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我们面前的，是民族文学青年批评家马绍玺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这部书的出版，是值得祝贺与推荐的。 

　　三十几年前，绍玺出生在中缅边境云南这边一个普通的回民家庭。一路走来，不知历经了几多的艰辛与坎坷，现在，他已然是在云南民族大学讲授中国现代与当代文学的副教授。此外，他还有一重身份——少数民族诗人，曾经出版过自己的诗集《秋天要我面对它》。 

　　我认得绍玺没有几年，先是因为他在我所任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几篇颇有见地的论文，随后他又连续参与了我们发起的“多民族文学论坛”并且成了其中一位不断贡献自己建设性思考的成员，相互也就不再陌生。绍玺在日常生活中不是一个健谈的人，性格上有些敏于思而讷于言。当然，不管是作为批评家还是作为诗人的他，这样的性格都算不上缺点。 

　　绍玺对自己诗人与批评家的两栖书写，均十分投入。而具有民族诗人属性的他，又给了具有批评家属性的他，以相当大的助力。尤其是他那用诗歌拥抱生命的写作实践，使他的充满民族人文关怀的研究，不再存有丝毫的文字把玩或者隔靴搔痒成份。我们通过绍玺提供的学术视角，云南高原乃至于国内其他少数民族先锋派诗人发出的声音，其深层所暗含着的文化思考和文化抉择，不仅是洞若观火，简直已经是感同身受。我想，这部《在他者的视域中：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的写作前提，就在这里。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诗人们对社会生活的感应神经从来都是最为敏感的。今天，当历史上身处边缘的各个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大梦忽觉，分明地感触到来自于国内和国外各个方向强势文化的逼仄甚至荡涤，其诗人们作为代表着各民族文化的那条最敏感的神经，也必然地要充分绷紧。他们的诸多饱蘸着惶惑、眷恋、痛楚、徘徊、寻觅、哲思的作品，都可以被视作这样一类本能的、天经地义的文化“应激”之举。 

　　其实，自古以来就从未有过任何一个民族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传统，在他文化面前束手就擒。清初曾有一位满洲族出身、也是在民族文化领域神经异常敏感的杰出词人纳兰性德，写过一首著名的长短句叫作《浣溪沙·小兀喇》： 

　　桦屋鱼衣柳作城，蛟龙鳞动浪花腥，飞扬应逐海东青。  犹记当年军垒迹。不知何处梵钟声?莫将兴废话分明！ 

　　这首词写于作者扈从清帝东巡松花江畔民族故土之际。后世有人把它释为性德因追忆当初本氏族叶赫那拉先人与爱新觉罗先人经历的一场血战而发出的感慨，实际上是一种误读。通观全篇，词人在这里所抒发的，完全是针对民族文化剧烈变迁的深深叹息：从词作的上阙三句以及下阙的第一句，可以分明地读出满洲民族先民在久远的原初文化（即萨满教文化）状态下的浑朴生存场景，是对于民族传统逼真的大写意；而后词意忽转，“不知何处梵钟声”一句，则对比强烈地叙说了眼前面目骤变的文化转轨。词人此刻也许联想到了自己以及本民族由昔日“尚武”而迅速转向当下“尚文”的超常异化过程，那不是比故土上面突然响起梵钟之声更教人难以解释么？──词人身临此情此境几近“失语”，只好发出一声“莫将兴废话分明”的叹息。 

　　此处无意为纳兰性德的精神走向和满族文化的历史性演变多做评论。应当指出的倒是，性德的“莫将兴废话分明”，其实正可以作“欲将兴废话分明”而又“难将兴废话分明”来读。古今中外，身处民族文化大跌大宕中间的各个民族的文化人，几乎都有过这般痛彻的心绪，却又有几人能够将个中之兴废“话分明”呢！ 

　　斗转星移，厚重的东方文明史册在我们的面前揭开了全新的一叶。经济与资讯“全球化”势必要引发的文化“全球化”，已经成了我们时代最为诱人也最为教人窘迫的一项主题词。在许多汉族同胞还远未感应到自我文化的潜在危机之时，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却早早地品味出什么叫作文化场域间的“十面埋伏”。这中间，各民族先锋派诗人们的激越歌吟则不能不让人倾耳聆听。他们的如是歌吟，较其以往所有作品都更加醒目地凸现着民族文化的精魂。他们敏感地捕捉着历史传统的每一点异动，敏锐地记录下传统与时尚彼此间的每一番割据，敏捷地表达着古老民族在现代精神涅槃中的每一分失落和每一寸进取。先锋派诗人大多都对民族的传统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对民族传之久远的魂魄更是苦苦地在守望……他们，也照旧是“欲将兴废话分明”而又“难将兴废话分明”的呀。 

　　作为民族诗人的绍玺，曾经以自己的诗歌创作，体现出与少数民族先锋诗派的立场认同。他的心底也同样充盈着层层叠叠的文化兴废感。然而，作为民族文学批评家的他，其角色使命却不一样了。此时，他面对着自己的研究，须放逐情性而高扬理性，以一种第三者的站位，来冷静地客观地，从宏观到微观，观察与思索民族诗人们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文化意蕴与精神幽微。 

　　在这部著作里面，作者缜密地扫描了少数民族先锋派诗人个体及诗人群体在当前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种种心理轨迹，透过他们各自不尽相似却又互相间声息相通的民族文化书写，来寻绎和领略身陷多重强势文化围攻之下各个古老民族的当代良知或顽强或机敏的突围策略。这样的书，既是写给今人的，也是写给后人的。我们眼前的民族文化大变迁，是需要有许许多多此等载史载论的“备忘录”来留作殷鉴的。 

　　文化“全球化”时代的行将出现，早就触发了由西而东世界各地理论界一浪高过一浪的思辨热潮。绍玺在他的书中明确地显示了这种向多元文化理论学习和借鉴的良苦用心。“文化认同”、“文化流散”、“文化撕裂”、“文化疼痛”、“文化身位”、“文化阐释”……这些对于人们来说并非全都十分熟稔的概念在其著作中一再闪现，虽然个别地方多少有点儿教人感到不够熨贴，但就整体来看，却委实是非常有利于作者对少数民族先锋派诗歌现象富有学理性的诠释，使著作的理论含量大大增强。 

　　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身为民族文学批评家的作者，从自己的理论涵养出发，在这部著作里时常表达出对于先锋派民族诗人们带有真知灼见的忠告。在第四章，绍玺对自己心仪的一位哈尼族诗人在作品中所选择的“文化相对主义”策略做了积极的鼓励，指出：“文化相对主义的确立，是不同价值观文化在今天获得存在和发展的理论基础，是文化多元性存在的观点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的表现。相对于‘文化中心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的选择是历史的进步，它更接近全球化时代文化发展的历史事实，同时也有利于描述当下文化演进的现实和未来走向。”同时，作者也准确无误地阐明了： 

　　当然，……我们并不想遮蔽这种追求本身带来的一个理论盲点问题。即过分夸大文化相对主义的相对性。这是危险的，它甚至可以使追求本身成为一种更加封闭的文化保守。我们知道，文化相对主义这一理论存在着夸大各种文化的相对性，否认文化发展的规律性和统一性，进而否定社会发展的差异，因此文化相对主义的篱笆有可能把我们赶入自我封闭的境地。 

　　绍玺是严肃而且真诚的。他的理论，他的理论与少数民族先锋派诗歌创作现实的零距离结合，也同样是严肃而且真诚的。 

　　绍玺的路还长。在他的学术履历上，既然有了这第一部，也就会有第二部第三部……我们期待着他的不断提高不断完善。 

　　本书作者向我索序，权且写出上面的文字以充填页面。 

　　                       关纪新  丙戌清明草成于京北豪敦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