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很多时候会被视为作家及其作品的附庸，这显然是巨大的误解。不过偏见的产生自有其来由，确实有很多批评沦为了感受、鉴赏与谀词，或者是攻讦、谩骂与碰瓷，都谈不上是在研究基础上的判断，也就无法建立起自己的独立性与尊严，被人鄙视实属无可奈何而又势所必然。这与文学批评在整个文学生态系统中的权重位移可能有所关联。现代文学初起时代，批评因为理念的先导力量而具有立法与评判的权威。1998年珠海出版社出了“世纪的回响”系列丛书，其中“批评卷”收罗了李健吾、李长之、林语堂、梁宗岱、沈从文、路翎、叶公超、周作人、朱光潜、梁实秋等十位现代文人的批评文丛；亦有论者将周作人、茅盾、李健吾、梁实秋、周扬、胡风列为“现代六大批评家”，他们表征了批评与理论话语的对于创作几乎决定性的影响。即便进入当代以来，冯牧、李陀、李敬泽所构成的当代文学主流批评递嬗的线索，也足以证明批评文类在文学生产中的支配性和引领性作用。这是一种精英性话语。但是，90年代之后，伴随文学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影响与权重下降，批评似乎不再具有指导性的功能，更多时候变成了一种阐释性的依附文体。

　　在这种语境中，对于一个批评家而言，如果要确立自己的位置与形象，他（她）一定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关键词。何向阳是为数不多找到了自己关键词的批评家，她大约在80年代后期即已确立了以人格为中心的文学观，并且一以贯之，关注理想型人格的建构始终是其内在核心。尽管近年来在诗歌创作上的声名似乎掩盖了她作为主要身份的批评家角色。但正因为具有了明确的文学观并将其运用到批评实践之中，让她与那些梧鼠五技、蹁跹跳跃于各类文体、不同理论中的批评家区分开来。此后尽管经历从90年代到当下，于文学而言充满动荡变革的三十年，在涉及到市场、性别、家族、生态、自然等问题时有所增补，她也未尝更改关于“文学与人”的认识的初心。

　　人格作为核心

　　何向阳的文学观念有着非常清晰的来路，即将“文学是人学”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接受下来。一般而言，这个观点会被认为来自于钱谷融1950年代末遭到批判而在“新时期”之后获得空前美誉的提法。[1]何向阳正在是八十年代“人性论”取代“革命”与“阶级”论成为主潮的时候踏入到文坛，“文学是人学”可以说已经构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如果细察何向阳早年关注的作家以及所受的影响，那么最直接的无疑是张承志，而张承志作品中的人几乎都是那种横行于历史时空之中、具有强力主体意志的“巨人”。理论与创造上的两方面，促成了何向阳关于文学与人格之间关系的思考，进而丰富了这个今日看上去颇具古典主义色彩的命题。

　　在其早年代表性论文《文学：人格的投影》中，何向阳谈道：“就文学理论、批评的整体看，人格研究还缺乏系统的总结与灵性的表述。这种状况不能说与改革中携带有的拜金、利己思潮冲击下人格意识淡漠的社会心理无关，而一贯自诩为指导文学乃至人生的批评、理论却对文学人生置若罔闻，而津津乐道于各种方法试剂的配备与试验，以埋头苦干的外在劳碌掩饰它实质上对意义的回避与不经心。正是这样一种方法的热情挤走了我们本该关注的目的本身，而对人格一知半解的氛围同样败坏了我们对意义的完善与追寻，它不仅使人格研究滞固不前，而且使得‘文学是人学’成为人人承认的判断句式的同时，其深蕴的含义却在不知不觉间被抽空。以致文学不断为时代所误解，不断地被纳进种种模式，不断持续着它对人的远离。”当她在90年代初期说这个话的时候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即对80年代中期以来方法论的热潮以及各种后现代思潮对人的主体性的解构，而她则坚定地申言：“作为社会历史方法与未来方向的联结点便是：现实的人”。无疑，她所设定的“作家-人格”加“文学-品格”结构，内在有着对作家的精英知识分子式预设，即他们应该是“人类精神的先锋与历史事件的敏感者，更是承受理想人与现实人相冲突的双重角色”[2]。写作在她看来是一种人格整合，作家是以精神人格统一体去面对他的文学世界，需要对理想人格进行创造（人格教育）。相应的，自然也包含着对研究者本人人格的检验；同时需要将整体人与生态圈相联系的全景式地理解人格与文学，这在后来顺理成章地发展出她对性别、生态与自然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

　　作为一个深入文学现场的批评者，何向阳并没有停留在理论表述层面，而将批评落脚于创作实践之中，由此发现了现代文学以来的一个让她困惑不已的问题：20世纪的大历史进程中出现了一代又一代堪称人格楷模或行动表率的知识分子，但文学表现中却没有出现相对应的形象，也就是说“作者”与他们所创造的“人物”是不对位的。在一篇副标题特别长的文中，她再三致意这个问题，并试图为之找到一个分析。在梳理经历了命运起伏与苦难的当代知识分子书写中，她看到主要有两种声音，“一是对沉重与苦难的怨愤，一是超越苦难的与民众融合后的快慰与欣悦，而少有甚至不见另一种知识分子，即在任何境遇里都坚持了知识分子心灵、知识分子看事物的思维与意识的知识分子”。在她看来，理想状态是“在被‘洗’去了知识分子身份的形象里重拾一颗知识分子的心，并经由此完成对理想意义的知识分子的塑造”。自我探索与自我塑造相结合，用何向阳的说法就是“洗”与“铸”相结合，前者开掘着知识者心灵的深度，后者造就了其理想的高度。就这一点的思考而言，她接近了福柯所谓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3]。她试图将这种现象置入到中国的历史语境之中给予一个解释：“知识分子的无权性及经由几十世纪都未被知识者建立起来的失意事实，可做文学中无有知识分子独立与完善主角理由的一种解释。说得再明白点，将儒、道两大文化传统各自的内质剥开来，道家对‘我’的干脆抹去，儒家三省吾身到了后来愈多带有点自我道具色彩，其实都回避了自审之严酷，自审一关未过，自立则如空中之楼无从搭建”，于是也就没有自我，“无自体、个性，其价值须由‘外’‘用’兑现的知识分子，于当代文学中更表现为对文学各类运动的热衷，同样可从价值的寄生性来说明，相对于本应有的独立性、个性及独异性而藏于人格内部的集体性、群性和共性是知识者主体隐遁的原因”。[4]尽管这种看法是唯一真理，因为某种“纯知识性”是令人怀疑的，它也许只是意味着某种知识性的特别形态，但她在逻辑上形成了自洽。也就是说，何向阳对于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与独立性始终抱有一种信仰式的虔诚。最主要的是，这是一个切身的提问与分析，写作者将自己投入了进去，它是由她自身内部生长出来的疑问，在不断地四处求索中寻索到自己的答案。这里显示出她的纯粹性，惟其纯粹精一，故而令人印象深刻。

　　何谓理想人格，尤其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写作者的理想人格？何向阳在《澡雪春秋》中通过人格精神史个案的考察与梳理给出了自己的建构。她回到中华文化的元典时代追寻理想人格的源头，从孔子开始，细数其生平迍邅蹇连，遭逢困厄时的操守，对子路、颜回等弟子的濡染熏蒸，从而萃取出士之人格；进而推波及下，细绎士之人格在后世的文天祥乃至鲁迅那里得到回应。如果结合她所深受影响并且推崇备至的张承志来看，那么这条虽然看似断断续续的线索就隐然成型，构成了虽不乏磨折间断而终究不绝如缕的人格血脉。之所以回到春秋，是因为“那个时代的读书人文与人的惊人的叠印，他们的知与行达到了后世须仰视才见的境界，那种叠合，那种相吻，其间简直不留一丝缝隙，他们以身为文的一生简直是给后人看那段历史提供了一种浪漫主义的神话角度，你却知道，它是绝对的真实”。那是一个巨人行走在天地之间的时代，人与万物，身与心、人与文尚未割裂，人格是圆融饱满、完整合一、精力弥漫的。也正是这样的时候，才能够形塑出堪为后人不断回眸造访的人格典范。就如那具有精神史意义的困于陈蔡之间的片段，用李敬泽的话来说，“这是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是我们文明的关键时刻，如同苏格拉底和耶稣的临难，孔子在穷厄的考验下使他的文明实现精神的升华，从此，我们就知道，除了升官发财打仗娶小老婆耍心眼之外，人还有失败、穷困和软弱所不能侵蚀的精神尊严”[5]。在乾坤倒悬、纲常失纪的处境中，孔子守住了自我与初心。何向阳特意拈出司马迁独具慧眼的记载，当齐景公问政——秦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孔子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何向阳感慨道：“后人对孔子议政之事多喜引孔子另次回答景公问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节而重视他要在乱世建立秩序的一面，却冷落了上述答问中的‘中正’二字。司马迁不愧是孔子的最知心人，他写出了那个纵有治国理想但却以中正为基的人的精神，这是一个哪怕最普通的读书人区分于一个优良政客的关键一点”[6]。此种精神焕发出作为士的身份意义上的光芒，也许未必那么耀眼，但足以穿越时间与世俗扰攘，映照着后世及至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暗角。

　　“立人”是现代文学以来的中心命题与目的之一，刘锋杰在讨论“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时，胪列诸家理论主张：周作人“人的文学”、茅盾“人生文学”、李健吾“纯美文学”、梁实秋“古典文学”、周扬 “政治文学”、胡风“主体文学”，他们尽管在审美与功利之上颇有参差，但都围绕着现代文学批评发展的重心“人与文学”。[7]何向阳的精神资源固然远绍孔子而下的士人君子典范，而直接渊源则是现代人文主义观念。“健康的文字首先应是健康人格的丰满表达。……人格的确立，文化的积淀，良知的追求，正直的品格，价值立场的形成，批评视野的拓展，内在情感的淬炼，真诚坦荡的襟怀，诚恳真情的为人与为文，我以为在加强自身理论修养的同时，也离不开现实生活这样一座富矿所提供的精神资源。文学是人学，文学批评更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这个基点是任何由此衍发的概念、观念、流派、思潮、思想、方法的根本，人的学问，是关于人的，而对社会、对现实生活的阅读有助于我们更深入也更真切地认识人，同时也会在与人的接触中渐次找到一种对人的体贴、关心，为概念观念诸多理念的演绎提供一个人文的支撑，赋予批评一种贴切的人文情怀，使它成为人写的，为人写的，使人看的，使看的人成为人的写作。”这里面有着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对于人的乐观想象与臻于完善的人格成长的热忱。她对于理想人格的勾勒不仅在于对创作的期待，更在于作为批评者自身，因而提出“身体力行的批评”，“使批评成为一种创作，一种质朴的生命表达，一种自我人格与社会文化人格一同成长的诗意过程”。[8]

　　批评同样是一种写作，“本心而动，下笔时冲着观念，写下来却是历程”，批评“以心肠而非技术论”，因为“最后的文字写到底，其实是人心”，“不可能有比批评更‘残酷’的工作，它对写作者自己的锤炼严苛过任何一种写作。它言说心肠，明确界限，关乎人格，立为标准。尤其一个智识的文字时代，它做的事是——立心”。[9]人、文交叠纠缠，彼此可以互换。在这种框架之下，她论述了“批评的构成”，包括功能（解惑）、主体（我）、风格（内敛）、介入（经验）、目的（成人）五个方面，[10]。如此一来，她的理论建构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结构。

　　性别、自然与生态

　　理论建构与话语实践是齐头并进的一体，从80年代末开始，何向阳几乎同步观察并相应对“部族文化小说”、“寻根后文学”、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潜文化景观”的“家族与乡土”母题等现象与文本展开论述，在在关乎人这一中轴点。自编文集《彼黍》集中了她的代表性论文，她将它们分成了“人”、“众”、“族”、“类”四辑[11]，也可见其由人出发，进而扩展递进的思路。

　　围绕人格，何向阳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且不论她广泛汲取中西历史中人格发展的思想史式著作《人格论》，单就人格话语的建构上，可以看到她在对作家的阅读史、女性文学、自然写作与生态美学等方面的论述，分别对应的是人格的培养形成、性别与个人、自然与人的生态和谐等诸多命题。话题似乎分散，也多是因应现实中作品与现象的触发而来，但无论何种话题，她最终都能回到关于人及人的智识与心灵生活上来。

　　通过一代人读的书而不是写的书，可能更好地去了解他们，这背后隐含的是教育与人格形成的问题。何向阳通过尼·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凯鲁亚克《在路上》三本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梳理了知青、先锋派和“新生代/晚生代”三代作家的精神形塑与成长的思想资源与来路。“三部小说中人物人生之展开、行动之背景的三种意象考察有些意思，海——麦田——路，从意志的自性的对峙的海滨之人到意向的寄托的缅念的麦田之人再到意绪的行动的叛逆的路上之人，从审美意境到遁世意象再到仪式化的反庸常人生，从思虑到畅想再到表现，个体的一元、分裂再到纷乱，行与知在人的内部合聚分离着，个体、主体、实践三层演化嬗变，书名不同的动词大概可洞悉深奥，‘炼’——‘守望’——‘在……上’，是三本书一目了然写于封面的中心词，也有作者人物的人生写意，铸造——守望——出走（流浪）”[12]。抽丝剥茧式的论述中，她并非要做一种接受美学式的资料收集与阐释，或者比较文学中常见的“影响研究”，而是由文本分析尤其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及心理活动入手，径自提取出一种准精神现象学。显然这不是纯学理性研究，而是诗性的批评。

　　诗性的批评豁免了写作者在材料使用与理性演绎中的周延要求，却树立了鲜明的文学意象与观念，体现了批评者自身的创造性与个性表达。最能体现何向阳批评特色的不仅仅是她那细腻抒情的文体风格，而是她对于女性主义的态度上。她一贯行文中正平和，但在90年代末开始兴起的女性主义文学思潮中反而显示出一种“反潮流”的气质。身为女性，何向阳无疑有着明确的性别意识的，她在怀想孙犁的时候，提到“某种程度上，文学对于大多数女性的表现及其价值判断终是这一民族知识者自我人格与生命真实的印证”[13]。评论周大新《湖光山色》的时候，她又重申并充实了这个观点：“一个时代文学中农村妇女形象的塑造不仅代表了社会文化文明发展的程度，而且标识着这一时代人性进化的尺度”[14]。这是一种来自于社会主义平等文化的遗产，这与女性主义平权运动和理念有相似之处，但又存在着某种根本性的差异。

　　在对孙惠芬《歇马山庄》的评论中，何向阳明确表达了“对女性女权主义的隐隐排斥”。之所以没有被裹挟进如火如荼的“女性主义”之中，她从经验与反思出发列出了四个原因：“一是体验，始终处于现实上的男权之外，没有对之的亲身体验；二是女性主义观念中恒定的宽窄，视野小到了性别，而似乎自觉于一种方法论，自愿将自我的感知限定于女性视角，同时扔掉了更广更多的对象物及对它们的解释权……获得了立场，但失去了眼光；三、……对‘战争’、争斗、硝烟、对立的简单化二元思维方式的反感，非此即彼的两极化统摄的理论在我已产生了怀疑与不信，宁愿选择文本与事实的分析，从作品史料事实的细部出发，解析体味，而不愿将所有的对物、人、事、史的思想全数交给某一种一套全能全知解决一切的理论……我的理论理想是浸润的、渗透的，以理服人外有以情动人，而不是口号式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不是打仗要有首领，而且必须是理性的、公平（对于男、女都一样）的、善意的，可以不忠实于性别，但必须虔敬于事实……四，……将多元流变之万物用一种定型了的理论去剪裁一是悖谬，二是某种程度在扼杀自我的创造力，作为女性更其如此……不使个人无限潜能的创造屈从于一种已经成型的理论——不管它初创期有着多么人道合理的进步性，而保留自我主体对于万物的敬畏之心，使那感知与创造始终处于开放的状态，并不为一种理论所遮蔽”[15]。这里显示出她对标签、对立、权力的排斥，对一切所谓“中心”的放弃，不论是女性或者男性，回到基础的人的层面才是最根本的关怀。她非常警惕当性别取代社会成为关注的焦点时，会落入到群体权力的陷阱当中，从而导致真正在群体中的具体个人再度难以摆脱换了一种形式压抑的命运。

　　基于对人的总体性理解与关切，何向阳从孙惠芬那里发现了重新将女性放回到社会与具体关系中考察的反潮流特性（至少是一反90年代后期以来的女性主义写作的潮流）。《歇马山庄》因为这种“中性”叙事而区别于纯性别叙事，从而既获得了社会学人类学的广阔视野，又保持了一个女作家的独到之“看”，从而避免了先入为主的观念对开阔之“看”的妨碍。说到底，何向阳关心的并非“人”的特殊性，而不是当作某种性别角色或符号。人在这个意义是才是一个独立、整全的综合体。“一旦深入到每一颗心灵，群体是隐在的，你所面对的已不单纯是群性，那些记忆的、无意识的、本能的东西，那些后天的品质、个性或者还有付出和牺牲，你所面对的只是一个个个体；形象是独立于作者的存在，被创造出来，‘她’便有了生命，但它还关涉命名，在‘抟土’之时，也暗藏着启蒙，或者一种文化思想运动中的觉醒，造人是赋予生命的过程，同时也是以这人的造出影响将来的过程，女性作家不满足于被说而直接以文字参与公共事务，不满于这公共事务只是担任对外象的描述而以一面祛除语言积习的文化努力一面为自己这一个个个体心灵提供一种历史与现实的参照”。因而，文学最重要的是“回到经验，回到个体……于道理与故事之间，只提供一个‘人物’”。[16]对“人物”的重视，让她再次回到了文学是人学的本心。

　　就另外一个时代热点，自然与生态问题，何向阳同样有超越于修复式怀旧的高度。在她看来，人们讨论自然的沙化，但无意于人心的沙化，没有意识到文化生态、精神生态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评论界只看方法与艺术的革命，反倒忘却了对人的关切。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应该有一种“我-你”的健康关系，而非对象化客体化的“我-它”关系，人与人之间也有着逻辑同构性。“精神心灵与生态自然是并行不悖的……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应该在工具理性的视野外更其丰满，它的价值理性应该予以承认，而不只降低到从技术的进步去理解它，那才是将它误读曲解了呢”[17]。面对大众文化的“复制时代”，何向阳忧心地看到“复制式的人格承递”，“‘穷——达’两级模式，与现在‘中心-边缘’话语相衔接，构成知识者传统心理定势，这种以自我情境为出发点的人格，虽分为‘上达’与‘失势’两种，却共有同一实质：社会良心不过是自身饥饱（包括生理、心理）满足后的余裕”。如此一来，人格定位问题未能解决，那么知识者就面临着殖民人格、专制人格、职业人格三个向度的异化，“无可否认技术文明对人类文化所做的贡献，而同时保持批评反思的立场也是对将来的历史负起责任……以个体体验参与恢复事物初始性、独特性的努力，对文明的思考不无裨益”。[18]

　　这样一些文本，让何向阳的批评介乎蒂博代（Albert Thibaudet）所谓的“职业的批评”与“大师的批评”之间，一方面，她“创造一个由概念、关系和理解组成的世界”并以此作为衡量与评判的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又“并非把自己置于一旦组成、实现和从作品中发掘出来的‘清晰的概念’的立场上，而是要和这些观念的创造性潮流相吻合，和作品本身相吻合。而由于处境所致和作品最为吻合的人乃是作者本身”[19]。或者说，她通过具体实践链接了作家与知识分子两种角色：尽管她无意于“公共知识分子”式地向更广泛的议题发言，而集中于文学领域，但并没有陷入到某种“专家”式的狭隘之中，而接近于萨义德所说的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中关于知识分子的表述：有专业素养，同时也追求思想[20]。

　　写作者的目的

　　正如我在行文伊始所说，何向阳不仅仅是一个批评家，她同时是一个诗人与散文作家。在她的认知中，“文字，是看不见的人格的结晶体，是意识、道德、理想、伦理诺大海洋上的一角冰山。德与言，人与文的这种对位关系，在批评中，较其他文体都更直接、真实和具体。”[21]在莫言的作品中，她发现了“我”，一个隐藏的、持续性地不断成长变化的叙事者。“写作是注入生命的一项活动，是人心丰满的一种过程。解读这生命充满了冒险，因为在对方生命里你将看到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生命隐藏至深的秘密”，“用不着去拿别人的理论，只要深深地看，总会得到自己的认识。这是一切好作家通过作品告诉评论家的”[22]。所以，我们也许可以搁置文体与体裁，而直接将其视为一个写作者。

　　这个写作者对不同的文类有清晰的认识：“小说给我们认识，诗歌教会我们爱。爱必基于认识才可能真实和持久”。“诗歌是什么？……就是借由沉溺的日子、混沌的景色、绝望的气氛、滚动的沙滩，借由流沙、坚石和水，借由轻的回忆，重的思想，惆怅、孤独和伤痛，而打开一颗颗封闭的、幽深的、隔膜的、‘囚室’一般的心，在这座心的宫殿里，点上一盏灯，笼上一把微火，备上一些取暖的劈柴，让整个心房，像宫殿一样亮起来。”[23]在这段貌似轻盈实则深沉的描述中，写作者的指向在于持微火、暖心房，以文字照亮自我与他人。在批评文字中也一样，她一再强调的是反对纯技艺性的剖析、玩味与鉴赏，而要将文学与生活联系起来、与实际的行动联结起来、与他人尤其是底层民众的福祉关联起来，正如在行走黄河后的非虚构作品后记中写道的：“走马黄河，教我再次阅读这幅底层民众地图的细部，更多时候，真正的大地，用脚丈量的同时，更须用心去交换”。[24]以心换心，这是写作者的目的，关切所在是人及其生活。

　　因着这个目的，何向阳才会敏锐地发现一篇柳青写于1972年的“散文”《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充满着规划未来的真诚设想：从土壤潮湿度、病虫害和坡地通风透光条件出发，计划在陕北规划出一个苹果产区，构建“坡地-梁地-谷地，果树-桑树-粮食”的综合土地经营方式。他的想法建立在与法国南部的葡萄产区及美国西海岸的苹果产区的对比之上，甚至还有着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宏阔思路，包括农产品加工、铁路建设以及城市规划等等。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这无疑是一篇异类作品，可能我视野有限，但确实从未见过任何一个评论家对这个作品进行过评论，而“柳青之所以能写出《创业史》，不仅在于他切实地参与了农村发展的历史，不仅在于他在村子里一住就是许多年，还在于他的对于农民福祉的憧憬里真切的出发点，那个对贫穷与疾苦的乡村人的一个作家的‘于心不安’”。[25]这种拾遗补阙，显示出一个不从流俗的真正批评者的眼光倒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一种写作的伦理。这不是审美与功利的二元划分所可以轻易评判的，实用思维包含在人文关怀之内。反观现在的很多研究者，甚至是以“左翼文学”或者“革命文学”自命的学者往往陷入到冰冷的工具理性中而不自知，他们的论作写得精致、细腻，看上去材料扎实、理论严整，但缺乏内在的激情和对民众的温情关注，这种写作就变成了一种孔乙己式的茴香豆写法。

　　也正因此，何向阳才会不遗余力地表彰那些走出某种狭隘文人视角而贴近民众的作家：高晓声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中说到写农村，要“把自己的一分力量加进到里面去”，与鲁迅的“烧进去”，赵树理的“染进去”异曲同工。莫言在苏州大学的演讲做出了一个区分：“作为老百姓写作”还是“为老百姓写作”，他也站在了后面的立场：“用老百姓的思维来思维”，“写自我的自我写作”。[26]“老百姓”与作家/知识分子合而为一，就如同女性与男性从其原初意义上来说都是没有修饰和定语修饰的“人”一样。如果失去了对具体的“人”的观照，或者将自身抽离出来，置身事外地对文本、历史和理念做抽象而超然的剖析，那写作者就自我异化为一种学术产业链上的工具了。

　　需要指出的是，何向阳的文学观念与写作伦理带有某种古典色彩，她对于“人”的认识建立在人文主义以来的认知——走出蒙昧，获得理性与自我，有着臻于完美的进化潜质，而在关于理想人格的理念建构中，她心仪的是具备英雄气质、平民关怀、浪漫情感与清明理性的“大写的人”。这在市场、消费和技术化汹涌而来的时代多少有些不合时宜，但在对张宇的述评中，她面对新写实主义的主潮，自有一番理想主义的坚持：“理性的‘软弱’造就着这个时代，造就着这个时代的创作和作家。欲望取得文学合法地位后一跃而为皇后，日常的无烟之战终于摆开，敌人真正成了‘无物之阵’，哪里去指认和批评？！悲悯当理解为无边无际时，其间的痛苦与哀伤就真在这个文字时代成了虚伪做作的代言。然而如此，就投入这日常生活的大海，寸折换了绕指，认真换了无谓，吴钩换了罗衾，或者像别人的最终妥协谅解，怀了一份记录的忠实，却也成全了对理想的背身？”[27]当人们普遍地在为“人之死”、“主体性的黄昏”或欢欣雀跃或忧心忡忡或麻木不仁的时候，何向阳背转身去，“不合时宜”地做回了自己。

　　“不合时宜”里，有何向阳的“诚与真”。如果按照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理解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来分析，现代以来的（最迟从17世纪开始）人们都面临着工商业发展后的精神分裂问题，“真诚”未必是一种美德，反倒可能是一种抱残守缺后的恋旧，本来已经分裂的意识却顽固地执着于单纯的灵魂，它拒绝自我的自由与成长，因而并不“真实”。[28]回到中国当下的文学现场，确实我们可以发现在“从后文学到新人文”的文化融合语境之中，很难用“理想人格”作为单一尺度去衡量文学的创作，毕竟关于“人”的内涵与外延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未来已来”的另一面是“过去未去”[29]，此种不合时宜本身也构成了历史前行的合力之一种。

　　写作的目的不在写作自身，文学的自主性也非封闭的自转，作为一个批评家，何向阳明确地展示了对人与生活的关注。“文学要影响行动或改变某人的生活……是由于它发见我们，在感情上、精神上扰乱我们，于是，经过一系列这样的经验，伴随着与它相配合的其他经验，我们感到迫切要求‘做某件事’，或者至少向自己提出问题：‘怎么办？’”[30]这种将写作视为行动的一个因素，也许不能说便是写作的唯一的标准与尺度，但至少在各类话语中有其一席之地。对此，我想说的是，文学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的社会分科，正在于它的这种不屈从真实，而谋求于真诚的理想。在这个真实乃至超真实的时代，它的乌托邦冲动与行动使我们不至于全然陷溺到功利主义与工具理性的大泽之中。

本文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3期，文中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