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7年5月28日

　　地点：四川成都“母语酒吧”（由阿库乌雾创办）

　　采访对象：阿库乌雾（汉文名罗庆春，现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以下简称“阿库”）

　　采访人：文培红（西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以下简称“文”）

　　文：在您的作品里有这样一句话：“从‘apkup vyt vy’到‘阿库乌雾’再到‘罗庆春’，我的姓名的链环锈迹斑斑。”那么，您的潜意识里，您会问自己“我是谁”吗？您更能接受别人怎么称呼您呢？

　　阿库：我也会经常这样问我自己：我到底是“罗庆春”还是“阿库乌雾”，还是“apkup vyt vy”？“罗庆春”和“阿库乌雾”，这两个称谓原本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从我的人生不可规避地遭遇了汉语之后，两者便有了联系。彝族人的姓氏中双姓的居多，我的彝族姓名中“阿库”是姓，“乌雾”是名。关键是这个姓名原来是用彝语读写的，大家知道，用本民族的母语给孩子取名，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在彝语中“阿库”是有来源的，“乌雾”也是可以解释的。可是，由于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我不仅仅是停留在“阿库乌雾”这么一个语境里。在我老家，人们不知道“罗庆春”是谁，只知道apkup vyt vy。后来必须要出现一个“罗庆春”，那是因为我人生必须往“罗庆春”方向走，我的人生走到了汉语圈里，就必然需要适应新的文化环境，必然要被新的文明所改造，这就包含了一个长期的自我命名和他人命名的过程。我的生命逐渐从“第一母语”的彝语世界来到了“第二母语”的汉语世界里。我在小学一年级就被一位从北京协和医院来我的家乡“三下乡”的教授取名为“罗庆春”。

　　文：是不是意味着人生往“罗庆春”方向走，就离“ apkup vyt vy”越来越远了呢？

　　阿库：如果是普通人，可能会越来越远，但是，因为我是搞文学的人，我有一种不断反省自己生命历程的渴望和能力，并把这一精神回溯、生命源流的追寻过程写进诗歌里，这是一种返回，又是一种前进。我不仅要自觉认同“罗庆春”，而且还要自觉坚守“apkup vyt vy”，力争深度接受彝、汉双语文化智慧，全面体验双语遭遇，努力实现双语人生。

　　文：我知道您是一个双语诗人，您用彝语和汉语创作了大量诗歌。您知道，彝语文学的读者群远少于汉语文学。特别是诗歌，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作家的获奖作品中，大部分都是用汉语创作的，比如《尘埃落定》等。那么，您是出于什么考虑而创作母语文学呢？在您的眼里，母语意味着什么？

　　阿库：确实，在中国，用汉语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比用母语创作的作家拥有更多的受众和读者群。但是，我要强调一点，作为一个文化人，母语给了我们生命的觉悟，母语启迪了我们最初的文明，母语同时树立了我们做人的尊严，我们没有权利在自己这一代丧失或抛弃还具有系统而健全的命名功能的自己的母语。至于它的读者群，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那应该是另一个话题了。我受用过母语的智慧，我生命的起点与归宿都不可动摇地被我的母语命名和规范。这些东西在我的身体里还很有效，我有表达的欲望，书写的欲望。于是，我选择母语，毅然决然。我想，对于一个有自觉的民族意识和历史记忆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这是义不容辞的。现在的问题是，各少数民族母语写作在萎缩，有的民族甚至处于一种濒危状态。正是因为这样，当代少数民族母语写作才具有了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更迫切的现实意义。对母语的坚守，就是对某一种人类文明样式的尊重、保全和承续。母语写作是一种拯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用彝语写作，不是要获得多大的名利，而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所使然。母语叙事的传承与创新，在我看来意味着一个民族文明体系的传承与创新，意味着其文化历史形象的重塑，精神资源的保留和精神生命的再生。

　　文：您常年生活在汉语主流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大都市，如何保持对母语语言、文字的敏感性呢？

　　阿库：第一，孜孜不倦的彝文文献阅读；第二，利用假期返回民间，返回我的家乡，亲近民众，亲近母语；第三，在母语教育教学过程中与学生、同事的对话和交流。第四，坚持不懈的母语写作。通过以上4个主要途径，我保全了自己的母语能力。

　　文：作为一位学者，您提出了“第二母语”、“第二汉语”、“文化混血”等重要概念，能否就此谈一谈您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些概念？

　　阿库：这些都不是突发奇想，而是与我长期从事彝、汉双语创作和用汉语进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学术经历有关。在高校我不能只搞创作，我便开始做理论。我慢慢地以文学为契入口，试图深涉到当今中国55个少数民族共同的精神走势和文化命运中去，发现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并思考和解决问题。就拿彝族来说，我发现我的很多同胞中的晚辈，甚至同龄人都已丧失了母语能力。他们历史性地遭遇了汉语，并先天获得了与我不一样的用汉语生存的能力。但是，我又不能否定这些人的族缘。那么按照族缘、血缘的角度，彝语永远是我的这些已经没有了彝语能力的彝族同胞的母语，但是他们今天确实不能操这种母语，不能用这种母语生活。这实际上启发了我，产生了理论命名的欲望。作为民族文学研究中的不可忽略的一个理论命题，“第二母语”已成为了民族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

　　同样，“第二汉语”是我在研究这些少数民族作家、诗人时，不论这些艺术家懂不懂本民族语言，他们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本民族的一些审美理想和思维习惯。由于语言和思维间的微妙关系，我发现他们总带着自己的言说方式、认知方式来叙事和抒情，他们就和单一的在汉语文化背景下长大的汉民族作家不一样。他们将本民族的东西、地域性的东西带进了汉语，他们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汉语的叙事传统或思维习惯。比如阿来的《尘埃落定》用的是“藏式汉语”，这就是少数民族作家的“第二汉语”。

　　文：您在《永远的家园》一文中指出“消逝中的坚守”，您认为坚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哪儿？

　　阿库：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消逝可能是一个事实，而坚守是一种态度。我们是眼睁睁地看着它消逝，还是在坚守中可能带来一些变革、焕新呢？注入新的血液，使传统文化在我们的身体里发生一次裂变，并促成一种转型，理论上是成立的，只要我们在真切的感动中不要放弃理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