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以前读过王愿坚的《七根火柴》和《金色鱼钩》，前者写的是红军长征经过大草原时，暴雨如注，一个生命垂危的无名战士把精心保存在怀里的党证和夹在党证里的七根焦干的火柴交给战友，请他转交给党组织；后者写老炊事班长接受组织交给的任务，照顾三个生病的小战士过草地，想尽办法钓鱼煮汤给他们吃，自己只吃草根野菜，最后因体虚而逝去。 

　　小时候读这样的作品并没有太多的感触，儿童的感动也不过是出自天然的同情心，彼时的心性和识见尚无法真正能够体会这些故事中包含的信念、利他、友爱和牺牲。成年以后，这些故事已经被符号化，成为了抽象理念的象征，它固然以其动人的故事与细节展示了崇高与悲壮，却因为社会与时代场景的远离而很难让一个当代读者感同身受地理解。因为，我们已经远离了战争、逃亡、饥馑、沉重的苦难和难以想象的疲惫。 

　　必须回到历史和故事的现场。 

　　很多人应该和我一样都读过这两个故事，但没有几个人到过其原型的发生地——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高原草地上的姜冬村。从若尔盖县城出发沿着国道213线东南三十多公里，就是姜冬村。红军当年走过的时候是一片片的红柳林，现在砍伐殆尽，变成了低洼的牧场。蓝天白云，远山巍峨起伏，随处可见草地上道路两旁残余的一簇一簇低矮但蓬松的柳丛，班佑河就在柳丛中蜿蜒而过。                                                                                                                                  

　　八十年前，从瑞金、大别山、大巴山以及东南中国无数地方汇聚而来的红军，经过千辛万苦来到班佑河边。但是，过了阿俄垭口的七八百名士兵最终没有跨过这条并不宽阔的河。据当时任红三军军长王平的回忆录记载，主力部队已经往西北方向进发，伤病残弱的尚有一部分在后面。王平当时属彭德怀部下的后卫部队，奉命带十一团返回班佑河接应掉队的战士，隐隐发现对岸的战友们背靠背坐在那里。等他们走到近前，才发现他们相互依偎着，已经静静地死去。这种坚忍而宁静的牺牲比影视剧里面流行的戏剧化死亡更加让人动容。 

　　我之前参加了“重走长征路”贵州一段的路程，走过娄山关、务川、湄潭、仁怀、习水、赤水等地，已经感觉山高路远，艰辛无比。此次再走红四方面军的路线，主要在川东北的巴中、通江、苍溪，川西北的汶川、理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到甘肃迭部、陇南一带，是最艰苦的一段路。媒体中经常提到的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主要说的就是这一段。红军路途中除了红二方面军1936年4月在云南丽江渡过金沙江，翻越玉龙雪山。更多的雪山和草原就是在这条路上。1935年6月12日至7月7日，中央红军部队翻越夹金山、梦笔山、亚克夏雪山、昌德山、打古山，途经的毛尔盖、若尔盖草原全在高原上，地高天寒、沼泽遍布、居民稀少，衣物粮食的补给都很困难。国民党反动派各路军队一路的围追堵截，长期的战斗、疲劳、饥饿、伤病，加上高原地区恶劣的气候与生存环境，给红军带来了巨大的困窘和损耗。 

　　红原的月亮湾像天地交接的一面镜子，在正午的烈日下平静无比，清风和畅，白云四合，远方的牛羊在草滩上安详地啃食青草，已经丝毫没有惨烈悲壮的景象。但是，只一会儿工夫，忽然就狂风大作、下起雨来——这片开阔的茫茫草原其实泥潭密布，危机四伏，气候变化无常，即使是仲夏季节，也会忽然寒流滚滚、暴雨倾盆、狂风、冰雹、风绞雪随时可见。日干乔沼泽现在越来越多成为可以放牧的草地，这个汉语意为“大山沼泽”的地方早先积水经年，泥潭深达三四米，曾经一次就陷落了九百余名红军战士，大自然的绝美与残酷正显示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本色。长期南北转战的红军在这里要面对的敌人已经不再是因为意识形态对立的各方势力，而是自然本身。他们已经衣衫褴褛，缺乏粮食，靠挖野菜、煮皮带棉絮、喝凉水，吃一切可以填充肚腹的东西充饥。白天在泥淖中艰难跋涉，夜里寒流彻骨，只好挤在一起抱团取暖。“七根火柴”里的无名战士和“金色鱼钩”里的老班长就是那些埋骨荒原的无数战士中的一员。 

　　1964年，曾经参加过长征的肖华将军，在长征组歌《过雪山草地》中写道：“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这里面充斥的革命激情来自亲身经历者的乐观主义，年深日久也不能磨灭。那些光明俊伟的先辈英杰几乎每个人都经历了生离死别的痛苦，然而这只会让他们以更强硬的意志完成未尽的路程。苦难只会击倒弱者，但对于强者来说，这只是命运的磨练和考验。我上大学那会儿正是红色经典盛行一时，再听这些祖辈的歌曲依然洋溢着崇高敬仰之情。那时候也有一些新作的流行歌曲，但总感觉缺了点什么，比如我也会唱的《大头皮鞋》：“穿上大头皮鞋/想起了我的爷爷/走过雪山草地/踩过敌人的肚皮/这双大头皮鞋/传给了我的爹爹/跨过鸭绿江边/冲破了三八防线/嘿哟嘿/我们英雄的祖先/天不怕地不怕勇往直前/嘿哟嘿/革命传统不能变/不能变不能变一年又一年”。它的音乐本身有种疲沓的气息，歌词也比较空洞。红军、长征、革命传统……已经失去了它们充满血与火、激昂与壮烈，蜕化成了一个个词语，转化为可以无所用心消费和娱乐的能指。 

　　我这代人对于长征和中国革命的认识几乎都是来自间接经验——纪实文本、虚构小说、音影立体呈现的影视作品，这些东西自然可以丰富我们的知识，带来理性的认知，但唯有身临其境，才会有真正的理解和感悟。参加长征的战士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也只有这样一支充满青年的朝气与热血的队伍才能不惧艰难、勇往直前。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死于华年，没有能够见证胜利时刻的到来，也没有享受到他们理想中美好家园的幸福，却留给了我们这些后来者丰厚的遗产。他们的牺牲，让我们得以过上安宁的生活，时间久了以为就是理所当然，以至于将那段历史传奇化、浪漫化、抽象化了，只有双脚真正走在红军曾经踏过的土地之上，才能真正体会到中国革命胜利的得来不易。 

　　过了班佑河往西北，是著名的国家自然湿地保护区若尔盖花湖。无数的草湖连在一起，点缀着青翠的水草和野花，野鸭和水鸟星星点点，遇到人走近时骤然飞起，高天上的流云倒映在清澈的湖面，给人一种远离尘嚣之感。远山以温和的曲线衬托出高旷的天空，仿佛世界刚刚诞生一般洁净。观光者在这种美景之中，也许会浑然忘我吧，壮丽山河也许会让他们油然而生对于祖国大地的深情吧。但是，那些我们在后来的历史视野中看来，已经曙光在前却终究没有走出草地的红军前辈，他们也许不会这么想。事实上，仅仅十年以前，花湖还是名副其实苍茫的泥湖，再倒推七十年，红军战士们走过之时，满眼所见，皆是似曾相识的草泽大野。这种空旷辽阔，只会让他们感慨路途的无穷无尽吧。他们在历史的黑暗角落踽踽前行、左冲右突，抗争不公正的命运，寻求自己和中国改天换地的未来，已经再无回头之路，无论如何也必须奋然前进。 

　　即便吃饱穿暖，乘坐汽车在这片草地上奔驰，连续几天下来，我这样健康壮硕的身体都感到相当疲倦，在经过黄河九曲第一湾那样海拔最高近四千米的地方，跑快一点都会感到呼吸不顺。也就是在气喘吁吁中，对于红军当年的艰苦卓绝与坚忍不拔才有了更为深刻的体察。在没有退路、前途未卜当中，是什么支撑着他们走下去呢？我想，这些人都是人类中最精英的那部分，虽然可能许多人大字不识。但是识字并不能代表什么，他们有着本性中那种对于压迫的不满，并且有勇气起于蒿莱，反抗那种被绝大多数人习以为常的制度，并为此殒身不恤。身处在历史中的人，并不能看到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但是一定有一些先进者能够洞彻历史的迷雾，想象一个更美好的未来。那种想象本身就是一种实践，他们要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一个未来，哪怕这条路辛苦迢迢，遍布荆棘。这种构建未来的向往并且以大无畏之决心实现它，就是鼓舞他们走下去的原因，就是信念。 

　　信念赋予了原先蒙昧的农家子弟、山寨野民、城市小资以坚定的信心，让他们获得了超越于个体的集体性的名字——红军。就像一位学者所总结的，中国革命的内容包罗万象，但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建构农民的阶级主体性，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工农联盟和统一战线，进而为现代中国政治奠定基础；第二，以革命建国为方略，通过对传统政治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改造，将中国建立为一个主权的共和国家，进而为乡土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政治保障；第三，阶级政治的形成和革命建国的目标既召唤着现代政党的产生，又以现代政党政治的成熟为前提。毛泽东曾经说过“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确实，这个两万五千里的征途正是这样一个熔铸冶炼、播撒理想、团结凝聚的过程。他们行走在大地之上，危险而可怕，又有着无与伦比的潜能，如同水中的鲶鱼，搅动、激活了死水微澜般浑浑噩噩的中国，又如同粘合剂，将原本割据自守、百年孤独的地区、族群和团体黏在一起。他们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遭受磨难、挫折和悲剧，然而他们没有畏缩，矢志不移，战胜虚无和恐惧，终于走出社会与自然的牢笼，以星星之火引燃摧毁整个旧的世界。 

　　班佑河畔的故事只是这个过程中一个惊心动魄的插曲，经过无数个类似的奉献与牺牲，红军和中国共产党才走向成熟，一步一步以百折不挠的韧性让中国改天换地，再谱新篇。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是幸运的，因为先烈们已经奠定了国家的基础，免去了我们经受他们那样的困境，但同时新的生活和征途中也有自身的挑战。这就是今日我们不断回首长征的意义所在，在那里我们可以一次一次得到灵魂的洗礼，陶冶日益被世俗化侵蚀的身心，不忘最初的梦想，再拾先辈的初心，为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而振奋精神，重头迈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