展免费考古研究工作。

B2：康生学力不及容庚，自知理亏，但为了表示自己的大度，开了一张介绍信供容庚全国免费考古。

B3：康生对考古是懂一些的，人又自负，所以就想压压容庚，于是他就签了张条子，对容庚说：“凭这张条子你可以免费到全国考古。”

B4：两人谈得很合拍，于是康生临走之前给容庚批了一条考古通行证，凭借那张字条容庚到全国各地都可以免费地受到当地负责机关的热情款待。

B5：康生对考古知识有一点了解，所以他和容老在一起有说有笑的。由于康生是在上午到容老家的，聊到中午，两人的肚子叽哩咕噜叫起来。容老亲自下厨杀鸡款待康生，席间，康生说：“容老师，有个问题我不明白，您说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啊？”容老说：“应该先有鸡。”康生哦了一声就没再说什么地。康生临走时写了一张纸条给容老，说以后到各处观光凭这条可以畅行无阻。[26]

B6：容庚先生非常好客，为康生准备了一桌丰富的晚餐。正吃饭间，容先生让康生发表一下对自己特意做的鸡的看法，康生沉思了一下说：“容先生，你说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呢？”容先生微微一笑说：“先有鸡吧！”康生那天吃过饭之后决定回北京，为了对容先生的盛情款待表示谢意，临走时送给容先生一张写着不知何物的纸条，并说：“容先生，您无论到哪里，只要拿出这张纸条，他们都会款待你的。”

B7：正好容先生夫人不在家，于是容先生便亲自做饭招待。饭桌上康生请教容先生一个问题：“世界上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容先生想了一下，回答说：“应该先有鸡吧？”康生没有说话，只是写了一张字条交给容先生，告诉他今后无论去哪里，凭着这张字条便可免费接受招待。容先生后来果然凭字条到各地都能享受免费招待。

B8：到了容庚家，礼节过后，寒喧几句，看到容庚老婆不在家，康生就先发话了：“听说容老您古文字方面很厉害，我这儿有一个问题想要问您。”容庚说你就问吧。康生就问：“这世界上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呀？”容庚很奇怪为什么他问这个问题，于是想了一会儿就说：“那还用问，肯定是先有鸡啦！”此时，康生很郑重地拿出一张纸条，说：“先生，听了您的话，我深受教导。这样吧，为了感谢您，我送你这个玩意儿，以后您拿着它，走遍全国各地，吃饭都不要您的钱。”康生走后，容庚大喜。果真拿着小纸条跑遍全国，吃喝无阻。日久天长，容庚越发奇怪。终于有一天，容庚又碰到了康生，于是就问：“康生啊你那张纸上写了什么，这么神奇？”此时康生哈哈大笑起来：“先生，我那纸上写的只是蝌蚪文而已。”

在B组的传播过程中，原来围绕“口误”而展开的故事，变成了神奇纸条神奇功能的故事。这种变异具有很大的随机性。与我们前面讨论的几点推论不同，这种故事变异的混沌状态及其变异的随机方向，是我们实验之前根本无法预料的。

在有关混沌现象的科学实验中，一种变化过程可能有一个或多个临界点，也即发生突变的关键性环节。在临界点上，一个微小的扰动可能迅速被放大成一个重大的变化。而在故事的传播中，每一个传播者同时都可能是一个创作者，因此我们可以说，任何一个传播的环节都同时是一个可能临界点。在上述故事的传播中，B5就由可能临界点转化成了实际临界点，他为“神奇纸条”的获得虚构了一个“热情款待”的细节，这一情节迅速被后面的被试演绎成一个“知恩图报”的故事。

事物间的相互依赖性是蝴蝶效应产生的前提之一。由于事物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使得一个微小细节的改变有可能在因果关系链中不断传送放大，最后导致意想不到的结果。一般来说，事物间的相互依存度越高，发生蝴蝶效应的可能性越大，因为较高的依存度使得一方的误差往往会对其他各方造成连锁反应，进而被逐步扩大，形成难以预测的结局。上述B4在传播中把康生开介绍信的理由由“为了表示大度”改成“谈得很合拍”，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扰动，但正是这个小扰动，引发了B5对“合拍”的铺陈，[27]并改变了整个故事。又比如我们在推论五中提到的案例，源故事3“跳舞”的细节是依赖于“女生”而构筑的，B6只是把女主角换成了一个大男人，但这一改变却引发了故事人物的行为的巨大改变。

 

推论七，不同性别的传播者在故事碎片的重组中表现出不同的倾向。

分组实验的过程，男生B组（8人）只用了大约1小时就结束了，而女生组所花的时间却多得多，G组（9人）相对较快，约1.7小时，F组（12人）与E组（9人）同时结束，约2小时。

在对不同性别传播群的文本分析中，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了性别差异在故事传播中的不同特征。男性传播者更注重情节发展的内在冲突，不注重细节保持，如B6很随意就把故事2的男主角叫做“温剑明”，把故事3的主角叫做“韩正亮”，这是B6上下两家被试的名字。而女性传播者更注重细节和专用名称的保持，如G7评点说，“为何这个名字（指邓铣堂）在我们组保持得如此地完整呢？因为很多上家在向下家讲故事时，会对出现的人物名称作一简单介绍（例如身份、职位，甚至名字的写法）。”

如表2，专用名词在B组的变异速度相对于女生各组，要迅速得多。

 

表2：故事3专用名词在传播中的变异

 

从实验文本看，男性传播者有更强的创作欲望，他们对故事的加工力度要比女性传播者大，[29]因而源故事在B组的变异速度也比其它各组要快得多。我们知道，传播者对故事的加工和再创作是引起故事传播蝴蝶效应的主要原因，因而对于男性传播者来说，故事传播过程的混沌状态表现得更为明显。

相反，女性传播者更不倾向于对故事进行再创作，她们更注重对源故事的原貌保持。[30]比如F2在故事1的讲述中这样说：“这是一个关于‘口误’的故事。但是F1忘记了很多，只记得几个片断，所以我也只有几个片断能告诉你。”F6也说：“这个故事在讲述的过程中，许多具体的细节都已经丢失了，因此这个故事是不太完整的。……故事到此中断，不知结局如何。”[31]但在男生组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形，故事1自从被B5撕碎开始，一再被随后的传播者加工和修改，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在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完整的情节。

 

推论八：叙述语言不具有民间文学的“集体性”或“传承性”。

巴特莱特认为，在故事的再现过程中，“风格、节奏、精确的结构模式，由于这些东西易于产生即刻反应，因此在继后的再现中极少能保持下去。”[32]从实验一的38份讲述记录看来，语言风格是最不具有稳定性的传承内容。以传播稳定性最好的G组（该组由同一方言区的被试组成）对变异性最小的故事2的叙述为例：

源故事2：有个男人看报纸上说伟哥很好用，就想买一些来试试。

G1：伟哥甫一面世，广受欢迎。一男子闻讯亦买了一盒回家准备一试。

G2：伟哥推出市面之后，大受欢迎。有一个男人买了一盒伟哥回家准备下面条。

G3：自从伟哥上市以后，风靡全球，有个男人也想试试它的威力，便买了一包伟哥带回家。

G4：话说伟哥上市的时候全面流行，大受好评，于是有一个男人也想试一下。有一天他就去买了一包伟哥和一包面条。

G5：当有壮阳作用的药物伟哥推出市场，很多男士都蠢蠢欲动，想试试这伟哥是不是灵丹妙药。一个男同志怀着好奇之心，买了一颗伟哥和一包面条。

G6：前几年韦哥刚刚发行的时候，一位老公买了一粒或几粒回家，顺道买了一些面回去。

G7：当年伟哥在中国大陆很流行，一位先生去买了一些伟哥，顺便还买了一些面条。

G8：当伟哥在中国流行的时候，一个男人买了伟哥回家。

G9：前段时间，韦哥流行得很厉害。有一位丈夫买了回家，想哄妻子开心。

以上叙述，意义的变异很小，但语言的运用却大不相同，可见在故事的传播中，叙述语言并不具备所谓的民间文学的“集体性”或“传承性”。也就是说，任何故事讲述中的语言风格都是具体的故事家个人的，而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民间的”或“集体的”。[33]

 

一，实验目的：

1，  尽可能地验证实验一的推论。

2，  探讨故事传承中的记忆与再现特征。

3，  探讨情节嫁接（复合）的可能机制。

 

二，实验假设与实验设计：

1，  假设故事传播与记忆中的变异特征可以部分借助于英国著名实验心理学家巴特莱特关于记忆的系列再现和重复再现理论进行分析。因而实验设计综合了巴特莱特的两种再现方式。

2，  实验一的所有推论是实验二的理论假设。

3，  假设相近的故事能够在被试记忆中自组系统。故事的再现既可能是发生于系统内的重组，也可能从系统外引进新的细节。因而必须选择可能成为同一系统的不同源故事进行试验。

 

三，实验对象（被试）：

中山大学中文系2001级本科生共43人，平均年龄21岁。

每一被试的编号为：已参加实验一的被试，仍使用实验一的编号；未参加实验一的被试，男生为“b＋本文讨论序号”，女生为“g＋本文讨论序号”。

 

四，实验规则与程序：

1，任意抽取8位被试，均分为4组，每组第一位被试阅读一则互不相同的水灾故事（源故事4－7）。

2，每组第一位被试将故事口述给第二位被试，然后把自己口述的故事如实记录下来。

3，每组第二位被试将听自前一被试的故事口述给前述8名被试之外的其它所有被试，然后把自己口述的故事如实记录下来。

4，两个小时之后，前述8名被试之外的其它所有被试写出一则水灾故事。

5，一周之后，所有被试写出一则水灾故事。

6，被试要写清姓名、性别、籍贯、受试时间；参与分组的被试并且写清组别、序次。

 

五，被试与文本的编号：

每一被试的编号为：已参加实验一的被试，仍使用实验一的编号；未参加实验一的被试，男生为“b＋本文讨论序号”，女生为“g＋本文讨论序号”。

文本的编号为：实验程序4的文本为“文本Ⅰ”；同时参与了实验程序4、5的被试（不包含8位参与分组的被试）在实验程序5中写下的文本为“文本Ⅱ”；参与分组的8名被试的文本为“文本Ⅲ”；未参加实验程序4的被试在实验程序5中写下的文本为“文本Ⅳ”。

 

六，实验文本（源故事）：[34]

源故事4：由拳县，秦时长水县也。始皇时，童谣曰：“城门有血，城当陷没为湖！”有妪闻之，朝朝往窥。门将欲缚之。妪言其故。后门将以犬血涂门。妪见血，便走去。忽有大水，欲没县。主簿令干入白令。令曰：“何忽作鱼？”干曰：“明府亦作鱼。”遂沦为湖。（出《搜神记》）

源故事5：古巢，一日江水暴涨，寻复故道。港有巨鱼，重万斤，三日乃死。合郡皆食之，一老姥独不食。忽有老叟曰：“此吾子也。不幸罹此祸！汝独不食，吾厚报汝！若东门石龟目赤，城当陷。”姥日往视。有稚子讶之。姥以实告。稚子欺之，以朱傅龟目。姥见，急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龙之子。”乃引姥登山；而城陷为湖。（出《搜神记》）

源故事6：邛都县下有一老姥，家贫孤独。每食辄有小蛇，头上戴角，在床间。姥怜而饴之食。后稍长大，遂长丈余。令有骏马，蛇遂吸杀之。令因大忿恨，责姥出蛇。姥云在床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无所见。令又迁怒杀姥。蛇乃感人以灵言：嗔令何杀我母？当为母报仇！此后，每夜辄闻若雷若风。四十许日，百姓相见，咸惊语：“汝头那忽戴鱼？”是夜，方四十里，与城一时俱陷为湖。土人谓之为“陷湖”。惟姥宅无恙。（出《搜神记》）

源故事7：从前，有姊弟二人。离他们家不远，有石狮。弟每日必以“镬仔团”一个投石狮口中。习以为常。如是者，经三年。一日，石狮谓弟曰：“我口旁有血时，世间必遭大难。届时，你可入我腹中避之！”越数日，弟果见石狮口旁有血。原来是某屠夫无意中所涂上之猪血。他即奔告其姊，相率入石狮腹中避之。狮腹甚大，且通大海。当姊弟俩出来时，世间已无人类踪迹。（出《民俗》周刊107期）

 

推论九：引进细节的倾向随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加强。

实验二没有把源故事直接提供给所有被试，而是有意经过文言阅读和口头传播之后才口述给其它被试。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被试对于“权威文本”的信赖以及对于“记忆测试”的戒备，使实验尽可能地接近于自然的传播与记忆状态。巴特莱特在分析记忆实验时，把原来系统中不存在的、新创或引入细节的过程称为“引进”（importation）。并且认为，“就目前的证据而言，似乎有这种可能，即从不同环境发明或引进新材料的倾向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35]这一假设在本实验中得到验证。

以目测的方式比较文本Ⅰ和文本Ⅱ，后者的篇幅明显增加的有14份、基本持平的有14份，明显减短的仅1份。表3提供的是几个细节引进的案例。

 

表3：文本Ⅱ细节引进之案例

 

表3之外，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证，以说明引进的内容主要在于这样几个方面：

1，  故事背景的进一步交待。

在故事的开头交待背景，是故事讲述者惯用的方式。通常的背景交待是：遥远的从前、偏远的地点、善良而贫穷的主人公。这是人们在传统民间故事习得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对于故事背景的认知结构。[36]皮亚杰（Piaget）把这种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独特的认知结构称为“图式”（scheme）。在新的故事信息不与旧的图式相冲突的前提下，两者之间将发生同化（assimilation）作用，图式中旧的故事背景将不自觉地被再现到新故事当中。如B1。

2，  原有细节的展开。

源故事中的一些细节可能被消解或减弱，如故事发生的地点、主人公的姓名、明确的数字等，但也有一些细节会在讲述中得到展开。尽管这种展开未必具有显著的功能，只要讲述者认为这种展开是合乎情理或更加生动的，展开就会发生。

细节展开的方式可能多样，原因却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被试对于故事有意识的、文学化的合理想象与加工，如g1；二是由于被试不自觉的、记忆性的显突作用，[37]如G3。

3，  功能的闭合。

“感觉闭合[38]（指不完整的形象、观念等在想象中变完整）也是突出的一种形式。这归因于实验对象使其经验尽可能完整，前后一致和有意义的迫切愿望。”[39]对于不完全情节的功能闭合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合理化的过程。用以闭合的素材可能来自于系统内部（推论十将详述之），也可能来自于系统外部。

来自于系统外部的功能闭合就是引进。本实验中引进最多的功能性细节是对于“恶作剧”场景的闭合。源故事中没有提供恶作剧之后的具体场景，许多被试对这一场景作了补足。以文本Ⅱ为例：

G3：士兵们看见老婆婆紧张的样子，开心地哈哈大笑。

G9：大家都哈哈大笑，不相信洪水会来，以为只是老婆子的恶作剧。

g1：兵士们看她惊惶失措的样子，得意得哈哈大笑。[40]

g2：话说城门官这边，眼见老太婆这种狼狈之相，当然是笑得前仰后合。

以上各种形态的“哈哈大笑”的描述显然是对于“恶作剧”的功能闭合。

4，  与价值观念相关的细节的介入。

作为社会行为的传奇表现，必然有一部分情节可能联系到公众的价值观念。在许多原本没有道德评判的故事中，有时也可能会通过某一次讲述而补入教化倾向，以表达善恶有报等民间观念。这种倾向未必是下意识的，但它的的介入必然会导致与价值观念相关的故事细节的引进。以文本Ⅱ为例，源故事基本上没有道德评判，但以下再现却带有明显的价值评判倾向：

B8：一路上，他们看到了倒塌的房屋，死去的手中还攥着金子的县官，溺死的大批人群和马驴。

G6：县城里有一个坏恶霸地主，他勾结了县官，弄得民不聊生、苦不堪言。

G7：镇上住着一个老妇人，她很善良，常常救助一些小动物。

b3：从前，有一双姐弟，两人家里非常贫穷，但却有着善良的心。

E5：有一对姐弟，相依为命过着清苦的生活。尽管自己的日子过得紧巴巴，平时却处处与人为善。

F8：姐弟俩非常善良，每当有吃不完的饭团就扔进狮子口中。

G9：姐姐转告了厨房里的人，叫他们一块逃命去……

从表3的案例及以上分析可见，这种随时间的推移而加强的细节“引进”存在两种可能：有意的文学加工与无意的记忆加工。

纯粹的文学加工是一种创造性活动，这种创造性冲动必然会导致情节与结构的变动，但在实验二的两次再现文本中，除了细节的引进、迁移，以及功能的嫁接这些可为记忆理论所解释的现象之外，没有发现明显的情节变化与结构变动。所以说，实验结果所支持的文学加工是记忆再现基础上的信息加工。[41]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来理解记忆，也就能够很容易地理解这种细节“引进”的现象：“记忆不是一种生活中刺激痕迹的机械恢复，而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信息的重新组合。记忆的恢复主要是以一种语义形式来表示这种复杂的想象。因此，尽管在最基本的看起来是十分机械的再现情况下，我们也很难排除在回忆中加入了自己的想象。”[42]

文本Ⅰ与文本Ⅱ的再现时间相隔一周，两次再现过程中，外显记忆（explicit memory）[43]与内隐记忆（implicit memory）[44]所占的比重有所不同。在文本Ⅰ的再现过程中，时间间隔较短，被试能够相对充分地调动外显记忆进行再现，所以再现文本能够更加准确地接近源故事。但由于外显记忆的回忆量会随着输入和输出的时间间隔的延长而明显减少，由外显记忆而赋予的准确性也会相对减弱，于是，在一周之后的文本Ⅱ的再现过程中，就会有更多的自动的、无意识的过去经验也即内隐记忆的介入。而这种内隐记忆的提取并不确定于对某一次刺激的回忆，它可能在所有过去经验，或者说旧有图式中进行提取，把一些原本不属于源故事4－7的、想象的细节再现了出来。[45]

如果以上推论成立的话，我们就可以认为：①故事的输入与输出时间间隔越长，被试旧有图式的作用就越大，而这一故事的细节就越容易趋向被试原有的知识结构。②某一被试对相关民间故事的信息储存越多，其再现过程中记忆提取的空间就越大，细节引进的可能性也越大。

 

推论十：作为信息承载物的细节特征可以在系统内互相迁移。

为了区别“引进”，巴特莱特把系统内部的细节转移和替换称为“迁移”（transference）。而且发现，越是显著的细节特征越容易发生迁移。这一推论也在实验二中得到验证：

 

表5：征兆物在系统内的迁移（选录）

 

“血”的出现在故事中显然是最引人注目的细节特征之一。源故事中血的出现形式有三：城门有血、石龟目赤、狮口出血。但在被试再现的文本中，血与城门、石龟、石狮、目、口等承载物之间，显示了丰富多样的错置与搭配，如：城门有血、城墙有血、城门口的一堵墙上有血、石龟眼睛有血、石狮嘴边有血、石狮眼睛有血等，[47]只有一名被试以流泪替代了血的出现。而石龟或石狮的位置也可能附着于城门口、城墙边、庙门口、村边等略具神秘意味的公共场所。相反，准确再现源故事征兆物的文本反而成为少数。

由此可见，只有血是相对稳定的传承因子，而承载血的道具却是可以互相替代与迁移的。钟敬文认为：“‘血’这种东西，在文化未开化的原人脑里，是非常地招‘忌’的。这种思想的成立，在心理过程上自然有它的‘必然’。因为在他们的观察和经验中，无论同类或异类出血，总是一种凶恶的征兆。”[48]也就是说，“血”是一种特定的信息编码。文本中血与血的承载物之间的稳定与迁移的差别，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在细节特征的再现过程中，只有信息必须且能够得到保存，而承载信息的道具是可变的。

 

推论十一：情节的系统内嫁接是回忆过程中“双重提取”的结果。

“嫁接”原指一项生物技术，即人们“有目的地将一株植物上的枝条或芽等器官接到另一株带有根系的植物上，形成新的植株。这个枝或芽叫接穗，带根系承受接穗的植株叫做砧木。”[49]本文之所以把不同情节或功能之间的粘结关系叫做“嫁接”而非“复合”，是因为：①复合指称一种物理过程，它可能是有机粘结，也可能是无机融合；而嫁接是一项生物技术，词汇本身已经包含了对亲和性的要求。②复合可能是对等过程也可能是非对等过程，本身不包含主次判断；但在不同情节或功能的粘结过程中，一般来说总是存在一个占优势地位的、属于故事主体的基干情节（本文称为“砧情节”），另有一个或多个粘结于砧情节的、占从属地位的功能链（本文称为“功能穗”），区分主次有利于我们确认故事的类型。[50]

我们以文本Ⅱ为例来讨论。文本Ⅱ共29份，发生为源故事4－7之间的情节嫁接有9例，占31%，详见表6：

 

表6：发生于系统内嫁接的砧情节与功能穗

 

如果我们把源故事4－7看作一个封闭的系统，那么，在讨论故事的系统内嫁接之前，我们试参照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方法对这四则故事进行功能排序：

①     某一神灵遭遇困境或需要帮助；

②     主人公没有进一步伤害神灵或给予过帮助；

③     其它人可能伤害过神灵；

④     主人公得到或只有主人公相信神谕，如果某种征兆出现，则意味着将有天灾降临；

⑤     主人公经常观察某种征兆；

⑥     有人进行恶作剧或无意中制造了征兆；

⑦     主人公成功逃避天灾；

⑧     天灾降临；

⑨     主人公之外的所有人化身为异类。

根据这9个功能，我们从表7可以看到四则源故事分别具有哪些功能、缺失哪些功能、缺失的功能与功能穗之间的关系如何：

 

表7：源故事4－7缺失的功能数与功能穗的功能数

 

从上表可见，功能穗全部或部分地补足了源故事缺失的功能。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功能穗与砧情节的嫁接，表现为对砧情节缺失功能的补足。现在的问题是，嫁接是怎样发生的？它有怎样的心理机制？

我们假设理论上存在一个刚好能包含上述全部9个功能的“元故事”，[51]那么，每一则单个的源故事其实都只是截取了这个元故事的一部分，而四个源故事的功能组合，恰好等于元故事的功能量。

在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可以参考这样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

用四个复杂句，每句均包含四个命题（例如其中的一个复杂句是“在厨房里的蚂蚁吃放在桌子上的甜酱”，它包含下列四个命题：一、蚂蚁在厨房里；二、蚂蚁吃酱；三、酱放在桌子上；四、酱是甜的）。把每个复杂句又分拆为分别包含一、二、三个命题的句子（例如上述复杂句可分拆为包含一个命题的句子有：蚂蚁在厨房；酱在桌子上；酱是甜的；蚂蚁吃酱。包含二个命题的句子有：蚂蚁在厨房里吃酱；蚂蚁吃甜酱；甜酱在桌子上；蚂蚁吃放在桌子上的酱。包含三个命题的句子有：蚂蚁吃放在桌子上的甜酱；在厨房的蚂蚁吃放在桌子上的酱；在厨房里的蚂蚁吃甜酱）。上述分别包含一、二、三个命题的句子，都是有的让被试学习（学习时采用随机呈现的方式），有的不让被试学习。而那个包含四个命题的复杂句（即原型），却一直未让被试学习。然后以上述学习过的句子和未学习过的句子，再加上从未学习过的那个四命题的复杂句（即原型），随机混合依次呈现，让被试辨认哪些句子是学习过的，并按正负各五级评定自信度。

结果，被试对实际上并未学习过的，包含四个命题的句子再认自信度最高，而且再认自信度的高低随句子包含命题的多少而转移（即包含命题愈多，再认自信度愈大），至于句子是否学习过，关系反而不大。[52]

心理学家的结论是：被试在学习过程中，并不是把学习内容按原样储存于记忆中，而是对学习内容作了自动归类，归类形成了那一类事物的典型，也即原型。再认时，被试不是以实际的学习内容作为标准，而是把原型作为标准。

理论上，我们的元故事即是一种原型。如果按照以上心理学的解释，故事的嫁接应该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也即被试对元故事的一种无意识的再现，而非有意识的情节复合或者故事延伸。[53]

但事实上，“元故事”是一个比“复杂句”更为复杂的系统。后者是若干简单句和次复杂句的单纯语义之和，前者却只是一种抽象的功能之和。也就是说，复杂句的语义完全等价于简单句和次复杂句的语义之和，但抽象的元故事并未完全涵盖4则源故事的所有内涵，因为4则源故事的具体形象和细节，未被包含在元故事之中。因此，被试的故事再现，实际上必须是一次“双重提取”[54]：对抽象的原型（元故事）的提取；对表象（特定源故事）的提取。

在这一双重提取的过程中，寻找关键支点是回忆的重要策略。[55]由于个人形象记忆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源故事可能成为不同被试回忆策略的关键支点。这一关键支点就成为了占主导地位的记忆情节，也即“砧情节”。从元故事中提取的多于特定源故事的功能链则成为了“功能穗”。

图尔文（Tulving）将长时记忆分成“情景记忆”与“语义记忆”，那么，在我们上述讨论的双重提取中，对元故事的记忆倾向于语义记忆，对特定源故事的记忆则倾向于情景记忆。语义记忆受到规则和模式的制约，较少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因而具有更好的稳定性；而情景记忆则更加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稳定性相对差些。[56]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试对于元故事提取的分量会逐渐加重，而对特定源故事的提取分量则会逐渐减弱。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文本Ⅱ普遍比文本Ⅰ变异更大，嫁接更频繁。

现在，我们再利用文本Ⅱ对故事嫁接的“双重提取论”略作验证。

如果说故事的嫁接就是一次“双重提取”，而且这种提取是以特定源故事为关键支点、在元故事系统内的记忆提取，那么，这种提取就不可能只做功能数大于特定源故事的提取，也可能做功能数小于特定源故事的提取。也就是说，在元故事系统内，回忆是以特定源故事功能数为中心，在这一过程中，回忆后的故事可能嫁接了一部分特定源故事中所没有的功能，但也有可能遗失一部分特定源故事中原有的功能。而事实正是如此，见表8。

 

表8：记忆提取时源故事的功能遗失

 

我们知道，系统的功能排序基本上是一种历时的序列。在这一历时序列中，前后功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57]序列中的每一个功能，或者是其前某些功能的果，或者是其后某些功能的因。如果序列中存在一个非因非果的功能，那么，这个系统就不可能是一个稳定的系统。我们把完整的因果关系链视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常态，而把因果关系的缺失视为一种不稳定状态。同样，因果关系越强，功能的稳定系数越高；因果关系越弱，功能的稳定系数也越低。从表8可以看出，功能的遗失绝大多数发生于功能⑨，这是因为功能⑧“天灾降临”与功能⑨“主人公之外的所有人化身为异类”只是一种弱相关，虽然功能⑨依赖于功能⑧，但功能⑧不必引出功能⑨就能与前列的功能链组成完整的情节。

 

此外，“分析一”的部分推论也可在实验二的文本比较中得到验证，例举如下：

1，被试不熟悉的专有名称（在传播中体现为非共同知识）很难在记忆中得到保存。

源故事中的地名，由拳、长水、古巢、邛都，由于不是常识性知识，很难在再现中得到保持。在文本Ⅰ中，出现地名的有11份，占总文本数38%，分别叫长河县、由泉县、长水县、河潮、玉泉县、秦国境内、河曹、由纯村、由全县、游泉县、洪拳县。在文本Ⅱ中，出现地名的有7份，占总文本数24%，分别叫由泉县、河潮、玉泉镇、大石、河曹、由全、游泉县。在文本Ⅲ中，第一次再现时，所有地名都得到了完整的保存，但到第二次再现时，只有3份还保持了地名。

 

2，人物的设置趋向于能构成矛盾冲突的对立模式。

源故事7是洪水后兄妹婚故事的一段节录，所以该故事中的姐姐就不具备角色功能。这一非矛盾模式在部分文本Ⅱ中得到了修正：

B1加上了姐弟婚的情节，赋予了姐姐以角色的功能。

G9加上了姐姐把血兆的事转告别人，别人不信，姐姐坚信的情节，以构成“相信天灾”/“不信天灾”的冲突。

 

3，故事中难以理解的细节在再现时将被改换成更易于理解的细节。

源故事5的“江水暴涨，寻复故道。港有巨鱼，重万斤，三日乃死。”在实验程序3中被表述为“有一条河因江水暴涨而改道，在它的故河道有一条大鱼死掉了。”江水暴涨导致河流改道，然后大鱼死，这是一个让许多被试难以理解的细节，于是，这一细节在其它被试的再现中被合理化了：

B6：这一年遇上了饥荒，原因是洪水淹没了所有的庄稼，人们就靠捕鱼维持生活，……忽然有一天，人们捕到了一条足够大的鱼。

G5：由于河水改道，很多大鱼都因为干旱而死掉了。[58]

G8：有一天，那条河所在的县城的百姓发现河里面浮上来一条很大很大的鱼。

E3：有一天，这个镇子的一位渔夫，在小河里捕到了一条非常大的鱼。

F8：在故河道上出现一条大鱼，很大很大，因河水干涸而死。

 

4，不同性别的传播者在故事碎片重组中表现了不同的倾向。

在文本Ⅰ中，只有一个男性被试再现了地名：“古时，长河县居住着一位老妇人”。在文本Ⅱ中，没有一位男性再现地名。其余再现地名的10位被试全是女性。在文本Ⅲ的第一次讲述中，除了故事7的两位传播者，另外六人全部再现了地名，其中E2强调说明了“有一个地方叫合巢，起承转合的合，雀巢咖啡的巢。”以上数据验证了“推论七”关于“女性传播者更加注重细节和专用名称的保持”的推论。

在文本Ⅰ中，男性被试B8的文本是所有文本中最不完整的，他选择了源故事4作为回忆的关键支点，但在他的再现中只剩了功能④、⑧、⑨。他在文本中自述“没注意听，只记得这些了”，所以他的再现显得支离破碎，文本篇幅不足200字。但在一周之后，文本Ⅱ中，B8的文本篇幅激增至800余字，增加了故事人物，给源故事的老奶奶配了一个老爷子，把原来破碎的文本修复成一个奇异的、连贯的情节。另一佐证是，两名未参与程序1－4的男性被试B5和B7，在程序5的再现（文本Ⅳ）中是以B8的讲述作为源故事的，他们的再现文本一样显得奇异而连贯，像一篇志怪短篇小说。而在所有女性被试再现的文本中，没有出现大的情节变动。所以说，男性被试有较强的创作欲望，他们“更加注重情节发展的内在冲突，不注重细节保持”。[59]

 

5：叙述语言不具有民间文学的“集体性”或“传承性”。

纵向比较文本Ⅰ与文本Ⅱ，每一个特定被试的两次再现都能很好地保持自己的语言风格。但在文本Ⅰ或文本Ⅱ的横向比较中，任意两个不同的被试之间的语言风格都有明显的差异。所以说，在故事的讲述中，只有个人的语言风格，而没有集体的语言风格。[60]

传统民间文学研究多关注故事传播的自然状态，进行现象分析，但是，对自然状态的现象研究必然存在许多无法逾越的障碍。

以故事学界备受推崇的历史地理学派为例。当我们在共时的或历时的文本间寻找证据以说明同型故事的传播关系的时候，我们是基于这样两个前提：一，现有的故事文本都是传播、变异的中间环节；二，所有同型故事都是“同源”（甚至“单线”）演变的结果。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足够有力的证据能说明自然状态下的互不相识的不同讲述者之间的每一则口述文本都存在这样一种先后发生的线性传播关系；而且，“同源”本身也不是一则先验的传播“原理”，而只是一项基于部分故事传播现象而作出的合情推论。也就是说，作为逻辑前提的文本间的传播关系以及“同源”理论本身，尚未显示足够有力的证据以证明自己可以作为一条“定律”被使用。因此，历史地理学派的科学性也就从根本上受到了质疑。

相对于历史地理学派的臆想前提，实验所产生的传播关系，是一种现实关系，是无须借助理论证明的客观存在。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合情推论，首先在逻辑前提，也即数据资料及其数据间传播关系的客观性上得到了保证。

实验的方法是一种最基础、最简捷的实证方法，它可以最大限度地为我们提供“按我们确实知道的去演进”[61]所必须的理论支持。从这点上看，实验方法也许能为我们提供“我们确实知道”的第一桶金。因此可以认为，实验数据与田野调查资料具有异曲同工的作用。

通过实验，我们可以产生推论；有了推论，我们就可以进行验证；得到了验证，我们就有了“确实知道的”知识；有了确实知道的知识，我们就可以据以“演进”。当然，这样的进化路线本身也是一个理想化的过程，实际的理论进化远不是这样简单，它必定是包含了多次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因此，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这样的：实验的推论，提供了“否定”的对象和基础。

本文旨在通过实验分析，讨论故事传播与记忆中的变异特征。本文所据实验最大的不足是实验文本和被试数量的不足，另外，被试的知识结构也过于单一。每一种实验误差都有可能干扰推论的正确性，本文在接受被试评点的时候，意见分歧最大的是推论七“不同性别的传播者在故事碎片的重组中表现出不同的倾向”。许多女性被试都对这一推论提出质疑，而现有的实验数据却明显地支持了这一推论。推论的正确与否很难在自然状态下求证，比较可行的求证办法是更多实验文本和更多被试基础上的更多的实验。

本文借助了大量的心理学理论来分析实验结果，这些分析同样是建立在把这些心理学理论当作“定律”的基础上来进行的。一旦心理学的发展证明了这些理论的错误，本文对实验推论的心理学解析也将随之瓦解。但是，实验数据以及建立在数据之上的合情推理、实验方法及其方法论意义却不会因为心理学理论的褪色而丧失其价值。

所以说，本文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论证一种理论或观点，而是希望能够借助实验，为故事研究提供一种可能的方法、一些可供“否定”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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