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指称的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内的所有民族，同时亦强调了中华民族由多个民族混合而成的特点。此后，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大背景下，李大钊的《晨钟之使命》、吴文藻的《民族与国家》、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傅斯年的《中华民族是整个的》、费孝通的《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等理论文章纷纷面世。尽管这些文章因立场不同而见解各异，但却在持续的讨论和争鸣中使得“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得以流布。由此，有识之士进一步意识到各民族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早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

　　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他认为，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在很早的时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它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了这个核心。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成为中华民族。”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是一个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共同的集体记忆和共同的前途命运的历史命运共同体。

　　此种认同意识在国家面临危亡之际便会集中表现出来。例如，“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法西斯的悍然进犯，全国各族人民心手相连，责无旁贷地投入到抗敌斗争的爱国行动中。在文学界，各民族作家怀着对祖国母亲的深切挚爱，控诉着日本侵略者的残暴，以高昂的爱国激情奋力吹响抗日战争的号角，以此召唤各族儿女保家卫国的抗日斗志与家国情怀。

　　在1931年至1945年的抗战文学谱系中，多民族作家在抗战文学的写作中采用现实主义等艺术手法，悲愤地控诉日本侵略者对各族人民的凌辱和残害。典型的作品为老舍的《四世同堂》、李辉英的《万宝山》、金昌杰的《罢课》、穆青的《搜索》、万里云的《一支枪》、陆地的《钢铁的心》、华山的《鸡毛信》等。这些作品控诉了侵略者在我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悲悯着在血泪中挣扎的世间众生。在李辉英的长篇小说《万宝山》中，作家揭露到：“他们把高丽人渐渐往北赶，赶到东三省，空出来的地方，他们就占过去，到现在，高丽人自己没有一寸土地，穷透了。……他们又想出剥削高丽人血汗的方法，强用我们高丽人给他们做工，不管是在工厂里或是到田间里，都一定一天从早做到晚，做得一个人不剩一点精力！他们不给工钱，不给饱饭吃，铁打的人也担当不住呀，所以每个人都黄皮瘦弱，渐渐衰弱了。”在这段文字中，作家借人物之口，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狡黠残暴以及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从而有力地确证了中华民族反抗斗争的必要性和正义性。

　　抗战文学不仅揭露出日本侵略者的丑恶嘴脸，更深情地礼赞了各族英雄儿女赤诚的爱国情怀。在此时期，诗歌以其迅捷性和便于宣传的特质成为抗战文学中颇受青睐的文学体裁。1936年，满族诗人金剑啸便发表了歌颂东北抗日联军的长篇叙事诗《兴安岭的风雪》。该诗描写了抗联小分队与敌人展开的殊死搏斗，当队伍只剩下18个人时，战士们用他们的钢铁意志，毫不畏惧地去迎接新的残酷斗争：“我们是铁的/我们要前进/我们携着手/前进，前进/完成我们的使命/我们爬过了死亡/前进/待到光明的来临。”满族作家关沫南也发表了一系列抗战诗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诗作有《狭的笼》《沙地之秋》《某城某夜》等。老舍在1939年也发表了长篇叙事诗《剑北篇》，悲切地描摹了战火中的中国哀鸿遍野的凄惨情境。朝鲜族诗人尹东柱则接连发表了《序诗》《悲哀的族属》《故乡的故居》等一系列蕴藉深广的诗歌作品。蒙古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的诗作《压在苫笆下的小草》呈现了抗日力量不可阻挡的态势。被称为“抗日战争的英雄诗人”的维吾尔族诗人黎·穆塔里甫创作了《中国》《我们是新疆的儿女》《直到红色的花朵铺满了宇宙》《爱与恨》《致人民》等诗篇。这些诗作彰显出新疆儿女对祖国母亲的炽热深情，表达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乐观精神以及建设美好国家的愿景。这些作品体现了当时全国各民族作家的创作活力和家国情怀。诗人们以其质朴的描写、昂扬的情绪、热烈的赞颂、悲壮的咏叹，坚定地相信战争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并热切地期盼着和平安定时代的到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尽管各民族同胞在精神信仰、文化伦理、地域习俗、情感态度等方面存在不同，但国民的自豪感和荣誉感的叠加进一步增强了各族同胞的中华民族意识，结成了基于感性共识的命运共同体关系。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由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进一步广泛认知，并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的范式转换——“自在”的阶段与历程，确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形成与发展的本体性和必然性；“自觉”的体认与抉择，说明中华民族共同体能够被广泛认知并达成共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纽带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各民族人民依靠承认共同的文化特征获得中华民族的认同，即“文化认同论”或“价值认同论”。钱穆在《文化与教育》中说：“中国文化，无疑为世界现文化中最优秀者。取证不在远，请即以中国文化之‘扩大’与‘绵延’二者论之。”作为地域广袤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化是全国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在历史的文化河床中淘洗出的文明硕果。事实上，中华文化的真正魅力，植根于它多样共生、和而不同的渊源与博大。各民族同胞在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中意识到“非彼无我”的道理，在互为镜像的借鉴中将各民族独特的文化与经验的涓涓细流，融于中华文化的主流之中。

　　新世纪以来的少数民族文学，不再将所有的目光停留在对前现代文明的深情回望中，也不再单一而凝滞化地陷溺在“民族寓言”的反复表述里，而是站在时代历史的纵深处，强调并书写了“共同”的民族实体意义——共同的精神文化、共同的历史征程、共同的责任担当、共同的前途命运，以主动积极的姿态拥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阿古拉泰的诗歌《百年寻梦》深情歌咏全国各族人民豪情在胸、携手并进、共同逐梦的时代主题。阿舍的散文《我不知道我是谁》以独特的个体经验，在往事渐次回流的场景里，娓娓讲述了中华民族杂居共处、自然融合的历史进程。经由“我不知道我是谁”的哲学发问和探寻，呈现出多民族融合的后裔们在文化认同和族属身份上由迷茫彷徨到开阔畅达的心路历程。海勒根那的小说《过路人，欢迎你来哈吐布其》通过一个异乡人在哈吐布其的短暂停留，颇具匠心地描摹出精准扶贫政策下蒙古草原和民众生活发生的深刻巨变。小说中，作者对中宣部派来的帮扶干部的言行描写虽只有寥寥数笔，却意味深长地揭示出汉族与蒙古族亲如一家，在繁荣富足的道路上携手同行的厚密情感。

　　概而言之，新世纪以来的少数民族文学注重从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格局中去理解“一体”和“多元”的辩证关系。少数民族作家能够认识到中华文化和本民族文化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既有“各美其美”的自由，又有“美人之美”的敬重，从而实现了“美美与共”的繁茂盛景。作家们在深入具体地反映民族的地域文化和精神肌理的同时亦挖掘出各民族文学共同的精神内核，明确表达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和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