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藏族作家降边嘉措近六十年的文学创作历程经历了早、中、后等三个时期。早期凭借长篇小说《格桑梅朵》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开创了西藏和平解放的长篇小说叙事之路。中期展开西藏历史、文化的多文体写作，礼赞“老西藏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塑造多民族人物形象。后期对藏区革命史进行系列化非虚构叙述，展开藏区革命历史的多维书写、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建构或重塑英雄格萨尔形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降边嘉措文学创作历程的一条主线，使降边嘉措文学作品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基金： 中南民族大学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招标项目“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研究”（JDY24013） 

　　关键词：降边嘉措;藏族文学;创作历程

 

　　降边嘉措是我国当代藏族作家，其文学创作迄今经历了近六十年的历程。近六十年中，降边嘉措由小说创作走向多文体创作，在西藏历史和文化书写中获得发展，在藏区革命史系列化叙述中走向成熟，总体上保持稳步创作趋势。代表作《格桑梅朵》是藏族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汉语长篇小说，降边嘉措凭借这部小说获得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奠定了他在藏族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时隔31年，凭借纪实文学《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获得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降边嘉措的文学创作经历了不同时期的阶段性变化，不变的是始终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格局中观照和书写西藏或藏族生活，这对于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和共同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早期：开创西藏和平解放的长篇小说叙事之路（1960—1980年）

　　对降边嘉措来说，1960—1980年是文学创作的早期。1960年，他正式动笔写作小说《格桑梅朵》。在时代和个人情感的召唤下，降边嘉措开始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发表短篇小说《吉祥的彩虹》（1978），出版长篇小说《格桑梅朵》（1980），以藏族作家用汉语长篇小说书写西藏和平解放题材的方式，确立了其文学创作的题材和手法。综合来看，降边嘉措早期文学创作是多重因素合力的结果，体现了时代、民族与个人在文学创作上的相互作用，凸显出作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度自觉。

　　降边嘉措早期文学创作由参军经历萌发。宝贵的参军和进藏经历为降边嘉措提供了丰富且独特的写作素材，激发了他赞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藏族人民的创作热情。1950年，降边嘉措响应号召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并随进藏部队到达拉萨。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文工团中，参与表演、筑路、联系群众、翻译等工作，有机会接触西藏社会生活，这些为他早期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充足而厚实的素材。进藏部队和藏族人民为西藏和平解放作出的巨大努力，以及西藏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使降边嘉措的内心产生激荡，激发了创作热情。

　　降边嘉措早期文学创作的产生离不开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的影响。降边嘉措曾说：“《新儿女英雄传》《保卫延安》等革命文艺作品，对我影响很深。《新儿女英雄传》是写抗日战争的，《保卫延安》是写解放战争的，它们勾起了我最初的创作冲动！”①孔厥和袁静合著的《新儿女英雄传》叙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与日寇英勇作战取得胜利的故事；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取材于1947年中国共产党保卫延安的战事，表现英雄连保卫延安、浴血奋战的过程，正是这两部作品使降边嘉措产生了创作《格桑梅朵》的冲动。这两部小说的写作手法，也为《格桑梅朵》的创作提供了有效的经验借鉴。正如降边嘉措所说：“我以为《新儿女英雄传》和《保卫延安》，讲的就是作者亲身经历的事，把那些事如实地写下来，就是小说。《格桑梅朵》的初稿也是这么写的。”②

　　降边嘉措受到田汉话剧《关汉卿》《文成公主》的积极影响。《关汉卿》揭露旧时代的社会黑暗和统治者的野蛮，《文成公主》歌颂民族团结，直接影响了《格桑梅朵》的主题表现，如揭露西藏封建农权社会的黑暗，表现西藏封建农奴制度对人民的残害，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藏族人民为加强民族团结而进行的斗争等。

　　降边嘉措早期文学创作受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影响。他坚持以《讲话》为指针，自觉贯彻了《讲话》关于文艺书写人民、表现人民反抗和斗争等观念。正如降边嘉措在《格桑梅朵》创作谈中所说：“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并不懂什么创作规律……要说有什么指导思想，那就是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③《格桑梅朵》描写西藏封建农奴制度压迫之下藏族人民非人的生活，赞扬他们的劳动和斗争，正是贯彻《讲话》精神的结果。

　　此外，降边嘉措在西南民族学院的进修经历提升了他的写作能力、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1954年，降边嘉措被保送到西南民族学院进修，在进修中学习汉语文化，养成记日记以积累生活素材的习惯。这对于“提高写作能力、理解能力、分析事物的能力，加深对一些事情的记忆和理解，有很大好处”④，为《格桑梅朵》的创作带来极大帮助。

　　降边嘉措早期文学创作得到了多位出版社编辑特别是著名诗人李季的宝贵文学指导。1963年，降边嘉措完成25万字《格桑梅朵》的初稿，这份稿件经过多位编辑之手，收到不同的修改意见。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责任编辑肯定了《格桑梅朵》的民族特色和题材。1974年，《格桑梅朵》被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编辑的手里，“这位编辑对作品逐章逐节地谈了详尽的修改意见，希望尽快出版”⑤。在多位出版社编辑的指导和帮助下，《格桑梅朵》经过修改，在语言、情节等方面有了较大的提升，且受到西藏文艺界的重视。正如丹珍草指出的：“1979年夏天，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派编辑同降边嘉措一道赴西藏征求意见。他们先后在自治区文化局、出版局、文联筹备组、《西藏文艺》编辑部、西藏军区文化处和成都军区文化处等单位，召开座谈会。”⑥降边嘉措根据编辑们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直到作品达到理想的创作效果。《格桑梅朵》还得到著名诗人李季的特别提携。在1974年的少数民族翻译出版会议上，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的李季注意到，全国还没有出版一部藏族作家写的长篇小说，又得知降边嘉措正在撰写《格桑梅朵》，便第一时间阅读《格桑梅朵》初稿。随后针对作品的不足，在人物塑造、结构、语言等方面对作品提出修改意见与指导意见，强调要克服“真人真事的局限”，强化“艺术加工”等。⑦降边嘉措听取意见后，大幅度提高了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准。

　　降边嘉措早期文学创作是民族情感的集中体现。降边嘉措从小生活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对藏族既熟悉又热爱，将书写藏族生活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因此，他进行文学创作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表达藏族人民的愿望和理想。《格桑梅朵》通过民歌《格桑梅朵啦》表达藏族人民对吉祥生活的期待，叙述藏族地区流传着歌颂和怀念红军的民歌和故事，藏族人民希望红军能够再次来到藏区解救苦难中的西藏人民，表达了藏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望。降边嘉措曾说：“当我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时，书名就叫《格桑梅朵》，其中包含着多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寄托着我对舅舅的怀念之情，更重要的是，表达了广大藏族人民渴望过像格桑花那样美好、幸福的新生活的崇高理想和强烈愿望。”⑧在浓厚民族情感的推动下，降边嘉措在小说中表达了藏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

　　降边嘉措还是西藏和平解放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目睹藏族发生的种种变化，心中涌动着对藏族前途命运的思考，所以在早期文学创作中自觉地将藏族的发展放在中华民族发展大格局中进行思考。《格桑梅朵》认为拯救处于黑暗中的藏族人民，需要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解救苦难中的藏族人民，而西藏的长远发展，则需要理论知识的指引和人民的团结。

　　降边嘉措早期文学创作呈现鲜明的创作特色。首先是开启西藏和平解放的宏大叙事，率先用长篇小说形式书写解放军进藏的伟大历史进程，展现西藏和平解放与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终结、百万农奴翻身解放的历史进步，讴歌汉藏团结、国家统一的时代新篇章。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不乏对西藏的书写。1951年藏族僧人擦珠·阿旺洛桑的诗歌《金桥玉带》，是西藏当代诗歌的开山之作，诗人以康藏、青藏公路的修建为题材，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团结。1954年，汉族作家徐怀中的中篇小说《地上的长虹》，叙述中国人民解放军克服重重困难修筑康藏公路的故事，歌颂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私奉献的精神。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则是藏族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西藏和平解放的长篇小说，开启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宏大叙事。

　　其次，反复修改、玉成于琢。《格桑梅朵》的反复修改主要在于增加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突出藏族战士的成长。降边嘉措所完成的《格桑梅朵》初稿，仅仅是对发生在身边的人和事进行记录，还缺乏文学作品应有的艺术感染力。正如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所言：“由于作者没有重点去写藏族战士的成长，而是过多的笔墨用来歌颂解放军，说些感谢的话，结果，解放军的形象没有站起来，自己最熟悉的藏族战士和群众也没有写好。建议作者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重点写藏族战士的成长。”⑨降边嘉措虚心接受专家意见，反复修改，尤其是在人物塑造上强化了藏族人民从西藏封建农奴转变为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最终取得如期的效果。

　　最后，浓墨重彩地描绘藏族风情画卷。藏族主要居住在青藏高原上，拥有广阔的雪山、草原等壮美的自然风光，积淀了独特而丰富多彩的民族风俗。以《格桑梅朵》为代表的降边嘉措早期文学创作，着力渲染高原艰险、壮美的自然景色，展示藏族的森林、山川、湖泊、蓝天、草原等生存环境，描绘郁郁葱葱的大森林、高耸入云的冰山雪岭、连绵起伏的群山、如银龙飞舞的拉错雪山以及神奇多变的“神湖”，对藏族文化习俗进行动情的描绘，从而呈现出浓郁的藏族民族、地域特色。

　　二、中期：展开西藏历史、文化的多文体写作（1981—2000年）

　　1981—2000年是降边嘉措文学创作的中期。这一时期，降边嘉措主要创作了藏文版的长篇小说《格桑梅朵》(1981)、长篇小说《十三世达赖喇嘛——1904江孜之战》（1985，与吴伟合著）和史诗故事《格萨尔王全传》（1987，与吴伟合著）、传记《班禅大师》（1989）、报告文学《神歌》（1989，与秦文玉合著）、传记《雪山名将谭冠三》（1996）、散文集《环绕喜马拉雅山的旅行》（2000）。相对前一时期，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突破性的进展，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展开深入挖掘，积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降边嘉措中期的文学创作与他的藏族身份、革命者身份和学者身份密不可分。降边嘉措出生在藏族家庭，藏族身份让他的文学创作始终着眼于藏族生活书写，坚持在文学创作中挖掘藏族的历史和文化；长期的革命经历以及与许多革命人士有深入的交往，形成了他写作的丰厚土壤，使他能够从亲历者、见证者、知情者的角度书写藏族革命历史。

　　降边嘉措出身于藏族家庭，从小生活在藏区，非常了解藏族，对藏族有天然而深厚的情感，民族身份使他自觉关注藏族的历史、文化，关心藏族的命运，自觉地把书写藏族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以个性化的言说方式，使世人触摸到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核。正因为如此，《十三世达赖喇嘛——1904江孜之战》叙述1904年藏族僧俗百姓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带领下，英勇抵抗英军入侵的历史；《雪山名将谭冠三》以中国共产党将领谭冠三无私奉献的一生为着眼点，多方位展示西藏和平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环绕喜马拉雅山的旅行》寻访史诗《格萨尔》在喜马拉雅山地区流行情况，挖掘了藏族原始宗教中的“诀本”（藏族云游僧人）、“雍忠”（文化符号）、藏传佛教的宗教礼仪等独特的藏族文化。

　　降边嘉措青少年时代就参加中国革命，革命者身份使他能够从亲历者、见证者、知情者的角度切入革命历史叙述，表达中国革命对于西藏和平解放、民族团结与社会进步的伟大意义。1950年，降边嘉措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并随进藏部队到达拉萨，目睹了西藏和平解放的过程。在参军过程中，他与张国华、谭冠三、天宝、李觉等革命将领都有深入的交往，见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深刻理解到中国革命对于改变藏族人民命运的巨大历史意义。因此，他这一时期的作品真实而深刻地表现了西藏解放的历史进程，表达了中国革命给藏族人民带来的历史巨变。

　　降边嘉措还有着藏族学者身份，调北京工作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藏族文学研究室主任、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为史诗《格萨尔》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和学科牵头人，从事藏族史诗《格萨尔》和藏族文学研究，以及藏族文学翻译工作，出版学术专著《〈格萨尔〉初探》等。他还多次深入藏区及周边地区开展调查研究，掌握了格萨尔史诗、藏族人民抗英等大量第一手资料。正如他所说：“1982年和1984年，为从事《格萨尔》研究，我两次到西藏进行学术考察。”⑩为细致了解江孜之战的历史，他“拜访了许多熟悉情况的老人”⑪。藏族学者身份使得他能够调动和运用历史、文学、民族学、文化学等各方面的资源，进行涉及藏族生活的文学创作。正因为如此，降边嘉措根据公开出版的《格萨尔》异文本、部分手抄本和木刻本、翻译的资料本、说唱艺人的说唱本以及部分汉译本等资料编撰出《格萨尔王全传》，并创作出具有浓厚藏族历史、文化意蕴的《十三世达赖喇嘛——1904江孜之战》《神歌》《环绕喜马拉雅山的旅行》。

　　降边嘉措的中期文学创作具有许多突出的特点，既礼赞“老西藏精神”和民族团结，又塑造多民族人物形象，还进行多文体创作。

　　首先，“老西藏精神”和民族团结是降边嘉措中期文学创作着力表现的两个主题。西藏人民把20世纪50年代进藏的人称为“老西藏”，“老西藏”为西藏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牺牲，在他们身上凝结着“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⑫的精神。降边嘉措也是一名“老西藏”，对“老西藏”的付出以及“老西藏精神”熟悉且敬畏，自觉地把书写“老西藏”事迹和弘扬“老西藏精神”作为自己的使命。《雪山名将谭冠三》是这方面的代表。在作品中，“老西藏精神”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政委谭冠三身上有着突出的表现。谭冠三身体不好，在雪域高原上行军呼吸困难，但坚持把马让给生病的战士和女战士。在和平解放西藏后，谭冠三马上投入建设西藏的工作，带领进藏人员和藏族百姓开荒生产、改善西藏的卫生环境，从而推动了西藏的发展，也加强了民族团结。正如降边嘉措所言：“我们的老政委谭冠三将军就是这种‘老西藏’精神的一个光辉代表。”⑬降边嘉措在他中期的多部文学作品中礼赞民族团结。《班禅大师》着眼于一生致力于民族团结事业的十世班禅，展现十世班禅为维护民族团结而殚精竭虑的一生。《雪山名将谭冠三》刻画谭冠三、张国华、李光明等人物形象，再现了进藏战士在进藏过程中为促进民族团结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其次，塑造多民族人物形象。最突出的是藏族宗教领袖形象和汉族解放军指战员形象。藏族宗教领袖形象主要指藏传佛教中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他们是藏传佛教中的精神领袖，被信众视为心中的神，在藏族社会中具有崇高的地位，爱国爱教、追求民族团结和拥护祖国统一。在《十三世达赖喇嘛——1904江孜之战》中，面对英军的入侵，十三世达赖喇嘛坚决反对清政府和噶厦的不抵抗态度，毅然决然地带领藏族僧俗百姓英勇抗敌，捍卫了民族和国家的尊严。《班禅大师》中的十世班禅，为了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殚精竭虑。汉族解放军指战员形象指受中央政府派遣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的汉族解放军指战员，他们舍小家为大家、不怕吃苦、积极促进民族团结与汉藏人民友谊。如《雪山名将谭冠三》中的谭冠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谭冠三夫人李光明等人和藏族人民一起和平解放西藏、建设西藏，他们身上具有中国共产党人无私奉献、吃苦耐劳、舍己为人的精神。

　　最后，多种文体创作并行不悖，具体表现为长篇小说、故事体小说、报告文学与传记文学的合一。《十三世达赖喇嘛——1904江孜之战》采取长篇小说的体裁，篇幅长、容量大、人物众多，结构宏伟，广泛地反映社会现实，多方面地塑造出十三世达赖喇嘛等人物形象。《格萨尔王全传》采用章回体小说和韵散结合的史诗故事形式重述格萨尔故事，尤其运用章回体小说的形式呈现格萨尔降妖伏魔的各个关键点。《神歌》与《班禅大师》则分别采用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的体裁，注重真实性和文学性相结合，以带有传奇性的人物作为写作对象，语言以自然叙述和抒情为主、平实质朴，形成以人物为核心叙述历史的结构。

　　三、后期：建构藏区革命史的系列化非虚构叙述（2001—2018年）

　　降边嘉措的文学创作在2001—2018年进入后期。这一时期主要创作了散文集《阳光下的布达拉》（2004）、传记《李觉传》（2004）、传记文学《雪域雄狮格萨尔》（2006）、传记《最后一个女土司》（2008）、传记《藏族老红军天宝传》（2012）、纪实文学《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2013）、《第二次长征：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纪实》（2016）、传记文学《英雄格萨尔》（2018），其中《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获得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降边嘉措后期文学创作离不开其自身的革命情怀、重走藏区挖掘革命历史、强烈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以及抢救革命历史的共同推动，是作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深化与升华的结果。

　　2010年，降边嘉措带着永不衰竭的革命情怀重新回到藏区，挖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革命历史细节。降边嘉措曾回忆说：“2010年初，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国作家协会组织部分作家进行‘走进红色岁月’的采风活动，我主动报名，得到批准。去年4月，随中国作协采风团到革命圣地瑞金采访，在长征的出发地实地考察。”⑭降边嘉措后期的写作愿望是由历史生发出来的，许多文学作品的创作与藏区革命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重走藏区的过程中，他深刻地感受到大量藏区的革命历史不为人所知，那些动人心弦的革命场面和鼓舞人心的革命精神被历史大浪淹没。于是，他想揭开尘封已久的革命历史，向世人诉说发生在藏区的革命事件。《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挖掘大量红军过藏区的历史细节，比如为了让卓尼土司开仓放粮，周恩来提前做了细致而深入的工作。周恩来通过华尔功赤烈、索观瀛等上层人士向土司和高僧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劝他们不要听信国民党反动派的谣言，要与红军合作，支援红军北上抗日。

　　降边嘉措后期的文学创作与他强烈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有着直接的关系。一方面，强烈民族认同使降边嘉措在作品中产生出对藏族历史、文化的天然依赖感与归属感，自觉地挖掘与讴歌本民族历史、文化。《雪域雄狮格萨尔》描述了藏族的煨桑习俗、《英雄格萨尔》对藏族灵魂外寄观念展开生动细致的描绘、《格萨尔王全传》描写了岭国英雄和各方魔国国王的“寄魂物”，如牛、鸟、湖、山羊、鹿、大帐等，表现了藏族远古的灵魂观念。另一方面，强烈的国家认同使降边嘉措在作品中表达对国家、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叙述国家重大历史事件，自觉地站在国家和中华民族的立场书写西藏，自觉拥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第二次长征：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纪实》全景式展现和平解放西藏的伟大历程，立足中华民族发展的格局思考藏族的发展，将藏族和西藏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框架下观照西藏由封建农奴制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真实而细致地描绘红军过藏区的历史，歌颂了伟大的长征精神，生动呈现了藏族以及其他西南少数民族人民在红军长征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尤其是叙述了在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政策下，少数民族人民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支援红军走过雪山草地，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降边嘉措指出：“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统一的、多民族的祖国大家庭的建立，这个民族曾经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写藏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也就是从另一个侧面写整个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⑮正是在国家认同的推动下，降边嘉措才能够从国家和中华民族发展的格局来书写藏族，又能以藏族的历史为视角思考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命运。

　　降边嘉措后期的文学创作还出于抢救西藏珍贵革命史料、发扬革命传统的需要。降边嘉措深刻认识到，红军长征在藏区传播革命文化，中国革命带来西藏和平解放，诞生了宝贵的老西藏精神，革命文化已融入新时代藏族文化之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与革命史有关的人逝世，熟悉革命历史的人越来越少，大量革命史面临被人们遗忘的危险。正如他所言：“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一些‘老西藏’就经常谈到，当年率领我们进藏的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王其梅等首长都已去世，很多老同志也不在了。所幸的是，陈明义、天宝、李觉、刘振国还健在，不少老同志还健在。我们应该抓紧时间，好好地写一点西藏的事、西藏的人。”⑯在这一背景下，降边嘉措出于抢救革命史的目的，在走访多位革命人士和翻阅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涉藏革命历史展开叙述，创作了传记《李觉传》和《藏族老红军天宝传》。李觉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将领，曾参与抗日战争、进军西藏、建造原子弹等国家重大历史事件，是国家崛起和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在写作《李觉传》过程中，降边嘉措曾多次拜访李觉，深入地对他进行访谈，细致了解他参与组织研发原子弹的情况等。可以说，《李觉传》是对中国和平解放西藏、建设西藏以及国防建设等历史的一次抢救性叙述。天宝也是中国革命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是1935年参加红军、三过草地、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岁月、至今仍健在的为数不多的藏族老红军之一”⑰。降边嘉措在《藏族老红军天宝传》中挖掘许多红军长征与和平解放西藏的细节，书写了天宝作为红军战士经历的百丈关战斗等过程。

　　降边嘉措后期作品对藏区革命历史的书写，以红军过藏区、西藏和平解放以及藏区民主改革为书写维度，以挖掘藏族追求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为主旨，书写藏区人民在中国革命历程中作出的伟大贡献。降边嘉措从红军过藏区史、西藏和平解放史、西藏民主改革史等三个重要的书写维度展开，增强了藏区革命历史书写的力度，彰显出中国革命历史鲜明的民族特色。《最后一个女土司》与《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均记录红军过藏区史。前者叙述红军长征途中的甘孜会师，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合，为红军过草地做准备，刚成立不久的博巴政府积极支援和帮助红军。后者讲述红军途经川康少数民族聚居区特别是藏族聚居区的历程——诸如红军在藏族聚居区建立具有开创性的“格勒得沙”民族自治地方政权，组建丹巴藏族独立师，颁布一系列民族政策，赢得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真心拥护，藏族群众为红军长征的最终胜利付出巨大牺牲，他们无私地、无偿地向红军提供各种物资援助。《李觉传》《第二次长征：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纪实》均记录西藏和平解放史。前者以中国共产党将领李觉放弃在大城市发展的优越机会、投身和平解放西藏为基点，展现进军西藏过程的重重困难。后者全方位、多角度、全景式地叙述进军西藏、解放西藏这一伟大的历程，表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做出的进军西藏的英明决策，书写格达活佛排除万难、全力推进和平解放西藏的热忱，展示慕生忠带领进藏战士在青藏高原修筑公路等历史图景。

　　建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降边嘉措后期文学创作的又一特点。在降边嘉措看来，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革命者的崇高精神境界，表现出革命者为了国家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在西藏和平解放等伟大事业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因而在自己的后期作品中大力歌颂。《李觉传》中李觉等身上体现出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李觉始终把个人的选择与祖国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王淦昌在缺乏技术和实验条件的情况下，为了保证试验的质量和节约成本，和其他科研人员一起在简陋的环境下做实验、记录数据，最终完成原子弹爆炸试验。《第二次长征：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纪实》中的慕生忠临危受命，在进藏途中带领大军开始艰难的筑路工程，成功修通多条公路；李狄三发挥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带头作用，鼓励队员克服困难，坚持“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规定，带领进藏人员上山打猎、修筑工事，在极度劳累和严重高原症的情况下光荣牺牲。

　　重塑英雄格萨尔的形象，是降边嘉措后期文学创作的重要特点之一。面对民族英雄史诗不被其他民族读者了解的问题，降边嘉措后期文学创作重述民族文化记忆，重塑民族英雄形象。《雪域雄狮格萨尔》和《英雄格萨尔》均以史诗《格萨尔》的不同异文本为基础，以格萨尔王征战四方、降妖伏魔为故事框架，突出表现格萨尔作为民族英雄的高大形象。两部作品在格萨尔王这一形象的重塑过程中，削弱了格萨尔王作为神的无所不能、聪慧超人的特征，凸显出他作为人的犹豫迟疑、懒惰失落的特征——如在多次降伏妖魔后，格萨尔开始厌倦四处征战的生活等。两部作品重塑格萨尔形象，并非只是为了将其世俗化，最终目的是让不同民族的读者能够了解藏族史诗《格萨尔》，进而了解藏族的文化和民族精神。

　　在坚持文学创作的近六十年里，降边嘉措始终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来书写藏族历史和社会，讴歌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并挖掘出许多颇有价值的历史内容，从而打开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新境界。

 

  作者简介：兰洁怡，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 430074 ;吴道毅，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