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藏族与汉族的古代长篇小说的文化意蕴同中有异：在思想内容上，汉族小说的宗法性，藏族小说的宗教性;艺术手法上，汉族小说的中和性、重个性，藏族小说的通俗性、象征性。

　　关键词 藏族 汉族 古代长篇小说 文化意蕴 宗法性 宗教性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除汉族外，还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虽然各自文化发展水平不一，但与汉族一样，都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他们在各自不同的历史与自然环境的条件下创造了本民族独具特色的、风格纷呈的文化，创造出了许许多多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丰富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宝库，使中国文学出现了多元化、多民族性的特点。

　　高尔基在谈到苏联文学时曾说：“我认为必须指出，苏维埃文学不仅是俄罗斯的语言文学，它乃是全苏联的文学……所以很明显，我们没有漠视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的权力。虽然我们比他们人多。艺术的价值不是用量而是用质来测度的。”

　　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形成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众多民族共同创造的。

　　我国多民族自古以来就共同繁衍生息在祖国的大地上，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是自然的，相互影响的，相互渗透的。另一方面，也不可忽视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民族性，而民族性只有在比较研究中才能充分显现出来。

　　“藏族和汉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她们的妈妈叫中国”,这两句歌词道出了两个民族的血肉情缘。

　　公元七世纪初，641年唐太宗将宗室女文成公主遣嫁给了吐蕃王松赞干布。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又遣宗室女金城公主嫁给吐蕃王尺带珠丹。唐代两次公主外嫁都带去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大批财货、书籍及各类汉族工匠，传播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能。后来，金城公主生子赤松德赞是吐蕃史上一位非常英明的藏王。由是观之，藏族人的血管里流淌着汉族人的血液。

　　藏汉两族同种同源，在文化观念上有着许多相同之处，但我们也应看到“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藏族中心地带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地方性政权，其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同祖国其他民族有明显的不同，加之藏族有通行的藏文，在文学创作上，无论是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无论是创作方法和语言手段，都有一整套被公认的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1)

　　藏汉两族在没有文字以前，文学上没有什么大的差异，主要是口头上流传着些神话、传说、歌谣等。

　　后来，随时代的变迁，文字的产生，社会的演进，汉族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宗法性，而藏族社会具有浓重的宗教性。

　　一、汉族小说的宗法性，藏族小说的宗教性

　　汉族的封建社会是一个以血亲关系维系的宗法社会。也可以说是以君王家长式的传统为中心的人本社会。在家庭中家长的权威至高无上体现出浓重父权主义思想，整体社会由许许多多家族组成，君主视整个国家为一个大家庭，实行的家长式统治，现世中的家长就是皇帝。为皇权歌功颂德，忠于君主制度，忠于皇帝，成了汉族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历史上看，东汉以后，佛教传入，儒释道诸家各种思想互相交流、吸收、渗透、融汇、演进，对社会都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作为汉族社会，居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依然是儒家思想。

　　儒家的“发于情止乎礼仪”的思想奠定了汉族哲学的感性与理性、自然与社会相交融的传统。“礼”即周礼。“礼”用一整套制度、秩序来制约和规范着人们的行为、语言及喜怒哀乐的内在心理。儒学的核心内容是维护、巩固宗法社会制度的正常秩序。这样汉族社会人们意识的基本特征，一是具有浓厚的家族观念，即父权思想或称君权思想;二是具有鲜明严格的等级身份观念。其人生价值取向注重现世生活，其文化心态具有一种浓厚的现世精神，他们所重视的既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而是当下的现世;既不是天国，也不是地狱，而是眼前非常具体实际的物质精神享乐，对未来既无奢望，对过去也无苛责。就连神话中天上诸神和地下阎罗群鬼世界在政治制度和生活形态上无一不是现世社会的翻版。如《西游记》和《封神榜》中描写的神话世界就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再现。

　　众所周知，宗教在藏族社会和生活中占有不寻常的地位并对其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精神追求等诸方面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早在远古时期，藏族的先民就笃信多神的苯波教。公元七世纪起，佛教自中原、尼泊尔、印度传入藏区，尽管佛教刚传入时同苯波教(又称本教)有过矛盾和冲突，但后来其吸收融纳了苯波教的一些内容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喇嘛教——藏传佛教，从此藏传佛教在藏族和蒙古族人民心中扎下了根。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2)作为反映藏族社会生活和藏族人民精神世界的文学作品，特别是生活于宗教界的藏族学者的作品，很自然地有着鲜明的宗教观点，甚至是直接宣扬宗教的。这虽然不能说藏族作家文学就是宗教文学，但至少说明藏族文学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因而藏族文学的特点充盈着宗教精神，他们不满足于现世的生活，而要到超现实、超自然的领域去探索，故文学作品中始终笼罩着神秘色彩。

　　藏族的人生价值取向源于“人生是苦海，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信念。只有出家修行，断灭生死，才能求得超脱轮回，脱离苦海。其认为人生无常又是苦海，应该舍弃人生，修法成佛，以求有常。故其不重视现世，而把幸福和期望寄托于来世，即彼岸世界。“人们要想超越苦海到达幸福的彼岸，唯一正确的途径，便是奉佛修法。而佛陀是获得解脱的领路人;佛法是佛陀讲说获得解脱的道理和方法;僧人则是佛不在世时的代言人……崇信并敬奉佛、法、僧为藏族社会中最高道德准则，最大的善行。”(3)

　　在藏族文学史上古代长篇小说最有影响的两部是《勋努达美》和《郑宛达瓦》。汉族文学史上元、明、清三代长篇小说较多，除《红楼梦》是满族作者外，其余都是汉族作家所作。

　　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古代长篇小说莫过于汉族的《水浒传》和藏族的《勋努达美》。

　　《水浒传》的故事源于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宋史》中有记载。《勋努达美》源于传记文学。这是它们相似的地方。另外，产生的时代背景也有相似之处。《水浒传》反映的是公元十世纪，北宋赵佶(徽宗)年间蔡京、童贯、高俅、杨戬等奸臣当道，社会黑暗、民怨沸腾，南方方腊，北方宋江等纷纷起义，加之契丹(辽)、西夏和金国不断进侮，战火纷飞，民不聊生。《勋努达美》反映的是十八世纪初期，拉藏汗长子与蒙古准葛尔王策旺阿拉布坦的女儿联姻，其时准葛尔一直觊觎西藏，不久准葛尔部袭扰西藏，杀死拉藏汗造成西藏动乱不已的局面，此时，正是西藏多事之秋。

　　《水浒传》中表现出的忠君思想、宗法观念昭然全篇。本来，由宋江领导的梁山好汉在水泊梁山上干得轰轰烈烈，但由于宋江上梁山以前就将九天玄女所授天书奉为至宝，并将这位娘娘的话“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勿忘勿泄”之言铭刻在心。此后，宋江便时时不忘为国出力“尽忠报国”，世人称其为“孝义黑三郎”，可见他当时就是个宗法观念极强的人。待他上了梁山当了领袖后，多次把起义说成“造恶甚多”、“误犯大罪”、“逆天大罪”，这里宋江俨然成了宣扬宗法正统观念的代言人，在他的带领下这支队伍最终走上了招安之路，走上了覆灭之路。连宋江自己也被奸臣在皇帝所赐御酒投下“慢药”毒死，凄凄惨惨魂归蓼儿洼，临终还在颂扬皇上圣明，表白忠心，真是愚忠到了极点。

　　这支起义队伍中“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大部分人存在着严重的封建正统思想、宗法观念。第十九回，阮小伍唱的歌“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有一定代表性。他们是极重现世生活的，其造反目的就是“大家图个一世快活”、“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盘分金银”，有的则是为了将来博得个“封妻荫子，青史留名”、“光宗耀祖”、“赢得生前生后名”。对此，毛泽东同志曾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一部《水浒传》可以说以喜剧开始，以悲剧告终。

　　鲁迅也评价说：“一部《水浒》说得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4)

　　而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更是反对农民起义，宣扬“王道”、“正统”的。书中曹操、刘备、孙权都是靠镇压黄巾起义起家的。小说明显表白了尊刘抑曹的思想。这是因为刘皇叔是汉景帝玄孙，中山靖王之后代，是汉朝的“正统”的代表。在汉献帝尚在当皇帝时，他对献帝忠心不二，看到“朝廷陵替，纲纪崩摧，群雄乱国，恶党欺君”，他气得“心胆俱裂”,决心“伸大义于天下”重整汉王朝的纲纪。献帝被废后，刘备在成都做皇帝，自称为“汉”以继汉统。作者将蜀汉尊为“正统”，而对董卓、曹操之流，则斥为违背“纲纪”破坏“正统”的“乱臣贼子”，“名虽汉相，实为汉贼”。

　　《西游记》里孙悟空虽然本事高强，神通广大，大闹天宫之后还是失败了，皈依了佛法，玉皇大帝依然稳坐王位。作品里的玉皇大帝和天宫，实际上就是世上的皇帝和封建朝廷的投影。此中实则反映了作者吴承恩的“佞人远，古道还”(5)的自觉维护封建制度的儒家政治思想。

　　下面让我们分析一下藏族长篇小说。

　　《勋努达美》的作者朵喀夏仲·才仁旺阶，其故事如下：

　　某国王子勋努达美体健貌美，文武全才，名扬四海。成年后便派使者去另一国家求取该国公主益雯玛为妻。但国王已将公主许嫁给邻国王子哈列皮琼,使者遭拒。勋努达美又派大臣斯巴勋努假冒自己与大臣邦阔去直接向益雯玛求婚，益雯玛久仰勋努达美盛名，不愿嫁给纨绔子弟哈列皮琼，又不敢违抗父命，乃至决然跟斯巴逃奔勋努达美。

　　此时，哈列王子派大臣来迎娶益雯玛，恰与女扮男装的益雯玛等人相遇。因邦阔出卖并协助对方将益雯玛和斯巴捉去。益雯玛伪称自己被抢，又托言年幼需推迟婚期，哈列父子欣然同意，斯巴诈降并取得信任，做了王子近臣。

　　后来，斯巴计杀叛臣邦阔并献计使哈列国劳民伤财拆除王宫前坚固堡垒后，盗马潜逃，恰遇勋努达美救援部队。于是斯巴为前导，攻打哈列国，经过激烈战斗，哈列被擒，国王请降，勋努达美与益雯玛相会，胜利凯旋，降国朝政委托给斯巴管理。

　　勋努达美归国为父王新妃载杜梅朵所嫉，心中烦闷，自觉举兵杀人，造孽深重，问心有愧，萌生出家之念。于是招高僧讲法，广为布施，遣哈列父子复国，待益雯玛回娘家时，只身遁入山林，静修苦行。

　　斯巴将国政交给哈列父子，返回，追踪找到勋努达美共同修行，益雯玛历尽艰险也来到勋努达美身边。最后，勋努达美修行得道，偕益雯玛、斯巴回故乡，宣讲佛法，得到众人无上的尊崇和敬仰。

　　《郑宛达瓦》是达普巴罗·桑登白坚赞吸取民间故事和戏剧作品的营养写成的，其故事情节更离奇些。书中说印度婆罗那斯国王娶了仁慈贤慧笃信佛法的公主玛德玛哈尼做王后，王后生王子曲吉尕堆(意为“法之所喜”)。佞臣严谢有子拉尕阿那，严谢在国王面前挑唆怂恿让自己的儿子取代青年良臣益西增做王子侍臣。大臣达玛和达牟对此不满，严谢侦知，诬陷其二人与益西增谋图篡位，二人被逐投奔智麦班登喇嘛修学。

　　后来，王子娶赛桑玛为夫人。一日，王子与拉尕阿那出游时，二人将灵魂迁入两个死杜鹃体内，飞翔赏景，拉尕阿那偷偷飞回，把自己灵魂迁入王子躯体，回到王宫中谎说拉尕阿那落水身亡,居了王位。王子夫人赛桑玛感觉此人变异可疑，便潜出宫墙，寻找王子灵魂，遇比丘，遂出家为尼。

　　王子被骗后，变为杜鹃留在林中，遇神鸟为他讲因果，传授静修之法并取名郑宛达瓦。从此留在森林中为众鸟布道说法，打消了回王宫的念头。后遇到智麦班登喇嘛，智麦命一名叫俄旦的杜鹃灵魂前往王宫将假王子灵魂逐出，自己迁入王子躯体，做了王子并将过去被流放在外的良臣接回国来辅佐国政。

　　郑宛达瓦在森林中为鸟兽说法，终其一生，成了正果。

　　《勋努达美》作者朵喀夏仲·才仁旺阶(公元1697年-1764年)，生子西藏拉萨以北的达龙地方，他生活在藏区封建农奴制由强盛转向衰落的动乱年代，曾师从著名学者法祥习五明之学及宁玛派教典，做过县级宗本，后被清中央理藩院任命为西藏地方政权的噶伦，在位三十余年，著述颇多。

　　《郑宛达瓦》作者达普巴罗·桑登白坚赞，又名阿旺罗卓嘉措(公元1725—?)，出生于西藏娘保甲地方(今江达县桃保甲村)，生前系西藏达普寺第四代活佛。

　　以上两部小说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现实。如《勋努达美》中的益雯玛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争取幸福美满生活和理想的爱人一起进行了不屈的斗争并勇敢地逃奔。通过两个国家间的婚姻纠葛和两国之间为婚姻而发生的一场战争，客观上反映了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初藏区动荡不安、纷争迭起、战事频仍的社会现实和统治者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郑宛达瓦》是一部优美的神话小说，也在客观上反映了朝廷内的斗争，表达了正义、善良者必胜，邪恶、奸诈者必败的人民大众的普遍愿望和美好理想。

　　这两部小说都受到了佛经文学中“本生经”的影响，以劝善诫恶演绎佛教人生哲学喻世为目的。小说穿结着因果报应的宿命论思想，同时告诉众生只有虔诚地皈依佛道，断却百思，六根清静，妄念俱灭，方能取得正果。勋努达美和郑宛达瓦正是这样做的，他们毅然甩弃王子之尊、荣华富贵和自己的爱妻，皈依佛祖苦苦修行，可见其并不注重现世生活而更注重来世的幸福。

　　藏区教派较多，但自公元十五世纪格鲁派建立后，还有如苯波派、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巴派等诸派，其中苯波派中又分黑、白、花三派，各派间能和睦相处，和平竞争，没有正统非正统之别，尊卑之分。

　　小说也写了藏区的封建包办婚姻，但那里的封建礼教远没有汉区那么严格。在汉区讲究的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根本不会给儿女，特别是女儿一点表白婚姻愿望的机会。而《勋努达美》中的益雯玛的父亲在勋努达美派使臣来求婚时，让女儿表述了对婚姻的愿望：“听说富强的囊哇布登王宫的王子，/好象俊伟天神一般生就美容姿，/出身高贵吉祥圆满富有人人知。/但是其人专做世人唾弃罪恶事，/心灵邪恶无法无天卑鄙而自恃。/不走正道不卫正直为人极粗暴，/作恶多端臭名远扬，世人皆指嗤!/勋努达美盛名似花美丽而鲜艳，/此乃因为生生世世常积德为善，/善性相习使我二人已结就良缘。/善善相映好似放射光华的太阳，/不入邪道不作恶事秉性本善良，/广作善事好象荷花满园都开放，/真是一位高洁圣贤心地特慈祥。/他才是我心中唯一倾慕的对象，/就象刻在心中影像永远不能忘!/以上禀明是我心中真实的情况，/但是此刻我也不能把父母冲撞，/只得遵从父母之命哪敢稍违抗!……”

　　此处表明益雯玛父王或多或少还有点“民主”精神，益雯玛话虽说不敢违抗父命，但当勋努达美又派大臣斯巴勋努假冒自己去直接向益雯玛求婚时，她还是逃婚了，女儿此举并没引起益雯玛父亲的震怒。对于私奔的妇女，在汉区，不光是女方父母会有可怕举动，就是男方家里也不能接受，反而会认为此女不守妇道是“贱人”。当然，由于对妇女的极度轻蔑，“三从四德”桎梏的束缚，更不会为了争夺一个已许配人家的女人而进行一场战争。可见藏族在妇女婚姻问题上比汉族要宽容得多，妇女在争取个人婚姻自主方面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形式。”(6)不容否定，小说宣扬了佛教的唯心主义思想，有麻醉人民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这些被神秘化了的具有长期历史传统的世俗社会的宗教道德，如：不凶杀，不贪财，不好色，不抢劫，不诬陷，不奸诈，不邪恶，平等慈爱等教义也成了世俗道德的补充，客观上也起到了净化人们灵魂的作用。

　　一言以蔽之，汉族古代长篇小说有着极强的宗法性，而藏族古代长篇小说则具浓烈的宗教性，体现出了藏族与汉族社会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

　　二、汉族长篇小说的中和性，藏族长篇小说的通俗性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汉族文化哲学的渊源。其认为宇宙的本原是“道”，天人同遵一个“道”，这个“道”就是生命本身体悟的节奏，生生不息的自然规律。古代哲人认为人的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是同构的，要求通过个体的官能去感受、体验和把握人类世界与天地鬼神的和，即追求天人关系的协调一致。在儒家看来，和谐是自然界最美好的境界。故在哲学上提出了介于阳刚阴柔之间的阴阳中和、刚柔相济的“中和之美”。他们提出的中和之美与中庸之道是一致的。中庸之道贯穿于儒家的全部伦理道德中，这充分体现出其哲学思想与伦理思想的统一。

　　如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名著中正面人物刘备、宋江、玄奘，没有一个是勇猛、刚烈、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的性格都是刚中有绵，刚柔相济的，且都具有宽厚仁慈、温顺、平和谦恭、忍耐慎思缓行、“温良恭俭礼让”的品格德行。一句话概括之，其核心思想是“仁义”二字。小说中着意表现这些英雄人物的中和之美、中庸之道。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是“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然而他却时时装愚守拙，故做拘谨、柔弱、谦卑、唯唯诺诺之态，正如曹操煮酒论英雄一诗中写道：“勉从虎穴暂趋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因为他深知作为一位领袖人物，并不是要他具备超群的武艺，亲自跃马横枪上阵去厮杀，他重视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特别是“人和”的作用。如此，只凭勇猛、刚烈是不容易做到的。如吕布勇猛异常，天下无敌，由于不仁不义，终成曹操刀下之鬼。又如刘备“猥自枉屈”三顾茅庐，表现了他礼贤下士、思贤如渴的谦卑，超人的忍耐力，终于感动了诸葛亮，遂出山辅佐他完成了帝业。这正说明了他的深有城府和雄才大略。有句歇后语：“刘备的江山——哭出来的。”“哭”也是这位英雄中和之道的体现。

　　《水浒传》中的宋江手刃阎婆惜，浔阳楼上题反诗展示出他的阳刚豪放的一面，但他仗义疏财，结交天下豪杰，济人危难，江湖人称“及时雨”，好名声传遍天下。宋江正是靠“义”的名声产生的巨大“吸附力”，把各色各样的英雄好汉“粘合”在一起的。汉族的领袖人物不必具备过人武功，甚至相貌可不及中人，像又黑又矮的“孝义黑三郎”，只因他善于集合组织领导众人，让众人心悦诚服地为其效犬马之劳，他便成了一呼百应的英雄。

　　《西游记》中的唐僧亦然。

　　反之像武圣关羽，猛将张飞，常胜将军赵子龙，黑旋风李逵，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样武艺超群、刚烈勇猛的人都毫不例外地处于被统辖从属地位而心甘情愿地服从领袖人物。

　　以上小说对领袖人物中和性格的刻画显得深沉、凝重、韵味深长，适应了汉族群众的固守中庸之道的心理、内敛的性格和重视文学的意蕴美的审美情趣。

　　由于哲学观念和审美趋向不同，藏族长篇小说中英雄往往被描写成是完美无缺的。如勋努达美王子书中写道：“勋努达美有如黄金，虽在暗处其光采却闪耀在天空一样，他的美名传遍四面八方。”“文武全才，体貌伟俊，名震四方。”真是至善至美之人。就连哈列王子也是：“好象俊伟天神一般生就美容姿，/出身高贵吉祥圆满富有人人知。”

　　请看勋努达美为营救益雯玛而进行的一场战争的场面：“这时，斯白坚国的步兵、象队、马队和车队等四大军也列队前进。勋努达美王子把坚固而且闪闪发光的铠甲披挂起来，扎束停当，准备好各种摧毁敌人的锐利武器，骑上叫做‘护地自在’的宝象，用金丝网罩住象脸。大象奔驰，就像会走路的冈底斯雪山一样。”这些绘声绘色的形象描写明白地表现出勋努达美王子的英武，是盖世无双的英雄，与将士们一起披挂上阵，在战场上是所向披靡的勇士。这样的领袖形象与汉族小说中的领袖形象是大相径庭的。

　　小说中也写了勋努达美的善良，但这种善良的品质与汉族的“仁义”是不尽相同的。如前所述，“仁义”的内涵要比善良宽广而深远得多。它有着特定的含义。而善良是全世界各个民族对领袖人物的普遍要求。

　　小说的作者还善于用生动的比喻，通过比喻使佛教教义与生活哲理通俗化、直观化、形象化。小说中还常引用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间格言俗语，使小说中人物形象鲜活、明朗。另外在小说的表现形式上将叙述、描写、议论、抒情与说唱相结合，迎合了藏族群众外向、豪爽、耿直和喜爱歌舞的天性，深受广大藏族群众的欢迎，易于在民间普及流传。

　　三、汉族长篇小说重个性，藏族长篇小说重象征性

　　汉族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有影响的文人阶层，即知识分子阶层，虽然这些文人大多当过大大小小的官吏，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一生穷困潦倒，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儒生。他们一般注重个人道德修养，艺术功底深厚且对百姓之疾苦深有体会。故其文学往往是充分展示个性的，有着强烈主体性的。而藏族在历史上在民间未真正出现过相对独立的文人阶层，文学大多数只掌握在少数上层贵族宗教职业者手里，广大人民群众还只能通过口头来发展自己的文学。这样就形成了以民间文学为主，文人文学为辅的现象。在藏族作家中即使本人不是僧侣，大多数也是笃信佛教的。故其艺术创作常是一种宗教行为，他们一般不注重也不需要把自己的个性、个体意志、个性感悟本我人生在文学中传递出来，往往是泛论人生、为佛代言。

　　汉族长篇小说的个性表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作者个性、人格精神在作品中得以展现。如《三国演义》中表现的拥刘抑曹的倾向是作者罗贯中对历史作的道德评价，体现了作者尊崇“正统”的封建道德观。《水浒传》本质上还是一都正面反映和歌颂农民起义的小说。这和作者施耐庵本身参加过农民起义与义军有密切联系不无关系。这种直接讴歌农民起义造反的文学作品在藏族文学中是没有的。在神话小说《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塑造了孙悟空这样一个大闹天宫无法无天、为自由而奋争的造反者形象，孙行者甚至说出“玉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样大逆不道的话，这样写，不能不说是作者在情感上对人性自由的向往。又如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敢于直笔抨击科举制，表现出非凡的写实性，请晰地揭示了社会的荒谬与人生的伪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始有足讽刺之书。”

　　其二，小说刻画人物个性十分鲜明。如《三国演义》中人物性格“个型化”，其典型形象、品格性情呼之欲出。如刘备的宽厚仁爱，曹操的虚伪奸诈，孙权有雄心但患得患失，关羽勇武忠义，张飞勇猛暴烈，诸葛亮机警、雄辩、多谋略，周瑜气量狭小，鲁肃小心拘谨，吕布武艺超群而不忠不义、反复无常。《水浒传》的人物个性特征更是鲜活。整个水浒人物众多，人物的身份、经历、遭遇各异，表现出不同的个性。如鲁智深的嫉恶如仇，见义勇为，直爽粗犷而粗中细，李逵天真粗莽、憨直，武松机警、泼辣、刚毅不阿、神武豪爽、光明磊落……就连两个差拨董超、薛霸性格也不相同：董超奸诈、胆小，薛霸蛮横、残忍。

　　而藏族历史上这两部长篇小说则主要表现了象征性，作品中人物形象没有汉族小说那样鲜活，除主要人物外其他人物看不出个性特征，作者的个性没有投射到人物形象中去，两部小说都有为佛代言之意。通过勋努达美和郑宛达瓦这两个人物的形象表达出的是崇高的宗教精神和执着地追求正直善良的道德观念。作品中的人物都不是写实，特别是《郑宛达瓦》完全是神话小说。其通过作者神化虚幻的构思、丰富的想象赋予人物更多的象征意义，使作品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以寓意昭示读者。让小说中的主人公成为世人争先效仿的楷模，客观上起到净化世人灵魂的作用。另外对“性”的描写，汉族在“三从四德”、父权思想的巨大影响下，子女在婚恋问题上没有一点自主权，一切由父母做主，这样的婚姻根本无爱情可言，只是将婚姻当成传宗接代、生理和家庭伦理的需要，表现出来的是偏重于情欲而非情爱的心理。故部分小说中短篇“三言”、“二刻”不用说，就连长篇中也常有赤裸裸的性描写，而没有什么心理描写。如《水浒传》中的潘金莲与西门庆，潘巧云与裴如海偷情的描写，至于《金瓶梅》及《绣榻野史》中的一些性描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色情描写了。有关性的描写在藏族小说中是没有的，相比之下，其更重视人物的心理刻画。

　　总之，藏汉长篇小说都能以风云变幻的时代文化为背景，鲜明地展示各自的艺术风格，熔铸浓厚的各具特色的文化意蕴，体现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又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精神，至今仍散发着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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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A].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1.862.

　　(3)佟锦华.藏族文学研究[M].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53.

　　(4)鲁迅.流氓的变迁[A].鲁迅全集(第四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23.

　　(5)吴承恩.贺学博专斋陶师膺奖序[A].射阳先生存稿(第二卷)[M].巴蜀出版社，1962.115.

　　(6)恩格斯.反杜林论[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C].人民出版社，1972.354.

　　作者简介：汤立民(1945—)，北京人，西南大学育才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