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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芜在书房。资料图片

　　艾芜是最早把西南边疆地区下层社会的风貌和异国人民在殖民地统治下的生活，带进现代文学创作中的作家之一，对于开拓新文学创作的领域作出了贡献。他的代表作《南行记》、《南国之夜》、《山中牧歌》、《漂泊杂记》等，大都以自己的漂泊经历为基础，反映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及其自发的反抗。传奇性的故事，绮丽的地方色彩，带有神秘气氛的边疆生活和人物，使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抒情风格和浪漫情调。

　　1961年，年将花甲的艾芜又一次回到年轻时候流浪过的云南，旧地重游，完成了《南行记续篇》。11年后，耄耋之年的他再次深入大小凉山，重返云南边疆，笔耕不辍，创作发表了《春天的雾》、《南行记新编》等，达百余万字，直至1992年与世长辞。艾芜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漂泊者的轮回。

　　1904年，艾芜出生于四川新都县。因为家庭贫穷，他连小学也没有毕业，但17岁那年，却凭着天资出众考入免费的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不过，艾芜并不是个循规蹈矩的学生，也不是个言听计从的晚辈。他在成都接受了五四新文化的思潮，向往一种无产阶级的生活。正好此时，家里又要为他包办婚姻，于是他两手空空、孑然一身离家出走，从云南南部到南亚一带，开始了长达6年的漂泊生涯，直到1930年冬天，因参加缅甸共产主义小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活动被捕并遣送回国。

　　“男走夷方，女多居孀。生还发疫，死弃道旁。”这首艾芜在行走路上听到的歌谣《走夷方》，直白地显示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那个时代的景象。满地的罂粟开过疆野，怒江和大盈江流域笼罩在烟瘴毒烈之中;汉语、傣族话、克钦话(景颇语)、缅甸话，似乎没有国界和地域的限制;金三角一带，华丽而茂密的树林充满诱惑与危险。

　　艾芜写道：“当我在南国天野里漂泊的时候，没饭吃，便做工;得了流汗换来的工钱，就又向一个充满新鲜情调的陌生地方走去。这，看起来倒是一件有味的容易事，然而，实际经验着，才并不全符脑里所起的美好的幻象。不过仍然有味，但这味，须要另一种心情来领略的了。”

　　有一次在昆明，实在是身无分文、衣食无着，艾芜只好把身边带的一双草鞋卖了十个铜板来充饥。此时的边地，在他眼里是如此的景象：“滇越铁路这条大动脉，不断地运送来法国的货物和机器，把这原是村姑娘面孔的山国都市，出落成一个标致的摩登小姐了。在她的怀中，正孕育着不同的胎儿：从洋货店里出来的肉圆子，踏着人力车上的铃子，嘡啷嘡啷地驰在花岗石砌成的街上，朝每夜觅得欢乐的地方去。那些对着辉煌的酒店，热闹的饭馆，投着饥饿眼光的人，街头巷尾随处都可以遇着。卖面包的黑衣安南人，叫着‘洋巴巴’的云南声调，寂寞地走在人丛中，不时晃在眼前，又立即消失。”

　　在这离开故乡一两千里的陌生都市里，艾芜做过杂役，当过马店伙计，干过报社校对、小学教师、报纸副刊编辑;与赶马人、抬滑竿的、偷马贼、鸦片私贩、城市苦力、穷苦农民、普通兵士和小知识分子朝夕相处在一起，切身体验了边地不同民族的悲酸生活。

　　《芭蕉谷》中写了一个姜姓汉族女人的一生遭际。她在马帮路边开了个客店，总共经历过四个不同身份的丈夫，生了一群长相不同的儿女。最后，在生活的打磨下，她已经完全“少数民族化”，成了一个边地女人了，把平日学习的傣族话、景颇族话，全教给她的儿女，也像少数民族女人一样，只着裙，不穿裤。而《月夜》中则写到了在山谷中一家回族的遭遇，透露出清朝咸丰年间回民大起义的历史遗留的细节。

　　流浪的经历就像一个“通过仪式”，少年艾芜在其中成长并体会到了中国西南角各个民族的文化、历史与风俗，成为他一生取之不尽的思想与写作资源，也无怪乎直到晚年他还系心不已，要重温旧日情怀，再走边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