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何叙述历史，是马步升小说叙述非常看重的问题。“陇东三部曲”中，民间语言叙述让陇东历史以非常个人化的方式进入读者视野，重叠的时空与断代的历史在模糊小说时空感中解构了正统叙述语义的权威性，历史叙述的复杂性开始呈现，对历史叙述的谨慎与反思显示出作者强大的叙述主体性。

　　关键词：民间话语，时空，断代历史，叙述，主体性

　　连续三届荣列甘肃“小说八骏”的马步升先生，已出版多部长篇小说，尤其是“陇东三部曲”——《青白盐》《一九五零年的婚事》和《小收煞》，在当代文坛引起很大反响。兰州大学程金城先生在评论马步升文学创作时认为其“以史学专业修养进入文学创作，其各种题材、体裁的作品都有着史学的深刻影响，宏大、精细、凝练、准确、深邃。”最初毕业于历史学专业，后开始文学创作，同时又一直做着学术研究和文学评论，马步升这种为学为文的经历，让其小说在好看基础上，对陇东历史的书写避免了历史叙述中纯因故事虚构的无力感而显得厚重深邃。如何叙述历史，是马步升小说叙述非常看重的问题，对历史叙述语言、历史时空、历史叙述主体性等的思考，让其历史叙述更显理智与诗性。本文以“陇东三部曲”为例，试论马步升小说的历史叙述。

　　一、陇东历史的民间话语叙述

　　“陇东三部曲”选择陇东地界马氏家族的荣辱兴衰为对象，采用民间化叙述让陇东历史以非常个人化的方式进入读者视野。初读“陇东三部曲”，扑面而来的是大量方言、民谚、歌谣、戏文、唱 词、顺口溜、咒词、小曲、艳词、粗话等存在于陇东地域乡土民间的语言，民间意义上的陇东以非常刺眼的方式强制突入读者视野。《青白盐》中，小说人物一张嘴，三句话不离下半身有关生殖的话题，“我”爷爷马登月说“我”太爷马正天是个“收不住自家毬杆子”的“二杆子货”，爷爷和奶奶骂仗，插进去大段秦腔唱词，“我”吃到糖后快乐地唱带有色情意味的小曲，铁徒手与泡泡之间用艳词互通款曲。《一九五零年的婚事》中，县长马赶山对下级、同事，甚至共事过的上级，满嘴粗话荤话，他用男孩生殖器来称呼自己的警卫员为小锤子，用生过许多崽子的母狼来称呼刁悍的女人为狼茬婆，称接吻叫吃包子，男女性事叫咥活儿，一出口都是动物和生殖器相关的话。《小收煞》中，在北平名校读过大学的马素朴，在员外村任凭朝代更迭，却始终不改自己和老婆特殊的说话。“陇东三部曲”中大量插入的陇东民间话语，让陇东地域的风俗人情土气十足，如马步升自道，如此书写是要实现他暗藏的一点小野心，即对即将失去的生活细节留下证据，对即将逝去的陇东生活留下痕迹。但是，马步升采用这些地方语言的叙述并不仅此而已，“我的小说语言与陇东地域方言有联系，但却已经超越了对地域历史的书写。”不厌其烦的方言土语叙述，形成了一种对外来政治、启蒙等话语对陇东历史叙述的抗拒。

　　在操着陇东方言土语的马登月、马赶山、马素朴等与说着权威官话的县太爷铁徒手、县委书记何自叙等较量时，小说中的陇东民间方言土语显示出了极大的解构力量。《清白盐》一开始写的是脚户与官府之间发生的严重利益冲突。官府要改革食盐流通制度，全部目的在于控制盐业经营，堵死私盐道路，增加政府税收，以至千里挑盐的脚夫聚众抗命。盐业中得利最大的马正天带头在衙门口对阵县太爷铁徒手，铁徒手和师爷林如晦用读书人脑子里的弯弯道道，要用严肃的书面话语，大讲大清律例以吓退围攻者，而马正天一伙用市井人物的胡说八道方式，一会戏仿官话，一会嘻皮笑脸，“邪话正说屁话嘴说大话小说小话大说”的说话方式消解了官府话语的权威性，反得先机，最终抵制住了官府增加青白盐业税收的决定。这一胜利既是马正天英雄气概的胜利，更是民间话语对官方话语的胜利。《一九五零年的婚事》中，县长马赶山和自己一帮战友操着当地土话，形成了一个以马赶山为核心的权力小集团，以对阵外来的县委书记何自叙，实际上是用地方话语抵制政治话语的权威。在马赶山的语言中，国家的《婚姻法》是锤子大的事，县妇联就管人家裤带以下的事，因此他违抗国家《婚姻法》 政策，按照自己的理解，毒打坚决离婚的妇女，自作主张地把古力和柳姿捆绑到一起睡成了夫妻，虽然家有妻子，他还与反动军官姨太太姚妙妙、声名狼藉而又漂亮的饭店女老板荨麻等有染，在与她们藕断丝连时心里还惦念着同事古力老婆柳姿和上级祁如山老婆那妃，认为江山是用墨水来保护的。而从大城市来到解放区为了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更好开展工作的漂亮女大学生柳姿、高红泥、那妃等，在最终成为子午县官员的老婆后也开始爆陇东粗语，陇东话语融解了他们最初的革命话语的严肃性。在马赶山用时兴的革命话语调情，挑拨出旺盛情欲时消解了革命意识、主流价值的严肃性、神圣性。虽然，“陇东三部曲”中，在历史变迁中，最终操持官话的县太爷铁徒手、操持政治话语的县委书记何自叙等在权力较量上战胜了操持陇东民间话语的马正天、马赶山、马素朴等，但陇东民间话语对权威的外来话语产生了巨大的抵抗、消解、甚至颠覆作用。如此叙述，小说中人物的话语体系和小说叙述的话语体系，有了挣脱主流叙述话语和意识形态规约，形成对陇东历史另一种叙述的可能。从这个角度上讲，马步升小说叙述历史采用民间话语，就不单是对陇东地域风俗的表现，更是对一种历史叙述话语权的表现。采用陇东民间话语，马步升在“陇东三部曲”力图构建自己心目中文化意义上的陇东。

　　二、时空重叠与历史断代

　　“陇东三部曲”中，历史事件的叙述中，时空不再是以现代性话语叙述中的线性时间和空间为序，过去时空和现在时空重叠在一起，让时间感模糊，历史事件的叙述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含混。这样的叙述，让历史事件的叙述失去了有序性、唯一性、确定性，而呈现出意义的开放性。

　　《青白盐》中，第一句标识时间的是公元纪年的“一八九九年”，但此后小说叙事中具体时间模糊。从小说叙述角度看，祖太爷马正天的英雄历史是“我”爷爷马登月先叙述出来的，马登月在“我”当孩童时给“我”讲了马正天的历史，然后小说叙述者“我”叙述了整个家族历史，整体上小说叙述的时空重叠，时空感模糊，祖太爷马正天的历史带有了家族传说的意味。同样，“我”爷爷马登月存在的时间背景也变得模糊，根据年干部下乡后马家被定为富农，以及小说叙述中对革命阶级话语的戏仿，感觉小说叙事时间背景大约在全国解放 不久的某一年中；而叙述者“我”作为马家后代叙述家族历史的时间是在恢复高考并上了大学时，大约是在八十年代。这样，马正天、马登月和“我”三代人所处不同时空中的历史事件，断代性地重叠在小说叙述者“我”的叙述中，并不连续，小说叙述者“我”在三个历史时空中不断来回穿梭，让本来时间模糊、片段性存在的历史时空更加失去了清晰性。当家族历史的叙述不再如教科书、主流话语叙述的那样清晰、言之凿凿时，“我”开始重新翻检自己的记忆，虽然这种记忆也不完全可靠。到《一九五零年的婚事》，小说书名就是一个明确的公元纪年的历史时间，历史事件叙述的时空也明确定位在1950 年，但从马家家族史来说，1950年一个切片，一段断代史，马氏家族的前史如何，后史如何，小说叙述中一点都没有交待。“陇东三部曲” 第三部《小收煞》最初在《芳草》期刊连载时，命名为《陇东断代史》，这部仍以马家“断代史”为内容的小说一开始采用了传统的农历纪年“农历庚寅虎年正月初六”，在事件叙述中，时间又不断回闪，如十五年前的假枪毙，庚子事变中获朝廷锦旗嘉奖，马素朴考取北平名校后的县长祭旗，时间几乎全是农历纪年。这对熟悉公元纪年的读者来说很不习惯，因为不能确定具体事件到底发生在哪一年，作者在这样的纪年中把对历史的叙述从公元纪年的方式中强行拉入到农历纪年中。虽然马步升并没有在小说中直接透露说三部小说中的马家是一个家族，但是三部小说写的马氏家族都生活在陇东地域一个叫“员外村”的村子中，三部小说中的马家先人都读过书，曾占有的大片土地在土改中被分走，由此可以推测这三部小说中的不同历史时段应都是作者所要建构的马氏家族历史中的三段不同历史。

　　无论是对历史纪年方式的改变，还是家族历史叙述的断代，小说的叙述由原来对线性大历史中重大事件的叙述以寻找历史意义转向了在断代小历史叙述中确认个人叙述价值。线性连续的历史被消解成了碎片式的小历史，当叙述者不断在现实与历史时空中闪回穿梭中，存在于个人记忆中最为深刻的个人体验，构成了马氏家族最为鲜活和重要的历史，重叠在叙述者的脑海中。在马氏后人看来，马氏家族的历史就是活在后人这些断代的历史记忆中。在这样的家族史叙述中，构成马氏家族历史的不再是马家的发家史、荣耀史，而主要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是是非非，如马正天和泡泡、六两及其他一些女人，马登月与妻子及叶儿，“我”与干妈叶儿和杏儿媳妇秧歌之间的感情纠葛，如马赶山与不同女性的关系，如马素朴与老婆马白脸，马越权与白臭蒿之间的感情，并由此延及的他人关系，在日常琐事中体现出人性的多个维度。日常生活中的逸闻趣事、偶然事件或不可思议的情形的叙述，消解权威话语的叙述，开放的历史叙述逐渐呈现历史的复杂性。

　　三、历史复杂性的叙述

　　程金城在评论马步升小说时说：“由于他的创作中行文的放荡不羁和故事的传奇性，容易把评论者的注意力引向对作品细枝末节的关注，反而遮蔽了作品的主旨和深刻。比如，注重了他作品中的地域文化、地方历史、民间话语、方言特色等等，这本也没有错，却有可能遮蔽或忽略了更重要的意蕴。”他特别注意到马步升在《青白盐》对家族文化在“道义的担当”、“血性的存留”、“牺牲精神的决绝”方面“一代不如一代”的感慨，《一九五零的婚事》中婚事背后的权利关系以及由此反映出的新利益集团形成的历史认识，认为马步升的小说叙述是一种有分寸的“另类”叙述，其小说思想的深刻性被遮蔽了。“陇东三部曲”中，马步升对于家族历史的叙述，一面迷恋其荣耀史而具有深深的道德优越感，另一层面又非常警惕这种优越感而在消解这种荣耀史，这种有意让马步升小说叙述展示出了历史的复杂性。

　　《青白盐》中，小说一开始突出了马正天在人格和智力方面的魅力，给予这个人物巨大的道德优越感。在爷爷的讲述中，马正天不顾损害自己利益而得罪官府，带着八百名脚户突然包围了陇东府衙，面对府衙卫队子弹上膛的火枪和直挺挺的长矛，舌战县太爷铁徒手，豪气冲天，成为“陇东十七县第一义士”。但马正天对义的追求却导致了家族衰败，五百脚户为利倒戈，账房海树理为利给铁徒手献出马家盐业关系网，再加马正天贪色中了铁徒手计谋，马家家族就衰落了。同样，县太爷铁徒手最先出场时也是作者极力塑造的一个君子形象，其读圣贤书并躬行圣贤道德，克制情欲，视泡泡为红颜知己，以圣人君子之道把两人关系限定在男女知己范围内，抵制夫人乌兰纳泡泡为妾的提议，想让其嫁一好人家。然实际上铁徒手与泡泡之间的交流也不限在道德范围内，而有微妙男女情感。马步升并不以此为结束，在用大量笔墨写出铁徒手讲君子之德的完美操守后，又揭其内心的荒芜龌龊。在与马正天的较量中，铁徒手把泡泡当成诱饵，撒一张大网，色诱马正天。他先用泡泡色诱牛不从，再暗中将其许给马正天，挑起二人不和来引起互相残杀，再坐收渔翁之利。牛不从果然反水，马正天中计，铁徒手一举拿下盐业，将马正天被打入死牢。一番计谋，尽显铁徒手的阴狠毒辣，君子形象轰然坍塌。

　　《一九五零年的婚事》中，马赶山十五岁参加红军，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担任县长的他多半时间都在田间地头，赢得百姓拥护。但随着叙述深入，马步升展示出其功勋光环下隐藏的污秽。《婚姻法》颁布，许多经历不幸婚姻的农村妇女为追求幸福和自由来到县城希望能够离婚，推行《婚姻法》的主要领导马赶山在劝回一部分、体罚改造一部分后，动用公安力量将坚决离婚的妇女暴打了回去。马赶山在有老婆的情况下，利用手中权力与多名有知识、有文化、来自大城市的女性发生关系，如柳姿、那妃、姚妙妙、荨麻等。同样，战功卓著的县委书记祁如山强占从大城市投奔解放区女大学生那妃为老婆，马赶山灌醉女大学柳姿后将其强塞给战友古里做老婆。《婚姻法》在这些干部的手中变成一纸空文，一个新的利益集团在“革命的第二天”正在形成。进一步深入叙述，历史呈现出更幽暗、龌龊、荒诞的一面。刘及第打仗英勇，战功赫赫，却是满家妇孺七人灭门惨案的制造者。古里将屠杀满家的罪恶嫁祸给国民党，与十八名队员约定追杀漏网的满继鼎。为保护古里和其他战友，马赶山动用军队剿灭了满继鼎为首的土匪。当马赶山为自己战友日夜奔走、冯立春为破案没日没夜地穿梭于密林之中时，难以设想满继鼎是如何逃过如狼似虎的十八位英雄的追杀的，在艰难地成长中仇恨是如何折磨着这个无辜生命的。满继鼎被剿灭，历史残酷性被掩盖。

　　四、历史叙述的主体性

　　对历史叙述复杂性的清醒认识，让马步升在采用民间化的家族史叙述时又非常谨慎。采用民间话语叙述家族史，在解构传统历史叙述观念探索新的历史叙述语义时，民间话语的叙述也会变成唯一话语而产生新的遮蔽。马步升在采用民间叙述话语叙述家族史的方式解构主流叙述话语时，不惜在相悖的叙述中反思民间叙述话语，在断裂的、碎片式的日常生活细节的叙述中，在不连贯的、存有的空白、裂缝的地方发掘新的意义，敞开对历史的重新思考，显示出作者强大的历史叙述主体性。

　　《青白盐》 中的历史是 80 年代上大学的蛋蛋“我”通过多重叙述建构出来的，一层叙述是“我”作为叙述者，从爷爷马登月那里听来了有关马正天的历史，无论是“我”，还是马登月，对马正天的历史、对自己家族史的叙述都不是十分可靠的；另一层叙述是“我”在成年后重新叙述马正天的事，“我”的叙述中有了对家族历史叙述的反思。两层叙述，无论是作为小孩的叙述者“我”还是成年人的叙述者“我”，无论是“我”的叙述还是马登月的叙述，作为后辈，叙述自己家族历史都会有所取舍和遮蔽。马步升这样的叙述，在消解主流意识对历史叙述的可靠性时，也在警惕民间叙述话语的可靠性，主流意识控制下的历史叙述不完全可靠，同样民间话语叙述下的家族历史也会不可靠。从这样的角度看，马步升对家族史的叙述，是非常有分寸的。对于客观历史谁都无法再回现场，后来者只能根据自身留下来的体验、记忆和叙述对其进行新的叙述，马步升在历史叙述的审慎中，探究叙述的主体性。

　　文学叙述的历史与客观历史之间存有巨大差异，文学叙述的历史与个体记忆中的历史也有很大差异，对经历过某一具体历史事件的人来说，历史存在于体验与记忆的复杂交织中，而对未经历过具体历史事件的人来说，历史更多就存在于文学、历史的叙述中。对于历史，如蔡翔所说“我们既不能用‘昨日之非’和‘今日之是’来解释他们的思想发展，也不能用‘昨日之是’和‘今日之非’来否定他们现在的思想意义。历史就是如此的复杂，但是，我们如果牺牲了历史的复杂性，那么，我们也就失去了自身思想的复杂性，剩下的，只能是不负责任的哗众取宠。”董丽敏在将 50 年代创作的《小巷深处》、80 年代创作的《红尘》以及90 年代创作的《红粉》三部小说中有关50 年代妓女改造的历史叙述进行比较，并在20 世纪中国禁娼运动的历史脉络中考察50 年代妓女改造时，认为“越接近于当下的文本，其对于‘50 年代妓女改造’的态度就越是隔膜，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历史经验的回应/处理能力就越差。文学书写——主要是80 年代以后的文本与50 年代的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裂。”因此，新的历史叙述本身也可能会产生非历史主义的叙述，从而重新导致另一种对历史软弱无力的遮蔽或消解。出于这种对历史复杂性叙述的谨慎，马步升力图用民间话语以及叙述方式重新进入历史，重写某些曾经被有意无意忽略、遮蔽掉的历史细节或者事件，然而也对这样的历史叙述又怀有非常审慎的态度，其也在暴露、解构着这种叙述本身可能会造成的新问题。在这样的意义上，以怎样的方式叙述历史就更显重要，“陇东三部曲”在叙述语言、叙述时空、叙述主体性等方面的思考尝试，让小说叙述更显理智与诗性，小说在让我们感受到不同历史的敞亮时，“另类”的小说叙述也丰富着我们对历史丰富性、复杂性的再认识。在这样的基础上，马步升的“陇东三部曲”就不单是在叙述家族历史，而在叙述一个好看的故事基础上，也在思考叙述主体存在的意义，尝试打开通向认识自己和世界的不同认知渠道，为叙述打开选择的多样可能性。

　　原文载于：《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注释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郭文元，男，甘肃陇西人，宝鸡文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新世纪文学批评的研究和教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