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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阳:史上白族第一文人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9-03-20  作者:宋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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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苍山洱水孕育出了彪炳史册的文化巨擘李元阳,他在哲学、史学、文学、书法、教育等方面都有突出成就,在云南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誉为——

史上白族第一文人

李元阳(1497~1580)字仁甫,号中溪,别号逸民,明代大理府太和县人,白族。李元阳自幼沉默寡言,但聪明过人,勤读诗书,尤好文史。明嘉靖壬午年(1522年),取云贵乡试第二名;嘉靖丙戌年(1526年),中进士,初授翰林院庶吉士,由于参加议论为嘉靖皇帝生父封号的所谓“大礼议”而被贬江西分宜县。后改授江苏江阴知县。任职期间,兴利除害,体恤民苦,并以廉洁著称,当地百姓曾为之立碑建祠,载其种种善举。晋京任户部主事后不久,改任监察御史,负责弹劾官吏、整肃政纪。他刚正不阿,曾直言嘉靖皇帝:“陛下之始即位,以爵禄得君子,近年来以爵禄畜小人。”被同僚称为“真御史”。正是这种直言不讳使他在官场上屡屡碰壁,被贬往荆州任知府。在荆州府任上,荆襄百里之间没有水井,他带头捐俸打了几十眼井,限期各县修复河堤池塘,使沿江州县不受水灾,当地人民遂以“李公井”、“李公堤”命名,以兹纪念。李元阳清正耿直,对政治黑暗、官场腐败的现实极为不满,又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嘉靖辛丑年(1541年),借奔父丧,弃官回乡,从此隐居大理40年未再出仕。他寄情于苍山洱水之间,省却了尔虞我诈的倾轧,再无宦海的羁绊,既与杨士云、杨慎、张含、李挚等文化名流诗文唱和,又勤于著述,其诗文集有《艳雪台诗》、《中溪漫稿》,理学著作有《心性图说》,并在晚年编纂了嘉靖《大理府志》和万历《云南通志》。由于他在哲学、史学、文学、书法、教育诸方面的突出成就,被誉为“史上白族第一文人”,在云南文化史占有重要地位。万历八年(1580年)病逝于家中,享年84岁。

哲学:

融贯儒释道 成就“理学巨儒”

李元阳在探究理学方面有极深造诣,被后世人称为滇中“理学巨儒”。他交游甚广,曾与王(阳明)学的分支学派如浙中学派、江右学派、泰州学派、南中学派的学者王畿、罗洪先、罗汝芳、唐顺之等交流切磋,并对儒学经典进行悉心研究,还吸收了先贤哲人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李元阳提出性、心、意、情四种命题,并将“性”放在最高的位置,认为无论圣人、凡人都有性,但圣人能“复性”,凡人则因外物产生了心、意、情,迷失了本性。李元阳对事物的中与和、知与识以及儒学、道统的传承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譬如,他认为“中”是世界的本原,“中率无喜无怒,故为天地万物之大本”,是“道之体也”。“中”又是人人具有的“良知”,而且“性”就是“天命”、“良知”,是先天就有的。因而,他在政治上主张要以“爱民为主”,治理百姓要“节用爱人,己任其劳,处民以佚”。要“以治家之心治其国,以爱身之道爱其民”,如此天下就“无难处之事,亦无难化之人”。

李元阳学贯儒、释、道,境界宏阔。他把释、道的思想及实践方法引入儒学,欲为儒学发展另辟蹊径。借鉴道家的养气,以静坐来“内视反听”,此为内功;学佛家的救苦度厄,以救济穷人为事,此为外功。他认为佛学与儒学有相通之处,佛教和道教两家的方法也可以综合运用到社会实践和个人修养上。李元阳在《天地世界图序》一文中,借助大量的佛、道学说,对世界结构作了详细的说明。

值得一提的是,李元阳陶醉于苍洱山水,却对鸡足山情有独钟。他与鸡足山高僧大德探讨佛理、唱和诗文,交往十分密切,还出资出力兴建、重建或扩建鸡足山寺院,著诗文数十篇,立碑十余通,介绍鸡足山。可以说,明清时期鸡足山的兴盛并成为佛教名山,与李元阳密切相关。《鸡足山志》中写道:“山中寺院,凡倾颓者,无不修葺,并为撰文。鸡山之盛,公为首功矣。”这样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史学:

经世致用 关注民生

方志是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形式,被称为“地方典献”、“致用经籍”。作为本土著名学者,李元阳以其学识和威望,竭力倡导并亲自编纂方志,这也是他隐居后最重要的学术活动。李元阳曾三次编写方志,第一次是1542年,其返乡不久就与杨士云合作编修了《大理府志》刊印行世,后此书失传,具体情况已不可考;第二次是1562年至1563年,他独立修撰了嘉靖《大理府志》十卷;第三次是1576年,编纂完成了万历《云南通志》。

因兵燹战乱,嘉靖《大理府志》流传至今的只有目录及正文卷一、卷二。由于明代云南的府、州、县方志多数没有付梓刊刻,而刊刻印行的后又流失散佚,流传保存至今的只有寥寥数种。因而该志虽仅存卷一、卷二,其保存的有关明代大理地区的山川、形势、物产及大事、沿革方面的资料,却显得弥足珍贵,深得后世赞许。

万历《云南通志》是第一部由云南少数民族本土学者编纂的省志,以编纂年代顺序,为现存第三部完整的云南省志。万历《云南通志》共十七卷,分地理、建设、赋役、兵食、学校、官师、人物、祠祀、寺观、艺文、羁縻、杂志等十二志,下又分为五十八目。该志吸收历代地方志的优点,以独具匠心的编排、类列分明的条目、旁征博引的资料、独到的见解而为后世所瞩目。其中《赋役》、《兵食》、《羁縻》、《学校》诸志系李元阳首创,亦为后代云南省志所承袭。

李元阳为官十多年,任过县令、府守等亲理民政的地方官,有浓厚的“经世”思想和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因而十分重视方志的“经世致用”功能,强调方志不仅要 “采诸故实,征诸人事”,更应“将施有政”,使“善为政者成其务”。他深知经济、军事对社会发展和安定的重要性,故万历《云南通志》大量使用档册及采访材料,详细记录与人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事项,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譬如,在该志“物产”中有关“玉蜀黍”、“蕃薯”(即今俗称红薯)等外来作物的记载,为今天研究外来作物传入中国的时间、地点、路线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佐证。旅美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在研究玉蜀黍、蕃薯传入中国的课题时,“基本翻遍了美国著名图书馆所藏的3000种方志”,得出结论说:“最重要的史料是李元阳1563年版的《大理府志》和1574年版的《云南通志》”。这充分表明万历《云南通志》在记载经济方面的内容,尤其是物产方面,不仅在西南,就是在全国也属上乘佳作。可以说,万历《云南通志》是云南方志编纂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对后世的方志编纂有很大的影响。

 

 

 

文学:

竹间笔砚誊诗草

李元阳才情并茂,长于诗词创作。他的诗大多数创作于隐居后,以反映蛰居生活、寄情山水的内容为多。《默游园记》:“手种园林满落霞,闲来钟罄听儿挞。竹间笔砚誊诗草,楼上香炉供法华。窗岫爽添三伏雪,阶泉寒绕四时花。闻之天上夸兜率,孰与榆城处士家。”就是其晚年宁静生活的真实写照。

李元阳深谙佛道,洞穿世事,其诗澹泊、旷达。刘文征天启《滇志》称其诗“森爽潇洒,有尘外致”,这是有道理的。的确,他的山水诗中常常蕴涵着佛的灵妙、道的高洁,如:“日晒苍山雪,瑶台十九重。白圭呈众谔,玉镜出奇峰。涧口羊蹲石,枝头鹤压松。九洲多杂染,太素此提封。”然而,身似悠然,内心却充盈着矛盾与苦闷,“点苍山月碧玻璃,光泛榆河万顷波。却亿美人何处是?欲随风到玉关西!”《病》中亦写到:“久知身是幻,何处归愁肠。”但他亦非消极遁世,清新淡泊却不废青云之志。《闲咏》:“灰心不待老,世味久已泊……浮邱昔所宗,无生倘能托。”《眺望点苍山》:“夙心在翠微,安得随高鸟!”等等,正是这种心境的自然流露。

李元阳的诗也有不少是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喜雨》、《雨望》、《苦雨叹》、《征妇怨》等诗,描写了水旱灾害及征战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如,《苦雨叹》:“檐涌滴不绝,寒意入衾绸。哀彼茅屋人,相向双涕流。玉桂悲粒薪,宁思身上袭?门无丁壮儿,逐役何时休!”他严厉抨击封建王朝对云南少数民族发动的战争“损国威,剥元气,莫此为甚矣!”

李元阳还长于文,创作了不少散文、游记、序跋、碑铭之类。其游记如《榆城近郭可游山水记》、《游鸡足山记》、《石宝山记》,描写大理白族地区绮丽的自然风光,表达了热爱祖国山河的真挚感情。如《榆城近郭可游山水记》写到:“若夫苍山之色,春黛而夏绿,秋翠而冬苍;雪睿经朱夏而耀银,溪水下渠漱玉。四塔标空,宝顶出入云上;一江涵碧,天镜堕于地中。烟树蔽亏,林密幽映,此则一入其境而目为之明,暂杷其光而身为之使者也……”《清碧溪三潭记》写到:“源出山下石间,涌沸为潭,深丈许,明莹不可藏针。小石布底累累,如卵如珠,青绿自黑,丽于宝石,错如霞绮。”行文寓骈于散,状物惟妙惟肖,抒情直泻胸臆,情景交融,生动真切。壮丽苍山与秀美洱海的景致,与其松立险壑的品节,跃然字里行间。李元阳的序跋、碑铭则温文尔雅,圆润流畅,在艺术上超过了历代白族文人,至今为人称道。

李元阳工于书,书法温润拙朴,蔚为大家。不仅大理地区,省内昆明、安宁、腾冲的庙宇碑文撰书多出其手,远至湖北、福建也有其书法碑刻流传于今。

李元阳的人品学识为时人推崇,与其同时代的“嘉靖八才子”之一任忠斋,就曾评价说:“中溪晚年之学,如霜清岁晏,万象森严,长松在壑,剥落英华,收敛神气,复归乎其根也”。而他的道德文章,又为后人景仰,李元阳之后的明清云南省志和大理地区的府县志,多为之立传,表彰其事迹。甚至在白族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许多有关李元阳的故事传说。

文章来源:云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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