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优秀的彝民族先锋诗人阿库乌雾，我十分赞同诗人栗原小荻对他的评价：“阿库乌雾应是继彝民族血统中十分优秀的诗人吉狄马加和巴莫曲布嫫之后的又一位颇具潜力的青年诗人。”在相继推出彝语诗集《冬天的河流》、《虎迹》，汉语诗集《走出巫界》之后，紧接着这部《阿库乌雾诗歌精选》的问世，诗人的潜力在他的诗歌艺术实践的独特魅力中昭然若揭。
    作为一位处于亚文化态的、独具前卫意识和先锋精神的少数民族诗人；一位具有多元文化构成，遭遇多重人格选择和“双母语”文化命运的诗人，他一方面以深重的忧患意识关注、经营着本民族的当代文化，另一方面又以不落窠臼的创新思想，敢于离经叛道大胆借别族、别国的艺术表达方式来洞鉴、重构本民族文化。“先锋”本身就包含一种文化精神。王蒙指出：“先锋的内涵应该指向一种文化精神……作为一种合力的文化精神，集中体现为一种艺术自主性。这种艺术自主性是对于惯常审美方式及其趣味的破坏，是对既存的社会权力话语的挑战，形式上离经叛道是为了发挥艺术所独具的社会批判功能”。（1）同时，这种先锋的探索和实验是对艺术空间进而也是心灵空间的扩大。阿库乌雾通过对西方文艺思潮中现代派、象征派及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的全面接受、艺术手法的创造性借鉴，来对汉语（第二母语）实现超越和重构。同时又大胆想象、视通万里的来建构其多元文化碰撞、整合之后特殊的意象体系，通过对充满异质文化特性的意象体系的相互延伸与相互消解来实现其现代诗歌独特的形式张力。
    一、卓尔不群的语言超越
    对于语言，诗人自己曾提出过“语言的超越，包括语言观的超越、语义的超越及语言驾驭品格的超越。”（2）维特根施坦说：“语言是这个世界的界限，这话用于哲学领域是合理的。但是，文学语言却力图突破语言的界限，即希望用语言把握日常语言所无法真正把握的东西。这就是模糊性的力量，情感性的力量，形象化的力量。”然而，阿库乌雾对语言的营构并不是使他的汉语具有更深厚的汉文化内涵，他真正的意图是要对汉语的语序、汉语的传统文化体系、汉语的文化含义置疑、颠覆、反讽，通过捣毁汉语原有的文化脉络、文化结构来使汉语贴近原始的、初始的意义而不是汉文化意义规范中的汉语。所以，诗人所使用的汉语实质上已不是一个普通汉人作家所驾驭的语言，他所谓的超越在于对汉语的故意盲视。他说：“我只要汉语，不要汉文化。”他是想借汉语来表达自己生命里的或隐或显的精神世界。这是他特有的诗歌美学追求。这一点和后现代语言观不谋而合：说话的主体并非把握着语言，语言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我”只是语言体系的一部分，“我”是一个已经非中心化了的主体，在缺少本质和本体论中心的情况下，人类可以通过一种语言来创造自己及世界。正是这样一种不确定性使一切秩序和构成消解，它永远处在一种动荡的否定和怀疑之中，主体中心的消失又使人类心灵适应所有现实本身的倾向。我们来看诗歌《透影》：
阳光于肉体间
穿针引线  肉体努力
将路还原为泥为石
并与泥石为伍
语言在别处刀耕火种
木制的家俱  即刻
毁于一炬
炬是灯塔
照耀天空
照耀大海
海枯石烂裸呈原始为一透
天遥地远朦胧浑浊为一透
…………
行乞于灵肉间的透
标价出卖的透
沾花惹草的透
生儿育女的透
透  一颗冷冰冰的方块汉字
有影无踪
    当“一颗冷冰冰的方块汉字”有影无踪，汉字及其汉字文化已被忘却了，被放逐了，这正体现了作者对汉字及其文化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追求的是诗学上“得意忘言”的效果。使作品熠熠生辉的是对本体存在、“透”后的最本真的原始存在的反思，通过对传统的情节模式进行颠覆，对沉闷的、遮蔽存在状况的语言进行分化消解，试图“把本真的个体带出那集体的僵化意识，带出那己渐次丧失生命力的被整体世界归化了的、科学指向的和组织化的沆瀣氛图之中”。（3）让它“海枯石烂裸呈原始”，让它“天遥地远朦胧浑浊”。可见，作者的“只要汉语，不要汉文化”并不是抵毁和放弃，而是对重构形式的一种精神策略，是想要把自己生命的灵光借汉语得以彰显和展示的一种手段。在历史的进程中，作者的“养育生命的母语，衍生历史的母语；血肉模糊的母语，蚕食他人最终自我泯灭的母语”；（《母语》）在面临灭绝之灾的时候，他选择了这样一种精神策略并不是困惑和无奈的表现，当“母语的灵柩进入网络中心”，当彝文信息处理研发成功的时候，他用汉语写作，对汉语的实践和体验已经是为了对汉语、对整个新诗贡献而作出的努力。
    阿库乌雾说他的写作是对汉语的一种直觉，周国平在他的《情感录?人与永恒》中说：“一个诗人除了直觉外，还必须具备对于语言本身的特殊兴趣，迷于搭配词句的游戏”。阿库乌雾的诗迷于语言的“原指”（词语的书面意义），他选用新鲜的，不落俗套的甚至不合规范的语言来取代陈词滥调，使语言变得陌生，成为审美或审丑的对象。有如后现代语言诗一样，“诗人不再炫耀华而不实的抒情，而是希望把读者卷入一个充满细节、辞藻、意识和目光的漩涡之中。诗人要使写作瞬间成为文体的一部分，具有新鲜的瞬间性和模糊性的大胆的拼贴画形成了他们的绝招，‘胚胎组织间的错误连接’成了一种作诗技巧。”（4）在诗《街谱》中，那一系列形容词：“宽阔敞亮，狭窄阴暗，喧闹繁华，冷落凄清”；一系列动词：“流水、流蜜、流血、流脓”；一系列名词：“蚯蚓街、蛇街、龙街、英语街、汉字街、少数民族街”，使人扑朔迷离，目不暇接。作者敲击着每一块熟悉的语词来达到对“元叙事”的怀疑，即对“人类解放，精神辩证法，财富的创造”的怀疑，有意来揭穿城市文化价值的失落、精神心理失衡，以及审美趣味低落寡味等时代特征。
…………
龙街
龙有粪便么，必须立项研究
无下水道的街
癌细胞培养基地
英语街
殖民主义酒气熏天
汉字街
灭不绝的黄灾！
少数民族街
寄生虫！寄生虫！
政治街——官街！
商业街——商街！
军事街——兵街！
…………
——《街谱》
    从尼采的“上帝之死”到巴尔特的“作者之死”到福科的“人之死”，艺术开始对一切准则和权威的“合法性”加以消解，价值倒置，规范瓦解，视点位移使作者在消逝神性以后的大地上将人自身、将事物本身那见不得人的卑微性表现了出来。“重构”必经历“反讽”，哈桑认为：“反讽亦可称为‘透视’，这是一种泯灭了基本原则和范式后的无方向，一种离开了制约的彻底‘自由’，一种没有重量的不可承受的轻飘。”（5）通过反讽，作者揭示出自己只是历史偶遇中的一个“常人”，而不再是“完人”、“超人”和“先知”。“街”成为畅释灵魂桎梏的物质符号，同时又是永久处于游弋状态的精神居所，作者不惜笔墨把它淋漓尽致地排列出来，是对一种反叛和越轨的精神方式的预见及其诗化实践。在僭越自己的种属和突破藩篱的时候，这种实践意味着对诗歌形式的重构，而这正是作者对诗歌的新贡献。
    二、蕴味无穷的意象组接
    诗的重大使命是唤醒我们的感觉，复活语言。如果说内在感觉的唤醒是捕捉情绪的话，那么外在感觉的唤醒则是捕捉意象。复活语言的过程就是词语在全新的组合中产生不寻常的魅力，所以诗就是通过语言的巧妙搭配把情绪翻译成意象。当约定俗成的规则不能最大限度地提供读者所需的信息量及审美要求的时候，具有新的目光及开阔眼界的前沿诗人打破固有的表现手段，重视诸如隐喻、象征、通感、改变视角和透视关系。

 

他们用纷至沓来的意象，造成意象间的撞击和迅速转换，激发读者的想象力来填补和丰富大幅度跳跃留下的空白。尤其是对潜意识和瞬间感受捕捉，更使诗歌创作溢彩流光。在意象的选择上，阿库乌雾再一次显示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魄力，他不羁的人格使他从整齐划一，党同伐异的普遍性樊篱中脱颖而出；他独特的精神气质使他避免了对陈词滥调意象的选择。对于他诗歌的众多意象，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类：首先是带有古朴的原汁原味的他居住的横断山地的大自然风貌，一些富有民族特色的故乡风光的意象，这从他的汉语诗歌《走出巫界》的一系列诗，诸如《土路》、《月蚀》、《雪史》中可以看见，那些高山流水，莽林古寨、耕牧狩猎的原始自然景观都是作者终身无法摆脱的民族情结。这些原始的意象破译出作者祖先生存的所有秘密，是诗人的主观心态与大自然客体密切契合的结果。第二类意象来源于作者对历史文化的记忆，这些积淀在诗人记忆深处的彝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构成了他深层的创作动因，这些意象包括本民族神话意象、原始宗教巫术的意象、生命的诞生与死亡意象，这些原始的图腾、神话是一种心灵化的形式，同时又是一种形式化了的心灵。它代表着初民对自然及其自身命运秘密的一种认知方式，同时又是他们对自己尚未能完全理解和把握的人类秘密的一种寄托和隐喻，通过对这些意象的发掘、提升，折射出诗人对本民族祖先的顶礼膜拜之诚挚感情，在他的诗《原木》、《裙裾》、《老去》里，前面宋永祥已对其意象作了深刻的分析鉴赏，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但是，诗人的深刻更在于把那些图腾、神话自身所创造的对整个人类的历史尤其是艺术历史发生深远影响的抽象意义揭示了出来。诗人的第三类意象来自于他目前所生存的城市，但又不仅仅是城市。这类意象的广博可以说是与前两类意象的融会贯通，诗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城市与乡村、现实与历史、主观与客观、真实与非真实的意象在他的诗中交替出现，来去无牵挂，运用得游刃有余。诗人在对大量的现代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人类学、哲学和美学等知识的阅读中丰蕴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使他的思想既具传统的文化内涵，同时又不泛世界性的眼光与胸襟。所以，营构一个全新的意象空间对他来说也是轻而易举的事。在第三类意象里，主要取材于诗人生活现实的一些社会活动、社会现象，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在使用相应的意象表现某一特定的事物时，并不是为了做出严格的逻辑推论，而只不过是借题发挥，或者说‘托体还魂’表达他内心的那一点感情”。（6）为达到这种目的，他的意象便以各种媒介，诸如形体、色彩、声音、诗的语言等体现出来，在他的新诗集里，出现了许多在《走出巫界》中没有的代表现代科技与文明的新型词汇，如电脑、信息等字眼的反复出现：
电脑绘制出无数金色的蜘蛛
返回诗人童年的木屋
电脑脱销的日子迫近
蜘蛛无血
而蜘蛛肉丰
托梦表意
依然灵气活现
蛛多  蛛网多
道路与方位四通八达
线形的陷阱毫无破绽
人蜘蛛  气蜘蛛
语言蛛  图画蛛
诗人形同苍蝇
受因于一种成就
——《蛛经》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像这类电脑、蜘蛛，在特定的生活场景中反复出现并因此引发出某种固定情绪和习惯性联想的程式化意象，及是一种人类感情诉诸艺术形象而形成的“客观关系”（艾略特语）或“现成用语”（详帕利一劳德理论）。无数的“蜘蛛”产生的无数的“网”，生活在这样的网中犹如苍蝇被蛛丝所控，欲罢不能。但电脑虽然“无血”却具有人的智慧，以及“异类开始形成于/难以抒写的一纸空文/在全面叙述的日子/中断叙述。”在人类高科技迅猛发展的时候，异类在跌足之际以陌生的姿态面对现代文明，只能哑然失语。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优秀诗人，他有足够的聪慧在面对新科技时“重新建立自身与语词的关系”。只有这样，才不会在与现代文明断裂时产生恐慌感。这些光怪陆离的城市现象导致人性的失落，城市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在《人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人鸟”——“鸟逐日变成人的异体”，人的空虚表现在对鸟的控制上，使鸟没有自己的生存空间；“鸟人”——“人逐日变成鸟的异体”，人鸟异化，在鸟上寻找精神寄托的灵魂无所归依的人，极力写出现代人极具荒诞感的变异。
    从表现功能上看，诗人采用了比喻性意象和象征性意象，这和《诗经》中赋、比、兴的手法是相通的，“比”曾称作为比喻性意象，是指在某个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成为某一事物的特称；“兴”曾称作象征性意象，其所指称的意义则在同一个作者或不同作者的许多作品中都不断地重复着，成为引出某种现成思维的固定语汇诸如《蛛经》、《纸天》。作品中用得最多的是比喻性意象，如：《人病》、《病史》、《立式》、《天马》、《浮躁》、《玩偶》等。从诗的题目看，就是一种喻，或明喻、或暗喻、或借喻、或转喻、或连喻、或曲喻，真可谓精妙绝伦。如：
    “历史，是铅铸的词汇，被复制的历史轻盈虚浮。我们与电视剧《水浒传》里的好汉们对饮，遥远的杀戮成为极美的佐料。此刻顿觉：历史，又是一种擅于流血的生命，只不过前世的血总会变成后人的美酒而已。”——《浮躁》
    这种暗喻型意象体现出诗人对历史意识消失所产生的断裂感，对历史的态度实质上成了一种对时间的哲学感。传统，历史，所有的连续性都浮上生命的表层，逃不脱死亡的生命却面对金钱的诱惑和欲望的横流而浮躁不已。作者的思想是极为活跃的，在意象的穿梭自如中，这里有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不同意象，“血”、“美酒”的组合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物质互相融合的完美意象图，这类不同空间不同时间的跳跃思维，从具体的“意象”到达“非意象”——诗人重新发掘全新的认知方式及其对精神实景与灵魂幻象的命名与解剖的最小可能性的探幽发微。同时达到了从时间和空间中执着一微点而加以永恒化与普遍化的境界，如：“——竖笛，以圣者的名誉，在无遮无蔽的沧海之间，成为最后的牧者！……（《牧歌》）在刹那间见终古，在微尘中显大千，在有限中寓无限。
    他又从历史跳入现实，抒写城市现象“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立式》），“破”与“立”，一动一静，动态意象与静态意象构成的生动图画“其实就是一种最普通的生长方式。”喻而不透，朦胧模糊，诗就是“象外之象”、就是诗人深思。“冬天，第一头多梦的母鹿，就这样临产！”（《寒流》）可谓“托体还魂，”以有限读出无限，“我们看到的或直接从中把握的是语言透着情感和表象，而不是标示情感的符号”（7）
    没有激情就没有诗，激情让诗人时而在天空俯视，时而在大地呻吟，时而在山顶《尖叫》，时而在大山之巅歌咏。他可以在字与词之间映显出自己的精神的纠葛、灵魂的痉挛。用朱光潜的话来说就是“痛苦赋形”：苦痛是酒神的基本精神，酒神精神一味地投在生命的中心，在激烈的动荡中忘却痛苦。在写诗技巧上，阿库乌雾追求“胚胎组织间的错误连接”。
自由  一个受伤的词汇
溢出那张白纸的表面
我指的不是那种
带翅膀的自由
在雨中，在城市
一个裸体的汉人
以桀骜之势立于眼前
我逐日深信：
自由是一种淫荡的物质
——《雨城》
    还诸如“口中长出一棵丰茂的树”（《人病》），“你的身体渐渐长遍/大大小小的嘴唇/活像满坡熟透的/人工草莓。（《病史》）。这种看似错乱颠狂的“词语游戏”成了他诗歌的美学追求，这正是他以有声的“沉默”瓦解自己，瓦解规范，位移视点。这种实验和探索使思考的心灵空间扩大了，“空间的扩大正是先锋艺术大获全胜的标志。”（8）在意象表达时，作者在诗中偶有插入诸如“问题： “闪念：”、“旁白：”“幻觉：”等另一个声音，另一种意象，另一个隐藏的对话体，另一个带辩论色彩的自由体，这种在诗歌的意象经营中以不同的画面和一个基本的画面重叠而产生种种不同意义的新结构，有如电影的“蒙太奇”，复活了诗歌的意象，使之出现一种灵动的美，再加上作者大量的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主观意象”的运用，使诗歌获得了群体的潜在美感。

 

 

总之，在阿库乌雾的诗歌中，无论是对汉语的重构还是对汉文化的消解，无论是记忆深处对本民族传统意象的迷恋还是天马行空信手拈来的意象组合，都是诗人借用诗歌这一载体来展示他自己的处境和个体的生命意义，展示整个民族从历经磨难的沙漠到达生命绿洲的曲折和艰难。重要的在后者，何时才能找到绿洲？作为一个极具民族责任感的彝族精英，怎样才能找到绿洲？是他生命中永远不解的情结、不停的追问。
    注释：
（1）（8）《现代诗技巧与传达》何锐 翟大炳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均第341页
(2) 《灵与灵的对话》罗庆春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2001年版  第47页
(3) 斯潘诺斯《探测与分界:后现代文学想象札记》 1972年版  第158页
（4）《当代诗歌理论：源源与走势》 蓝棣之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第191页
（5）《当代西方文艺理论》 朱立元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第382页
（6）（7）《诗歌意象论》 陈植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第4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