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文学从1980年代开始，本土文学或者说现代意义上的本土文学才真正开始。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诞生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在全国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但客观地说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家作品还没有出现。多年前，我曾著文认为，甘肃不缺作家，缺的是大作家。现在依然。这里是有一定的客观因素。比如，甘肃近代以来文化话语权的丧失，同一个作家，如果在外省可能早就声名大著了，可在甘肃依然默默无闻。雷达说，甘肃作家做出同样的成绩，要比北京等地的作家付出几倍的汗水。

　　再比如，甘肃文化界对本省文学人才的冷漠，冷漠的程度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甘肃省的学术杂志基本拒绝登载本省作家作品的评论。因为在主编们看来，研究他们的文章还不能算学术文章。可我们反观北京、上海、东北等地，他们的学术界，包括学术杂志，对本省优秀作家的扶持、评论、研究是不遗余力的。往往新作一面世，文学报刊、学术报刊，就开始跟上。就西北来说，陕西省、宁夏自治区，在这方面做的工作，都是非常优秀的。学术界对研究本省作家的学者，也往往不大重视，从评职称到科研考核，都不被承认。所以，我经常说，在甘肃做评论家，写那些关于本省作家的评论基本上是义务的，既不算科研成果，也不算工作量。而反观陕西的大学，多少大学教授都跟着本省作家跑，从杜鹏程到贾平凹，他们的大学，他们的杂志可以说不遗余力。他们关于本省作家的研究专著一直在出版着，辐射着巨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从事甘肃文学研究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因为没有尊严感和成就感，也几乎没有生存的土壤。这也是甘肃评论家很难产生，产生了也很快就消失的主要原因。还如，出版界、新闻界，对本省作家的关注不够，或者说深度关注不够等等。

　　甘肃文化生态的恶劣，导致了文化土壤的盐碱化、沙漠化，文化植被、文化大树当然也就难以产生。虽然，近几年有所改变，甘肃省有关部门开始做了一些工作，可仍然没有质的变化，依然是量的变化而已。一个地区对本省文化人才的忽视、冷漠，对本地区的发展是致命的。单就文学而言，要想产生大家，也是很难。当然，即便重视了，短期间产生大家也很难，可如果没有这个土壤，那就没有任何可能。

　　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我们再来研究马步升的文学创作，他的成绩与不足，他的局限所在，应该比较客观而公正。我2003年就撰文认定马步升是有着大作家潜质的优秀作家，我对他充满了期待。当然很多人对他也充满着期待。但到如今，他似乎仍没有走到那一步，似乎总是差那么一点点。为什么呢？我一直在思考，我知道马步升非不勤奋，他也在努力；非不聪明，他天资过人。

　　一、马步升文学创作的总体成就

　　马步升是一个以才气见长的作家，在文学创作领域是一个多面手，从小说、散文到报告文学、文学评论，一直到学术著作、学术随笔，无不涉略，而且都有一定的成绩。但我认为他的最大成就还是在中短篇小说、散文领域，在这里有他的独创性贡献，客观地说，即便放到全国文坛，也绝对在优秀之列。只是可惜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承认。这里就有甘肃地域文化话语权的软弱问题，也有他本人不善“经营”的因素。

　　他新世纪前后的中短篇小说，毫无疑问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优秀成果，正如李建军所言：“马步升是甘肃的一位青年小说家。他很会讲故事，读他的小说你绝不会废然而止。他的语言质实朴素而又生动鲜活，句子简短而富有动感。他的小说一波三折，情节推进快决而巧妙，在叙事上力避拖泥带水的滞涩和累赘”。如《老碗会》《鱼蛋蛋的革命行动》《河边的证明》《哈一刀》《少年的黄昏》《被夜打湿的男人》等均为优秀之作。《老碗会》是早期的作品，但对乡土与乡人的描写，真是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鱼蛋蛋的革命行动》反思“文革”时期一个小孩子的“革命”行动的盲目性与残酷性。

　　《河边的证明》《少年的黄昏》都写的是乡村社会的人情世故，尤其青年人的性萌动，及其这种性萌动在现实中的被操纵，揭示了传统文化的强大力量。《被夜打湿的男人》也反思的是同一题材，不同的是背景放在了省城，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的冲突，通过一个“性”来表现，我们不得不惊叹作家的眼力。这个最隐秘的领域往往最能揭露人性的深处，人在现实中的地位、尴尬、冲突。马步升中短篇小说的成功，除了题材的选择、思想的深刻之外，他对文体本身的追求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有时想别人是把长篇小说当短篇小说来写，他则把短篇小说当长篇小说来写，这种容量巨大的写作无论对作家还是读者，都无疑是一种考验。但也因此给他的小说带来了一种复义效果，增加了文本细读和重读的可能性。李建军说：“他努力把小说写得像小说：在他的小说里，故事是有趣味的，人物是会呼吸的，语言是有劲道的。”

　　别林斯基说：“一篇引起读者注意的小说，内容越是平淡无奇，就越显示了作者过人的才华。当庸才着手去描写强烈的热情、深刻的性格的时候，他可以奋然跃起，说出响亮的独白，侈谈美丽的事物，用辉煌的装饰，圆熟的叙述，绚烂的词藻——这些依靠博学、智慧、教养和生活经验所获得的东西来欺骗读者。可是如果要他去描写日常的生活场面，平凡的散文的生活场面，请相信我，这对于他将成为一块真正的绊脚石。”马步升在小说中有时过于强调语言的华丽，情节的传奇，甚至炫耀自己的博学，正像别林斯基所说，并不是一个成熟作家的所作所为。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对他大量的新武侠小说并不看重。

　　不过，总的看来，我依然认为，马步升的中短篇小说的艺术成就放在全国文坛，都绝对是位于优秀之列的。可惜，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已经不是中短篇小说的天下，单要靠中短篇小说驰骋文坛，似乎已不可能了。这是一个长篇小说的时代，一个消费需求大于艺术需求的时代。于是，无数的优秀或粗劣的长篇小说开始纵横文坛和社会。

　　马步升也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写作。他2008年出版了长篇小说《青白盐》，2010年发表了长篇小说《革命切片》。我个人认为，纯粹从艺术上看，是有很多局限的。《青白盐》作为他的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对于马步升个人的意义却很重大。在这里，他的文学创作的优缺点都暴露得非常彻底，以前没有出现的很多元素开始出现，以前创作中的缺点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我认为，《青白盐》需要时间，也需要更深地研讨。对马步升而言，《青白盐》未尝不是一个好的尝试，对他下一部的写作是个很好的锻炼和热身。《革命切片》的发表，让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一个疲惫的马步升。

　　二、马步升文学创作的限制因素

　　马步升的文学创作，在圈内应该说是得到承认的。他的作品被广泛收入许多权威选本、年选、也是有力的说明。可是，这几年来，他的创作开始处于一个苦闷而徘徊的阶段。我曾经说过，一个好作家和一个大作家，是有质的区别的。好作家与大作家，相隔一张纸，但要捅破谈何容易？其实，这已不仅是马步升一人的问题，中国当代的很多作家都处于这个状态。他们在创作了一些优秀的作品之后，很快地被市场，包括影视收买，创作开始为市场服务，而不是从自己的灵魂出发。金钱、奖项成为他们创作的唯一动力。

　　马步升的文学创作出现疲软状态，却与市场没有多大关系。他是一个不大迎合市民的人，在艺术趣味上，他更是小众。我想他的问题，就客观地说，还是与甘肃的文化生态有关系。甘肃作家一般都有一个“45岁现象”；他们基本都在45岁以前创作出了自己的代表作，并在全国有了一定的影响，然后就开始停止或倒退，永远再突破不了自己已经跃过的高度。就我来看，甘肃的大多数作家出现这种状况，是才学不足。他们更多的是靠才气为文，写完了，也就什么都没有了。但马步升例外，他缺的不是才华。

　　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他的“文运”不佳。在他刚出道，写出那一批散文、小说代表作时，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没有听到掌声和批评声，尤其有深度有创见的批评文章。于是，时代很快就进入了一个文化消费时代，娱乐至死，文学品质的堕落已是有目共睹。文学场主秩序的紊乱，评价标准的混乱和无序，使真正的创作者得不到尊严感。于是，真正的写作者有了一种无力感、倦怠感，潜力得不到真正施展。而一些粗劣之作却纵横文坛，不仅获得市场的青睐，而且还获得许多大奖。这种文学场的沙化，或者说底线突破，对于真正的创作者的伤害是致命的。这也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坛很难见大作品的一个重要原因。读者疏离文学，而亲密接触低俗文学，不是没有原因的。这里我主要针对马步升这个个案做点探讨。

　　1、学问的制约。

　　中国当代作家有学问，或者说有文化素养的不是很多。很多作家凭的就是生活、经验和一点天赋，这些写完了，作家的生命也就完结了。所以中国作家往往都短命，才四十多岁就已经写不出作品了，或者说永远都超越不了自己。

　　马步升的文史素养，是不错的，而且具有丰厚的底层经验。这是他创作的优越条件。但学问既能成就人，也能限制人。他在写作上缺乏克制，写得太多，范围太大，如《走西口》、《铁血金城》《刀尖上的道德》等著作，还有乱七八糟的文章，对他的创作心态，包括文字感觉是有很大伤害的。他的写作总是有“游走”的特点，不是步步为营，一步一个脚印。如果他能像聚光灯那样，把平生所学全力“聚集”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上，余力为散文，不写那些大量的应酬文字，还有所谓的学术著作，我想他的小说绝不是现在这个状况。

　　傅抱石说，画画时心要空，但有学问的人，如果处理不好，往往就逞才使气，顾盼自雄，主体性凸显，往往阻碍了灵感的降临。中国当代作家喜欢在小说里发议论、解释自己描写的每一个细节，这是让人很反感的主体性太强的表现。作家把自己的作品写得太满，读者读完了也就无话可说了，小说的余味没有了，可解释空间也没有了，小说于是成为了一次性消费品。这是艺术所反对的。

　　一个作品掩埋的东西越多，读者的阅读兴趣，反复阅读的可能才更多。我一直认为作家就好象高级作案者,一边作案，一边毁灭现场痕迹。而优秀的评论家就如破案者，要从那一无所有处寻找蛛丝马迹,让真相大白。但也可能这种真相永远不会大白,但这种寻找的过程，不就很快乐吗?

　　庄子讲的“心斋”“坐忘”，及逍遥游，其实对一个作家，很重要。在长篇小说《青白盐》里，作家的主体性就有点过强，作家经常自己跳出来言说，具体表现为发议论，而缺少了叙述和描写，严重破坏了小说世界的完整。最突出的是小说后半部分的牢骚，把自己生活中的牢骚一并发泄到小说里，没有任何艺术化的升华过程。这是作家之大忌。不管怎么样，作品绝不能成为泻私愤的载体，文学是人类的，它的超越性是作家必须重视的。他近年的散文也有此病。我感觉近年来马步升的小说、散文，有以才学、议论为之的嫌疑。

　　为了反对宋人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严羽在《沧浪诗话》提出了诗有“别材”、“别趣”之说。他认为：“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并提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本来，“诗者，呤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我还是倾向于文学创作必须“言有尽而意无穷”，还应该讲究“妙悟”，否则，什么话都让作家说完了，我们还读什么呢？作品还有什么可以玩味的呢？它的艺术性在哪里呢？

　　2、对传奇的过度喜爱

　　马步升的传奇心态，使他对金庸喜爱有加，他的类武侠小说在文坛很有名。但我对传奇类小说并不看好，我更喜欢日常生活的描写，就像《红楼梦》那样的。如果是用现代主义手法，当然是另一回事情。但在现实主义小说里，使用一些传奇情节，往往影响了小说的可信度。《鱼蛋蛋的革命行动》的铁沙掌，就是一例。但那时，马步升还是很节制的，可近几年，他似乎管不住自己的笔了，粗疏、芜杂于是成为他部分小说的特色。《子午高义》就是这样的让我很失望的小说。它依然是武侠题材，还加上了革命的尾巴。但是小说写得那么飘忽而不具体。《天地关》也是一样的芜杂而混乱。我看重有细节的小说，我一直认为优秀的小说是由一个一个精彩的细节组成。那一个个日常化的精彩的细节后面是有“道”的，虽然百姓日用而不知。《红楼梦》的伟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他的细节，和他细节后面的“道”。我们知道，“道”是看不到的，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但道是可以感知到的。我们要用在场的生活细节描写，呈现那不在场的“道”。伟大的作家都是如此做的。

　　武侠小说作为类型小说，充其量还是通俗小说的范畴。它与言情小说一起，成为中国人的消费文化，绵延不绝。一个杰出的作家不能把自己掉到这样的窠臼里。《 包法利夫人》是反浪漫主义小说，《堂吉可德》是反骑士小说，这一反，就成为了巨著。但这一“反”，谈何容易？

　　3、迷惑于纷乱的文化和社会表象，而无法直指核心。也就是在多与一中，看到了“多”，而没有得“一”。于是在创作时就只能跟着时尚之流，而丧失了真我。我认为，这还是与马步升的心太乱有关系。他的任务太多，他的写作范畴太大，他的才华四溢，于是，导致了思想穿透力的缺乏。他在写作《青白盐》之前，我就告诉他，庆阳有一个董志塬，你应该写写，或者用一年时间去蹲点、考察。他不屑地说，庆阳，我太熟悉了。可是看完他的《青白盐》，我感觉他还是与那片土地有疏离感。一直到《革命切片》里，他仍然没有写出一个活的董志塬！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庄子《逍遥游》里说“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变，以游于无穷。”都是作家应该认真反思的。要写出传之久远的文学作品，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水静以鉴，火静以朗”，“静”“虚静”是一个作家最好的创作心态。程朱理学也一直讲“静”的功夫。人一忙，心就乱，对某事的专注就受影响，因此也就很难深入。所以说，一个作家必须具有孤独体验，如此才能通天地人。如果只满足于社会学意义上的交往，那再大的天才都会江郎才尽。古人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收视反听，”“精骛八极”。美国诗人爱默生说“诗人总是在孤独幽寂中倾吐诗句。”拜伦则更说：“交往与天才是不能相容的。在任何时候，交往如不退化就很少与天才有关，它只与机智和才能有关，它们被抵触交往激发起来并进入游戏状态，而抵触交往则既磨钝了机智与才能，又使人敏感。我是根据个人经验来判断的……如果我有任何天才的话……当我生活在纷扰的尘世时，我总会发现天才消逝了，如同阳光下的融雪。每当我失去集中思考或变成另一个人时，我的思想便会显得零散和含混。”心理学家也发现孤独体验所产生的特殊氛围和心境，往往使得艺术家特别容易进入一种创造的幻境，保持一种意象纷至沓来的活跃状态。作家更合适过一种安静、孤独、黑暗、冥想的生活。

　　我认为，马步升应该沉潜下去，不能老是“走气”，如此，才能写出大作品来。汤用彤说：“笛卡儿明主——客，乃科学之道，但做人做学问还需要进而达到物我两忘之境，才有大家气象。”可惜的是我们的作家总是耐不住寂寞，他们在“社会学意义”上的交往，占据了他们人生的几乎全部。那么，我们还希望他们能创作出什么呢？曹雪芹如不是家败隐居西山，他能创作出伟大的《红楼梦》吗？陈忠实如不是避居白鹿原六年，他还能创作出优秀的《白鹿原》吗？

　　4、作家的创作必须一直要挑战自我和艺术的极限，艺术就是挑战一切可能性。艺术创作就是一条不归路，尼采说：一切文艺，余爱以血书者。其实，文学创作最后拼的就是作家这个“人”！

　　想起《中庸》的一段话：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陈忠实就是“自诚明”，这是他的天性，别人想学都没有办法。陈忠实老师是一个忠厚长者，是当今文坛难得一见的好人了。我几次见他，都有一种感觉：他就是白鹿原上的一株苍然古树。他之所以能最后拼出《白鹿原》，就是因为他的“诚”，让他得天地之灵气。《中庸》还有一段话：“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这都是非常好的道理，读来真如醍醐贯顶。老子讲“赤子”，李贽讲“童心”，其实都是一个道理。

　　真诚，是一个写作者成功的关键。作品能够流传下去，关键就是真诚。我的一位作家朋友说：真，一切都有；假，则一切皆无。这话倒很深刻。作家做不到“诚”，做不到“赤裸”，就很难写出好作品。当然，要做到“诚”，是非常艰难而危险的。马步升的创作就是缺乏一点“真诚”，他总是要掩饰什么。这里的“掩饰”没有道德上的意义，而是人性意义上的。他惧怕什么，但又不敢说出来，不敢直面，于是，文字就有了游离感，有了“隔”。我们阅读西方文学史，作家必须直面自己内心的黑暗，勇敢地把它撕破，用笔写出来。这是残酷的，但也是必须的。所以，精神分析学派认为，作家最好不要接受精神分析治疗，因为，如此一来，他们的创作灵感就荡然无存。在贾平凹作品里，我独喜欢《废都》，因为这是他自我治疗的一部书，这里有一个真的贾平凹。他人性的善与恶、优秀与肮脏都在这里现象出来了。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是了不得的。

　　文学创作就如马拉松一样，开始跑很轻松，跑到中途，人几乎崩溃，一点力气都没有，这时候很容易放弃。可是如果继续坚持跑，跑一会儿，力量就又会回来，人感到很轻松，海阔天空似的。可惜的绝大多数作家坚持不下去，刚有点成绩，就开始沾沾自喜，做名士去了；或者在创作正遇到坎儿的时候，无法战胜自己，放弃了，于是前功尽弃；或者为路边的诱惑所惑，而忘记了自己的原来目标。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太难了，这是一个高度，越往上走越难，缺氧！

　　马步升的创作正到关键时刻，我希望他能直面挑战。因为，创作就是血淋淋的自我战斗，一个不敢把自己撕开的作家，也就成不了伟大的作家。

　　原文发表于《小说评论》2011年第1期，注释已略去。

　　作者简介

　　杨光祖，男，汉族，1969年生，甘肃通渭人，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委，甘肃省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鲁迅文学院第五届高级研讨班学员。现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当代文艺评论中心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出版专著数部，在《人民日报》《文汇报》《文艺报》《中国艺术报》《新华文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名作欣赏》《小说评论》《当代文坛》《文学自由谈》等报纸、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文艺评论2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