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16年，少数民族文学界涌现出大量值得关注的文学事件和文本，这既彰显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持续繁荣，又呈现了中华民族文学多样化的发展趋向。它是如此丰富、庞杂，作为一个阅读者，我无力完整地呈现出它的全貌，只能就自己知道的现象和文本进行勾勒。

　　第十一届“骏马奖”的文本与实践 

　　2016年秋，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界的盛事，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选颇受瞩目，共遴选出了包括长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在内的各类文体的24部获奖作品和3名翻译奖译者。

　　近年来，关于乡村建设的讨论逐渐增多，土家族作家李传锋的《白虎寨》就是一部关于乡村建设的长篇小说，书中展示了武陵山区土家族乡村生活与乡村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用民族志式的视角介入写作，展现了不同代际之间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的不同反应。侗族老作家袁仁琮的长篇小说《破荒》，以大半生的个体经验与思考为线索，塑造了90余位人物，体现了贵州侗族地区在经历各种纷繁历史事件时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与喜怒哀乐。维吾尔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的《时间悄悄的嘴脸》讲述新疆玉王涉嫌故意杀人而做换脸手术，往日的亲人、友人和仇人显露出了不同的态度，由此看到了金钱和时间的嘴脸，语言风趣幽默，见民俗、见人性。

　　回族作家马金莲的获奖作品《长河》是一部充满诗性的中篇小说，叙述了回族乡村生活中的日常经验，从生活入手表述个体命运，观察当地人面对生老病死的命运观，小说中随处流淌着本民族的文化符号。对纳西族女性形象的塑造，以及对女性共同命运的关注，则是纳西族作家和晓梅小说中最重要的线索与特征。如果对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进行观察，这几乎是一种共通性，壮族作家陶丽群的小说集《母亲的岛》也是关注女性的心灵与命运的变迁。

　　在报告文学方面，藏族作家降边嘉措的《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回族作家冯雪松的《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个纪录片导演的寻找旅程》在对历史的回溯中寻找契合当今时代的价值观。苗族作家龙宁英的《逐梦——湘西扶贫纪事》则关注现实，聚焦民族地区的时代新变。佤族作家伊蒙红木的《最后的秘境——佤族山寨的文化生存报告》由不同主题的多篇独立文章组合构成，是风俗史和民族志式的写作，写作风格真实质朴。在散文方面，藏族作家雍措的《凹村》、苗族作家杨犁民的《露水硕大》、壮族作家黄毅的《新疆时间》等呈现了少数民族散文的不同发展态势。作家们以宏观、动态的视野来观察个体的命运、民族的变迁。

　　在诗歌方面，彝族诗人鲁娟的《好时光》是一部十分灵动的诗集。多年来，我持续关注彝族诗歌的发展，鲁娟的创作风格多变，在她早期的书写中延续了彝族诗人巴莫曲布嫫等人的诗风，有着典型的人类学特质；在《好时光》中，她的风格有所转变，从对彝族史诗、宗教与神性的书写转向日常与女性书写。白族诗人何永飞在长诗《茶马古道记》中践行了生态主义写作的精神，诗歌里面贯穿了茶马古道的历史元素，尤其可贵的是他展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西南地区的多民族互动关系。裕固族作家妥清德的《风中捡拾的草叶与月光》以一系列富有民族特色的意象抒发了个体与民族传统之间的隐秘联系。

　　互动、流动与多民族文学的繁荣 

　　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流动、多民族文学之间的互动交流，对少数民族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很多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各民族人民、多民族文学之间的密切联系。

　　满族作家赵晏彪的中篇小说集《北京往事》体现出了多民族文学叙事的活力。小说集选择了黎族、哈尼族、仡佬族、水族、朝鲜族、满族等多个少数民族题材，书写了这些不同民族的人物命运，又以各个侧面反映出他们的历史文化、民族性格和时代变迁。藏族作家龙仁青的“藏地文典”三卷本——小说卷《咖啡与酸奶》、散文卷《马背上的青海》和译文卷《一路阳光》的出版，尤其是小说卷和散文卷，书写了青藏高原上发生的点滴故事、藏族民众的日常生活、人与自然的相处等等，对西部文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短篇小说《九眼石》，讲述一个内地汉族商人和一个藏族青年因寻找、出售“九眼石”而相遇，又因是否营救一个为“九眼石”而犯罪的人而产生分歧的故事。“九眼石”作为一种象征和叙事的主要线索，折射出商业社会法则与藏族文化传统的差异。藏族作家万玛才旦的小说集《塔洛》收录了10部藏族题材小说，以《塔洛》最为人熟知。一个没有身份证的牧羊人，在进城办理证件照的过程中，自身也被外部世界所异化。在《艺术家》《黄昏·帕廓街》中，游客与本地人、藏汉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是作者着力讨论的重点之一。黎族作家王海的中篇小说《梦影》采用了两条线索展开叙事，一条线是一个汉族知青在黎族地区的情感经历，另一条线索是一对黎族青年恋人的悲剧。两条线互不交叉，然而却因写作者第一人称的口述及某个特定的地域而联结。

　　壮族作家亚明也是采用了相似的路径。他的作品经常在两个虚构的地域（壮寨“垴坳寨子”以及城中村“京和村”）中展开。在刊载于《民族文学》的小说《蜂蜜》中，主人公养蜂人辗转于壮寨与都市之间，而原本淳朴的心灵却因商业化的都市社会而受到侵蚀。在小说《春天，出逃或飞翔》中，他将小说取材的空间转移到复杂多样的都市底层社会，虚构的“京和村”中一栋烂尾楼，成为这篇小说中主要的象征符号，它承载了一个壮族少年对于主流都市社会的想象，成为逃离或出走的地理空间载体。亚明完成了两重风景的生产：原乡的风景与都市的风景，它们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对立与紧张关系。

　　撒拉族诗人撒玛尔罕在诗集《孤独与花园》中抒写了撒拉族的历史与现实，呈现了撒拉族人在迁徙中所经历的苦难及精神际遇。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关于迁徙的叙事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如锡伯族（西迁）、满族（入关）、撒拉族（大迁徙）、回族（流动）、彝族（六祖分支）等。撒玛尔罕的写作正是如此，将祖先迁徙的历程用诗歌的形式来演绎和表述。羌族诗人羊子在组诗《群山上的孤岛》中，涉及故乡变化、情感结构、宗教传统等主题。他突破了对故乡“纯净化”的歌颂，将现代性对原乡的冲击与对乡土社会的怀旧情绪结合起来，实现了某种个体经验与族裔经验的联通。

　　经过数年的田野调查，我发现珠三角与长三角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文学创作数量越来越多，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他们当然也抒写对故乡的回望，但更多表达的是在都市的生活经验。例如，彝族作家阿微木依萝辗转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之间，在谋生的同时开始散文和诗歌的创作，现居东莞。她的作品大多书写底层群体，或是书写熟悉的故乡，或是书写族人在东莞等工业城市的生存体验。土家族诗人冉乔峰出版了诗集《漂泊志》，有的诗篇描写武陵山区风景与土家族的文化传统，更多的是描写自己在广州打工和漂泊的日常生活。彝族作家吉克阿优的诗集《迟到》写工厂及流水线生活对人的异化以及对故土的怀念，延续了打工文学的思路，文字质朴而触动人心。

　　多民族文学的集结与展示 

　　近些年来，在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框架下，各民族的文学选集陆续出版，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选本也蜂拥而至，让各民族读者感受到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风姿和魅力。2016年11月，鲁迅文学院组织推出了“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丛书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文学批评等多种体裁，呈现了民族文学发展的多样化景观。它的出版对鲁院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的培训工作起到了阶段性总结的作用。

　　各地文学工作者也积极进行各类文学作品的编选、整理工作。其中，四卷本160万字的《中国彝族当代诗歌大系》的出版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大系》收集了上世纪至今310名彝族诗人的作品，是对数十年来彝族诗人诗作较为全面的展示。彝族青年诗人阿索拉毅担任主编，他延续了发星对彝族诗歌的整理工作，进行了持续数年的资料收集。《大系》中的诗歌作品大致可分为这么几类：浪漫主义的抒情诗、宗教复魅的抒情诗、直指现实的写实诗歌、作为工人文学的诗歌等等。海南黎族诗人共同出版了《陵水诗选》，诗集收录了23位陵水诗人的作品，内容涉及当地黎族文化传统、乡土记忆、对现代生存境况的思考等。

　　民族文学刊物和阵地的作用越来越凸显。《民族文学》汉文版以及多个少数民族文字版不断地推出少数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并将优秀的汉语文学作品翻译给少数民族读者，起到了良好的沟通交流作用。各地的民族文学刊物也积极地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比如，云南峨山彝族自治县的《嶍峨文学》、拉萨诗院自筹自办的西藏诗歌民刊《西藏诗歌》、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编选的《威宁诗刊·2016少数民族诗人诗歌年选》、汶川县文联主办的《羌族文学》等。藏人文化网的文学频道是发布民族文学作品的极具代表性的网络平台，频道包括诗歌、散文、随笔、小说、评论等栏目，囊括了藏族老中青三代文学创作者的汉语作品数百篇。

　　各类文学研讨会积极推介优秀的文学作品，研讨富有建设性的文学话题。比如，2016年10月在西南民族大学举办的“世界少数族裔文学国际研讨会”，在世界语境下讨论少数族裔文学。尽管不是新兴的议题，然而将其付诸于话语实践，在民族文学发展历程上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创新。研讨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少数族裔创作者或研究者用英语、汉语或本民族语言朗诵了自己的作品，国内有彝族、纳西族、羌族、苗族、藏族等民族文学作品以及史诗文献朗诵，国际有印第安民族、韩语、西班牙语的作品朗诵，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创作基本都指向了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歌颂。

　　母语文学与翻译事业的兴盛 

　　2016年，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繁荣也值得一提。在第十一届“骏马奖”的获得者中，就有蒙古族作家乌·宝音乌力吉的《信仰树》（蒙古文）、特·官布扎布的散文集《蒙古密码》（蒙古文）分别获得长篇小说奖和散文奖，朝鲜族诗人崔龙官的《崔龙官诗选集》（朝鲜文）和朝鲜族作家金宽雄的《话说历史的江——图们江》（朝鲜文）分别获得诗歌奖和散文奖；藏族作家旦巴亚尔杰的《昨天的部落》（藏文）、德本加的《无雪冬日》（藏文）分别斩获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奖；哈萨克族作家努瑞拉·合孜汗的《幸福的气息》（哈萨克文）、维吾尔族诗人依力哈尔江·沙迪克的《云彩天花》（维吾尔文）分别获得中短篇小说和诗歌奖。

　　除了“骏马奖”之外，2016年我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等地进行了关于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情况的田野调查，发现各地的母语文学创作都呈现出持续繁荣的局面。在延边州，绝大多数朝鲜族作家用母语创作，同时有大量的朝鲜语文学期刊，文学活动也以朝鲜语为主。在凉山州，彝族作家们部分用母语进行创作，大部分用汉语或者双语创作。例如，《民族文学》去年刊发了彝汉双语作家阿克鸠射的作品《种下昨天》。他先用彝文创作了诗歌，后翻译成汉语发表，作品主要展示大凉山的历史与民俗生活。马海吃吉的彝文长篇小说《生命曲》是2016年度彝族母语文学的一个亮点。小说以一个没有读过书的彝族农村妇女的创业为主线，以其创业路上遇到的种种现实和生存问题为背景，透视了凉山乡村社会的民众在社会转型期中面临的困境。

　　除了单纯的母语文学创作外，有些作品则是本民族语言和汉语的混用，这一点在诗歌创作中体现得较为明显。比如，台湾原住民诗人沙力浪诗作《从分手的那一刻起——南十字星下的南语岛》获得2016台湾原住民新诗金典奖，正如学者阿库乌雾所言的“混血”写作，沙力浪的这首作品正是将民族语言和汉语夹杂起来进行书写。

　　翻译作为人类语言沟通的桥梁，在多民族的中国尤其重要。2016年底，藏族诗人梅多吉、拉贡、洛桑曲太三人汉译合集《雪珥》出版，共收集了126首诗歌。翻译者为第十一届“骏马奖”翻译奖获奖者久美多杰。另一位“骏马奖”翻译奖获奖者是维吾尔族翻译家姑丽娜尔·吾甫力。她翻译了赛福鼎·艾则孜的长篇小说《苏图克·布格拉汗》、诗集《献给母亲的歌》和喀什作家亚森江·萨迪克的长篇历史小说《魔鬼夫人》等作品。2016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诗选集《燃烧的麦穗》，共收入33位维吾尔族诗人的翻译作品。选集由诗人夏依甫·沙拉木（努尔拜格）所编，译者是“90后”维吾尔族诗人麦麦提敏·阿卜力孜。此外，蒙古族诗人、译者哈森翻译了蒙古族学者陈岗龙的母语诗集《多兰诗选》，于2016年10月出版。此书以历史诗和爱情诗为主，其中爱情诗的作品有40余首。然而我更感兴趣的是其历史诗的部分，陈岗龙在《十三世纪》《蒙古人》等诗歌中，以白描的方式、粗犷的笔触展示了蒙古族的历史故事，彰显出深厚的历史感。

　　总之，回顾这一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它的丰富与多元既令人着迷，又体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无论是在北京这样的都市还是各民族地区的乡村，无论是在正式出版的文学期刊还是民间自发集结的文学场域，无论是在江浙沪或珠三角这样的工业社会，还是在依然较为传统的乡村社会，少数民族文学都在不断生长。这一切仅来源于我个人有限的观察，希望有更多的目光投射向日益多元化的少数民族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