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筚路蓝缕 发覆创新:杨富学著《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评介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9-03-16  作者:杜斗城 赵天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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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吾尔族与裕固族的共同祖先回鹘,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文化传统的民族。维吾尔族文学渊远流长,民间文学及作家文学都有悠久的历史及鲜明的特色,早已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由于各种原因,国内对维吾尔族文学史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后期,即伊斯兰化时期,而对早期,即佛教流行时代的维吾尔文学史,尤其是民间文学则重视不足。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早期的文学作品多用回鹘文写成,而这种文字早在数百年前即已成为无人知晓的“死文字”。

    回鹘文创制时代不明,大约在漠北回鹘汗国的末期,但当时并不十分流行。9世纪中叶,随着回鹘汗国的崩溃与部众的西迁而流播新疆、河西走廊乃至中亚地区,此后得到迅速发展,逐步取代突厥文而成为中亚诸突厥民族在此后几个世纪使用最广的文字,直到15世纪,回鹘文在河西走廊、新疆、中亚等地仍广泛使用,并用这些文字记录、创作和翻译了大量的作品。然而,自10世纪中叶始,随着伊斯兰教在回鹘的传播,回鹘文被阿拉伯字母文字所取代,到15世纪末期以后,回鹘文便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用回鹘文书写的文献也遭到了毁坏,只有埋藏于地下的部分幸存了下来,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北地区考古工作的展开,才又重为世人所知。这些文献几乎囊括了回鹘社会的方方面面,承载着回鹘人创造的灿烂文化。杨富学博士的学术新馔《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就是利用这些地下出土遗珍而写成的。

    杨富学博士长期从事回鹘文文献与回鹘历史文化的研究,在研究回鹘文化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出版有《沙州回鹘及其文献》(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民族出版社,2003年)等多种专著,并发表相关论文百余篇,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本为杨富学先生于2002年7月至2004年6月在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出站报告,后经过增补修订而于2007年9月由民族出版社刊行。全书正文共分八章。

    第一章为“印度宗教文化在回鹘中的传播与影响”,概述了回鹘与印度的历史文化关系及印度文化,尤其是佛教对回鹘文学所产生影响的问题,揭橥了印度文化何以能对回鹘民间文学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

    第二章为“佛教故事在回鹘中的传译”。除对印度佛教故事的文学特征及回鹘文佛教写本作了阐明外,主要以回鹘文佛教故事《佛陀传》为例分析了回鹘佛教故事的特点,即回鹘人在接受印度佛教故事时常常根据自己的理解与兴趣对佛典进行取舍与改编,甚至重新创作,使新成品既不失佛教文学的特色,又适应了本民族的欣赏习惯,平添了许多文学情趣。

    第三章为“回鹘译佛本生故事及其影响”,先对回鹘文佛本生故事残卷做了简介,再通过对回鹘文本《兔王本生故事》、巴利文本《兔王本生故事》及《大唐西域记》卷七《婆罗痆斯国》中相关记载的分析研究,论证了中印文化的交流及佛本生故事对维吾尔民间文学的影响。

    第四章为“回鹘文譬喻故事及其特色”,在简要介绍了回鹘文譬喻故事写本的留存情况后,专题译释了《折托王的故事》,并以此为例阐述了回鹘对佛教譬喻故事的受容与改造及文学特色。

    第五章为“灵应故事在回鹘中的传译”,以专题形式研究了灵验故事《荀居士抄金刚经灵应记》和报应故事《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

    第六章为“《罗摩衍那》在回鹘中的传译”,主要对回鹘文《罗摩衍那》作了译释,以之与敦煌出土于阗文本《罗摩衍那》、吐蕃语《罗摩衍那》写卷及新疆所出吐火罗文《罗摩衍那》写卷进行比较研究,以探讨其来源。

    第七章为“《五卷书》在回鹘中的流传及对后世的影响”,译释并考证回鹘文《五卷书》写卷,阐明许多维吾尔民间故事在《五卷书》中有类似原型,今天维吾尔族中流行的民间故事,有不少都可在从《五卷书》中找到影子,体现了印度童话《五卷书》对回鹘及今天维吾尔民间文学的影响。

 

 

 

    第八章为“回鹘讲唱文学与印度佛教”,阐述了佛教变文对回鹘讲唱文学的影响及回鹘戏剧与印度梵剧之关系问题,并以维吾尔族民间长诗《艾里甫与赛乃姆》为例,论证了印度讲唱之艺术形式对后世维吾尔民间文学的影响。

    最后有附录二,一为“回鹘佛教徒礼忏文研究”,一为“回鹘文佛教愿文研究”。二者虽非民间文学,但与民间文学密切相关,对回鹘民间文学的研究有参考意义。

    通读全书,我们认为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资料翔实,搜罗宏富。本书主要是利用吐鲁番、敦煌等地出土的回鹘文文献写成的。对回鹘文文献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今已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涌现出苏俄的拉德洛夫(W. Radloff)、德国的缪勒(F. W. K. Müller)、葛玛丽(A. von Gabain)、茨默(P. Zieme)、法国的哈密顿(J. Hamilton)、日本学者羽田亨、山田信夫和冯家昇、耿世民等一大批著名回鹘文专家。他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研究刊布了众多文献,使学人有幸了解到这些“死文字”文献所映射出的古代“活文化”。杨富学教授作为年轻一代回鹘文献与历史文化研究者,凭借渊博的学识,敏锐的学术眼光,认识到这些回鹘文写本对研究回鹘民间文学的重要价值,本文所述的《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就是作者利用回鹘文文献研究回鹘民间文学的新尝试。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写本中,与民间文学有关者为数不少,计达三百余件。(《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第8页。以下凡引此书只列页码)由于这些写本大都收藏于国外,故绝大多数都是由外国学者研究刊布的,研究成果也用德、俄、法、英、日、汉、土耳其等多种文字发表,搜集不易,故其中大多文献不为我国学术界所知。本书作者倾十余年之力,孜孜以求,将这些文献的刊本搜括无遗,然后分门别类,如数家珍似地一一进行了概述。最后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在各类作品中挑选出一件或数件有代表性的文献进行细致研究,以之为例,来探讨回鹘民间文学中的印度文化因子。

    二、发覆创新,立意新颖。杨富学博士对于回鹘文化与文献的研究已有多年,取得了很多成果,更难得的是他又有机会赴印度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随季羡林、王邦维二位大家从事博士后研究,这些都为该书的撰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故其著述,多有创新之处。如第一章对回鹘印度间历史文化关系的探讨,即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作者首先介绍回鹘与印度的交往与佛教联系,同时又关注以佛教为媒介而传入回鹘的印度文化,如文学艺术、哲学思想、天文历法等,更关注印度语文,尤其是梵语和婆罗迷文在回鹘中的传播与影响,这些在此前少有学人涉及。再如该书第七章对回鹘文《五卷书》的研究,也是颇具新意的。印度童话《五卷书》,被称为“一部征服了世界的寓言童话集”。[1] 曾有数百种译本,在中国尽管没有汉文本,但影响却一直是很大的,回鹘文本的发现,是古代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的一个实物证据。作者首先全面译释了回鹘文《五卷书》写本,然后以之为据来探讨回鹘文本与印度文本之间的差异,发现回鹘文本与梵文本尽管故事情节基本一致,但具体内容的差异却很大。再拿回鹘文本与阿拉伯文本[2] 相比较,作者发现二者的距离要比梵文本接近得多,从而得出结论:“回鹘文本在翻译或改编时,应同时参考了梵文本与阿拉伯文本,但在情节安排上,主要以阿拉伯文本为主。这是因为,阿拉伯文本经过伊本·阿里·穆加发的改编,情节要比梵文本紧凑、简洁得多,更容易为读者所理解和接受。”(第264页)实乃发覆之论。

    三、精雕细琢,方法独到。理清异民族间文化关系的脉络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需要非常细致的观察与耐心的工作。当年,季羡林先生曾根据若干汉语佛教术语来源于吐火罗语这一史实,证明“最早的汉文里的印度文借字都不是直接从梵文译过来的,而是经过中亚古代语言,特别是吐火罗语的媒介”。 [3] 解决了长期困扰学界的汉语早期佛教术语的译音问题。这种独特方法,在《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一书中也得到了贯彻。如第六章对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罗摩衍那》的论述就是如此。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在中国的传播很广,季羡林先生曾作过研究,介绍了梵文、巴利文、傣文、藏文、蒙古文、于阗文、吐火罗文等七种文本及汉文文献的有关记载,但未及回鹘文本。[4] 本书则全文译释了回鹘文《罗摩衍那》,并对其进行了考证,以之与敦煌于阗语《罗摩衍那》写卷、吐蕃语《罗摩衍那》写卷,新疆的吐火罗文《罗摩衍那》写本进行了比较研究。因为回鹘文本故事情节非常简略,故难以确定其真正来源。在此情况下,作者发现回鹘文本的一些人名写法不同于梵文原本,而与吐火罗文本或于阗文本接近,故而得出结论,认为“回鹘文本《罗摩衍那》至少应是参考了于阗文本或吐火罗文本的”。(第264页)显示出作者知识的渊博和逻辑推理的缜密,令人耳目一新。再如第四章对回鹘文譬喻故事及其特色的探讨,作者将回鹘文《折吒王的故事》进行了译释。由于该文献的特殊性,作者将回鹘文与汉意一一对照列出,让读者可从中体悟回鹘文本与底本《无明罗刹经》用词及故事情节上的差异,不难发现,回鹘文本根据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对原典进行了加工修改,增减内容。尤当注意的是,在故事尾部出现有迦摩罗羯陀、胜勇等在佛经中极罕见的印度教神祇。由此而推定回鹘文《折吒王的故事》有可能曾受到印度教或其它民间故事的影响。(第209~210页)该书涉及了多种学科,于语言学、文学、文献学、历史学、宗教学等均有涉猎,其研究方法也有独到之处,故往往能够推陈出新。

 

 

 

    印度文化源远流长,民间文学以奇思妙想、引人入胜而著称于世,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印度人为最富于玄想之民族,世界之神话多起源于天竺。”[5] 季羡林先生亦曰:“世界上许多流行民间的寓言、童话和小说故事等,其来源都是印度。”[6] 从《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一书看,回鹘民间文学的发展情况亦复如此。这一研究为我们认识印度宗教文化对中国,尤其是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增添了新的内容。总之,该专著视野开阔,立意新颖、资料翔实、见解独到,兼有科学性与学术性,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学术专著,值得向学界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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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季羡林:《梵文〈五卷书〉:一部征服了世界的寓言童话集》,《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4~32页。

[2]  即《卡里来和笛木乃》,750年左右由伊本·阿里·穆加发(Abdullah Ibn al-Moqaffa)译为阿拉伯文。

[3]  季羡林:《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110页。

[4]  季羡林:《〈罗摩衍那〉在中国》,《印度文学研究集刊》第2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25~33页。

[5]  陈寅恪:《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17页。

[6]  季羡林:《〈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35页。

文章来源:原刊《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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