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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祖]挑战自我和艺术的极限 ——论马步升的文学创作及其限制因素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7-09-24  作者:杨光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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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文学从1980年代开始,本土文学或者说现代意义上的本土文学才真正开始。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诞生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在全国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但客观地说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家作品还没有出现。多年前,我曾著文认为,甘肃不缺作家,缺的是大作家。现在依然。这里是有一定的客观因素。比如,甘肃近代以来文化话语权的丧失,同一个作家,如果在外省可能早就声名大著了,可在甘肃依然默默无闻。雷达说,甘肃作家做出同样的成绩,要比北京等地的作家付出几倍的汗水。

  再比如,甘肃文化界对本省文学人才的冷漠,冷漠的程度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甘肃省的学术杂志基本拒绝登载本省作家作品的评论。因为在主编们看来,研究他们的文章还不能算学术文章。可我们反观北京、上海、东北等地,他们的学术界,包括学术杂志,对本省优秀作家的扶持、评论、研究是不遗余力的。往往新作一面世,文学报刊、学术报刊,就开始跟上。就西北来说,陕西省、宁夏自治区,在这方面做的工作,都是非常优秀的。学术界对研究本省作家的学者,也往往不大重视,从评职称到科研考核,都不被承认。所以,我经常说,在甘肃做评论家,写那些关于本省作家的评论基本上是义务的,既不算科研成果,也不算工作量。而反观陕西的大学,多少大学教授都跟着本省作家跑,从杜鹏程到贾平凹,他们的大学,他们的杂志可以说不遗余力。他们关于本省作家的研究专著一直在出版着,辐射着巨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从事甘肃文学研究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因为没有尊严感和成就感,也几乎没有生存的土壤。这也是甘肃评论家很难产生,产生了也很快就消失的主要原因。还如,出版界、新闻界,对本省作家的关注不够,或者说深度关注不够等等。

  甘肃文化生态的恶劣,导致了文化土壤的盐碱化、沙漠化,文化植被、文化大树当然也就难以产生。虽然,近几年有所改变,甘肃省有关部门开始做了一些工作,可仍然没有质的变化,依然是量的变化而已。一个地区对本省文化人才的忽视、冷漠,对本地区的发展是致命的。单就文学而言,要想产生大家,也是很难。当然,即便重视了,短期间产生大家也很难,可如果没有这个土壤,那就没有任何可能。

  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我们再来研究马步升的文学创作,他的成绩与不足,他的局限所在,应该比较客观而公正。我2003年就撰文认定马步升是有着大作家潜质的优秀作家,我对他充满了期待。当然很多人对他也充满着期待。但到如今,他似乎仍没有走到那一步,似乎总是差那么一点点。为什么呢?我一直在思考,我知道马步升非不勤奋,他也在努力;非不聪明,他天资过人。

  一、马步升文学创作的总体成就

  马步升是一个以才气见长的作家,在文学创作领域是一个多面手,从小说、散文到报告文学、文学评论,一直到学术著作、学术随笔,无不涉略,而且都有一定的成绩。但我认为他的最大成就还是在中短篇小说、散文领域,在这里有他的独创性贡献,客观地说,即便放到全国文坛,也绝对在优秀之列。只是可惜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承认。这里就有甘肃地域文化话语权的软弱问题,也有他本人不善“经营”的因素。

  他新世纪前后的中短篇小说,毫无疑问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优秀成果,正如李建军所言:“马步升是甘肃的一位青年小说家。他很会讲故事,读他的小说你绝不会废然而止。他的语言质实朴素而又生动鲜活,句子简短而富有动感。他的小说一波三折,情节推进快决而巧妙,在叙事上力避拖泥带水的滞涩和累赘”。如《老碗会》《鱼蛋蛋的革命行动》《河边的证明》《哈一刀》《少年的黄昏》《被夜打湿的男人》等均为优秀之作。《老碗会》是早期的作品,但对乡土与乡人的描写,真是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鱼蛋蛋的革命行动》反思“文革”时期一个小孩子的“革命”行动的盲目性与残酷性。

  《河边的证明》《少年的黄昏》都写的是乡村社会的人情世故,尤其青年人的性萌动,及其这种性萌动在现实中的被操纵,揭示了传统文化的强大力量。《被夜打湿的男人》也反思的是同一题材,不同的是背景放在了省城,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的冲突,通过一个“性”来表现,我们不得不惊叹作家的眼力。这个最隐秘的领域往往最能揭露人性的深处,人在现实中的地位、尴尬、冲突。马步升中短篇小说的成功,除了题材的选择、思想的深刻之外,他对文体本身的追求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有时想别人是把长篇小说当短篇小说来写,他则把短篇小说当长篇小说来写,这种容量巨大的写作无论对作家还是读者,都无疑是一种考验。但也因此给他的小说带来了一种复义效果,增加了文本细读和重读的可能性。李建军说:“他努力把小说写得像小说:在他的小说里,故事是有趣味的,人物是会呼吸的,语言是有劲道的。”

  别林斯基说:“一篇引起读者注意的小说,内容越是平淡无奇,就越显示了作者过人的才华。当庸才着手去描写强烈的热情、深刻的性格的时候,他可以奋然跃起,说出响亮的独白,侈谈美丽的事物,用辉煌的装饰,圆熟的叙述,绚烂的词藻——这些依靠博学、智慧、教养和生活经验所获得的东西来欺骗读者。可是如果要他去描写日常的生活场面,平凡的散文的生活场面,请相信我,这对于他将成为一块真正的绊脚石。”马步升在小说中有时过于强调语言的华丽,情节的传奇,甚至炫耀自己的博学,正像别林斯基所说,并不是一个成熟作家的所作所为。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对他大量的新武侠小说并不看重。

  不过,总的看来,我依然认为,马步升的中短篇小说的艺术成就放在全国文坛,都绝对是位于优秀之列的。可惜,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已经不是中短篇小说的天下,单要靠中短篇小说驰骋文坛,似乎已不可能了。这是一个长篇小说的时代,一个消费需求大于艺术需求的时代。于是,无数的优秀或粗劣的长篇小说开始纵横文坛和社会。

  马步升也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写作。他2008年出版了长篇小说《青白盐》,2010年发表了长篇小说《革命切片》。我个人认为,纯粹从艺术上看,是有很多局限的。《青白盐》作为他的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对于马步升个人的意义却很重大。在这里,他的文学创作的优缺点都暴露得非常彻底,以前没有出现的很多元素开始出现,以前创作中的缺点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我认为,《青白盐》需要时间,也需要更深地研讨。对马步升而言,《青白盐》未尝不是一个好的尝试,对他下一部的写作是个很好的锻炼和热身。《革命切片》的发表,让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一个疲惫的马步升。

  二、马步升文学创作的限制因素

  马步升的文学创作,在圈内应该说是得到承认的。他的作品被广泛收入许多权威选本、年选、也是有力的说明。可是,这几年来,他的创作开始处于一个苦闷而徘徊的阶段。我曾经说过,一个好作家和一个大作家,是有质的区别的。好作家与大作家,相隔一张纸,但要捅破谈何容易?其实,这已不仅是马步升一人的问题,中国当代的很多作家都处于这个状态。他们在创作了一些优秀的作品之后,很快地被市场,包括影视收买,创作开始为市场服务,而不是从自己的灵魂出发。金钱、奖项成为他们创作的唯一动力。

  马步升的文学创作出现疲软状态,却与市场没有多大关系。他是一个不大迎合市民的人,在艺术趣味上,他更是小众。我想他的问题,就客观地说,还是与甘肃的文化生态有关系。甘肃作家一般都有一个“45岁现象”;他们基本都在45岁以前创作出了自己的代表作,并在全国有了一定的影响,然后就开始停止或倒退,永远再突破不了自己已经跃过的高度。就我来看,甘肃的大多数作家出现这种状况,是才学不足。他们更多的是靠才气为文,写完了,也就什么都没有了。但马步升例外,他缺的不是才华。

  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他的“文运”不佳。在他刚出道,写出那一批散文、小说代表作时,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没有听到掌声和批评声,尤其有深度有创见的批评文章。于是,时代很快就进入了一个文化消费时代,娱乐至死,文学品质的堕落已是有目共睹。文学场主秩序的紊乱,评价标准的混乱和无序,使真正的创作者得不到尊严感。于是,真正的写作者有了一种无力感、倦怠感,潜力得不到真正施展。而一些粗劣之作却纵横文坛,不仅获得市场的青睐,而且还获得许多大奖。这种文学场的沙化,或者说底线突破,对于真正的创作者的伤害是致命的。这也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坛很难见大作品的一个重要原因。读者疏离文学,而亲密接触低俗文学,不是没有原因的。这里我主要针对马步升这个个案做点探讨。

  1、学问的制约。

  中国当代作家有学问,或者说有文化素养的不是很多。很多作家凭的就是生活、经验和一点天赋,这些写完了,作家的生命也就完结了。所以中国作家往往都短命,才四十多岁就已经写不出作品了,或者说永远都超越不了自己。

  马步升的文史素养,是不错的,而且具有丰厚的底层经验。这是他创作的优越条件。但学问既能成就人,也能限制人。他在写作上缺乏克制,写得太多,范围太大,如《走西口》、《铁血金城》《刀尖上的道德》等著作,还有乱七八糟的文章,对他的创作心态,包括文字感觉是有很大伤害的。他的写作总是有“游走”的特点,不是步步为营,一步一个脚印。如果他能像聚光灯那样,把平生所学全力“聚集”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上,余力为散文,不写那些大量的应酬文字,还有所谓的学术著作,我想他的小说绝不是现在这个状况。

  傅抱石说,画画时心要空,但有学问的人,如果处理不好,往往就逞才使气,顾盼自雄,主体性凸显,往往阻碍了灵感的降临。中国当代作家喜欢在小说里发议论、解释自己描写的每一个细节,这是让人很反感的主体性太强的表现。作家把自己的作品写得太满,读者读完了也就无话可说了,小说的余味没有了,可解释空间也没有了,小说于是成为了一次性消费品。这是艺术所反对的。

  一个作品掩埋的东西越多,读者的阅读兴趣,反复阅读的可能才更多。我一直认为作家就好象高级作案者,一边作案,一边毁灭现场痕迹。而优秀的评论家就如破案者,要从那一无所有处寻找蛛丝马迹,让真相大白。但也可能这种真相永远不会大白,但这种寻找的过程,不就很快乐吗?

  庄子讲的“心斋”“坐忘”,及逍遥游,其实对一个作家,很重要。在长篇小说《青白盐》里,作家的主体性就有点过强,作家经常自己跳出来言说,具体表现为发议论,而缺少了叙述和描写,严重破坏了小说世界的完整。最突出的是小说后半部分的牢骚,把自己生活中的牢骚一并发泄到小说里,没有任何艺术化的升华过程。这是作家之大忌。不管怎么样,作品绝不能成为泻私愤的载体,文学是人类的,它的超越性是作家必须重视的。他近年的散文也有此病。我感觉近年来马步升的小说、散文,有以才学、议论为之的嫌疑。

  为了反对宋人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严羽在《沧浪诗话》提出了诗有“别材”、“别趣”之说。他认为:“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并提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本来,“诗者,呤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我还是倾向于文学创作必须“言有尽而意无穷”,还应该讲究“妙悟”,否则,什么话都让作家说完了,我们还读什么呢?作品还有什么可以玩味的呢?它的艺术性在哪里呢?

  2、对传奇的过度喜爱

  马步升的传奇心态,使他对金庸喜爱有加,他的类武侠小说在文坛很有名。但我对传奇类小说并不看好,我更喜欢日常生活的描写,就像《红楼梦》那样的。如果是用现代主义手法,当然是另一回事情。但在现实主义小说里,使用一些传奇情节,往往影响了小说的可信度。《鱼蛋蛋的革命行动》的铁沙掌,就是一例。但那时,马步升还是很节制的,可近几年,他似乎管不住自己的笔了,粗疏、芜杂于是成为他部分小说的特色。《子午高义》就是这样的让我很失望的小说。它依然是武侠题材,还加上了革命的尾巴。但是小说写得那么飘忽而不具体。《天地关》也是一样的芜杂而混乱。我看重有细节的小说,我一直认为优秀的小说是由一个一个精彩的细节组成。那一个个日常化的精彩的细节后面是有“道”的,虽然百姓日用而不知。《红楼梦》的伟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他的细节,和他细节后面的“道”。我们知道,“道”是看不到的,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但道是可以感知到的。我们要用在场的生活细节描写,呈现那不在场的“道”。伟大的作家都是如此做的。

  武侠小说作为类型小说,充其量还是通俗小说的范畴。它与言情小说一起,成为中国人的消费文化,绵延不绝。一个杰出的作家不能把自己掉到这样的窠臼里。《 包法利夫人》是反浪漫主义小说,《堂吉可德》是反骑士小说,这一反,就成为了巨著。但这一“反”,谈何容易?

  3、迷惑于纷乱的文化和社会表象,而无法直指核心。也就是在多与一中,看到了“多”,而没有得“一”。于是在创作时就只能跟着时尚之流,而丧失了真我。我认为,这还是与马步升的心太乱有关系。他的任务太多,他的写作范畴太大,他的才华四溢,于是,导致了思想穿透力的缺乏。他在写作《青白盐》之前,我就告诉他,庆阳有一个董志塬,你应该写写,或者用一年时间去蹲点、考察。他不屑地说,庆阳,我太熟悉了。可是看完他的《青白盐》,我感觉他还是与那片土地有疏离感。一直到《革命切片》里,他仍然没有写出一个活的董志塬!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庄子《逍遥游》里说“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变,以游于无穷。”都是作家应该认真反思的。要写出传之久远的文学作品,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水静以鉴,火静以朗”,“静”“虚静”是一个作家最好的创作心态。程朱理学也一直讲“静”的功夫。人一忙,心就乱,对某事的专注就受影响,因此也就很难深入。所以说,一个作家必须具有孤独体验,如此才能通天地人。如果只满足于社会学意义上的交往,那再大的天才都会江郎才尽。古人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收视反听,”“精骛八极”。美国诗人爱默生说“诗人总是在孤独幽寂中倾吐诗句。”拜伦则更说:“交往与天才是不能相容的。在任何时候,交往如不退化就很少与天才有关,它只与机智和才能有关,它们被抵触交往激发起来并进入游戏状态,而抵触交往则既磨钝了机智与才能,又使人敏感。我是根据个人经验来判断的……如果我有任何天才的话……当我生活在纷扰的尘世时,我总会发现天才消逝了,如同阳光下的融雪。每当我失去集中思考或变成另一个人时,我的思想便会显得零散和含混。”心理学家也发现孤独体验所产生的特殊氛围和心境,往往使得艺术家特别容易进入一种创造的幻境,保持一种意象纷至沓来的活跃状态。作家更合适过一种安静、孤独、黑暗、冥想的生活。

  我认为,马步升应该沉潜下去,不能老是“走气”,如此,才能写出大作品来。汤用彤说:“笛卡儿明主——客,乃科学之道,但做人做学问还需要进而达到物我两忘之境,才有大家气象。”可惜的是我们的作家总是耐不住寂寞,他们在“社会学意义”上的交往,占据了他们人生的几乎全部。那么,我们还希望他们能创作出什么呢?曹雪芹如不是家败隐居西山,他能创作出伟大的《红楼梦》吗?陈忠实如不是避居白鹿原六年,他还能创作出优秀的《白鹿原》吗?

  4、作家的创作必须一直要挑战自我和艺术的极限,艺术就是挑战一切可能性。艺术创作就是一条不归路,尼采说:一切文艺,余爱以血书者。其实,文学创作最后拼的就是作家这个“人”!

  想起《中庸》的一段话: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陈忠实就是“自诚明”,这是他的天性,别人想学都没有办法。陈忠实老师是一个忠厚长者,是当今文坛难得一见的好人了。我几次见他,都有一种感觉:他就是白鹿原上的一株苍然古树。他之所以能最后拼出《白鹿原》,就是因为他的“诚”,让他得天地之灵气。《中庸》还有一段话:“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这都是非常好的道理,读来真如醍醐贯顶。老子讲“赤子”,李贽讲“童心”,其实都是一个道理。

  真诚,是一个写作者成功的关键。作品能够流传下去,关键就是真诚。我的一位作家朋友说:真,一切都有;假,则一切皆无。这话倒很深刻。作家做不到“诚”,做不到“赤裸”,就很难写出好作品。当然,要做到“诚”,是非常艰难而危险的。马步升的创作就是缺乏一点“真诚”,他总是要掩饰什么。这里的“掩饰”没有道德上的意义,而是人性意义上的。他惧怕什么,但又不敢说出来,不敢直面,于是,文字就有了游离感,有了“隔”。我们阅读西方文学史,作家必须直面自己内心的黑暗,勇敢地把它撕破,用笔写出来。这是残酷的,但也是必须的。所以,精神分析学派认为,作家最好不要接受精神分析治疗,因为,如此一来,他们的创作灵感就荡然无存。在贾平凹作品里,我独喜欢《废都》,因为这是他自我治疗的一部书,这里有一个真的贾平凹。他人性的善与恶、优秀与肮脏都在这里现象出来了。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是了不得的。

  文学创作就如马拉松一样,开始跑很轻松,跑到中途,人几乎崩溃,一点力气都没有,这时候很容易放弃。可是如果继续坚持跑,跑一会儿,力量就又会回来,人感到很轻松,海阔天空似的。可惜的绝大多数作家坚持不下去,刚有点成绩,就开始沾沾自喜,做名士去了;或者在创作正遇到坎儿的时候,无法战胜自己,放弃了,于是前功尽弃;或者为路边的诱惑所惑,而忘记了自己的原来目标。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太难了,这是一个高度,越往上走越难,缺氧!

  马步升的创作正到关键时刻,我希望他能直面挑战。因为,创作就是血淋淋的自我战斗,一个不敢把自己撕开的作家,也就成不了伟大的作家。

 

  原文发表于《小说评论》2011年第1期,注释已略去。

  作者简介

  杨光祖,男,汉族,1969年生,甘肃通渭人,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委,甘肃省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鲁迅文学院第五届高级研讨班学员。现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当代文艺评论中心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出版专著数部,在《人民日报》《文汇报》《文艺报》《中国艺术报》《新华文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名作欣赏》《小说评论》《当代文坛》《文学自由谈》等报纸、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文艺评论200余篇。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学会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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