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的复杂性与中国故事的单一性 

　　该怎么讲述今天的“中国故事”？首先当然是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从苏东剧变的国际冷战格局转化开始，1990年代的中国日益进入到市场经济主导的发展与建设之中，这种变化体现在思想与文化上就是1980年代以来的精英启蒙与理性主体的“态度的同一性”内部发生分化，出现了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等多元并起，且相互争扰不休的局面。这被思想史家归纳为“启蒙的自我瓦解”[1]，造成共识性的坍塌。从国家政党政治的角度来说，则因为市场与消费的全面意识形态化，而导致了原先阶级架构的变形，政治体制与社会组织形式脱节，进而形成“代表性的断裂”[2]。这个后冷战时代的文学也因此具有了所谓“后革命的转移”[3]和“后社会主义”等话语所表述的新形态。 

　　这种重返流动、变易的中国现实，充满种种难以一言以蔽之的复杂性、变化性和丰富性。但是反映在文学上却令人吊诡地出现了某种同质化和单一性的局面。从90年代陆续命名的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分享艰难”、“日常生活审美化”等话语来看，催生了体制性的官方主导性文学、精英严肃文学、大众文学的三分格局。1998年的“断裂”问卷[4]，进一步将“民间”、“知识分子”立场的分化问题区隔开来。然而，这种多元与分裂只是表象，事实上不同的立场、价值与美学观念，迅速在消费的动力和市场的牵引下形成了一种替代性的隐秘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在面对中国现实的复杂与多变时，“中国故事”的讲述却被化约了。 

　　这种新型的文学意识形态就是以颠覆崇高、跨越雅俗，拆解已经日益僵化的政治意识形态一体化，进而强调日常生活、民间经验、身体欲望、个人主义与碎片化，体现在美学形态上就是犬儒主义的升级及其向全社会范围的蔓延，告别革命、远离理想、戏谑解构、张扬欲望成为文学书写的主流。如今回望1990年的中国文学，最重要的贡献是突破了政治与革命的较为单一的主导性格局，引入了日常生活这一维度，然而至其末流，不免是甚嚣尘上的“美女写作”、“下半身写作”。这固然具有解放与张扬人性的性质，让原先被遮蔽和禁锢的身体、欲望获得了自由，却也要付出代价，那就是它可能一方面被资本所牵引，从而让文学变成了金钱和市场的奴隶，这使得它与自己的自由诉求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在丧失了更广阔的关怀之后，文学只能成为貌似独立的散兵游勇，那种试图从中寻求突破的审美自足话语为导向的“纯文学”在实际上成为自我放逐的另一种说辞，不再有人关心。这两方面都主体性的颓败。 

　　二、重新审视与塑造中国主体 

　　这样的“中国故事”是虚假的中国故事，或者至少是片面的。如同有论者发现，“在一系列社会实践当中，主体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弥散，但是意识的领域里并没有提供相应的思想工具以勾勒这种状态”。[5]全球化虽然没有取消民族国家的思考模式，却让整个世界结构系统愈加复杂，思想必须穿透实体性的国家观念才有可能获得新的生机，它需要在流动的状态用一种机能性的思维方式重新审视与塑造中国主体的实际存在。 

　　重建某种宏大主体看上去是一桩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集体性的主体只是在90年代的文本中消失了，人们于是进一步以为它在思想中也消失了，但它在现实的生活与社会中并没有消失，比如我们可以在一些社会事件和网络事件中观察到集体意识。如果我们轻易接受解构主义以来的主体性的败落观念，那么我们就成了这种话语的奴隶，成为一种俗套与刻板模式。“中国”无法由任何一种单一观念来代言，它必须深入到现实的肌理之中，寻求自己的声音。 

　　面对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和以群体性为表象而实质不过是消费群氓变体的个人主义，我想可以重新打捞集体性的遗产，重建当代中国的集体性。这种集体性与早先政治意识形态一体化的那种集体主义有区别又有联系，原先的集体主义有着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时期的“新社会”与“新人”的诉求，那种乌托邦冲动试图塑造一种“新文化”，这种新文化的主体具有高度的政治同一性和蓝图式规划。在当时的文学实践中，比如赵树理、柳青、周立波等人的小说中，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个体与集体的统一，即个体与集体密不可分地联结起来，从而具有了乐观、昂扬和充满信心的未来感。但它的缺陷也是一目了然的，即它混淆了个人的私密生活与集体的公共生活，因而取消了个体的独特性，不可避免会导致同质性对于个人性的压抑。 

　　80年代的思想解放与后来一系列的文学思潮，直至1990年代的各类文学现象很大部分精力都是用在颠覆这种公私不分、政治性压倒审美性、集体性取代个人性的文化结构上。这本来是历史与文学发展的合法性诉求，只是如今它走向了过犹不及的反面。我们在“别无选择”的意识形态困境中似乎已经失去了想象未来的能力和建构理想的勇气，作家们都沉溺在实然的个体遭际与无常命运中不能自拔。它们表现为对于现代民族国家与革命时代建构起来的主流史观的消解，对于人性恶的一面为了挑衅真善美的宣教传统而做的逆反式追求，对于琐碎现实的一声叹息和随波逐流，放弃了从现实中提炼和超拔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是文学集体的堕落，讲述的只是“中国故事”的某一狭小的、被限定的片面，而这种文学就从真正的历史中抽身而去，它变成了滞后于现实与时代的东西。 

　　三、多元共生的集体性 

　　我所说的“集体性”则是要从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封闭圈中走出，重新让文学进入到历史生产之中，个人不再是游离在现实之外的分子，而是通过文学联结现世人生的零碎经验，恢复与发明历史传统，重申对于未来的理想热情，营造总体性的规划，建构共通性的价值。这要求文学从学科的机械划分中走出来，走向公共性的空间，联结社会与时代最切要、重大的问题，而不是拘囿于某种孤芳自赏、酬唱往来的小圈子。那种刻意规避文学的政治性质、貌似阳春白雪的团体往往以超越世俗的标持自居，其实不过是面对现实的无能为力，甚至有意地在逃避中封闭了自己的双眼和心灵。因为，“纯洁性”本身与政治脱不了关系，但另一方面文学“有自己的政治，或更确切地说有其特定的元政治”，“文学就是真实的生活，是为我们治疗爱情虚构和政治虚构的误解的生活”。[6]这样的文学超越了曾经的对于世界的摹仿，也不再是对于世界的阐释，而是要成为世界本身的组成部分，进而在行动中改造生活。 

　　中国是个非均质存在，充满着种种区域、族群、经济、文化的不平衡。在文学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多民族叙述与抒情的差异性，这种由生产与生活方式、民俗仪轨、宗教信仰、语言、地域等因素造成的内部多样性不能忽视。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这个多元的中国也有自己的“总体性”问题，毕竟无论“全球化”如何深入渗透到政治、贸易、消费、文化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全球体系依然是以主权国家为单位进行的对话、合作、联盟与冲突的格局。这种多元与一体的辩证法要求我们必须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以文化的公约数，建构某种共通经验和未来可能。事实上，新世纪以来，关于中国未来的命运，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共识的重要，并且在思想建构上做了一定的努力，比如“共同的底线”和“牛津共识”的提出等。[7]这些成果未必严谨或者真正于思想与学术有多大推进，却显示了知识分子意识到和体现在实践中的基本倾向。诚然，随着多元主义、现实利益与价值观念的差异扩大，建构1980年代的那种“态度的同一性”也许未必可行，却不妨碍我们重新思考求同存异、想象同一个美好未来的可能性。 

　　回到文学的层面，我曾经在之前数篇文章中试图建构一种“文学共和”的观点[8]，即是要重申新中国建立的理论根基“人民共和”。“人民”具体存在的丰富多元与理想愿景的共同诉求决定了需要用“共和”来建构一种集体性。这里的集体性不是铁板一块的“一体性”——事实上从来就不存在那种“一体性”，它总有裂口和隙缝；也不是孤立分子式的聚合，它指向一种有机与能动。在所谓的“大历史”结束之后，意识形态并没有终结，而“人”也依然充满了各种生发的契机。这样语境中的“中国”是机能性而不是实体性的，需要再次恢复个人与历史之间的联结。“文学”应该既是知识性、娱乐性、教育性、审美性的，又是有机性、实践性、能动性、生产性的。只有建构了对于“中国故事”的集体性，才有可能谋求中国主体既保持对内对外的开放，又能够独立自主的重建。解决了如何理解这样的“中国故事”，那么如何“讲述”便不再成为问题，“讲述”内含在这种中国理解之中，技术性的层面永远都无法脱离内容而存在，“共和的集体”题中应有之义便是讲述手法与方式的多元共生。 

　　原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