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有关梁祝传说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民间传说发生学范畴。民间文艺学领域里关于发生学的研究非自今日始。神话学派、流传学派以及历史学派等所主张的大都是一元发生论。人类学派、心理学派、功能学派等学派的学者，则主张传说是多元发生的。民间传说是虚构的民间叙事，属于口头艺术范畴。虽然有时也依附于具体的人物和具体的事件，假托具体的时空，但与作为口头的历史记忆的口述史，有本质的不同。口述人和口述史家所追求的是历史原貌，要回答的是真假、对错的问题。民间传说的本质是审美虚构，价值观在其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民间叙事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与其说有真实依据，莫如说它有典型意义，而这些典型意义除了是民众的价值观的体现之外，更重要的是具有象征含义。它要满足和能满足的是心理的诉求，而并非要回答真实现实的认知问题。传说的发生历程并非有一个固定的模式，而可能有多种途径。诸多非物质文化的成果不同于物质产品，可以同时为多数人所占有、所享用。共同创作、共同认同、共同占有、共同享用，是民间口头叙事文学的重要特点之一。在参与和享用的过程中，往往也会贴上自产的“标签”。传说的 “人人共爱、处处为家”的特点，或许正是它的巨大而深刻、广泛而恒久的魅力之所在！梁祝传说是一部宏伟的交响乐，奏出了自由的颂歌、爱情的颂歌和生命的颂歌。
［关键词］ 传说；传说与口述史；传说的发生

　人民是真正意义上的伟大的造物主，他创造了丰富的物质世界，同时也创造了整个人类的绚丽多彩的精神世界。
   单就民间叙事来说，人民群众所塑造的脍炙人口的艺术形象就有成千上万。这是留给后世继承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这些形象虽然是艺术虚构，却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使我们的现实生活变得更加充满意趣 。
    现实中不曾有过牛郎和织女，也不曾有过王母娘娘用金簪划出的天河，但在七夕的夜晚，仰望星空，这些形象便如同真实的历史人物一样出现在我们的意象当中，这星空也就活了起来，变得更贴近我们每个中华子民的心。
    在一定意义上说，民间叙事所创造的虚构的艺术形象比真实存在的人更“真实”；他们的生命比许多实际存在过的历史人物的生命更久长，更有影响力。孟姜女自秦汉以来历经无数春秋，始终活在每一个人的心目里。她爱情忠贞，不畏艰险，不惧权势，在传说中虽然投海自尽，但这形象却是永生的，永远高傲地活在我们的心里。
    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创造了无数民间口头叙事的传说。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更是一个传说的国度。一个时期以来引起广泛讨论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就是中国民间传说海洋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传说的发生学问题

    两年前，有关梁祝传说的一次较大的讨论是由所谓“邮票原地”的议题引起的。而就其实质而言，却是属于民间传说发生学的范畴。
    民间文艺学领域里关于发生学的讨论和研究非自今日始。说得夸张一点，传说诞生之日，就是传说发生学议论开始之时。许多传说本身就包含了关于这一具体传说源头的说明，而学者们则不断提出种种学说，从自己的角度总结他们对民间叙事的观察结果。
    神话学派的学者们说，原始初民把自己对于自然界的认识以及同它的关系形象地体现在、熔铸在神话里。神话“破碎”，衍化成为传说。牛郎织女传说是由牵牛星和织女星两颗星的名字增润演绎、渐次丰满起来的。
    流传学派的学者们认为，一个口头叙事作品一旦在某处诞生，便会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随风飘荡，散播四方。比如说，孙悟空的形象是印度史诗当中的“哈努曼”形象流传到中国来的。
    有的学者考据历史，在各种史实当中找寻传说的最初影像，学术史称这一类学者为历史学派。在文学研究领域，关于《红楼梦》的研究，最初一段时间，索隐派就大行其道，说《红楼梦》是描写某某家族、某某人物的真实历史和具体身世，一时成为众口争说的话题。在传说学领域，关于穆天子拜谒西王母的传说，就有人根据《穆天子传》考察“现实存在”的地理路线图，力图将两者完全对应起来。
    上述各学派的学者，所主张的都是一元发生论。仿佛每一个传说，都只有一个源头，散布在其他各地的异文都不过是这一宗祖衍生的支脉。
    另外，也还有许多学者主张多元发生论。
    相同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会产生基本相同的观察现实和艺术再现这一现实的精神产品。散落在地球不同角落的人群，在大体相同的发展阶段，会产生相对一致的信仰及其相应的仪式活动，也会产生相似的神话和传说。持这种学术主张的学者被学术界统称为人类学派或文化学派。
    心理学派则认为人类共同的心理催生了艺术创造的共性。例如有的学者说，世界各民族老年人的共同心理孕育了他们的共同情节类型的民间故事。
    功能学派认为一切文化创造都是为了满足人类这样那样的需要。民间艺术创造的雷同性，根源在于对它们的相同的功能诉求。世界各民族都流传有弱小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物形象最终取得胜利的民间故事，这是因为广大底层民众要翻身、要改善自己命运的愿望使然。
     ……
    学派林立，学说杂陈。细细想来，这些学术观点和我们今天的讨论也不无关系。看来，传说的发生，并非是一件容易扯得清的事。

 历史与艺术

    很少有人去考察“老鼠嫁女”、“猫狗结仇”、“田螺姑娘”、“呆女婿拜寿”等民间故事的实际时空定位和现实历史依据问题，因为那是明明白白的幻想和虚构。很多地方的民众就直接把民间故事称做“瞎话”。
    民间传说作为有别于民间故事的口头叙事作品，其特点之一在于它往往要依托一定的人物、事件或具体的地方和物件来展开叙述。即使再夸张、再离奇，也常常以“真实历史”的面貌出现。讲述人为了使自己的讲述具有可信性，为了取悦和征服听众，每每把群体创作、世代传承的口头叙事作品，说成是自己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真实存在：“我告诉你，这是真事！”然而，无论作什么样的 “历史化” 的乔装打扮，都改变不了民间传说的艺术虚构的本质。民间传说的这一外在形式给听众带来了许多现实感和亲切感，但也给后世的观察者带来了一些“麻烦”，他们不得不把赋予叙事作品的某些“历史现实”因子同艺术的虚构成分互相剥离开来。这项操作由于时代久远、多层累积和传承过程的复杂多样，实在并不容易得出明晰、具体而又确切的结论。孟姜女传说、牛郎织女传说是如此，董永和七仙女传说是如此，梁祝传说也是如此。
    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都是虚构的民间叙事，都属于口头艺术范畴。但在相信的程度、崇敬的程度上，两者却有很大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传说同神话较为相近。然而，在演述的时空安排上，传说又与神话不同：神话演述的是笼统的远古时代的事；而传说则往往依附于具体的人物和具体的事件，假托具体的时空。正是这一特点使民间传说与口述史有了一定的瓜葛。
    口述史是口头的历史记忆，其本质同历史一样在于重现曾经存在过的现实。口述史创造了一个新的平台，使普通的民众、使一切访谈的对象都能成为历史的主体；口述史还以访谈对象为中介，通过他讲述自己看到听到的往事，把历史同访谈对象以及他所处的当下的现实时空联系了起来。口述史总不免包含着访谈对象的主体视角以及它的价值判断。但无论这种成分有多少，口述人和口述史家所追求的乃是历史原貌。他们要回答的问题是真假、对错的问题。
    民间传说是广大民众的口头艺术创作，其本质是审美虚构。尽管假托了具体的时空或实有的名姓，有一个似乎真实的表象，但演述的终究是虚构的情节。传说并不回答真假对错问题，它的诉求在于表达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喜欢什么憎恶什么。价值观在其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如果让假托历史的表象模糊了我们的视线，让我们把民间传说同口述史混淆起来，在认识和研究民间传说的过程中，不恰当地捡用在史学领域才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其结果很可能是渐行渐远，似是而非。
在民间传说研究领域，前辈学者顾颉刚有最为出色的成就。他是著名历史学家，也是最有影响的传说学家。他通过自己的研究严格区分历史和传说，他把传说时代遗留下来的诸多资料，属于历史的归于历史，属于传说的划为传说。他主张用历史的眼光看历史，用传说的眼光看传说。而在运作中，则是用历史的方法研究历史，用传说的方法研究传说。他研究孟姜女传说，就这一传说形成和演变的发展进程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图画。他没有用史实的考据来代替和混淆传说的研究。
    1969年，人类登上月球，第一次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这一次伟大的科学活动，不是去探索和论证我们心目中的广寒宫的存在。如果带了这样的任务，那岂不成了对科学的亵渎和对传说的误读？反言之，并不因为人类有了这样一次科学探险，世界各民族所创造和享用的无数的月亮神话和月亮传说会变得黯淡苍白，甚至再也没有生存的空间。登月后30余年的今天，我们仍旧高高兴兴地欢度中秋佳节，仍旧怀着特别美好的情感品尝着作为节庆食品的月饼。入夜，我们神州大地的亿万子民仍旧望着圆月，堕入关于嫦娥、关于吴刚和关于兔儿爷的温馨的遐想。而且可以预见，今后仍然年年岁岁不改此俗。

传说“原地”费推敲

    现在再回到 “邮票原地”的话题。发行邮票，要举行首发式。举行首发式就必须选择适宜的地点，找出 “原地”。上文说到，民间传说不同于历史：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名山大川、出土文物等等，都可以找到确切的、独一无二的具体地点，而传说却很难甚至不可能找到这样具体确切的、独一无二的原发地点。于是，在必须和不能两者之间就产生了一个悖论：似乎这是一个二律背反、不能两全的命题。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只好理清思路，找出事物的内部逻辑，走出悖论。
    如果宽泛地理解“原地”一词，我们并不认为传说是不可能有“原地”的。只是这“原地” 同历史事件、真实人物在确定不二的时空里发生和进行实际活动的那种原地有本质的区别。
    传说的发生历程并非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有的传说，先有一个简略的“原型”，经过许多年代、诸多人群，逐渐敷衍、逐渐完善、渐次传播开来，形成后来的面貌。传说人物又往往有名有姓，而这名姓有时是虚构的，流传日久，时代相隔，仿佛变得曾经真有其人一般。有时确曾有过此名此姓的历史人物，然而这名姓附丽于作为口头艺术的传说，无论在先在后也都是移花接木、借题发挥。用《红楼梦》里的一句话来说，就是“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没有桂花油”。广大民众在这个真名实姓下，演述的是自己虚构的叙事情节。
    名字在这里更多的是具有符号意味，叙事作品的情节与其说有真实依据，莫如说它有典型意义。而这些典型意义除了是民众的价值观的体现之外，更重要的是具有象征含义。而象征只是取原来事物的部分侧面，有时甚至是不重要的非本质的表象的侧面。祝英台在梁山伯墓前祭吊投身墓中的情节，以及化蝶的情节，除掉他们是民间叙事的艺术幻想的产物之外，同样具有象征的含义。我们过年，在除夕过后新春初始的一段日子里，按传统习俗是不宜将垃圾扫出屋外的。如果要扫，也只能向屋内扫，这时的垃圾在保持这一习俗的社群民众的心目中所具有的含义是象征性的：是财富的象征。这一象征含义又有一定的时限性，“破五”之后，垃圾就丧失了这一象征含义。当然，也有许多事物仿佛同它的象征含义结下了不解之缘。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许多成员来说，喜鹊和乌鸦，虽然它们的形象、叫声彼此很相像，然而，在我们的心目中却大不相同。“喜鹊叫，喜事到”，而乌鸦叫，则被理解为不祥的征兆。
    不宜把民间传说的情节看实、看死。无论是传说人物的名字、传说情节发生的时间、地点，还是叙事的内容，都是艺术虚构的产物。传说的时间和空间是虚拟的，虽然在作品中可能设定得非常具体、非常确定；人物形象也是虚拟的，虽然在历史上或许真的存在过其人；这些人物的行事、作为、举止言谈，同样是虚拟的，尽管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真实作为它的某些脉络和基础。这些民间传说虽然在讲述者和听众心理上，在某种程度上是信实的（没有这种信实的心理，传说也就不成其为传说了），然而，这种信实相对于口述历史的信实又是不一样的。那种信实是可以拿去验证的，而对于民间传说的信实颇有些像信众在寺庙中跪拜、祝祷。它要满足和能满足的是心理的诉求，而并非要回答真实现实的认知问题。
    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口头和非物质文化的发生问题，不宜像对待具体人的具体行为那样，坐实在确定的时间和确定的地点。能划定传说发生的一个大致的范围，就已经是极为难得的了。过去，曾经把民间叙事文学称做“风”，风起风落无定处，妄求坐实难上难。对于像梁祝传说这样的民间口头艺术创作，更重要的是从传说的视角、用传说研究的方法来推演作品多层积累、世代衍变的历程。这当然需要做大量考察和探索的工作。我们殷切期待专家们在这方面有更重要的成果贡献于世。
    非物质文化的成果不同于物质产品，它可以同时为多数人所占有、所享用。而像传说这样的民间口头叙事，则更是广大民众无时不在讲述，也就是时时都处在参与创作、润饰、发展的动态过程。共同创作、共同认同、共同占有、共同享用其成果，是民间口头叙事文学的重要特点之一。在参与和享用的过程中，往往也会贴上自产的“标签”。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和已故常任侠先生接待过日本麒麟公司的两位工作人员。他们所提的问题是中国是否有与“日本的”麒麟相类似的虚构动物。我和常先生听了都哑然失笑。不过，仔细想想，我们先祖创造的象征性瑞兽作为人类文化成果被其他民族所吸纳和享用、成为他们民族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应该是值得高兴的事。梁祝居然在全国各地有不下十座坟墓、六个读书处，同样也是这种共同享有的结果和最好证明。
    在这样的情况下，或许找出一个或几个有更多理由的“代表处”，要比“断定”一个确切的“原地”更为符合历史的逻辑。分析既有的大量文献资料，使我愈加坚定地认为，最早盛传这一叙事作品的地方，大抵是江浙一带和黄河流域的一个广大地区。例如其中之一的浙江省宁波市鄞县就极有代表性。梁祝传说在这里流传久远，家喻户晓，而且演变的踪迹斑斑可寻。这在周静书主编的《梁祝文化大观》中以及麻承照的有关论文中都有明晰详尽的反映。尤其是鄞县先民为梁山伯建庙一举令人深思，这不仅是梁祝传说在鄞县一带极度兴盛的结果，而且为梁祝传说的进一步散播和传承提供了更有利的契机。梁山伯庙区的晋墓的存在（发掘情况见钟祖霞的论文），更加张扬了建庙的含义。民间传说升华为、熔铸为地方信仰，同时还融入到民间习俗当中；信仰和习俗又为传说的流布助长了势头、增添了翅膀。所有这些条件都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宁波市鄞县是梁祝传说的一个很好的代表处。
    当然，这绝不是说，其他盛传梁祝传说并且认为它是在当地发生的“史实”的那些地方不可以或没有资格同样成为梁祝传说的“代表处”。两年前，浙江省宁波市、杭州市、上虞市、江苏省宜兴市、山东省济宁市、河南省汝南县在宁波就梁祝传说问题达成共识，成立了联谊组织，进行协作交流。这既是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创举，也反映了传说自身的学理本质。同时，我们还高兴地看到，在2005年12月31日向全国公示征求意见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中，上述六个地方组织均作为申报者提出相应措施，加强了对梁祝传说的保护。梁祝传说会更加香溢华夏，远播五洲。传说的这种“人人共爱、处处为家”的特点，或许正是它的巨大而深刻、广泛而恒久的魅力所在！

    匈牙利伟大诗人裴多菲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短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反其意而用之，我以为梁祝传说是一部宏伟的交响乐。在这里，自由和爱情融为一体，化蝶使生命升华为永恒。这部宏伟的交响乐奏出了自由的颂歌、爱情的颂歌和生命的颂歌！享有这样美好的梁祝传说，是全国各地诸多民族亿万子民的共同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