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经验最突出的特点是信息过剩，形式探索的耐心和必要性已经被信息生产的速度和数量消磨殆尽，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小说写作中“现实主义”的回归。这里的“现实主义”区别于18、19世纪的地方在于：以前小说里的经验可能有写实、真实或现实的表现，但也完全可以是虚构性的。但如今的经验充斥的是对现实的仿像，仿像本身是现实的模拟或化约，因而既有的“现实主义”只能是“影子的影子”，不可能从中寻求到某种内在、规律或者本质。现象本身就成为本质，这是一种当代现实感，作家如果没有窥破当代社会这种倒错，就会缘木求鱼。他写得越“真实”，离真实就越远。如何洞穿时代与社会经验的现状，并将其转化为文本经验，激活读者生产新经验的潜能，考量着一个作品的成败。当然，这是个理想状态。 

　　当代经验与体验的不同，使得2015年小说创作中的基于文学教育和文学观念差异造成的作家代际区别显得颇为突出。正如几年来的一贯态势：中篇往往最能代表一个年度的小说成就，而长篇虽然为数众多却多失之于现实感的匮乏，短篇更多则成为余料的堆砌。就短篇而言，刚刚起步的90后小说作者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不仅在由于经历和思想限制的取材范围多集中于家庭与情感，最主要的是他们的作品往往采取一种“内爆”式的写法，即放大某个特定场景或将某个细节、情节、意象、动作作为结撰叙事的中心。宋阿曼的《不照镜子的女人》、李唐《氧气与月亮》、冉冉《检票》、米玉雯《本次列车终点》均是如此，何焜《摩天轮》最为突出，在极小的篇幅中以摩天轮事故关联起三个不同人物及其背后的阶层与命运，尺幅兴波，是超越经验局限的巧妙尝试。 

　　当代作家面对的现状是他们必须要对抗经验的洪流，那些由各种媒体营造出来的、严重挤压了现实经验的符号经验。较之于前几代作家不同的是，70到80年代出生的这一拨人可能尚保留了未被摧折的敏感，又具有了一定的知识与思想积累。刘汀的《铁狮子坟》就是个例子，他抓住了一代年轻人的“无因的反抗”情绪，在类似世纪末的荒诞而又触目惊心的校园生活勾勒中，凸显了“涉世”的校园生态，其中对于所谓80后的媒体话语有着辛辣的剖析和反讽，颇有新意地呈示了“青春”与“后青春”的多元面相。这些面相在欲望与欲望的压抑中一反纯洁、清新的怀旧式逃遁和虚拟性建构，以一种非现实对抗另一种非现实，可以视为对于流行的青春话语的解构式的元叙事。 

　　更广阔的真实体验的匮乏，也可以通过心理体验的形式获得弥补。周嘉宁《假开心》描摹了一种时代氛围，这种氛围由虚拟向现实展开，显示了都市生活中弥漫着的由网络、中产阶级文化符号和无所谓情绪集合而成的场域。酒吧、网站、琐碎而轻飘的生活碎片和无法定义的情感，共同让“假开心”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存在。小说抓住了一种真实：当大历史退却，主体无能为力的时候，他（她）只能与生活虚与委蛇，这同近几年来常见的“失败者”的文学形象共处在一个相似的情感结构之中。周李立的“反戏剧化”的几个小说也有种透彻的观察力，在经济的笔墨中洞察世间平静的真相，却又能够有力地化解外部世界所带的创伤和挫折。这种化解并不是和解，而是通过个体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主体的树立来完成的。比如《火山》中孱弱而无力的文亮，因为父母在他幼年时移民日本而造成成长的晚熟，赴日本的三次旅行分别构成了人生不同阶段的创伤体验与通过仪式，空间移位形成的体验反而成为体验觉醒的契机，这是一代人的成长。《透视》中经历了劫后余生的老关带给娜娜和乔远的人生启示，《更迭》里早孕的唐糖，《天使阶梯》里从父母婚姻中映照出自己情感诉求的小莫莫不如是。周李立处理的是80后一代人所能经历的各种可能性遭际，题材范围原本比较狭小，她却能够从感伤怀旧或者消费式流行模式中逾越而出，在冷静而机制的叙述中坦然面对生活的龃龉，并试图提出救赎与超越的契机，显示了日渐成熟的趋势。 

　　从经验中穿越，不仅在于从信息经验中耸身而出，也需要从切实经验的表象底部发掘经验的真相，进而超越经验本身，这突出地体现在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里。这是一部充满现实质感的作品，它通过形色不同的众人多声部的言说，拼接出一段从毛时代到市场化社会的当代史侧面。诸多的声音并不是众声喧哗，而是异口合声，以克制隐忍的语调共同完成了“文革”、计划经济转轨、全球化中底层民众的浮世绘。小说没有流入到对于命运的阴差阳错的抱怨、历史正义的索求或苦难控诉的窠臼，而是通过探案式的还原过程无限接近事物与人的本来面目。这种本然本身便是超道德的存在，它并不指向某种简单粗暴的判断，而是保持了世界自身的含混和未解，时代的印记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人物呈现出来。这个让人肌骨生寒的作品却也没有走向臣服于自然与或然状态，而是让自我救赎的光芒映照在从上一代的庄德增、傅东心到下一代的李斐、庄树身上，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烘托出一个应然世界，那就是“平原上的摩西”的指向。情与仇、恩与义、罪与罚都成为反抗虚无的印证，罪不是恶，不是道德法庭上的判定，也不是对于善恶观念的抽象思辨，而是与生存中的个人紧密相关的意愿与事实，是人生的真相。“平原上的摩西”给出的信仰式的解决，显示了作者触及到存在论的渊深层面。让历史落在人物身上，而不奢求给出一个僭越的答案、规律或路向，这部小说是讲述当代中国记忆的一个成就。 

　　蔡东则是另一位迈步走向更为深沉的超越性层面的优秀作者，甚至让人忽略她的性别存在。《布衣之诗》是个难以用某种“高概念”式话语概述的小说，记者孟九渊与银行职员妻子赵婵在一地鸡毛的生活中时不时需要自我营造的“诗意”来调节或者说冲淡那种由于避免不了的龃龉而产生的颓败与沮丧感，这中间还夹杂着伴随父亲多年前在故乡因为小事冲突而酿成的悲剧。如何在日常与往事的纠缠、家族间的争端与诡计、命运的阴谋与无常、内心的愧疚与补偿间寻得和解，一般小说很容易走向一种和光同尘的“中年心态”，事实上小说中的人物也是这么做的，“天鹅途经华北，降落在一处院落。”他们通过读《红楼梦》、书写往事获得心灵的平衡，以为“要是能一直这样过下去，也好”。但是蔡东进了一步，她展示了一种无法救赎的负疚感，最终让一切时间的流逝中归于无形，心灵的释然来自于意识到的主体在浩瀚时空中的渺小。结尾处孟九渊用贝壳在沙滩上写下一首诗，然后看着诗句被海浪冲走，不禁让人想到福柯关于主体的言说——人只是沙滩上画的一张脸。向时间与救赎、人与命运、有限与无限的开放，使小说超越了简单的诗意栖居的陈词滥调，而获得了一种形而上的维度。 

　　无独有偶，张楚的《略知她一二》中也有一个“沙滩上的贝壳”的意象，那个在命运的海浪中被随意颠簸的宿管工安秀茹就是这样一枚贝壳。她可能有着复杂的前史，但一切经历过的磨折、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女儿莫名死亡的天崩地陷般的苦楚，都只能被一个与她有着扭曲而温馨的诡异肉体关系的大学生“我”所略知一二。这是个沉默的、无法言说自身的大多数，即便是“我”或者华教授那样貌似有着表述能力的人物，他们的命运又何尝能充分展开？肉体关系这种原本包含情感的亲密关系仅仅成为排遣苦闷和寻求慰藉的疏泄方式，却不可能生发更多可能性，这一切指向的是陌生人社会中的冷漠症，背后则是人与人关系的松懈与孤立。与之构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忆秦娥》，这几乎是我们时代硕果仅存的情感孑遗，横亘几十年时空的绵长体恤与持久温情并不是要讲述一个关于纯情的童话，而是在经历了世故功利、兜转流离之后奄奄一息却又稳固不死的关于情感的信仰。在这个信仰背后则是集体化时代、小县城空间这样的背景，这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尚没有被利己主义冰水浸泡的背景，由此也可以隐约看出作者的悲悯旨归和利刃无锋的批判锋芒。 

　　这些小说从笔法上来说都属于后先锋写作，吸收了先锋小说的营养却没有沉溺到形式之中。更为“传统”的小说，如荆永鸣的《较量》，通过两个医生数年间关系的变化折射出医疗改革的诸多问题，医院作为一个舞台上演的是关乎社会方方面面的权力、金钱、人际关系的窳败，较量到最后在时间中体现出虚无感，让小说从正能量式的孤军奋战变成了悲悯的广阔情怀，进而避免了对于个人人格缺陷的攻击，而将视野放入到其背后的社会结构与背景之上。石一枫也自称是“传统作家”，他的《地球之眼》可以看到80后一代人逐渐从校园进入社会进而成为社会中坚的历程。从90年代到当下是中国经历了堪称无声的革命的二十余年，无论在意识形态、经济体制，还是在价值观念与伦理秩序上都发生了所谓后革命的位移。处理现实题材如何避免被大众传媒话语所牵引，或者变成新闻拼贴，在我们时代的写作中是个难题，石一枫机智地通过文学的形式探讨了社会或者政治哲学所无法直接表述的社会生态和人性道德的变迁，关联起校园、社交、国企改革、官员腐败、资本殖民、跨国流散的诸多面相。“地球之眼”是个非常巧妙的设置，一方面从现实层面而言勾勒了一种技术时代的真实状况，并且是叙事的重要推进因素；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种景观社会的凝视隐喻和地球村时代的控制寓言；最主要的它还是小说中关于“道德”这一命题的换喻。在多元主义和理性逻辑中，回避道德这样的话题已经成为当代小说的一种通识或者说通病。石一枫并没有回避，但也避免了让自己的隐喻成为一种“举头三尺有神明”式的道德诫谕，而是让叙事者对其进行了解构式的反思，从而突出了伦理认知的复杂、暧昧与纠缠。尽管小说的结局不够有力，但整体显示了作者书写我们时代重大主题的雄心、才华和能力。 

　　相比之下，刘建东的《阅读与欣赏》更像是个童话，在讲述工厂故事的表皮之下包裹着一颗宽容的心，师父冯茎衣这样一个世故、功利而又风姿绰约的形象连同她的风流韵事、辉煌转型与突转的命运，在“我”的旁观与揣度中成为一个关于生命力的象征。她像灰色背景中的鲜亮光华，显示了错杂浑浊的人世中勃动不息的人性力量。这样的小说恰恰简化了质感经验本身，让叙事者的外部观察和主观体验成为替代性经验，反倒有种目接直击的效果。从经验的形式探索来说，李宏伟的《假时间聚会》及其他几篇超越科幻类型、杂糅进电影手法和结构现实主义式的小说，在精神和思想世界掘进，也可以视作一种尝试。这里的“假”是渡河之舟的假借，也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感受与体验，显示了消费景观、文化符号与现实实践之间的互文与交融。而次仁罗布《祭语风中》、于怀岸《巫师简史》、黄青松《毕兹卡族谱》这几部长篇，则通过复活族群性的“小传统”与地方性文化，让非理性和元逻辑形态充当了另类的替代性经验，颇具他山之石的参考价值。 

　　另一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女性经验。性别书写从内倾性的个人体验着墨是从1990年代以来就盛行的模式，孙频《圣婴》与文珍《觑红尘》写的都是爱，虽然一个凶狠，一个绵延；一个从第三视角感受，一个以第一人称叙述，但都是“向内转”。但个体的内心生活特别容易走向极端，仿佛非如此不能强调意识到的性别经验。鲁敏《坠落美学》集中于女性身体与欲望的书写：一个用青春肉体换取物质安逸的女人人到中年忽然身体意识觉醒了，但中产阶级道德观经不起敲打，这使她走向一种看似大惊小怪、无事生非式的自我决断。她原本完全可以遵照富人阶层的游戏规则继续下去，却选择了悬崖撒手，是因为看到了性别差异背后是赤裸裸的阶级差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女性的身体自觉其实是对于父权制的叛逆。这种主题特别容易成为cliché，性别话语如何进一步与更广泛意义上的阶级反抗联合起来其实就成为值得进一步挖掘的话题。于一爽《只有逝水流年》，分手后者远走纽约，在旅途中回味过往。关于情感纠葛中的个人体验多大程度上具有共通性很难推测，因而只能归结为空洞。但是一切并非“只有逝水年华”，否则时间就成了空洞的了，或许正是因为时间的空洞化，才需要通过空间的扩张（旅行、游走、异乡）来填补其中的空白？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国际间的旅游叙事越来越多替代国内的地方出现在作家们的笔下，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诗和远方”新的符号。相形之下，蒋峰的《翻案》中的时间感则要沉重的多，这个由一桩扑朔迷离的民国杀夫案牵引出来长达七十多年的故事，最终也没有查出真相翻案。就像历经数十年的妇女解放与婚姻法案改革最终也没有定论一样，显示了性别问题的历久弥新。 

　　性别角度入手的历史记忆往往也与一般男性重述历史有着较为鲜明的区别，将范稳的《吾血吾土》与半夏《忘川之花》进行比较，同为云南作家，他们的关注点却大不相同。范稳侧重于还抗战老兵以历史正义，而半夏则更多写远征军缅北滇西抗战背景下的日常生活，爱恨情仇纠结，多样性记忆的生发让历史呈现出斑驳的面目。和晓梅《宾玛拉焚烧的心》则更具抽象与超越性色彩，它将情感与性别问题与时间与空间话语交织进行叙事，几代女巫组成的情感共同体，共守着女性所特有的对于世界原初的认知，也共享着对于永恒事物的基本信念和对于外来神奇的预测与判断。这是个有别于男性思维方式和世界观的表述方式，在政治斗争、金钱谋利、尔虞我诈之外，关心最细微的心灵痛楚、大自然的和谐生态、非功利的认识论。历史记忆与精神体验构成了经验书写的别样维度，不能说它们有多成功，但提示了多样的可能性。 

　　经验的过剩某种意义上可能意味着另一种匮乏，丰盛与贫困之间，最重要的是撷取、提炼与升华的能力，这样的作品才不再是摹仿、反映经验——那只是给经验附加了一层可有可无的妆彩，而是创造一种文本的经验。事实上，读者的感知力无法跟得上文本增加与传播的速率，这让判断几乎无从作准，因为个体不可能穷尽信息，因而也就不可能在整体的基础上做出论断。大量面目相似的作品只能成为信息泥沙中汹涌而过的浮沫，只有那些至少在题材、技巧、文体、语言风格或者伦理冲击任何一个方面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才能给人留下印象。以上提到的作品也只是个人阅读经验的一些印象记忆，期待日后有更多显示了表述自觉的作品出现。 

　　  （原载《小说月报》2016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