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蒙古族著名诗人纳·赛音朝克图政治抒情长诗《狂欢之歌》素以时空联想著称于世。但我们发现，在其宏大抒情表层下暗藏着一个那达慕仪式隐喻现场。它是一种内敛的意境世界，使奔放的诗行保持着稳定的内部构架。在诗人的联想下，那达慕仪式观礼台变成了祖国大好河山的观景台，缩小了蒙古族社区与浩瀚国土疆域之间的距离，让读者感受到了共时性“四海一家”式的亲近感，看到了自然景象背后新生民族国家形象。这个那达慕仪式深层现场还与全诗“国庆”主题形成叠合，构成双层仪式空间，映射出多层次隐喻关系。具体来讲，那达慕隐喻了国庆，隐喻了人们今非昔比的社会关系，隐喻了从游牧社区走向共和国多民族社会舞台的蒙古族，让读者产生了很强的审美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关键词：纳·赛音朝克图、《狂欢之歌》、那达慕、仪式、隐喻 

　　纳·赛音朝克图的《狂欢之歌》 

　　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坛，有不少诗人投入到建构一体化民族国家想象的宏大抒写当中，以各民族角度对新生国家的合法性进行咏唱，同时凭借国家话语平台，展示了各自民族身份的标识。他们的政治抒情诗，以浓郁的“共和国情结”建构了不同民族对统一国体的认同，表达了各民族对自由、和谐、文明的诉求，表现了他们特有的精神气节，形成了“中国形象”谱系下多民族声音的汇流，为成功树立一个新兴多民族国家形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作品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时至今日也似乎余音未散，对增强各民族向心力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持续性积极意义。其中，蒙古族著名诗人纳·赛音朝克图的政治抒情长诗《狂欢之歌》便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一千多行的政治抒情长诗《狂欢之歌》[①]是纳·赛音朝克图代表作之一，被相关评论家们称为中国蒙古族当代诗歌“巅峰之作”。《狂欢之歌》与贺敬之的《十月颂歌》几乎同期问世，同为国庆十周年献礼诗，又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楼梯式诗体，在诗韵气势、审美情趣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并同时获得了茅盾先生的称赞。[②] 

　　《狂欢之歌》发表之初，就以丰富的联想、激昂的韵律、优美的诗句、雄壮的气势以及澎湃的政治激情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赞叹，不仅在蒙古族诗坛，而且在全国诗坛引起强烈反响。茅盾先生曾高度评价：“诗人浓笔酣墨地对内蒙古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在十年中，所出现的神奇变化放声歌唱：大漠果林、草原钢城、戈壁电站、大青山畔的水库、浩特上空盘旋的银鹰……均有纵横捭阖与精细描绘交融的抒写，而这又是结合对祖国、党的讴歌的反复咏唱，诗中处处洋溢着诗人炽热的感情”，并称这“不但是好诗，而且在形式上也有值得我们学习之处”。[③] 

　　作品活在人们对它的不断阐释之中。以往对《狂欢之歌》的研究还停留于历史社会价值的评判与解析层面上，但从今天的角度重读这首名作时，我们发现，它在“中国形象”的塑造、国家话语与民族身份表述之间的嫁接以及富有民族特质的隐喻意蕴方面，仍有很多可以穿越时空与今日世界进行对话的潜质。 

　　宏大抒情表层下的那达慕仪式现场 

　　《狂欢之歌》是一首熔抒情、描写、议论于一炉的政治抒情诗。从其抒情表层不难感受到诗人思接千载的丰富想象和一泻千里的政治激情，诗句如滔滔江水，诗行如万马奔腾，可让读者始终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大开大阖的宏大抒情展开了纵情奔放的时空联想，从高山到草原、从戈壁到海洋、从牧场到农田、从南国到北方、从矿区到渔船，天南海北，纵横万里。但如果我们只是迷惑于这抒情表层开阔的时空联想，驻足于诗行之间一页页展开来的天南地北美丽画卷，那么，就无法进一步去感受这首诗主题深层下的另一个意境世界。以往的研究也都遗憾地止步于此了。 

　　当重新品读此诗时，我们发现，在其抒情表层下，还暗藏着一个民俗仪式的深层现场。诗人在展开宏大抒情的同时，又回过头不断地以意境手法精心描绘了这一仪式现场。那是一场正在举行的蒙古族大型“那达慕”仪式和狂欢宴会。在那里，相关仪式环节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气氛庄重而热烈，现场感十足。有如下诗行为证： 

　　让我们点起/荒野里新建城市/金色的灯光/愿它如同/黑夜的火海/熊熊燃烧！/让我们把人民的/俱乐部、礼堂/装饰得漂漂亮亮，/隆重地举行/在北方从未有过的/盛大集会！ 

　　你们雄狮般/勇猛的/健儿们：/穿上镶有/金花的摔跤服/威武地奔过来！/用我们北方/盛大的那达慕/热烈地欢庆！/欢庆给我们带来/明媚阳光的/建国十周年！ 

　　你们燕子般/矫健伶俐的/孩子们：/把打扮好的/追赶黄羊的良驹/拉过来！/在这平凡的人们/享受幸福的/建国十周年，/让它在这/金色的大地上/扬尘飞奔！ 

　　你们莲花般/美丽端庄的/年轻的姑娘们：/像欢快的孔雀般/用优美的舞姿/尽情地舞蹈！/用我们艺术的/卓越的技巧/狂欢、庆祝，/庆祝给我们/带来繁荣升腾的/建国十周年！ 

　　你们天才的艺人/蒙古族人民的心声/著名的歌手们：/把你们悠扬的/铮铮动听的马头琴/调好音弦拿过来！/让它像四只劲蹄的/闪射火焰的/千里驹，/来盛赞我们/飞跃发展的/建国十周年！[④] 

　　这是一场能使读者身临其境的“北方从未有过的”蒙古族盛大那达慕仪式和传统宴会。我们仿佛看到，宴会现场灯火恢弘、彩饰缤纷，草地上身着钉满银钉的摔跤服、脚蹬蒙古靴的健儿们跳着鹰步舞随着雄浑高亢的出征歌出场，远处传来赛马的少年骑手们快马加鞭的呼喊，场地上鼓声震天，年轻女子们跳着迷人的民族舞庆祝节日，民间艺人在一旁拉起马头琴为她们伴奏…… 

　　就这样，诗人在波澜壮阔的时空联想中不时地抑制着澎湃的激情，收住驰骋不已的笔尖，回头冷静地描绘了这个那达慕仪式现场。经考察，当初在创作《狂欢之歌》时，诗人确实有过对这场那达慕的精心构思。他曾说：“《狂欢之歌》第一章里，在描写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时，我起初写下了‘猛虎雄狮般/矫健的摔跤手们/跳着摔跤舞登场/开屏的孔雀般/美丽的姑娘们/跳着蒙古舞入场’等诗句。当我把这些诗句念给一些老人听时，他们提到：‘难道我们这些老人就没有用了吗？难道我们就不能参加这个那达慕了吗？’于是我想起每当节庆之时老人们总会讲一些吉祥的祝词，于是又写下了‘你慈祥的母亲：/曾经多少次/祝愿我们发福！/你活到如今/已经白发苍苍/是为了什么？/把盛满奶酒的/圆圆的酒罐/拿出来，/欢庆我们/被亿万颗太阳普照的/建国十周年！’等诗句。老人们听了非常高兴，都表示：‘这么写就对了，我们活到今天，讲了那么多祝词，就是为了看到今天的好日子，看到今天这盛大的节日啊！’”[⑤]可以说，在这首诗发表之前，聆听过它的老人们也都感觉到了诗人在写一场那达慕。 

　　那么，这场那达慕在全诗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应当认为，它是热烈、奔放、外露的宏大抒情表层下一种含蓄、内敛的意境世界。它是全诗旋风般联想的平静而富有动力的中心地带，类似于风暴的中心，也是那纵横捭阖的时空联想的始发点和落脚点。诗人的所有联想从这里起飞，又最终在这里落地。在抒情的整个过程中，诗人将自己置于这个仪式的现场，作为一名参与者在观看隆重的那达慕仪式，并时不时地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而浮想联翩，让思绪在广阔时空里翱翔。而抒情表层下的那达慕仪式深层现场，又始终制约着诗人的联想，为诗人天马行空的想象提供了回归的着陆点，使得诗人可以不断地展开想象又不断地将其收回，如此反复，便有了那大气磅礴又不失严谨结构的千余个诗行。可以说，这个那达慕仪式深层现场，使得奔放的诗行始终保持着一个稳定的内部构架，让诗人的情感与想象可以伸缩自如、张弛有度，而不至于变得漫无边际、松散无章。这是由诗歌抒情与意境相结合时形成的一种奇妙的结构性效应。这也许是诗人有意为之，也许是无意中达到的效果。无论怎样，它对这首抒情长诗的内部构架给予了有力的支撑。 

　　在我们观察到这个那达慕仪式深层现场的结构功能之后，再回过头去品读那大幅度跳跃性联想所展现的国土疆域，就不难发现，诗人笔下的自然景象有着一种超越自然属性的深刻意蕴。 

　　辽阔无边的大地/盛开着争妍的/花朵，/万里无云的长空/出现了绚烂的/彩霞，/绵绵翠绿的山巅/鸣叫着迷人的/金丝鸟，/绿色海洋的草原/蠕动着肥美的/畜群，/呵，举目瞭望/可爱的祖国/多么绮丽！[⑥] 

　　当美丽的黄河/展开宽长的哈达/歌唱时，/愿杭州城的/碧绿的仙湖/微笑欢迎！/当大兴安岭/绿色的林木/舞蹈时，/愿古老的/喜马拉雅山/欢笑点头！[⑦] 

　　祖国大好河山犹如一幅无穷无尽的卷轴画，没有尽头地打开来，层峦叠嶂，气势磅礴。这当然不是自然景物的简单临摹，而暗含着政治共同体的想象，使自然描摹与政治想象高度融合，把自然景物转化为相互呼应、其乐融融的一体化共同体“家园”，让读者沉浸于新生国家辽阔疆域的想象当中。诗人的联想从共和国四至八界不断往返于诗歌抒情表层下的那达慕仪式现场，于是，那达慕仪式的观礼台瞬间又变成了祖国大好河山的观景台，一下子缩小了蒙古族社区与浩瀚国土疆域之间的距离，把读者的视野从蒙古族社区引向了更广阔的国土疆域，让读者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一种共时性的“四海一家”式的亲近感，感受到了自然景象背后巍峨耸立的新生民族国家形象。 

　　国庆与那达慕叠合背后的隐喻 

“国庆”一词原指国家喜庆之事。古时把皇帝即位、诞辰称为“国庆”。近代以来，国庆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标志。我国自1949年12月2日由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以来，每年的10月1日就变成了全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节日。从那时起，咏唱民族国家合法性的诸多政治抒情诗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国庆”这个主题，为中国真正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而热情讴歌。 

　　当时，“国庆”也是全国各民族诗人共享的主题。在蒙古族诗坛，除了纳·赛音朝克图发表《狂欢之歌》之外，另一位著名诗人巴•布林贝赫也同期发表了长达九百多行的国庆十周年献礼诗《生命的礼花》。可见，“国庆”主题承载了少数民族诗人心灵上的一种契合。同时，由于少数民族诗人的参与，这个主题又有了很多新的意蕴和活力。《狂欢之歌》的独特寓意便在于其抒情表层下的那一场那达慕。 

　　“那达慕”是蒙古语译音，意为“娱乐”、“游戏”。它包括赛马、摔跤、射箭等“男子三项竞技”，是蒙古族民众中传承上千年的民俗仪式和娱乐节庆。[⑧]那达慕的前身是蒙古族敖包祭祀及娱神活动。 

　　《狂欢之歌》中的那达慕仪式深层现场与全诗大主题——“国庆”形成叠合，构成大主题下的副主题。一个是新兴民族国家庆典，统一国体和政体的标志；一个是古老民族传统节庆，独特民族性的表征，二者相结合，便构成了诗歌意境中双层仪式空间。同时，二者又达成两个概念域（始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映射，也即形成了隐喻关系。 

　　在诗意的第一个层面上，那达慕隐喻了国庆。对当时的蒙古族读者而言，那达慕是传统节庆，是再熟悉不过的、习以为常的始源域；国庆则是设立不久的国家庆典，是尚有新鲜感觉的目标域。诗中，二者创立关联而达成了隐喻。于是，蒙古族读者可以从那达慕的经验来很自然地认知和判断出国庆的形式与内涵，既滋生出作为中华大家庭平等一员的亲近感和慰藉感，又滋生出作为统一大国公民的自豪感、归属感和义务感，进而产生很强的审美认同和民族认同，又从民族认同升华至国家认同，产生一种庄严的情感共鸣。 

　　第二个层面上，那达慕隐喻了狂欢，狂欢又隐喻了新旧更替。那达慕的本质是“娱乐”和“狂欢”。因为有了抒情表层下的这场那达慕，《狂欢之歌》透出了极强的狂欢气息。从其形式来讲，那“楼梯式”诗体顿挫的节拍、铿锵的韵律、澎湃的情感、雄壮的气势，充分表达了蒙古族人民节庆之时的狂欢激情。在某种意义上，这诗体透出了一种翻身感、解放感和自由感。而这种翻身感和自由感，又不由得让我们想起巴赫金所说的那种摆脱了原有生活秩序的“狂欢状态”。巴赫金曾说：“狂欢式——是没有舞台、不分演员和观众的一种游艺……人们过着狂欢式的生活。而狂欢式的生活，是脱离了常规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翻了个儿的生活’”。[⑨]不难发现，《狂欢之歌》中充溢着一种脱离原有秩序、甩掉旧时束缚的放松心态，涌动着对旧有制度的离心力量，充满了生命的自由与喜悦。 

　　穷苦的牧人/在旧社会/给牧主放牧/曾经埋怨自己/说是命运/浅薄，/如今在革命的年代/他们被选为/人民代表，/坐在怀仁堂/同国家的领袖/讨论计划。 

　　人民的艺人/曾经到处流浪/说书演唱，/虽然唱哑了嗓子/整天还是/饿着肚肠。/如今他们/获得了自由/宏亮地歌唱/被称誉为/人民大众的/文化活动家。 

　　可怜的姑娘/为了养活自己/双目失明的父亲，/曾经到各地/奔波卖唱/沿门乞讨。/如今得到了/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被称誉为/世界上/著名的歌手。 

　　苦脸的教徒/被狠心的贵格/打断了腰骨，/曾经悲凄地/弯腰屈背/痛苦呻吟，/随着时代的变化/如今娶了老婆/不再去当喇嘛，/而且还当上了/人民公社的/积极分子。[⑩] 

　　以往的研究中，对这样一些诗句的认知一般为——“抨击旧社会、歌颂新时代、强化阶级斗争意识”等。这未免过于简单，过于“阶级论”色彩。巴赫金说：“在狂欢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同非狂欢式生活中强大的社会等级关系恰恰相反”。[11]一如巴赫金所说，《狂欢之歌》里的狂欢其实也隐喻了新旧更替，隐喻了新生国家、新世界、新生活舞台上人们在角色转换后形成的今非昔比的社会关系。这里，人们的新旧身份与今昔关系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这个对比在“国庆”主题下被反复强调，就唤醒了群体无意识中的苦难记忆，让人们再度审视自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而引发对这个已经推翻了旧有等级制度的新生民族国家的强烈认同和拥戴，也就不可否认地、艺术地证明了这个新生国体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第三个层面上，那达慕隐喻了从游牧社区走向共和国多民族社会舞台的蒙古族。大卫·雷·格里芬曾认为，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民族）从社区向整体性社会的过渡”。[12]那达慕是蒙古族游牧社区的标识，国庆是新中国多民族共同的庆典。《狂欢之歌》里描写了蒙古族人民以传统那达慕来庆祝国庆，实际上反映了他们正在向现代化过渡，象征了他们正从传统民族社区走向一体化多民族社会舞台。可以说，诗中，国庆隐喻了共和国，那达慕隐喻了从游牧社区走向共和国“整体社会”的蒙古族，换句话说，国庆语境下的那达慕其实隐喻了多民族国家语境下的蒙古族。 

　　综上所述，政治抒情长诗《狂欢之歌》国庆主题下的那达慕仪式深层现场，是一种别有洞天的意境世界，也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的隐喻体。它不仅支撑着全诗的结构框架，成为诗人时空联想的始发点和落脚点，而且与“国庆”主题构成双层仪式空间，形成紧密的多层次隐喻关系，为新生民族国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作出了富有民族特性的、艺术化的证明。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