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的话

　　如果脱离了总体性，我们是否还有讨论“现实”的可能?这个命题在西方的理论家那里已经得到了详尽的理论演绎，决断者如阿多诺，他拒绝卢卡奇的总体，说那是不可抵达的。但吊诡的是，如果缺乏这样一种“总体性”的背景和视野，“现实”似乎也就戏剧性地消失了。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讨论“现实”——尤其是文学意义上的现实的时候——似乎必然包含了某种总体的诉求：历史、当下、经验、逻辑。当这一切被我们的作家有意无意地排斥或者“去政治化”时，写作的病灶就生成了。好吧，且看下面的文章。

　　——特约主持人 杨庆祥

　　现实感即历史感

　　□刘大先

　　希腊神话中，坦塔洛斯烹杀了自己的儿子，然后邀请众神赴宴，以考验他们是否真的通晓一切。众神发觉后震怒，惩罚他站在没颈的水池里，当口渴想喝水时，水就退去;他的头上有果树，肚子饿想吃果子时，却摘不到果子，永远忍受饥渴的折磨。据说他头上还悬着一块巨石，随时可以落下来把他砸死，因此永远处在恐惧之中。

　　这个故事常被解读为不能测试神，如果放到文学写作中，它同时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关于“真实”的寓言：那些有着现实关怀的作品总是试图追求真实，或者事实层面，或者心理层面，或者逻辑层面，或者情感层面，然而这种尝试是一种僭越，是非全知全能的个体所能实现的，终归受制于经验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写作者最终会陷入到坦塔洛斯之罚的困境中，永远在接近的企图中功亏一篑。它比柏拉图的“洞穴”隐喻更体贴地显示了文学表述与真实之间的关系。我们在《搜神记》和《聊斋志异》中，也能读到当某个机缘巧合与神妖鬼怪发生关联的凡人，在追究后者的真相时，往往得到的只是后者杳如黄鹤后余下的怅然。

　　绝对真实的不可得，令对真实的主观认知即现实感，成为文学表述的关键。当代中国小说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一直绸缪纠葛，以再现、表现、象征、寓言、架空等方式腾挪辗转、锐意翻新，然而在近年表达现实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尴尬的情形：那些领受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和21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遗产的作家面临经验的贫乏，或者将经历误作为经验，或者在体验中产生年代谬误而对当下缺乏敏感性，在写作中无谓地消耗自己在之前写作中积累起来的名望，生产出许多似是而非的“现实关怀”的作品。而另一些作家的问题可能在于，他们很大程度上无法摆脱前辈们设定的写作范式，尽管刻意尖新出奇，却易于进入到已经被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所命名的模式之中。中国当下现实的错综复杂，已经远不是魔幻现实主义或者80年代的先锋实验所能刻绘的。更年轻一代的作家先天地在经历上缺乏优势，但这并不构成必然的写作劣势，因为他们的生活终归是现实一种，问题在于如何从既有的体验中进行富有现实感的提炼。

　　当然，以上只是概括性的印象，任何一种代际写作中总有反例，下面我将结合晚近的作家作品对当下写作的现实感做一些分析。

　　首先是缺乏卢卡契意义上的总体性，零星的片段结缀简化了现实。余华饱受争议的《第七天》就是这种笼而统之的代表，它让现实成为一系列戏剧化场景的叠加，因为带着浓重的情绪偏向，所以在抽象而零散的事件中并没有营造出某种现实的荒诞感——尽管荒诞可能是笼罩在一切之上的当代现实——而将现实化约成了极端的社会新闻式段子，它能够迅速引发猎奇和同情式的观感，但很难让一个严肃的读者满足。这种轻佻的做法让小说在生活的水平面上扑打出喧嚣的水花，就像一只在池塘上点水的蜻蜓，无法沉潜到深处，而水花则很容易在短暂的涟漪之后恢复平静，你永远也别指望通过水花窥测水下底部真实的情形。

　　支离破碎的现实或者被段子替代了的现实，显示了作家的不负责任和懒惰，他们原本被期望可能会带来的具有个人特色的超越性思考付之阙如，而毫不自重地将自己等同于的士司机和晚报记者的观察水准。他们并没有影响到普通读者对待社会的态度、看待事物的方式，而是相反，他们随波逐流，被一般的舆论影响，并且在自己的写作中以最省力的方式迎合了公众的情绪。这种文本是一个没有方向的文本，一团混乱，既没有某种价值的荣光，也缺乏一针见血、与汝偕亡的针对性，仅仅是某种含混、模糊、毫无杀伤力的牢骚。

　　作家在用文字描写现实的时候，因为天然的关系，中间隔了几层，洞穴中的人们永远看到的只是影子的影子。而《第七天》正表现了文本之外的现实：退化中的知识分子，已经从早期改造世界的雄心中退化到阐释世界，如今更进一步地在精神上降解到描摹世界。从技术上来说，这是缺乏从容迂曲的气质和精雕细琢的耐心造成的;从现实感上来说，则是作家本身精神世界的狭隘和理论视野的逼仄，以至于无法进行进一步的综合和升华的结果。

　　其次，对于现实的洞察力迷失在过于芜杂的事实材料当中。金宇澄备受好评的《繁花》以其“质感”风靡一时，然而如果透过媒体宣介之词细读文本，就会发现它细致体贴的沪上风情文过于质。在怀旧与当下两线交替的叙事中，细密绵延的市井细屑、琐碎事象、物欲情思让人应接不暇：前30年风云遽变、身世起伏中的儿女情长、尔汝恩怨，后30年世道沧桑、沉溺红尘里的蜚短流长、尔虞我诈。絮叨而缺乏变化的文字风格锲而不舍地营构了上海金枝玉叶和引车卖浆之徒的前世今生，写意当代洋场众生的生活机巧与生存智慧，充斥于字里行间的八卦绯闻、政治谶言、街议巷谈，呈现出满纸骸骨迷恋者的颓败性颤动。

　　无可否认的是，《繁花》细腻贴切、叠床架屋的摹言引语，能够复现出某种似真性的市民社会，然而这一切是平铺地展开，无论如何也形成不了恢弘广阔的现实画面。局部的真实遮蔽了更广阔的现实，这是在康德与黑格尔的时代就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作者有意通过细水长流的手法在眷恋的情绪中敷衍绵延不绝的人间烟火，然而曹杨新村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后代在这个文本浮世中都成为心怀不甘的小市民，旧贵与新富之间难分轩轾，阶层新变及其动因无论是在上海的核心还是周边社会都荡然无存。这种怀旧中的现实，皴描渲染，而如果作家沉溺其中，于价值设定上无所作为，注定要沉寂于事实的废墟，更何况此种事实本身也如前所述是貌似细大不捐，实则残缺不全。

　　上述这些现实感的缺乏和扭曲问题，共同的原因在于历史感的含混与鄙陋。任何一种现实都是在历史中的现实，它要求个体超越与战胜自己的有限性，以人格挑战神格，摆脱褊狭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下的叙事如同美杜莎的眼睛，让触目所及的现实僵化枯死，一方面立足大地接地气，另一方面要有飞升的愿望。这样，“现实”就不再仅仅局限于“真相”，而是一种历史与辩证的“真实”。

　　在某些所谓类型写作的幻想作品中，可以发现关于现实的有意思的表述，姑且也可以视之为关于现实的探索。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一个短篇《赡养人类》就是重写威尔斯经典作品中常见的由对现实政治社会观察而抨击的阶层分化问题：来自“第一地球”的“哥哥文明”入侵地球，要将地球人都放入保留地进行赡养，为了提高人类社会的最低生活标准，地球上的财富精英组成了财富液化委员会，以消除贫困，从而在哥哥文明的赡养中获得较高的生活水准。这个小说批判的是贫富两极分化：第一地球的历史表明，在“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神圣律条下，财富不断向少数人集中，造成了极端的状况：“富人和穷人已经不是同一个物种了，就像穷人和狗不是同一个物种一样，穷人不再是人了。”一个占据了所有财富的“终产者”和20亿一无所有的穷人的社会必然会导致崩溃的结局，小说的情节极度荒诞，而关怀却极度贴近现实。我们可以将这种由绝对不可知而诞生的风格称为绝对现实主义。刘慈欣的代表作《三体》也可作如是观：即便想入天外，在根本上还是要回到带有马基雅维利和施特劳斯色彩的现实政治本身。宇宙中存在着难以量记的事物，因而我们就需要用难以量记的不同方式去认识它们。科幻小说也许无法按照想象改变这个世界，却至少可以改变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年轻一点的“80后”科幻作家宝树的《时间之墟》尤为有意思，尽管他也只是重新演绎了有关时间循环的科幻母题，却以现实社会中政治、文化、道德的实际出发，在宏阔的时间轮回之中，展现不变的人类信念。这似乎说得有点远，但归根结底在貌似横无涯际、荒诞缥缈的幻想中掩藏了一种现实感或者说对现实感的追求。

　　这种现实感不等于对现实的感觉(虽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同时还包括认知、情感与判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实感即历史感。它有立场、有价值、有逻辑，合情、合理、合法。只有对于长时段的历史有整体的自觉把握，无论这种把握站在何种立场，才有可能于总体的社会结构和演变中锚定现实。非虚构的文本才能摆脱社会学与人类学式的科学限度，作家本身也因此可以刷新精神与思想资源陈旧、体验枯竭所带来的困境，让自己与他人、当世与后世历史地呈现出现实的面孔。

　　以赛亚·柏林在论及现实感时强调19世纪宏大叙事的乌托邦的破产，“每个人和每个时代都可以说至少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在上面的、公开的、得到说明的、容易被注意的、能够清楚描述的表层，可以从中卓有成效地抽象出共同点并浓缩为规律;在此之下的一条道路则是通向越来越不明显却更为本质和普遍深入的，与情感和行动水乳交融、彼此难以区分的种种特性。”因而，作家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潜入表层之下、穿透那黏稠的无知，达致“难以清晰表述的习惯、未经分析的假说和思维方式、半本能的反应、被极深地内化所以根本就没有被意识到的生活模式”等等。这是一种对于事实的理解，而不仅仅是关于事实的知识和白描，也惟其如此，他所传达出来的就不再只是一种作为类型的、有着相似结构的、概括性符号的X光照片，而是有着某种独特经验的肖像。

　　当然，关于如何理解，柏林其实偏向于保守主义的思路并且在历史观念上有种兰克史学式的真实性迷思，我想指出的是，固然蓝图式乌托邦和对于世界总体性规律的推测被证明为虚妄，但这是具体个体根本上无法超越时代与社会的局限，也惟其如此，才更显示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之为人的伟大光辉，历史与社会进程才能得以改变。如果世界真的仅仅呈现为包法利夫人心中的一朵花，那么只能证明作家的孱弱和无能。

　　如果我们要表达和批评现实，那么必然要如同柏林所说深入其内部，用无法被“科学”话语所涵盖的细致了解。但这还不够，还需要在外部建立超越性的支点，撬动现实本身。这种写作自己也才会超出娱乐休闲的商品、意识形态宣教书、狭窄小圈子的癖好，而成为一种能动的现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