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敦群培(Dge-dun-chos-vphel, 1903-1951)是现代藏族史上的佛门奇僧、学术大师和启蒙思想家；是藏传佛教世俗化的先驱和人文主义者；是爱国主义者和朴素的唯物主义者。他那坎坷而短暂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独具性格魅力,其处处闪烁着智慧的思想和离经叛道的言行,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其学术成果独步一时,慧及后世,其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开一代新风,上承传统藏学,下启现代藏学,在藏族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堪称藏族现代藏学的一代宗师；其从佛教神学史观转向人文史观、从以神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的启蒙思想和唯物思想,在20世纪上半叶的西藏封建农奴社会振聋发聩。更敦群培能在封闭、禁欲、保守、迷信、落后、思想禁锢的政教合一社会里唯我独醒,显示了其非凡的胆识和超人的气魄。他的出现,是20世纪藏族史上的一个奇迹。

    更敦群培在短暂的一生中涉猎了许多学术领域,在历史、宗教、语言、文学、艺术、民俗、地理、考古、医学等方面都有著述,并有多部翻译作品,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从他由印度带回的那只“黑色旅行箱”的内容可以看出：“(箱子里)装满了著译作品,其中既有大部头的书籍,也有成卷的手稿。其作品涉及印度哲学、风俗习惯、饮食和服饰；植物学方面包括：树木、果实、药用植物和花卉的品种；动物的各种品种；名山大川(图)；宫殿和古迹(图)；石碑和石柱的铭文。还有大小绘画作品100余幅,都编了号,还有两大部作了批注的重要书籍,一部是文献索引,另一部是药用植物的外国名称汇编。”（1）然而,更敦群培去世已半个世纪,人们对其著译作品尚没有一个基本准确而全面的了解,也就不可能对其学术成就和他在藏族学术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同时，更敦群培作为翻译家和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的地位长期被忽视。本文通过对更敦群培译作的考辨和对其将藏文古典名著翻译成梵文和英文，将梵文、巴利文古典名著翻译成藏文的史实的阐述，首次揭示更敦群培对中印（藏印）文化交流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一、更敦群培译作考辨

   更敦群培在对印藏社会历史文化进行考察研究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印藏两种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他谙熟印藏文化,既精通史学和佛学,也是语言学专家。他学会了汉语文、英文、梵文、僧伽罗文、印地文和巴利文等13种语言。（2）并且精通藏文、梵文、英文、巴利文。正是由于更敦群培精通多种语言,使其学术研究如鱼得水,取得了同时代的学者难以企及的学术成就。掌握了研究印藏的语言工具,使更敦群培具备进行印藏文化交流的良好素质,不仅进行讲、辩、著,而且从事藏梵典籍的翻译,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杰出的翻译家,在20世纪上半叶的印藏文化交流史上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为向国外传播藏族文化,向藏区传播印度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Dpal-nag-po  glu  dad-pavi  rnal-byal-byor  ces-bya-ba levu-  bcu-gnyis  pa

     此文的汉译有三种译法：(1)《巴纳歌》（3）,(2)《摩诃伽罗之瑜伽(第12章)》,（4）(3)《吉祥大黑天之歌信仰瑜伽》十二章（5）。三种译文差别较大，并且篇名都很陌生，因此,这部由梵文译成藏文的作品，读者看后不知是从印度的哪部古籍翻译过来的。笔者查阅有关印度的各种文献和论著，经过考证和对照才恍然大悟，原来此文是从印度最著名的两大史诗之一《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的第六篇《毗湿摩篇》(Bhismaparvan )的“插话”(upakhyana)《薄伽梵歌》(Bhagavadagita)中节译的。（6）故本篇名的正确汉译应是《<薄伽梵歌>第十二章<虔信瑜伽>》。（7） 

    (二)Vphags-pa  gnas  brtan-pa  rnams  kyi  mdo-sdevi  sde--snod  bsdus-pa  las-phran  tshegs  kyi  mdo  phran  gnyis-pa  chos  kyi  tshigs-su-bcad-pa-zhes-bya-ba  bzhugs-so

    更敦群培这部由巴利文译成藏文的作品有如下几种译法：(1)《昙钵偈》（8）(2)《斯里兰卡上座部之达磨巴达经》（9）,(3)《教诗》（10）,(4)《教法偈颂》（11）等。上述4种译文都是从藏文字义上去理解和翻译的。笔者按照考征《薄伽梵歌》的思路和方法，先查阅有关印度、斯里兰卡的各种文献和论著，再仔细阅读汉译佛经，最后感到chos-kyi  tshigs-su-bcad-pa除了有“法颂、法偈”（12）之外，似乎还有“法句”之意,tshigs（节、界、间隙等）在这里与tshig(句)相通，因而想到这部译作可能是从巴利文“三藏” 的《经藏》五部之一《小部》（khuddaka-nikaya）中的《法句》(Dhammapada，汉译有《法句经》和《法句譬喻经》两种版本)（13）翻译过来的。于是找到《法句经》和《法句譬喻经》与更敦群培的这部藏文译作对照，发现汉译《法句经》和《法句譬喻经》皆为三十九品,（14）而更敦群培的藏译是二十六品，前缺九品，后缺四品，以为藏译本不完整，或者是根据别的版本翻译的。后来又重新翻阅吕徵/的《中国佛教源流略讲》，才知道《法句经》的各种本子“可分为两个系统：一、巴利文本，二十六品，其特点是《双要品》为首；二、梵文本，这是经过法救改订过的，有三十二品或三十九品，以《无常品》为首，《梵志品》为终，在《双要品》之前加了六品。法救本不仅把原本次序打乱另行编定，并且增加了很多的内容，所以梵文本不叫《法句经》，另名为《温陀南集》（温陀南是不问自说的意思）。这就是说，开头的《法句经》每一颂本是有缘起的但法救以这材料为主，吸收了很多无缘起的自说颂的材料，所以不仅品名不同，内容也不同了”（15）。

    随后又仔细对照汉译《法句经》和更敦群培的藏译文，弄清楚更敦群培在翻译这部被称为“佛教徒以此为道德行为的指南，佛学者以此为思想理论的基础”(了参法师语)（16）的巴利文佛经时，依据的是最原始的巴利文版，以《双要品》为首，以《梵志品》为终,刚好二十六品，且卷次（共2卷）和品名都相同。故更敦群培所用的那一长串藏文书名，译成汉文可简单明了地译作《法句经》。

    (三)Ra-mva-ya-navi  rtogs-brjod

    此篇名的汉译有：(1)《罗摩衍那传》（17），(2)《罗摩衍那》（18）(3)《罗摩衍那的故事》（19）。第一、三种译法忠实于原文，第二种译法未将rtogs-brjod（传记、故事、本生）之意翻译出来。但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译法，因为，印度这部著名史诗Ramayana(《罗摩衍那》)的梵文书名意为“罗摩传”（20）,更敦群培在翻译这部史诗时,在Ramayana 之后加上了rtogs-brjod二字,可能是为了便于理解。一般说来,作为译作,只有两种选择，即全译和节译，全译不能更改原书名，节译也只能像前述《薄伽梵歌》节译一样，译为《罗摩衍那（第几章或第几卷）》。更敦群培的这种译法也是正确的，正如英译黄河为Huanghe  River，泰山为Taishan  Mountain一样，将英文出版物中的Huanghe  River和Taishan  Mountain译成汉文，就得依照汉文名称翻译，而不能译成“黄河河”、“泰山山”。所以，更敦群培的这部译作应译为《罗摩衍那》，否则，人们会以为这是翻译的另一部作品，或者误认为是编译作品。

    (四)Bya-1en-ma  mngon-par  shes-pavi  zlos-gar

    这部译作的汉译篇名有：(1)《沙恭达拉》（21），(2)《莲玛鸟的故事》（22），(3)《行取明知舞蹈》（23）。从字面上看，确实很难译准，第二种译法是将藏文bya译作“鸟”， len-ma则音译为“莲玛”；第三种译法将bya译作“行”，len-ma译作“取”。照字面理解都有道理，可是，汉文读者难以看懂，不知道是印度的哪一部作品的藏译。海德在《安多的托钵僧》一书的附录所列的更敦群培著译作品目录中收录了这部译作，并在篇名后面标注Abhijnana  Sakunta1a，写明是Ka1idasa的戏剧作品和代表作(Piece  de  theatre  et  chef  d’ceuvre  de  Kalidasa)。（24）笔者查阅《印度古典诗学》，得知Abhijnana  Sakunta1a译为《凭表记认出的沙恭达罗》，是四、五世纪印度最著名的梵语诗人和戏剧家迦梨陀娑（Kalidasa）的戏剧作品，一般简译为《沙恭达罗》。有一首流行的梵语诗歌称颂道：“一切语言艺术中，戏剧最美；一切戏剧中，《沙恭达罗》最美。”然后将季羡林翻译的《沙恭达罗》（25）与更敦群培的藏译文对照，基本吻合，从而印证了海德所作的判断。因此，上述三种汉译中，第一种译法较准确，不过，一般都通译为《沙恭达罗》。   笔者通过上述考辨,首次纠正了更敦群培译作汉译中长期存在的谬误,第一次揭示了更敦群培翻译成就,还作为翻译家的更敦群培的本来面目,使准确评价更敦群培的学术成就成为可能。 

        二、向印度传播藏族文化 

    文化交流是互动的,而不是单纯由一方向对方输入。而在古代,由于历史的原因,印藏文化交流主要是佛教的交流,并且主要表现为印度佛教向西藏单向输入。精通印藏文化、十分重视藏印古代典籍翻译的更敦群培,在从事文化交流中兼顾彼此双方的沟通,既引进印度文化,也向印度等外国传播藏族文化。更敦群培向国外(印度)传播藏族文化,主要体现在翻译藏文古典名著上。由于更敦群培的著译作品几次遭到毁损,难见全貌,就目前所知,他曾与国外学者合作,将《青史》、《入菩萨行论》和《释量论》翻译成英文。

    (一)《青史》的翻译

    史学名著《青史》是藏族史学家廓译师迅鲁贝(Vgos-gzhon-nu-dpal,1392-1481)代表作。写于1476-1478年,1481年刻板成书。全书共分十五章,论述了佛教的起源、西藏历代王朝、西藏前后弘期的佛教、新旧密乘、教派传承、法门来源等,因作者是噶举派僧人,故对噶举派的记述尤为详尽。作者博采众家之长,以编年史为体例,纲目分明,取材丰富,被推崇为信史,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后世的藏文名著如多罗那它的《印度佛教史》、土观·罗桑却吉尼玛的《宗派源流晶镜史》、贡波交的《教法史》等,都参考或引用了《青史》。五世达赖喇嘛在《西藏王臣记》中,称赞迅鲁贝是被史学家奉为顶上庄严大宝般的人物。当代藏族史学家恰白· 次旦平措总结了《青史》的四大特点,并充分肯定了其史料和学术价值。（26）

    苏联藏学家罗列赫(G.N.Roerich)充分认识到《青史》的史料和学术价值,因藏文水平的局限,无法加以利用。40年代罗列赫到印度时,当时在印度的更敦群培已是精通梵、藏、英文的著名学者,于是,罗列赫便邀请更敦群培同他合作,将藏族史学名著《青史》译成英文。在两位造诣高深的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把这部“行文古奥,词义艰深”(郭和卿：《青史》译者后记)史学巨著翻译成英文。《青史》(The Blue Annals)（27）的英译本分两部分出版,第一部分于1949年问世,载《孟加拉亚洲学会会刊》专号第7卷；第二部分于1953年由加尔各答亚洲学会出版。

    如果没有更敦群培的合作,罗列赫不可能将《青史》翻译成英文,这完全是两人合作的结晶。然而,当《青史》的英文版出版时,由于更敦群培身处逆境,所以译者署名只有罗列赫一人的名字,使人们难以看出这是更敦群培的译作。罗列赫不敢完全否认与更敦群培合作的事实,才在1946年撰写的《青史》英文版<前言>中写道：“能够和著名的藏族学者、尊敬的更敦群培商讨全部译文,这是我最大的满足,在此,我对他所给与的非常有益的指导表示衷心的感谢。”（28）罗列赫这种“贪天之功为己功”的行为,在当时就引起了更敦群培的弟子的不满。1949年,《青史》的第一部分在加尔各答出版时,更敦群培在拉萨获释出狱后过着被监视的生活。当时他的一名弟子发现该书封面上没有署上自己的老师的名字,感到不公平,他问更敦群培对此是否感到气愤,“他一笑置之,什么也没有说。这便是他对任何事情都不在乎的一个例证。”（29）

    (二)《入菩萨行论(广本)》的翻译

    佛学名著《入菩萨行论(广本)》(Spyod-vjug-chen-mo-cha-  tshang,Bodhisattva caryavatara),是印度佛学大师寂天(Santideva,zhi-ba-lha,约650-750)的作品。本论以颂文写成,故又名千颂。但现在通行的藏文本只有913颂零3句。颂文简要易于诵记。主要是论述修大乘菩提心的要诀,共十章。赤松德赞时期,由印度译师萨尔帕耶第瓦(sarba dzanya)和藏族译师噶瓦贝则(ska-ba-dpal-brtsegs)译成藏文,先后修改过两次,收录在那塘版《丹珠尔》显宗部Ma函。

    第一颂皈敬三宝,第二至三颂说明造论的因由,其余各颂共分十品,分别阐明发菩提心(四品)和修菩萨行的方法(六品)。第一品<赞菩提功德品>(33颂)；第二品<忏罪品>(65颂)；第三品<总持菩提心品>(33颂零3句)；第四品<不放逸品>(48颂)；第五品<守护正知品>(109颂)；第六品<安忍品>(134颂)；第七品<精进品>(76颂零3句)；第八品<静虑品>(187颂)；第九品<般若品>(167颂零1句)；第十品<回向品>(57颂零1句)。本论宣讲“六度”,注重修持,由博而约,既不偏于“见”(理论和观点),也不偏于“行”(实践)。《入行论》的梵文注释很多,仅藏文大藏经中由梵文译成藏文的注释就有10种。《入行论》于11世纪由阿底峡传入西藏后,被噶当派奉为六论之一。后来各个教派皆有注释,其中以宗喀巴的上首弟子甲曹杰的《入菩萨行论佛子津梁论》最著名。在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和《略论》未问世以前,《入行论》是修菩萨行的代表作。宗喀巴非常重视此论,其《菩提道次第广论》中引用了《入行论》三分之一以上的文句。藏族僧人以《入行论》作为课诵本,每日分段念诵,并将<回向品>列为课诵的“五大愿文”之一。（30）

    随着佛教在印度的衰亡,佛教典籍等梵文文献在其产生地佚亡,传入藏区的梵文典籍得以幸存,古代印藏译师由梵文译成藏文的印度古籍也被保存在藏族文化宝库(主要是寺庙和印经院)之中,形成了印度的学术文化界要研究印度的历史、文化、宗教和语言等,还得到中国来查找资料的局面。因此,将保存在藏文古籍中的印度经典译成英文或梵文,既弥补了印度文明古国的文化损失,对藏印和中外文化交流也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也就是更敦群培之所以将藏文古籍《入菩萨行论》和《释量论》译成英文的价值所在。

    格德活佛在其所编《回忆更敦群培》一书中提及《入菩萨行论(广本)》英文版。（31）据顿珠说,更敦群培的这部译作是关于Spyod-zhugs-shes-rab-gyi-levu的论述,即《入菩萨行论》中的<般若品>(Prajna)。（32）至今尚未见到《入菩萨行论(广本)》的英文版。

    (三)《释量论》的翻译

    因明学名著《释量论》(Tshad-ma-rnam-vgrel,Pramanavarttika),是古印度因明学家法称(Dharmakirti,约6-7世纪)发扬陈那(Dignaga,约5-6世纪)所著《集量论》的七部注释(因明七论)之一。一名《释量品》。全书包括自利、量成立、现前和利他四品,是阐释因明的本体的著作之一。主要内容：强调现量“无错乱”,是真实的、纯粹的感觉,不是错觉；现量的认识对象自相,“为胜义有”,是真实的实在,具有“起识”的功能；认为现量必须是“亲政”的；改革三支作法,主张合因、喻为一体,颠倒其顺序,将喻体提前,并把同喻、异喻分开单独列式,宗支常常省略；将因区分为自性因、果因、不可得因三大类,进一步明确了因明比量的格式；废除因过中的“不共不定”的规定。

    《释量论》是印度古代因明学名著,以梵文写成。后由印藏高僧合作,将其译成藏文,融入藏族文化之中,在藏传佛教哲学和因明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成为格鲁派僧人必修的“五部大论”之一。如同《入菩萨行论》一样,《释量论》的“母本”梵文本在印度已失传,其“子本”藏文译本则保存完好。因此,将藏文版《释量论》翻译成英文,既是印度哲学、因明学和逻辑学的需要,也将对弥补印度文化宝库的损失起到重要作用。

    据藏族学者顿珠说,《释量论》这部藏译英作品“是更敦群培与他在大吉岭结识的一位基督教修女合作翻译的。” （33）至今尚未见到《释量论》的英文版。

    罗侯罗1934年到西藏后,在决定聘请更敦群培到印度担任译师时对他说：“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西藏和印度的译师间中断了文化交流。如果您愿意学习梵文,继承前辈译师的未竟事业,就请您随我一同到印度去吧。”（34）更敦群培继承古代印藏译师的传统,将上述三部藏文古籍译成英文,对促进藏印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向藏区传播印度文化

    更敦群培称得上是一位印度学专家,他在南亚的12年,不仅撰写了对印度、锡兰研究的论著,而且还翻译了一批印度古典名著。与古代的藏族译师不同的是,更敦群培所翻译的印度古籍侧重于人文(世俗)作品,而不是以佛教经典为主。他所翻译的印度和锡兰的典籍主要有《罗摩衍那》、《薄伽梵歌》(节译)、《沙恭达罗》、《法句经》和《军事操典》。

    (一)《罗摩衍那》的翻译

    《罗摩衍那》(Ramayana),书名意为“罗摩的游行”或“罗摩传”。是古印度两大史诗之一。全诗共分七篇,有18745颂。传说作者为蚁蛭(Valmiki)。以罗摩(Rama)和悉多(Sita)的悲欢离合为主线,描写印度古代宫廷内部和列国之间的斗争。中心故事是描述恒河中游地区日种王朝的侨萨罗和维堆哈这两个部落国家的情况。这部史诗在汉地、傣族、西藏、蒙古、新疆等地都有传播和影响。有梵文、巴利文、汉文、傣文、藏文、蒙文、古和田文和吐火罗文A(焉耆文)等八种文本。敦煌古藏文文书中已有藏译本。《罗摩衍那》大致在7世纪传入西藏。已发现的藏文译本,有根据梵文或其他印度语言的本子翻译加创作的,如在敦煌石窟中就发现了5个编号的《罗摩衍那》故事,即I.O.737A,I.O.737B,I.O.737C,I.O.737D(原件藏于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和 P.T.983(原件藏于巴黎图书馆)。（35）还有藏族文人自己创作的,如1980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宗喀巴的弟子象雄巴· 曲旺扎巴(1404-1469)所著《罗摩衍那颂赞》,就是在印度传统的基础上创作的。藏文与梵文两种文本比较：骨干故事和一些细节基本相同,主题思想都是正义战胜邪恶；不同之处：1、藏文本在有些地方加入了一些新的情节；2、梵文本中,十头王的故事在第七篇,藏文本则把十头王的故事挪在了最后,藏文本的结构完整；3、藏文本把一些名字改变成本地的；4、藏文本的结局是大团圆,而梵文本的结局则是悲剧。（36）“在敦煌发现的古藏文文书中,有两种《罗摩衍那》的译本”。（37）该史诗是是在赤松德赞至热巴巾时代(8-9世纪)传入藏区的。《罗摩衍那》的藏文本被当作佛教经典加以崇奉,一千多年来,始终在上层社会和僧人中流传,人民群众尤其是农牧民没有机会阅读。（38）60年代,出版了汉文节译本《罗摩衍那的故事》。

    作为印度两大著名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对藏族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这部文学名著早在9世纪就传入藏区,在敦煌古藏文文书中已有藏文译本,但是,在敦煌文书被发现之前,《罗摩衍那》对藏区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15世纪产生的《罗摩衍那颂赞》,实际上是创作,因而不可能反映该史诗的原貌。因此,20世纪40年代,更敦群培将《罗摩衍那》由梵文原著翻译成藏文,是藏族文学发展的要求。

    在霍康·索朗边巴等了解更敦群培的朋友和弟子的论著中,都提到更敦群培将《罗摩衍那》翻译成藏文；在海德、夏吾才让、多杰加等国内外学者的论著中也列出了更敦群培的这部译作；《更敦群培文选》和《更敦群培文集》的附录都开列了更敦群培的这部译作。说明更敦群培确实翻译了《罗摩衍那》。但是,至今尚未见到更敦群培的这部藏文译作。

     (二)《薄伽梵歌》的翻译

    《薄伽梵歌》(Bhagavadagita),是印度古代著名的两大史诗之一《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的第六篇《毗湿摩篇》(Bhismaparvan)的“插话”(upakhyana)。   “摩诃婆罗多”意为“伟大的婆罗多族的故事”。《摩诃婆罗多》共有十八篇,约有十万颂。传说作者为毗耶娑(Vyasa)。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4世纪之间。故事中心内容是描写婆罗多族的两支后裔,恒河上游象城的俱卢族和因陀罗普罗斯泰的般度族兄弟之间争夺王国统治权的斗争。它既是英雄史诗,又是百科全书,囊括了人生“四大目的”即“正法和利益,爱欲和解脱” 的全部内容。《摩诃婆罗多》并不是纯粹的史诗,实际上包括三种内容：史诗故事；插话；关于法制、风俗和道德规范的诗体论述。插话可以独立成篇,而且文学性较强。（39）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西游记》曾吸收了《摩诃婆罗多》中的一些成分,不仅借鉴内容,也移植形式,彼此间有间接的渊源关系。（40）

    《薄伽梵歌》是印度古代宗教和文学名著,是《摩诃婆罗多》中最精彩的哲理插话和印度教最负盛名的经典。书名意译为《世尊歌》或《神歌》。共有18章,700颂,是宗教哲学诗。薄伽梵,意为可尊敬的大神,这里是对克里希纳(黑天)的尊称。一说是对毗湿奴大神的尊称。大神毗湿奴(黑天)在两大史诗中都有显著的地位。在《摩诃婆罗多》中,他是《薄伽梵歌》的主角；在《罗摩衍那》中,罗摩四兄弟是他的化身。《薄伽梵歌》就是克里西纳在班度族的阿周那(Arjuna)与俱卢族的迦尔纳(Karna)两族大战即将开始的战场上给阿周那讲的一番哲理。其中心内容是黑天向阿周那阐明达到人生最高境界解脱的三条道路：业(行动)瑜伽、智(知识)瑜伽和信(虔信)瑜伽。由于阿周那处于是否投身大战的心理危机时刻,所以黑天着重向他解释业瑜伽。业瑜伽是指以超然的态度履行个人的社会义务和职责,不抱个人的欲望和利益,不计较行动的成败得失。这种超然的态度易导致行动中的消极态度,因而必须与智瑜伽和信瑜伽相结合。智瑜伽是指透过一切现象,认识宇宙的最高存在——梵(Brahman,绝对精神),达到个人灵魂与梵统一。信瑜伽是指虔信黑天,崇拜黑天。“解脱”是《薄伽梵歌》的中心思想和最终目的。其内容几乎囊括了印度古代的全部哲学流派。其代表的是数论和瑜伽的哲学思想。《摩诃婆罗多》在4 世纪基本形成现在的形式和规模,据5-6世纪的印度铭文,它在当时已被奉为圣典。它长期被视为政治和伦理教科书,并且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该史诗中的插话自18世纪以来被译成多种欧洲语言,在西方有很大影响。《薄伽梵歌》被印度教奉为圣典,受到印度思想界的高度重视,几乎每年都有新注本或新译本出现。现代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主张暴力和主张非暴力的两派领导人提拉克(B.G.Tilaka)和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都曾从《薄伽梵歌》中寻找理论根。（41）印度学者瓦·盖罗拉认为：“虽然《薄伽梵歌》是《摩诃婆罗多》故事的一部分,但是在古代的大师和现代的学者看来,《薄伽梵歌》要比《摩诃婆罗多》更重要。古代出现的所有宗教派别,作为其倡导者的所有大师,为了证实各自的教派,都利用《薄伽梵歌》的伦理教导,来支持自己的教义。《奥义书》、《薄伽梵歌》、《吠檀多经书》一直是古代印度各宗教教派的基础。如果不打上这些著作的印记, 那么这些教派在社会上就存在不下去。”（42）德国学者威廉·洪堡称赞《薄伽梵歌》是“世界上最美的哲学诗”。印度学者普列姆·纳特·巴扎兹认为,从史前到当代全部的印度文献中,没有哪一部著作象《薄伽梵歌》那样享有如此巨大的声誉。“每一个印度教徒,不管他是否读过这部圣诗,他的思想和行为无不受到它的熏陶和影响,因为在印度流传的文化是以它为基础的。印度教的道德生活也是从它那里汲取营养的。” 或许可以说它养育了印度文化,形成了印度教信仰者,铸造了印度民族的心态和性格,是印度文化的精神,对印度民族意识和民族凝聚力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也阻碍了印度历史的发展和现代文明的进步。（43） “如果说印度教有和基督教新约全书相等的经典,那就是这组诗篇(《薄伽梵歌》)了。”（44）在近代印度的民族革命运动中,“每个爱国者只要手持一册《薄伽梵歌》,就能坚定地走上绞刑架”。18-19世纪,《薄伽梵歌》相继被翻译成英、俄、拉丁、德、法、日、意等文本。1957年徐梵澄在印度出版了离骚体的汉译本。

    在藏文古籍中,尚未见到印度典籍《摩诃婆罗多》。据哲通说,司徒·曲吉迥乃(Si-tu chos-kyi-vbyung-gnas,1699-1774年)曾翻译过《薄伽梵歌》,其藏译书名为Chos-kyi-bstan-bcos(《法论》),但是更敦群培在翻译此书时,并未参考司徒活佛的译文。（45）更敦群培对《薄伽梵歌》的翻译可能是节译,《薄伽梵歌》共十八章,就目前所见,有其中第十二章的藏译文,即《薄伽梵歌(第十二章)·虔信瑜伽》。（46）系由梵文译成藏文,于1941年在印度出版。据格德活佛所编《回忆更敦群培》,更敦群培还翻译了《薄伽梵歌》的其他篇章,其中有《有为(业)瑜伽》。（47）霍康·索朗边巴在开列更敦群培的翻译作品时,列出了《虔信瑜伽》(第十二章),《有为瑜伽》(第三章),还列出了《具善黑天之歌》(Legs-ldan-nag-povi-glu),后者的汉译应是《薄伽梵歌》。但是,由于更敦群培的作品屡遭厄运,已无法见到这些作品。

     (三)《法句经》的翻译

    《法句经》(Dhammapada),是巴利文“三藏”的《经藏》五部之一《小部》(Khuddakanikaya)中的经典,汉译有《法句经》和《法句譬喻经》两种版本。此经系集录佛说偈颂而成。相传为达摩多罗(Dharmatrata,法救)所集。在现存各种不同语言的佛教经典中,巴利文经典最古老、最完整,对于研究原始佛教和上座部佛教最有参考价值。《法句经》是佛教文学中最著名的格言诗集,主要是宣传伦理道德观念,其中的大部分格言诗散见于其他佛经,也有一些散见于耆那教或婆罗门教典籍。有巴利文本、犍陀罗俗语本、梵文本和混合梵文本。汉译本有吴竺将炎共支谦译《法句经》,宋天息灾译《法集要颂经》,西晋法炬共法立译《法句譬喻经》和失译《四十二章经》。《法句经》的主要内容是佛教的一些最基本的教义和道德格言,偈颂体,便于颂记,为佛教信徒入门必读之书。三国吴汉译《法句经》序曰：“其在天竺,始进业者不学《法句》谓之越叙。” 叶均(了参法师)在其所译《法句》的再版前言中说,在南传佛教国家,“佛教徒以此为道德行为的指南,佛学者以此为思想理论的基础。”“对上座部的比丘僧来说,则更为重要,都为座右铭。” 斯里兰卡的僧人在受比丘戒前,必须考试,即背诵全部《法句》偈,如不能背诵,则要延期受比丘戒,直至能背诵为止。《法句经》有多种汉译本,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有较大影响。（48）

    藏文tshigs-bcad,梵音译作伽陀、偈陀,略作偈(gavth)。为各句字数相等的诗歌词章,每四句称为一颂。（49）释迦牟尼宣扬其说,前后达45年,传播地区又相当广,他还允许弟子们用方言进行传习,宣扬时应有一定的表述形式。按照当时的习惯是口传,凭着记忆互相授受,采用偈颂形式是最合适的了。因为这种形式简朴有韵,便于口诵,易于记牢。《法句经》就全是偈颂形式。据说《法句经》是迦叶佛传下来的。（50）

    《法句经》的素材主要取自《增一阿含》。巴利语佛经中的《小阿含经》是佛教经典中最有文学价值的部分,由《法句经》、《自说经》、《佛本生经》等15部集子组成。《法句经》是佛教文学中流传最广的格言诗集,主要讲述佛教伦理道德的教义。他在印度常与《薄伽梵歌》相提并论,作为修身养性和自我反省的准绳。（51）如《法句经》的《无常品》,以优美的偈句对佛教徒进行“一切无常”的佛教世界观教育,这种教育形式比婆罗门教的枯燥无味的法典条文有趣得多,不仅易于接受,而且可当作文学作品来读。

    正因为《法句经》在佛教经典(尤其是南传佛经)中占有重要地位,自然受到曾在南传佛教传播中心锡兰生活过的更敦群培的重视,他将这部巴利文佛经译成了藏文。对于更敦群培的这部译作,由于汉译的失误,长期以来未得到确认。笔者经过反复考证和对照,终于发现更敦群培的这部译作未遭毁损,得以幸存。（52）这有霍康·索朗边巴的一份功劳,正是由于他不遗余力地保存更敦群培的遗作,才使这些珍贵的作品得以传世。更敦群培是在锡兰的吉祥宝剑山寺(Dpal-ral-grivi-ri-bovi-dgon-pa)完成《法句经》的翻译的。他在文末写了一首偈颂：“认识遥远而熟悉的家乡,并得到了前世的缘分,劫尽也要使佛经圆满,完成新译的喜悦怎能表达? 后世缓行的译为译师,亲自披览过梵文经典,八百年间未到过印度,现在终于到了摩揭陀。”并在最后一页写道：“尽管我从事译师的工作是不合时宜的,但是我还是怀着一种纯洁的意愿翻译了《法句经》。基于这种原因,我请求人们带着一种反思的精神去阅读和领会这部经典。” 更敦群培的这部译作达到了信、达、雅的标准,“据精通梵文、并在桑迪尼克坦(Santiniketan)担任藏文教授多年的齐美仁增(Vchi-med-rig-vdzin)评价,《法句经》的藏文版既忠实于原著,文字又很优雅。”（53）由此可见更敦群培高深的巴利文水平。

   

    (四)《沙恭达罗》的翻译

    《沙恭达罗》(Abhijnana Sakuntala),全译为《凭表记认出沙恭达罗》,是印度古代伟大诗人迦利陀娑(Kalidasa)最杰出的作品。一般认为,作者是笈多王朝时期的宫廷诗人(4-5世纪)。这部戏剧作品本质上是诗剧,诗歌和戏剧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代表古典梵语戏剧的最高成就。它以宫廷生活为背景,以爱情为主题,以国王为男主角,描写国王豆扇陀和净修林女郎沙恭达罗的爱情故事。全剧共七幕。约在13世纪时,迦利陀娑的著名诗作《云使》(Meghaduta)就被译成藏文,收入大藏经《丹珠尔》中。《沙恭达罗》的英译者英国梵文学者威廉·琼斯将迦利陀娑誉为“印度的莎士比亚”。《摩诃婆罗多》的插话有此(见《摩诃婆罗多》《初篇》第69章Sakuntalo pakyana),但它不象后来迦利陀娑的戏剧那样突出豆扇陀和沙恭达罗之间的爱情,而是强调传种接代的重要性。（54）18世纪末,《沙恭达罗》被译成英、德等文,在欧洲文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歌德在诗中写道：“倘若要用一言说尽——春华秋实,大地天国,心醉神迷, 情意满足,那我就说：沙恭达罗!”歌德的名著《浮士德》开篇的“舞台序曲”就模仿了《沙恭达罗》的序幕。席勒也说：“在古代希腊,竟没有一部书能够在美妙的女性温柔方面,或者在美妙的爱情方面与《沙恭达罗》相比于万一。”（55）在中国近代,第一个注意到该剧的人是苏曼殊,他曾打算翻译,最终未实现。自20年代以来,有6种根据英译本和法译本转译的汉译本。1956年首次出版了季羡林根据梵文原著翻译的汉译本。有一首流行的梵语诗歌称颂道：“一切语言艺术中,戏剧最美；一切戏剧中,《沙恭达罗》最美。”（56）

    更敦群培认识到《沙恭达罗》的价值,必定也很赞赏沙恭达罗的反抗精神。沙恭达罗敢于痛骂国王,她说：“你引诱我这天真无邪的人。”“卑鄙无耻的人!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谁还能象你这样披上一件道德的外衣,实在是一口盖着草的井。” (第五幕)因而非常希望将这部蜚声世界的梵文剧作译成藏文,并且还向弟子讲授这部作品。据更敦群培的两名诗人弟子说,更敦群培在1950年前后曾向他们讲解《沙恭达罗》,并且还对这部作品作了适当的评论。（57）更敦群培在向喇琼阿波和达瓦桑波两名弟子讲解《沙恭达罗》时说：“《沙恭达罗》的作者迦梨陀娑并不是一位佛教信徒,这是一位比檀丁(《诗镜》的作者,--引者)更伟大的学者。在这部译作中,我表达了这种见解。假如你们逐字逐句地与梵文原本对照,就会发现原作者的所有见解都被译成了藏文。这一次我轻而易举地达到了目的。”（58）这证明更敦群培将梵文名著《沙恭达罗》译成了藏文,霍康也断定更敦群培将这部作品译成了藏文,（59）但成书年代不详。据笔者考证,更敦群培的这部译作已被保存下来。（60）在更敦群培之前,还未见到《沙恭达罗》的藏文译本,这是更敦群培对印藏文化交流作出了又一贡献。

    (五)《军事操典》的翻译

    印度自18世纪中叶起,逐步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以往不同历史时期进入南亚次大陆的各民族,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或文明程度大多低于印度,“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的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规律。” 但是英国人却不同,他们是“第一批发展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因此印度的文明就影响不了他们”,反被他们“消灭了”,（61）英国人不仅不受当地文明的影响,而且还竭力向印度输入所谓的“西方文明”。因此,古老的印度文明受到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印度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都打上了英国的烙印。以军事为例,印度军队的前身是英国在印度建立的殖民地军队(简称英印殖民军),其特点是：印度的兵源,欧洲的体制。早在东印度公司时期,英国人就从法国人那里学会了招募土著士兵,以欧洲模式加以编组和训练,由欧洲军官指挥,用以对付印度土邦武装的经验。英国人发现,印度土著士兵世代以行伍为荣,单兵素质好,勇敢而忠诚,只是缺乏纪律和训练。经由英国军官训练和指挥的印度军队,其战斗力大大提高。（62）因此,便采用英国军制训练印度军队,在这种背景下制定的《军事操典》,当然具有浓厚的英军色彩。

    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当政时期,以察绒·达桑占堆为首的藏军首领曾力主仿效英国军制组建藏军,后来还在江孜开设了军事训练基地,聘请英国军官充任教官,可见英国军制对藏军的影响。据记载,更敦群培对军事很感兴趣,他常去参加军事训练,看士兵打靶训练使他无比兴奋。更敦群培把印军使用的《军事操典》翻译成藏文,是当时藏军发展的需要。据更敦群培的弟子喇琼阿波说,他在更敦群培的住所时,看见一名官员带来了一部《军事操典》(可能是英文版),并向他转达了将这其译成藏文、以便用作军事教材的指令。更敦群培当时正在生病,据他的朋友说,他所采取的方式几乎没有热情。（63）这表明,噶厦确曾指派更敦群培翻译《军事操典》。按照喇琼阿波的说法,更敦群培似乎没有接受这项翻译任务。但是,李有义、海德等国内外学者都断定更敦群培翻译了《军事操典》,对比各种材料,可知更敦群培翻译了《军事操典》。这是更敦群培对藏族军事发展作出的贡献。

    据说,更敦群培还曾将《吠陀》(Veda)译成藏文。即使他翻译了《吠陀》,可能也只是节译,因为印度被称为“吠陀文献”的典籍很多,其中有《吠陀本集》(Samhita)、《梵书》(Brahmana)、《森林书》(Aranyaka)和《奥义书》等。即使是狭义的“吠陀”,即《吠陀本集》,也包括《梨俱吠陀》、《娑摩吠陀》、《耶柔吠陀》和《阿达婆吠陀》四部分。如此皇皇巨著,由一人全部翻译成藏文是不可能的,况且更敦群培还不是终身以翻译为业。还有学者提到,“更敦群培在锡兰逗留期间,曾将一部僧伽罗的《戒律》(Vinaya)翻译成藏文,并将这部译作寄给西藏的一位朋友,向他解释了(印度和锡兰)两种(佛教)制度之间的差异。”（64）据邦达饶嘎说,40年代,更敦群培与塔钦合作,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作品翻译成英文。（65）

    上述更敦群培对印度古典名著的翻译,与汉族翻译家可谓殊途同归,从各自的民族和不同的角度丰富了印度、藏族和中国文化宝库,对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上述印度古典名著的汉、藏翻译进行比较,更能看清更敦群培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汉译有：《法句经》,吴竺将炎共支谦译本(《法句经》),西晋法炬共法立译本(《法句譬喻经》)；《罗摩衍那》,季羡林译本(1980年)；《薄伽梵歌》,徐梵澄离骚体译本(1957年),张保胜译本(1989年)；《沙恭达罗》,本世纪20年代以来,有根据英、法文版翻译的6种版本,季羡林译本(1956年)。藏译为：《法句经》,更敦群培译本(1944年成书于印度库卢)；《罗摩衍那》有7世纪的藏译本,更敦群培译本(约40年代初)；《薄伽梵歌》,更敦群培译本(节译,1941年于印度出版)；《沙恭达罗》,更敦群培译本(年代不详,约40年代末)。

    对比上述汉藏翻译家对印度古典名著的翻译可以看出,以季羡林为代表的汉族学者和以更敦群培为代表的藏族学者,继承鸠摩罗什、玄奘和噶、觉、尚三大译师(ska-cog-zhang-gsum)等古代翻译家开创的引进印度文明的优良传统,在20世纪,异轨同奔,通过对印度古典名著的翻译,丰富了中华文化,对促进了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更敦群培和季羡林慧眼如炬,都深刻认识到印度古典名著的价值,他们对印度文化的识见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在20世纪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藏族高僧更敦群培不仅是现代历史学家、佛学家、诗人、画家，而且还是藏印文化交流使者和翻译家。

注释：

 （1）A-pho-bla-chung，Dge-vdun-chos-vphel-rnam-thar-mdor-bsdus，1973，pp.643-644.

（2）Hisao Kimura， Japanese Agent in Tibet，My Ten Years of Travel in Disguise,p.194,London,1990.

（3）李有义：《藏族历史学家根敦琼佩传略》，《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

（4）朗措：《更敦群培大师生平及其著作简介》，《西藏研究》，1995年第1期。

（5）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汉文版，第969页，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6年。

（6）季羡林主编：《印度古代文学史》第48-68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7）参见张宝胜译：《薄伽梵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年版。

（8）李有义：《藏族历史学家根敦琼佩传略》。

（9）《藏传佛教高僧传略》，第381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10）《藏传佛教高僧传略》，第381页。

（11）恰白·次旦平措等著：《西藏通史》汉文版，第970页。

（12）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辞典》(中册)，第2274-2275页， 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13）崔连仲：《从佛陀到阿育王》，第205-206页，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

（14）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卷和第4卷，日本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4年编辑出版。

（15）吕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21-22页， 中华书局，1992年版。

（16）楼宇烈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4卷第1册，第31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17）《藏传佛教高僧传略》，第381页。

（18）朗措：《更敦群培大师生平及其著作简介》。

（19）恰白·次旦平措等著：《西藏通史》汉文版，第970页。

（20）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 第20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21）李有义：《藏族历史学家根敦琼佩传略》。

（22）罗桑丹增译：《藏族学者根顿群培生平简述》，《西藏研究》，1985年第2期。

（23）恰白·次旦平措等著：《西藏通史》汉文版，第970页。

（24）《印度古典诗学》，第30页。

（25）迦梨陀娑著，季羡林译：《沙恭达罗》，1959年版，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再版。

（26）恰白·次旦平措：《西藏通史》，第552-553 页。

（27）藏文本1274页；汉译本716页(含译注)；英译本1275页(含注释)。

（28）The Blue Annals，Delhi，1949年加尔各答版1976年德里版，1979，1989，1995年德里重印。

（29）Le mendiant de l’ Amdo，p.209，Paris,1985.

（30）胡继欧：《<入菩萨行论>解读》，载《中国佛教》第三辑，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Spyod-vjug-gi-vgrel-bshad-rgyal-sras-yon-tan-bum-bzang，Thub-bstan-chos-kyi-grags-pa，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版。

（31）Kirti，Dge-vdun-chos-vphel-gyi-rab-byed， 1983，p.44.

（32）K.Don-grub，Sex in Tibetan Literature,Tibetan Review，Oct.1978，p.18.

（33）Sex in Tibetan Literature，Tibetan Review，Oct.1978，p.18.

（34）霍康·索朗边巴：《更敦群培大师传·清净显相》，《西藏研究》（藏文版），1983年第2期。

（35）藏文原件见1978年巴黎出版的《敦煌古藏文文书选编》，汉文译文见1983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吐蕃文献选》，王尧、陈践译注。

（36）季羡林：《<罗摩衍那>在中国》，载《印度文学研究集刊》第二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

（37）毛尔盖·桑木旦：《罗摩衍那》<前言>，四川民族1982年第4页。

（38）降边嘉措：《<罗摩衍那>与<格萨尔>》，《印度文学研究集刊》第二辑。

（39）金克木：《<摩诃婆罗多插话选>译本序》，载《摩诃婆罗多插话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版，1987年。

（40）赵国华：《<西游记>与<摩诃婆罗多>》，载《印度文学研究集刊》第二辑。

（41）黄宝生：《<摩诃婆罗多>简论》，载《印度文学研究集刊》第二辑。

（42）引自《印度两大史诗评论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03页。

（43）张宝胜：《薄伽梵歌》译者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44）《国家文库·印度》，第37页，纽约时代出版公司，1987年版。

（45）Le mendiant de l‘Amdo， p.329.

（46）《更敦群培文集》第二册，第415-421页，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47）Le mendiant de l‘ Amdo， p.329.

（48）楼宇烈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4卷第1册，第31-32页，中华书局1992年。

（49）《藏汉大辞典》中册，第2275页，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50）吕澄：《印度佛教源流略讲》第15-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51）培伦主编：《印度通史》第128-129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52）详见笔者《更敦群培著译作品考辨》，《中国藏学》，1997年第3期。藏译文见《更敦群培文集》第二册，第191-270页。

（53）Le mendiant de l’ Amdo，pp.311-312，p.185.

（54）《摩诃婆罗多插话选》上，第296-362页，共五章。（55）季羡林：《<沙恭达罗>——本序》，1956年版。

（56）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第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7）Le mendiant de l’ Amdo，p.185.

（58）A-pho-bla-chung，Dge-vdun-chos-vphel-rnam-thar-mdor-bsdus，1973，p.646.

（59）《更敦群培文集》第三册，<著译作品目录>，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60）《更敦群培文集》第二册，第423-448页。

（6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81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62）陈平生主编：《印度军事思想研究》，第175-17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63）A-pho-bla-chung，Dge-vdun-chos-vphel-rnam-thar-mdor-bsdus，1973，pp.654-655.

（64）Le mendiant de l’ Amdo，p.182.

（65）Le mendiant de l’Amdo，p.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