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作家来，21世纪初年的中国让他喜忧参半。一方面他要面对诸多不利于文学的内外因素，诸如新媒体的发展挤压了书写印刷媒体的空间，政治生态与政治技术的变化使得文学在文化结构中不再具有话语引导性的重要地位，主要依靠科技和服务创新的经济模式和形态令文学生产和消费成为一种小众行为；而另一方面，他却也因为文学的边缘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以及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过的丰富现实，而现代文学的方法和技术在经历了三个世纪来的更迭与创造已经在各个方向都开掘了多种可以进一步掘进的途径。当代中国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和生发出充满出人意料的事件，无论在学术界和思想界都酝酿着巨大的可能性，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在逐渐剥蚀瓦解，而新的带有标杆意义的规范尚在建立的过程之中。许多年以后，人们回顾这段时间的时候，也许会意识到对于作家们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复杂到让人沮丧的时代，同时也是一种蕴含了无穷机会的时代。这个时代包容各种形式，也呼唤着伟大的作品，并且在内容和观念上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素材。 

　　机会同时意味着挑战，只有那些勇于面对时代的现实，努力将它表述出来，并与之形成对话，才有可能窥见时代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无疑是艰难的，而这也恰恰构成了一代作家共同的命运。在这样的背景中观察《红豆》杂志壮族藏族作家作品系列专辑，就不仅仅是某个文学期刊在偶然情况下的策划——当然，它在实际中确实有着因缘际会的因素——而应该视之为当代作家进行的一场齐头并进的奋斗。壮族或者藏族的族别身份、地域区别、文化差异在这样的视野中，都不再重要，因为如果仅仅强行纽结两种异域风情式的书写，那只不过是蹩脚的拼盘游戏。而重要的是，这些来自南方山河与西部高地上的不同民族作家都是作为当代人来书写当代人的生命与人生。 

　　王小忠《缸里的羊皮》以旁观者“我”的视角，叙述了亲历的多瓦村故事。班玛次力是我以前的同窗，却由于打架退学，后来又因为偷窃而入狱。他的妹妹云毛草本来对“我”暗藏情愫，却在现实的差异中嫁给了老实本分的皮匠愣木代。出狱的班玛次力凭着在监狱学习的制作翻毛皮鞋技艺，在佐盖牧场用缝纫机缝制皮袄，而妹夫楞木代则只能打下手泡皮子、鞣皮子、剪皮子。两人一度获得成功，但不安分的班玛次力终究忍受不了日复一日的乏味生涯，走上冒险探宝之路，结果赔得一干二净，还毁了楞木代的生意，致使二人反目成仇。这种亲密关系的撕裂，显然来自于急剧变革的时代，外来的技术和金钱的诱惑使得宁静的村庄发生了波澜。小说呈现出现实的复杂性和个体在这个复杂性之中的不同态度与应对方式。班玛次力的形象尤为生气勃勃，他并非某种“正面形象”，却也正显示了混乱、无序状态中，处于自然状态里的人的左冲右突和挣扎。而楞木代一板一眼的匠人行为和对班玛次力的仇恨，则是另外一种固守性的抉择。生活的重压，也让云毛草心灰意冷。“我”最终只能感慨“在短暂的几年时间里，我们都变得如此陌生，相互间少了最初的怜惜，多了仇恨和猜疑。我一直想着，那些泡在缸里的羊皮，大多都能缝在同一个皮袄上，可我们呢？其实何尝不是，我们多像泡在缸里的那些羊皮，然而无法预料的是，我们是否还能缝在同一个皮袄上！”小说于此获得了一种共通性，让“缸里的羊皮”成为了一种时代与社会的隐喻，它已经超越了一个草原村庄的藏人故事，而成为整个中国社会充满活力又遍布危机的现场寓言。 

　　在充满细节与质感的《弟弟旺秀》中，完玛央金也是以旁观者姐姐六十女的视角展开弟弟旺秀的人生叙事。四年级就辍学的旺秀年纪并不大，但其经历却是我们这个转型时代乡村青年的缩影。他先是在姐夫的帮助下开出租，因为出了车祸等原因而被解雇；后来进入朋友哥哥的榨油房，又因为老板的不务正业和盘剥而离开；和同村的青年企图到外地打工，却在贵州陷入传销的陷阱；屡次失败，千辛万苦才逃回故乡。这是一个虽然在命运的磨折中颠沛流离却也不失善良天性的人，但生活却并没有因为他的和善与努力而展开笑脸：妻子虽然能干，自己在外面做服装生意，又与别人有染，这几乎让他丧失生活的信心和动力。在六十女的劝慰下，他在绝望的边缘鼓起勇气，期望重头再来。前途当然是未知的，但这种百屈不挠的韧性其实是无数底层人民的命运与精神写照：他们在生活里无处藏身、无枝可依、无可回避，唯有靠着自己的生命力，顽强地支撑下去。世界的变化就如同六十女在吃洋芋时候的念头：“洋芋煮熟了，六十女打开锅盖，见个个都笑得咧开了嘴，露出奶白色的瓤，急不可待地取出一颗，吹口气，尝一口，却不似前几年吃过的味道那般醇厚，不禁有些失望。如今事事都与以前不一样，以前种菜种庄稼使用农家肥，后来改用化肥，增了产量，激活了人人买卖挣钱的欲望，单单毁坏了土地和它产的果实。但看这洋芋，拿在手里，怎么都是个洋芋，谁知道谁又愿意去管它的味道淡许多了呢。贡保，旺秀，旺秀他媳妇，也跟以前大不一样了，他们每个人各自聚拢起来的那团熟悉的气息消散许多，透露出冷淡陌生让人费解的一面。”每个人在这个流变的世界中也发生了从精神风貌、道德伦理到情感结构的变迁，如何在这个仓皇杂乱的世界中树立主体，其实也是小说提供给读者的思考。 

　　扎西才让的《菩萨保寻妻记》是根据真实发生的案件改编，说是“寻妻”，其实是“杀夫”的故事。古老藏戏中诺桑王子与云卓拉姆的故事，与现实中菩萨保与云卓玛的爱情交织互文，映照出一个悠久的现代性命题：“文明”与“野蛮”的对立以及由此所造成的悲剧。菩萨保与云卓玛这对在偏僻藏区的农民曾经有过出自天性的单纯爱情，却在现实的婚姻中经受消磨和摧残。这是世俗现实与朴野天性之间的冲突，在他们无知无识的生活中本来听从天性生活，伴随着他们的是与宗教传统和习俗相关的一系列男尊女卑的陈旧积弊。人的自觉其实并没有被外出务工的潮流所惊醒，却被其搅扰，因而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导致原先的自然生活方式很难在维持下去，云卓玛在被殴打和欺压的长期不满和恐惧中举起了反抗的屠刀。直到小说最终，两个人其实都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醒，而只是在本能的混乱中走向惨烈的终局。这无疑是偏远底层民众的写实，在不做道德评判中其实已经显示了一种需要改变的必然性。 

　　改变的主题也内含在黄佩华的《表弟的舞蹈》之中，小说的故事显示了某种地方小传统的持久而弥散性的影响力，即便是读过研究生并且在省直机关做了小领导的秦文武也无法摆脱对于家乡魔公信仰的似有若无的信仰。然而有意味的地方在于，小说通过老魔公敬德去世、新魔公土生趁机篡夺了地方信仰的主导权，消解了信仰本身所应该具有的神圣性，而将其转换成一种世俗生计的考量。与情节的反戏剧化相协调的是，自始至终小说的叙述语调和人物的内心活动都显示了这种信仰自身岌岌可危却又苟延残喘的现状。这是一种贴近本然的描摹，展现了作者对于面临变革的乡土价值体系的怀疑，他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但答案已经隐约显示在字里行间。与之形成映照的是，信仰在龙仁青《转湖》中暮年的多杰与措果夫妇那里，则是日用而不知的存在。他们在退休后决定去转湖祈福，体检时多杰却意外地发现妻子身体出现了状况。这个时候显示出相濡以沫多年后的情感温度：措果不愿意耽误多杰转湖而让他独自前去；多杰则为了陪伴措果，善意地欺骗她已经上路，事实上却一直在 背后操持她的住院与手术事宜。两个人之间彼此带有“麦琪的礼物”意味的牺牲和奉献，在结尾的细节中显示出来，“甲乙寺高处的那尊立佛，这是他们转湖要出发的地方，最终也是转湖结束后回到原点的地方”，宗教色彩淡化在日常的关切之中，形成了一种爱的轮回。 

　　周耒《玛利亚的祝福》讲述了另一种爱和信仰。美国女人带着自己收养的中国病儿在旅馆大叔班德的帮助下出海到巴拉岛去看望他监狱里的父亲，经历了台风、搁浅、营救、阻挠，终于让失明的孩子摸到了即将执行死刑的生父。这是个简单的虚构故事，玛利亚台风中的美国女人似乎成了玛利亚圣母，简单的白描中作者想要表达悲悯的情怀，有点像一个使徒行传故事。较之于《转湖》的纯粹，《玛利亚的祝福》的圣洁，陶丽群《当归夫人》中的情感则显得怪诞甚至有些恐怖意味。小说前面用了很大篇幅叙写了驾校学车中的日常经历，以及遇到的一个不同寻常的女子“当归夫人”，她的绰号来自于身上隐约散发的中药尤其是当归的气息。小说的节奏和悬念控制得比较好，让人很清晰地感觉到不安，却又说不出所以然。传统中医里，当归调血是治疗女性疾病的良药，在它形成的文化符号中隐含有想念丈夫之意。而小说里，当归夫人的父亲木伯正是个老中医，这种独特的绰号其实已经隐含了小说在结尾迅速揭示出的真相：当归夫人与教练的恋爱很快终结，原因是教练发现他们父女俩睡在一起，这可能正是阻碍了当归夫人感情生活的原因，以至于直到三十四岁依然害羞、内向、懵懂和单身。木医生未必是恋女的变态，但却可能是控制欲极强的老人，一直将当归夫人当做小孩，从而隔绝了她的社交。最终当归夫人刻意脱光衣服睡觉，让他再也不敢和她睡在一起，却依然摆脱不了父亲传给她的养生之道——他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她的性格。当她三伏天请“我”和热气腾腾的中药汤的时候，让人不由得产生冰凉的惊悚感。这是一个都市八卦，但是，如果仅仅是讲述一个猎奇式的故事，那么它的意义又在何处呢？难道仅仅为了表述人性的复杂？ 

　　意义的匮乏，可能表明某种价值观的模糊。李明媚的《惊鸿一瞥》是个情节错综、人物众多的童话，所谓“童话”，恰恰就是不讲求意义，而只以形式呈现人对于世界的认知限度。那水镇上出现的神秘美女扰乱了老街古老而平静的生活。所有人在欲望的驱使下似乎都蠢蠢欲动，然而终究难以名状。警官刘作为理性和秩序的象征也弄不清事情的真相，关于女人的失踪、镇民胡小光的怪病、胡小芒去而复归的离奇经历，一切都在扭曲、诡异、矛盾和不可索解之中。这个小说带有1980年代中后期先锋叙事的气质，营造了一个异质空间，却又没有给出意义。确实，在经历了形形色色理论与主义的洗礼之后，多元主义的含混和暧昧几乎成了我们时代主体性懈怠的逃遁妙计了。形式上的试验和意义的破碎凌乱，也许折射了现实的复杂和难以把握，无论是作者和读者都只能“惊鸿一瞥”。这种不可知，也许是当代作家所面临的集体性困境，在某种意义上表明了叙事的艰难和无力。 

　　我在这些作品中并没有看到某种表面风俗之外的特殊性，它们共有着时代的环境，也共享生活带来的艰难与欢欣。文学意识无疑发生了变化，这根植于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冲突，而冲突在过去可能还有共同体或者身份制度等的庇护，如今只能裸身上阵，直面这个时代的惨淡与光芒。生活对于他们，无论是甘南高原草地上的藏族作家还是云开大山左右江畔的壮族作家，都不再是某个局部地方和族群中恒常不变的所在。这种意识到的“变”，作为无意识已经漫漶在各种作品之中，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这种意识转化成文学意识，转化成新的感受与体验方式、思想的方法和自觉的创造。在我看来，唯有冲决黏稠浑浊现实所带来的无力感，重新在这个变局中确立并赋予文学形式以价值，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不枉于这个复杂时代的作品。 　  

　　作者简介：刘大先，1978年生于安徽六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及联合教授，兼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二届客座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委员等。著有《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文学的共和》等七种及译作数种，曾获“2013年度青年批评家”，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年度奖等。 

原载《红豆》2016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