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杨义先生您好，从2003年您的学术讲演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出版，您提出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这个学术命题就在中国文学研究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之后您又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学术方式不断强化、拓展了这一命题，其影响甚至扩张到了文化、历史、哲学等相关领域。为了让大家更清晰地了解这一命题，今天想向你请教几个问题。
      首先，您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这一构想的背景是什么？或者说您是怎么想到这个命题的？
      杨义：首先，我要说“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这个问题的提出，是我这20多年的学术逻辑发展的结果，是个不得不然的事情，并不是自己要标新立异。我从事文学研究20多年，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到中国古代文学，从叙事学到诗学，又到图志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要把这么大的学术系统整合起来，就需要一个整体的学术概念。
      第二，我当了文学所所长后，又兼任了少数民族文学所所长，要尽一种职业的责任，对少数民族文学有了较多的关注，我开始更多地以“中华文化共同体”的角度去思考学术问题，产生了对中国文学更全面的整体认识。在我的研究实践中，通过跨时段、跨地域、跨民族的跨文体研究，形成一个新的“大文学观”，“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命题可以对它进行有效的把握。
      第三，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新的形势提出了如何以中华民族文学与文化的整体性来跟世界对话的迫切要求。全球化拓展了我们的视野，跟世界进行对话的机会增加了，那么我们拿什么对话呢？就要拿中华民族的智慧。用这个智慧的整体性、多样化与原创性去对话。所以，要还中国文学整体的面貌，还中国文明以完整的发展过程，必然要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理念和命题。这一构想，既带有我个人研究的实践性，同时也带有百年文学史的反思性，带有我们与世界对话的现实要求。

      记者：想问您的第二个问题是“文学地图的重绘”在文化观念、文学观念的创新上含义是什么？您为什么要使用“重绘”这个词？
      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是一个旨在以深远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通解文学之根本的前沿性命题。它并不以拼贴时髦概念或追风逐潮为务，而是坚持一点真诚，对中国文学文化的整体风貌、生命过程和总体精神进行本质还原，在坚实的建设中引发革命性的思路，在博览精思中参悟挑战性的见地，借以为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提供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人文学术根据。这个命题的提出，本意就是要在强调知识的坚实性、可靠性、渊博性的同时，再向前走两步：一步是文学史融入智慧，一步是文学史进入过程。
      我们之所以要“重绘”，在于绘制中国文学地图，不仅涉及文化态度和学术方法的改革，而且涉及对地图的基本幅员和基本风貌的认知，涉及到我们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与文学发展的整体看法。具体有三个层面的原因：第一，以往的“绘”是不完整的，基本上是一个汉语的书面文学史，忽略了我们多民族、多区域、多形态的，互动共谋的历史实际。第二，以往的绘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唯一的、简单的模式化。相当数量的文学史基本上沿袭了时代背景、作家生平、思想性、艺术性和他们的影响这么“五段式”的写作，忽略了文学发展和存在的网络形态以及对其多层意义的具有现代深度的阐释。第三，以往的文学史过多地套用了一些外来的概念，不同程度地忽视了中国文学原创智慧的专利权。所以我们要拓展研究对象发生、存在和变异的范围，必须改变我们原来的文学观念的视角，扩大视野，必须确立一种新的大文学史观。

      记者：您提到了“大文学观”问题，我想知道这个概念与您的“重绘文学地图”是什么样的关系，它的内涵又是什么？
      杨义：提到了“大文学观”，我的确应该多讲几句，因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这种新的研究模式的创设，首先是“大文学观”思维方式的变革和创设。有了“大文学观”视野，才能在此后的文学研究中超越某些隔靴搔痒的概念或成见，直指文学作为文学的本质，而进行文化意义、历史脉络、文学规律的还原，于原来被遮蔽的地方见人所未见的深义和新义，还原中国文学与其身份、特质、经验、智慧相称的体系。
      中国文学观念已经走了三步：一是古代文史混杂、文笔并举的“杂文学观”；二是20世纪从西方借鉴来的、承认文学的独立价值，既推动其个性化、流派化，又使之成为独立学科而与其他学科分离开来的“纯文学观”；三是世纪之交应对全球化潮流，正在崛起的“大文学观”。大文学观的要点，是它以“大”和“文学”组合成词的方式，蕴含着一种在新的时代思想高度上综合思维的形态。一方面，它以“文学”二字，标志着汲取20世纪引进的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实践结果，强调文学的独立价值和学科的科学性，并且在这种价值认知和科学思辨中严密而深入地展开对于文学个性、流派和分类学上的逻辑体系。另一方面，它以一个“大”字，标志着对20世纪纯文学观念的实质性超越，走出纯文学观，看取无限广阔而丰富的人文存在，超越在提纯过程中对文学与整个文化浑融共处的自然生成形态的人为阉割。在这一点上，它又以否定之否定的形式，在新的思想高度上兼融了古代杂文学观的博大，从而在现代理性的综合思维中，创造性地还原出文学——文化生命的整体性。也就是说，大文学观去纯文学观的阉割性而还原文学文化生命的完整性，去杂文学观的浑浊性而推进文学文化学理的严密性；并在融合二者的长处中，深入地开发丰富深厚的文化资源，创建现代中国的文学学理体系，包括它的价值体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
      理解了大文学观视野，重绘的内涵与实质也就更好把握了。大文学观给中华民族自己建构了一个更加开阔，同时也更加本质、更加深入的文学解释空间。它舒展和深入的巨大潜能，强烈地摇撼着固有的在纯文学观体系中的文学史写作框架，使我们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命题有必要、也有可能提出。

      记者：在您的构想中，“重绘”后的版图具体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杨义：重绘就是要在深广的文化时空中融会贯通，这就涉及一系列新的问题。这些新的问题里头，既包括我对过去文学史的理解，也包括文学史观念的丰富和更新。
      首先一个是民族的问题。中华民族发展到今天的文明，绝对不是汉族一个民族自己封闭起来发展成这个样子，实际上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在融合的过程中，共同创造出来的。把56个民族和诸多古民族的文学现象，放在一幅巨大的中国文学地图中“重绘”，才能全面而真实地还原出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夺目光彩，才能全面而真实地还原出中华民族元气淋漓的创造能力。在重绘文学地图中，如果把中国民族文学、文化的多样性考虑进来的话，我们会讲出中华文明发展的很多奥秘，它的生命力，它的发展动力，它的中原凝聚力和边缘活力，它的文化通则。文化重于种族这么一种文化通则，可能会对我们的文学，我们的文明的发展，提供一系列的新的解释。这应该说是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中我感触最深的一个问题。
      其次是地域问题。地域问题当然和民族问题有联系，同时它又带有一定的独立性。地域问题起码可以从四个层面去考察，第一个层面是地域文化因子的丰富性；第二个层面是对边疆区域文化特殊性的特别关注；第三个层面是家族文化及其迁徙与地域文化的关系；第四个层面是考察经济文化中心在不同地域间的历史转移。中华民族是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大江南北，还有岭南海外，这么巨大的一个幅员，在长期文化积累中，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板块。在过去的时代，南北的问题很突出，现在是东南和西北，沿海和内地的问题。文明进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出现了很多文化存在的多样性和文化融合的多样性的问题。这种地域上的问题，实际上是用空间的形态，去凝固一种历史的过程。至于文化中心在不同区域间的转移，本身就以空间的形式凝固了一部充满盛衰升沉的发展着的历史。你要不把这些东西都写进来，中华文明的生命过程是不完整的，缺乏过程感、动态感的。
      其三是雅俗的问题。过去的文学史关注的，是汉族的书面文学，而对大量存在的俗文学关注不够。我们的文学史既要写四库全书所收的东西，也要写类似于敦煌所收的东西。而中国很多文学形式，往往是起于俗，成于雅。雅因俗而大，俗因雅而精。我们很多新的文学形式的产生以及大俗大雅的精品的出现，都是这么一个互动的过程。对这个问题，我们的前人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对雅俗互动深层原理和历史作用，恐怕还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把文学的过程，作为一个生命的过程，不同的层面互动的过程，是有足够的学理支持的。不去关注这一些问题，你这个文学就是少数人闭门造车的文学了。
      其四是图志的问题。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也包括了图志的表达方法。图志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新的互文系统。图文互相对照，结构成文学史一个新的空间——存在空间和解释空间。所谓存在空间，就是让你回到那种历史情境中。因为图是具象的，有很多细节，提供了很多情景，投入了很多体验在里边，文学不是一个孤立事物，这些图提供的空间是很大的。解释的空间是说，图志的方法，是要让图文互动互补，图本身是能说话的，和你的文学史叙述共同构成一个互释互渗的意义体系。你在感性与理性的错综、线性与平面的并列中，重新整理思路，返回到历史原来的那种状态去思考问题。

      记者：您认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价值和意义何在？
      杨义：从学术研究层面讲，“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提出给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创新性的学术思路与方法，开辟了诸多的全新的研究领域，对于我们把文学研究做得更博大、深刻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从民族国家的意义上讲，我提出“重绘中国文学或文化地图”这个命题，也是为了如实地、充分地反映中华文明数千年发展的实际过程，如实地、充分地发掘其间的智慧和生命，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亲和力和自信力，把传统的智慧转化为现代智慧，用中国智慧丰富人类智慧，在应对全球化的潮流中，为中国文化的全面振兴提供助力。
      顺便说一句：要给世界一些新的智慧，就必须拿出具有中国文化专利权的东西。你要为世界增加色彩，就要把中国文学的神采化成学理。这就需要从中国文学自身，对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自身的经验和智慧加以整理和思辨，来给世界现代思想学术打开新的视镜。这是中国人文学者的一个责任。

      记者：听了您上面的介绍，我对“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有了更多的了解。问您最后一个问题：面对这样一个宏大的工程，您觉得应该如何去完成呢？
      杨义：“重绘”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带有根本的挑战性，它在学理层面至少牵涉到与文学相关的民族学、考古学、地理学、文化学、语言学以及图志学等方面的知识，而其间的任何一个知识领域都够研究一辈子的。生也有涯，知也无涯，“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也好，重建中国文学的学理体系也好，需要中国人文学者群体甚至几代人文学者才能完成。但是，所完成的每一个成果又多是个别的生命劳动。我觉得，中国学者有这样的责任，有这样的智慧和能力去做这项“拓展世界眼光，拥抱中国问题”的工作，应花上几代人的努力。
      就我而言，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是我的一个梦想，但不论是个理想的想象也好，还是个乌托邦也罢，我正在一步一步地走近它。最近，我的《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已经由北京三联书店正式出版了，这可以说是我提出这一命题后的第一本著作，我的“重绘”构想在这本书里有较多的体现，感兴趣的话可以读读。此外，我指导的两位有志于文学地理学、重绘文学地图方面的博士后学者，已经开始了初步的研究工作。我也相信会有更多的学者投入到这个有意义的工作中去。(安文军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