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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学视野中的山东抗日文学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4-10-20  作者:房福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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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国抗日文学的整体格局来看,山东抗日文学的创作成就虽然不是特别突出,但也绝非平庸二字所能概括的。

  在几十年的历史发展中,特别是在新时期,我们山东的作家们不仅创作出了很多优秀的抗日文学作品,在许多方面达到了全国领先水平,在国内甚至在国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这些抗日文学也以生动的艺术形式,描绘了山东人民光荣的抗日历史,塑造了山东人民英雄的抗日形象,让山东人民英雄的抗日形象走向了全国,甚至全世界。

  A。山东抗日文学已是传统

  山东是最早遭受日本侵略者奴役之苦的省份之一。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就以战败国德国在华利益的继承者的身份,公然侵占了山东,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并引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四爱国运动。日本在山东期间,无恶不作,有资料显示,日本人为了修路,到处强征牲口,有农民被征驴子,因无驴而以骡子代替,竟被视作故意作对而将其杀死。抗战后期,又有大量山东农民、被俘抗日军人被强迫押往日本做劳工,绝大多数人被残酷折磨而死。日本欠下了山东人民太多太多的血债。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抗日文学在我们山东便形成了一种文学传统。

  山东的抗日文学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发展起来的。抗战爆发之后,八路军115师奉命来到山东,建立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山东人民奋起反抗,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战争年代,山东的文学工作者,也在烽火硝烟中,创作了大量鼓舞人民斗志的抗日文学。

  比如鲁西良的《复仇》、怡然的《我们的母亲》、峻青的《小侦察员》、白刃的《咱们是一家人》、朱瑞的《悼陈若克》、臧克家的《血的春天》等作品,现在虽然已经少有人知道了,但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浓郁的民族主义豪情,至今感人至深。

  战后的山东抗日文学同样受到了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其创作成果不够丰富多彩。但是,我们仍然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1950年代,有两部长篇小说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一部是刘知侠创作的反映鲁南游击队与敌人周旋战斗的《铁道游击队》,一部是冯德英创作的反映胶东崑嵛山区人民与日本侵略者、汉奸和封建势力斗争的《苦菜花》。两部小说后来都被拍成了电影,而在新世纪里,又以电视连续剧的形式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1960年代,山东抗日文学仍持续发展。有“当代保尔”之称的部队作家、特等伤残军人赛时礼,虽仅有小学四年级的文化水平,却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依靠惊人的毅力,用左手创作出了极具传奇魅力的小说《三进山城》,发表后受到好评,并迅即改编拍摄成电影全国放映,一度风靡大江南北。另外,曲波的《桥隆飚》、于良志的《白浪河上》、翟永瑚的《民兵爆破队》等,也是60年代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抗日小说。

  B。抗日小说最有成就的是莫言

  不过,山东抗日小说写作最有成就的时代,还是在新时期。新时期的山东抗日文学写作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位作家身上,这就是莫言、苗长水和尤凤伟。

  笔者不敢说莫言是新时期把中国抗日叙事由主流文化立场转向民间文化立场、由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记忆构造转向个人化的历史记忆构造的第一人,但却可以肯定的说,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莫言无疑是影响最大的作家。

  在莫言整个的文学创作中,抗日文学的写作并不占主要部分,只有一部《红高粱家族》。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中篇小说《红高粱》。没有人认为《红高粱》是一部典型的抗日小说,因为它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内蕴是抗日这一概念所无法包容的,但也不会有人否认这是一部抗日小说,因为它的确描写了抗日战争期间的历史生活。这种既是又非、不能确定的现象,恰恰体现出了莫言小说的独特意义与价值。

  作为一部抗日小说,莫言的《红高粱》最直接、最明显的意义是将以往抗日文学中的土匪叙事给重新发掘出来了。比如土匪司令余占鳌,既没有阶级觉悟,也没有政治意识,对国民党没好感,对共产党也没有认识,终其一生,都没有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但他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却具有一种直觉的抗暴本能和民族爱国意识。“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这就是他的信念。

  《红高粱》的出现,正如著名作家从维熙所说,使得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走出了传统的“五老峰”:老题材、老主题、老人物、老故事、老技巧,推动了抗日文学的更新换代。此后的一批抗日文学作品创作,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莫言的影响。

  C。苗长水的重现式创作

  如果说,莫言的《红高粱》打破了传统抗日小说的叙述模式和言说方式,将集体记忆推进到了个人记忆的领域,将以往被意识形态化了的主流抗日文学遗忘了的民间英雄、个人英雄重新发掘出来,构建了一种新的叙事空间的话,那么,苗长水的小说则将以往被主流意识形态化了的主流抗日文学净化、过滤掉的那些人生内容、人生形式重新予以还原,使传统的抗日文学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光彩,呈现出新的面貌与景观。

  苗长水和莫言同为山东老乡,同为军艺同学。1986年,他们各自以自己的家乡高密东北乡和沂蒙山区为背景,去写他们都不曾经历过的抗日战争。莫言写出了《红高粱》,苗长水则写出了《季节桥》。但后者却未能像前者那样引起广泛的反响和轰动。其后,苗长水继续走自己的路,又陆续发表了《冬天与夏天的区别》、《染坊之子》等小说,后结集为《犁越芳冢》,终于引起了文坛的注意。

  沂蒙山区作为革命老区,其影响深远的知名度,主要是由老区人民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和牺牲构成的。“红嫂”式的人民英雄,曾组成了战争小说一片独特的风景。苗长水的小说,也基本上是往昔岁月中军民主题的延伸。但与往昔小说不同的是,作者似乎有意隐藏起了这些让人久久歌颂、深深敬佩的大爷、大娘、大哥、大嫂、大姐们那闪闪发光的锋芒,而更无所顾忌地敞开了他们作为父亲、母亲、丈夫、妻子、男人、女人的襟怀。

  于是,和以往小说相比,便出现了似曾相识、貌似依稀但又前所未见、丰韵有别的情景。比如《季节桥》写的是抗日战争的故事,其中也不乏残酷的战争描写,如胡儿之死就是壮烈的一幕,但作品的主调却是在解构流传甚久的关于胡儿与采妮的传说,并通过这个新的传说,翻唱一曲新的“红嫂”颂。

  苗长水的小说,写抗日战争,但不局限于战争,战争本身的价值意义,更多地让位于战争环境下普通人丰富情感的挖掘。

  D。仍缺乏史诗级作品

  除了莫言等人外,山东还有一批优秀的抗日文学作者和作品也曾颇受关注。

  比如德州作家刘金忠的《故渎》、枣庄作家倪景翔的《龙凤旗》、东平籍作家孟广顺的《河魂》等长篇小说,新泰作家庄旭清的《炮楼子》,青岛作家王泽群的《集合》等中、短篇小说等,也是非常优秀的抗日文学作品。

  另外,高密邮电局的职工秦忻怡于2004年创作出版的《“野人”刘连仁》也是一部很不错的抗日文学作品,这部传记文学作品将文学的关怀投向被强掳到日本作劳工的战争受害者刘连仁,这在山东文坛还是首次。

  在当年日本强征的中国劳工中,山东劳工最多,受苦最重,影响也最大,世人皆知的野人刘连仁就是我省高密人。自1958年后,刘连仁一家就倾其所有走上了漫漫对日诉讼路,但直到他于2000年9月去世,都没有看到胜诉的结果。刘连仁及其中国劳工的故事,是抗日时期国人最为悲惨的命运故事之一,但山东文学界过去关注很少。

  当然,山东抗日文学的写作也还需进一步加强。比如进入新世纪以来,抗日文学的创作势头明显不足,而且也没有出现一部在宏大的历史视野中展示山东人民英雄不屈的抗日斗争的、具有诗史性规模的大文学,这与最早遭受日本人迫害之苦、同时也最早举起抗日的伟大旗帜的山东军民来说,是不相称的。特别是正面反映罗荣桓元帅领导山东军民坚持敌后斗争、英勇抗击侵略者的大作品还没有出现,这也是非常遗憾的。

  (本文作者曾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为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山东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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