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和所有的人一样，都是带着影子上路的人。然而，在常人那里，影子只是折射人的肉身，而在诗人那里，影子中却可能照见梦绕魂牵的故乡，血肉相连的家国和族群，寻觅到早已逝去的童年，天各一方的亲人，虚无飘渺的灵魂……诗人的影子是一根剪不断的脐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吸取灵感的源泉，是他喷发激情的动力所在，是他的根系和他的词库——他在影子中照见和感悟得越多，他的根系就可能越发达，他的词库就可能越丰富，他的诗情就可能越丰沛，他的洞见就可能越独特，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诗人都是书写影子的人。

　　我在阅读吉狄马加的诗歌时，就好像总是从他的诗行和字符里看到有一道长长的影子，时而是影子在前牵引着他不断跋涉，时而是影子在他身后紧密随行。真身和身影，经历和经验，包裹在他巫师咒语般的诗歌意象中，不断引发出你的惊悚和震颤。具体一点说，他在诗里的“影子”主要是通过下列一些词的组合表达出来的:彝族、彝人、母亲、父辈、猎人、大山、祭师、家园、火、黑色、金黄色等，这些词语的反复出现和奇妙组合构成了不同的诗歌意象和相同的精神指归。前几个词的指涉关乎他的家族、族群和他自幼熟悉的生活场景，后几个词的指涉则是他对民族精神元素的提炼和对未来的憧憬。“我要寻找的词\是夜空宝石般的星星\在它的身后\占卜者的双眸\含有飞鸟的影子　我要寻找的词\是祭师梦幻的火\它能召唤逝去的先辈\它能感应万物的灵魂　我要寻找\被埋葬的词\它是一个山地民族\通过母语，传授给子孙的\那些最隐秘的符号”(《被埋葬的词》)。那些紧贴在地面的影子，那些被强光稀释甚至遮蔽了的影子，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词——“被埋葬了的词”，被诗人精细地发掘出来，小心翼翼地俯拾起来，然后将它们一一擦亮，妥帖地安置在字里行间，他的诗，就变得格外的质朴而深沉，丰盈而动人。

　　要正确的解读吉狄马加的诗歌意义并作出恰当的评价，首先要把他放到当代彝族汉诗写作的“场”中去做研究评估。当代彝族汉诗概念的提出，正是基于以吉狄马加为代表的一批彝族年轻诗人的出现而随之出现的一个新概念。虽然在此之前，彝族诗歌是古已有之，用汉语写作诗歌的彝族诗人也并非是从吉狄马加开始，但是，以吉狄马加为代表的新一代彝族诗人却把彝族汉诗写作提升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和一个从未有过的宽度——就其诗人和诗歌的思想力、影响力和规模数量而言，吉狄马加们所取得的成就比之他们的先辈都是要骄人得多。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肇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而当代彝族汉诗的源头也刚好起于这一时期;吉狄马加的家族史和自己的童年生活经验毫无疑问都是彝族化的，而他的受教育的背景——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背景却是汉化的，这无疑为他用汉语操持诗歌书写提供了最大的可能和便宜，事实上当代彝族汉诗的写作者们都与他有相同或者相似的生活经历和受教育背景。正是由于有了上述这些条件，当代彝族汉诗才有了滋生的温床，并且从诞生伊始就具有强大自信的传统秉性和反观内省的现代特征。在吉狄马加早期的诗歌作品中，他从来不隐晦自己本民族的身份——恰恰相反，他在诗歌里大声向世人宣示“啊，世界，请听我回答\我——是——彝——人”(《自画像》)。这种对民族文化身份的强烈认同，是诗人基于对本民族文化的炽烈热爱和对自己诗歌的强大自信的基础上发出的声音，这在当时，在普遍被汉文化同化的其他少数民族诗人或者作家笔下，我们还鲜见有如此直接而强悍的表述方式。但是，吉狄马加并不是盲目的自信，他知道，无论是彝族文化还是他的诗歌，都有让他自信的充足理由，他虽然没有用母语直接书写诗歌，但母族(彝族)的文化和深深烙在自己身上的文化身份印记却足可以让他感到自豪。在吉狄马加看来，彝族(包括其他少数民族)从一开始就参与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创造，因此，厘清各少数民族文化的源头，并让其生生不息，发扬光大，本身就是对中华民族文化最切实际的爱护和建设。也因此，自己理所当然地有对本族文化进行承传和弘扬的使命和责任，而担当的最好形式，就是用自己最独特的诗歌语言来加以实现。“我写诗，是因为我的父亲是彝族，我的母亲也是彝族。他们都是神人支呷阿鲁的子孙”，“我写诗，是因为我的语言中枢中混杂有彝语和汉语，奇怪的是它们最初都是象形文字”，“我写诗，是因为为了表达自己真实的感情的心灵的感受。我发现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感召着我”，“我写诗，是因为我别无选择，似乎干这一行更合适”(引自吉狄马加《一种声音——我的创作谈》)。就这样，带着坚定，清醒，使命，责任，当然也带着对于诗歌艺术的极高天赋和充分准备，吉狄马加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诗坛，并且从一开始就成为了当代彝族汉诗的领军人物，至今依然是他们中最耀眼的旗帜。

　　在吉狄马加的《初恋的歌》(1985年)、《一个彝人的梦想》(1989年)、《罗马的太阳》(1991年)、《吉狄马加诗选》(1992年)、《吉狄马加诗选译》(1992年)、《遗忘的词》(1998年)等诗集中，像《最后的召唤》一样纯美感人的诗可以说是俯拾皆是。他的《黑色的河流》、《自画像》、《母亲们的手》等，都是被无数大家激赏和好评过的名篇佳构。他的这些充盈着生命激情和对大地热爱的诗行，这些揭示着彝人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状态以及幽秘内心世界的诗行，因为提供了新鲜的诗学经验和超前的普适价值观，一经问世就被人们普遍关注，吉狄马加因此而获取了中国第三届新诗(诗集)奖等多项大奖。吉狄马加从上世纪80年代就体现出来的诗学新思维，不仅对于少数民族诗歌创作是重要的，对于当代中国诗歌创作来说，都是重要而有意义的。

　　将吉狄马加的诗歌与国外一些诗人书写故乡的诗作相比较，也许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我曾经有意让人将吉狄马加的诗歌与异域的金斯堡格和波德莱尔的诗歌作比较，得出的简单结论是:同样是对故乡的描绘，后两者的诗中充满了血腥暴力抑或肮脏沉沦，深入骨髓的憎恶来自灵魂的扭曲与现代工业文明对人类心灵的普遍异化。林立的烟囱与琳琅满目的冰冷橱窗让人找不到来路，甚至看不清去处。金斯堡格的纽约，与波德莱尔的巴黎同样是罪恶与阴暗的被流放地，在那里他们找不到灵魂的归依，找不到向往的流光溢彩的美好。与故土的牵缠和撕扯让他们身心俱裂，在他们那里，故土是怀想与弃绝的双重矛盾。这样的描绘到了吉狄马加那里，情形就大相径庭了。他诗中的故土是田园牧歌般的美好所在——当然，他多数时候本来就写的是田园，是灵魂栖息的伊甸园。他在这里找到了一种澄明和宁静，并由此而将诗的思绪引向更深的内省。在吉狄马加的诗歌里，或者更能让所有的人都找到自己的那份乡愁，寻到自己的影子?

　　现在我们可以来对吉狄马加创作成就的原因进行一番探讨了。在我看来，吉狄马加在诗歌天赋异秉之外，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值得关注:

　　一是他从来没有隔断与本民族的精神联系和身体联系。吉狄马加之于彝族，或者说彝族之于吉狄马加，已经是一种水乳交融浑然天成的关系。彝族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内容以及彝人的隐秘内心世界，是吉狄马加创作的最重要的来源，作为彝族文化代言人的吉狄马加则是彝族最重要的符号。在吉狄马加眼里和心中，生他养他的大小凉山，以及彝人生息的云贵高原，就是他灵魂的栖息地，是他创作的全部理由，最丰厚的思想资源和书写资源。而为了使这种资源永不枯竭并且保持最鲜活的状态，吉狄马加坚持不懈地总要经常回到这片土地上去行走，就像鹰，不管飞多高，飞多远，也有贴着山脊，贴着大地的时候。精神和身体的双重联系使吉狄马加保持着创作的活力，诗的激情和敏感。许多年来，吉狄马加从需要变为习惯，从习惯变为自觉，他把这种联系上升到了一种理性自觉的层面。在他个人的迁徙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人生轨迹:从家乡布拖到首府西昌，又从西昌到成都，从成都到北京，他完成了自己从求学到确立人生事业目标的全过程。在这条直线的背后，或者说在他的每一个脚印里，都烙着深深的鲜明的彝族的印记。直到今天，当他以彝族的身份，代表中国各少数民族，参与到服务和管理中国文学事业的宏大使命中时，他仍然没有隔断与本民族的精神联系和身体联系。因为他知道，爱，是要有所附丽的，爱家乡，爱本民族，就是爱各民族，爱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最真实最自然的起点。从这里深化和升华开去，就可以产生最美好的情怀和瑰丽的诗篇。他的诗歌，从民族书写到人性，从人性书写到人类性，最终实现了对地域和民族的超越。

　　二是他从来没有放弃吸收外族、外国和全部外在世界的各种营养，他坚持以开放兼容的心态，虚怀若谷的借鉴，最终使自己在学习、交流和对话中走向更加丰富成熟。他将这些感悟化为自己诗歌创作时的一种新的参照，所以，他在驾驭国际题材时，才能够以宏阔高远的世界眼光和大写着正义良知的人类意识去创作《致印第安人》、《献给土著民族的颂歌》、《意大利》等作品。

　　吉狄马加有不少黄钟大吕般的诗作，大器而大气。但是他有时也不免在这里漏出破绽和问题。比如，当我在系统地阅读他的诗歌时，就感到他在表达自信和剽悍，追求高屋建瓴的同时，有时会出现一种失之粗砺和粗糙的抒情方式——尤其是过多的喜欢使用大词。诸如:时代、人民、国家、民族、世界、宇宙、文明、文化、生命、历史等等。此类大词入诗应当是要特别小心的事情，除非是绕不过去非用不可，否则就容易失之空洞不着边际，呈现出粗糙的理性叙说倾向，造成对诗质的误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