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日见频繁，一大批由当代台湾作家写作的优秀作品，得以及时地为大陆读者所知晓和关注。台湾籍满族作家林佩芬女士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努尔哈赤》，就是其中的一部。

  　林佩芬在台湾被誉为“华人世界的历史小说名家”。其祖籍为大陆，先人曾隶属于镶黄旗满洲，自父辈起到台湾居住。她从少小时期，便对上一代人忧世伤时、怀乡思土的悲怆情怀，有着较深的印象和理解，从而对家世传承、历史衍进和时代更迭，勾起了不败的遐思，渐渐地，形成了以生动而凝重的文学语言，来诠释和检讨历史嬗变的人生追求。

  　林佩芬属台湾的少壮派作家，却已取得了几乎可以说是著作等身的骄人业绩，已经出版的作品，有长篇小说《声声慢》、《大江东去》、《月明千里》、《第四乐章》、《天女散花》、《雁字回时》、《唱一首无言的歌》、《台北·京都·哈尔滨》、《辽宫春秋》、《天问——小说明末》（八卷）、《西迁之歌》、《两朝  天子》（四卷），以及中、短篇小说集《洞歌仙》、《燕双飞》、《帝女幽魂》，散文集《繁花过眼》、《长城外面是故乡——内蒙古篇》，等等。

  　新近全部出版完毕的长篇历史小说《努尔哈赤》（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9年 9月版，大陆作家出版社2000年7月版），堪称是女作家从事写作以来，所完成的一项最耗时间和精力的大工程。该书计六卷（各卷的书名，依次为《上天的儿子》、《不死的战神》、《苍鹰之翔》、《巍峨家邦》、《天命皇帝》、《气吞万里》），凡一百二十余万字。这部长篇，筹划创意于1981年，始命笔于1985年，最终完成于1999年，总共历时18年。

  　作为历史小说家，林佩芬对中国历史上较为晚近的明、清两朝的斑驳往事，尤为关切。她差不多是在用一种历史学家的标准，鞭策着自我的知识积累和理性修养。据说，为了撰著《努尔哈赤》，先后阅读和查证的古今书籍、资料，几近万种。在台海两岸的交流松动之后，她又亲自来大陆北方，到诸多的明清史迹保留地踏察、体验，还到努尔哈赤长眠于斯的沈阳福陵，悉心感受和凭吊这位划时代雄杰的风范与情怀。

  　林佩芬的《努尔哈赤》，是她以一位文学家的目力和品位，孜孜以求地咀嚼、揣摩、归纳和抽象历史的心血结晶。可以想见，在当下多样式、多档次的历史文学创作接踵面世之时，这部作品，定会以其丰沛的历史容量、深致的文化底蕴及灵动的小说笔触，独步文苑，享有众多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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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尔哈赤》是一部框架恢宏的艺术巨制。作品选取了明代后期从万历十一年到天启六年（公元1583年—1626年）这四十三年的历史，以异常广阔的社会生活为故事场景，以该时期错综而深广的民族矛盾、社会矛盾为情节依托，纵横运笔，大开大阖，浓墨重彩地描绘出了女真族天才的民族英雄努尔哈赤，因报父祖之仇，以“十三副遗甲”起事，而后逐步成长壮大，经过连年浴血征战且配合实施种种政治策略，统一了四分五裂于东北地区的女真各部，建立起以女真族为主体同时吸纳多民族成份的新生的“后金”政权，进而以“七大恨”告天，出师伐明，全力进取中央政权，这样一个遍布着艰辛与辉煌的历史过程。

  　努尔哈赤，是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小说以其青年时代风雪夜奔、举旗复仇开篇，以其英雄迟暮而到底壮志未酬、报憾辞世收尾，艺术地显现了他九死不悔的斗争生涯，准确地勾勒出他那鲜活的个性、非凡的胆识、缜密的思维、超人的耐力和博大的胸襟。他出身于一个家境不很殷实的女真奴隶主家庭，父、祖都是女真族地方建州左卫的官吏，由于继母失慈，少年的他被迫离家外出讨生活，历尽了磨砺，二十岁以后为辽东总兵官李成梁所收容。他不是碌碌无为沉溺安逸的凡夫俗子，一则远祖布库里雍顺为天女所生并担负起拯救苍生使命的传说，激励着他奋起效法，当他明辨了明王朝的鹰犬李成梁分化瓦解、欺侮屠戮女真民族同胞的狡诈伎俩之后，即为他日振兴自己苦难的民族而暗暗地思考和学习。祖父觉常安与父亲塔克世的无辜丧命，使他愈发看穿了李成梁的阴暗和凶残，于是只身逃离魔窟，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不归的抗争之途。在遭到追兵火焚劫后余生时，他的心中“有翻天覆地的怒涛在澎湃”，他向天起誓：“女真人的命运坎坷了几百年——但我立誓，我会战胜这一切的，我会战胜女真人的命运，使每一个女真人都不再受欺凌、残害……”一位血肉丰满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自此神完气足地跃然纸上。

  　在长达三十几年的斗争中，努尔哈赤不仅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多次身先士卒蹀血博杀，而且在各种非常关头，充分展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和政治运筹天赋。他在一些战役中，力排部属中的（也是旧时女真人中习见的）有勇无谋的盲动方式，将自己所学得的汉人成熟的兵法韬略，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在从根本上扭转全局军事力量对比的著名战役“萨尔浒大战”中，面对着几乎十倍于己的明朝大军的四路包抄，他周密地辨析敌我双方的优劣短长，冷静而豪迈地制定了“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惟一正确的作战宗旨，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军的高度科学的战略战术，在短时间内，风卷残云般地聚歼强敌，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为了统一女真、进取大明，他常用汉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哲理自勉，将数十年跟随自己南北征战的“五大臣”视为股肱手足，即使是在刚刚称帝、领受万民欢呼之时，也对臣下的忠谏从善如流，而且，他对一切可以通过感化为己所用的人才，哪怕是曾经射伤过自己的俘虏，或者是要暗杀自己的刺客，均从容义释……  他以一种穿越历史的远见，创建并完善了兵民一体的“八旗制度”，亲自倡导并指导了满文的创制，以刚柔相济的策略，安抚蒙古诸部，大量招徕以女真为主的四面八方各族人口，为自己所未竟的事业在日后加速度地走向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石。小说形象地刻画了英雄的内心世界与所作所为，使读者对努尔哈赤这位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产生了划时代影响的人物，有了贴近的感受和认知。

  　无情未必真豪杰。《努尔哈赤》对英雄形象的塑造，也包括了对主人公感情生活的细腻表现。身为后金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努尔哈赤一生接触过不少女人，小说无意于流连玩味他的私人生活，对包括阿巴亥在内的大多数妻妾（从大妃到庶妃），书中都没有着力刻画努尔哈赤与她们的情感纠葛。作者笔下，只较多地写了努尔哈  赤与两个女人的关系：一个是李成梁的养女雪儿，另一个则是他的正妻（皇后）蒙古姐姐。如果说青年努尔哈赤与他的情人雪儿之间的感情，还笼罩着一种浪漫的气氛，并教读者感受到了火辣辣的生死情结的话，那么，成年的努尔哈赤与蒙古姐姐的情感，则显示出深沉情爱所裹挟着的苦涩的社会意蕴。蒙古姐姐来自建州女真部先前的盟友、后来的仇敌——海西女真的叶赫部，努尔哈赤与她之间一往情真，肝胆相映，然而，为了完成逐鹿莽原、统一女真的既定任务，努尔哈赤又必须断然地去剿灭由蒙古姐姐的胞弟金台石率领的叶赫部。蒙古姐姐忧思成疾终告不治，努尔哈赤为此刚肠寸断：

  　　　　只有在蒙古姐姐入殓后的第三天深夜……四下里只剩下他独自一人的时候，

      他才不自觉地向着蒙古姐姐的灵柩发出了一声极细极低的呢喃：

  　　　　“这难道是天意吗？你来自叶赫，偏又在这个时候逝去……”

  　　　　他发自内心深处的，除了悲伤和哀痛，还有着另外一个层面的伤悼：

  　　　　“建州和叶赫，让你为难了一辈子……你从没有说出口来过，其实又何必

   　　呢？”

  　　　　而即使是在极度的哀伤中，他也依然在她的灵前不知不觉的吐露了一句：

  　　　　“我终究是要灭了叶赫的呀！”

    这就是努尔哈赤——置身于铁血战争和骨肉亲情、历史车轮和伦理标尺相互剧烈碰撞中的、有血有肉的男子汉，以及他那受着超常煎熬的灵魂！遍阅人类历史，成就了伟业的人，恐怕大多都得跋涉这类心灵的苦海、精神的炼狱。历史学家们执笔录下的，往往尽是些创千秋大业者的英明举动与赫赫功勋，而只有敏感而饱含着人文意念的文学家，才会如此真切地触摸到创大业者那秘不示人的脉息律动。

  　　努尔哈赤作为古往今来历史上数亿万计匆匆过客中的一分子，他顺应了时代，把握了时代，也主宰了时代。他，不曾屈服于历史，而且最终得以改写和创造了历史。这就是我们在阅读林佩芬的《努尔哈赤》之后，首先产生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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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尔哈赤所处的时代，中华古国及其东北地区周边的政治势力，多元并存，环境复杂。蒙古各部，虽已于元末败走大荒，却一直在漠南地区保持着足够的实力，既觊觎中原，又时刻威慑着女真民族的生存发展；朝鲜，是明王朝的附属国，曾受命与明军协同弹压建州女真，后忽遭日本丰臣秀吉的大举军事入侵，因明军救援不力，一度几乎亡国；而在东亚版图上一向扮演着主角的明王朝，此刻则正经历着自身最为败坏与暗淡的时期，国力由盛而衰，其速度之快史所罕见。长篇小说《努尔哈赤》，并不是一部单线条描述英雄人物斗争道路的书，作家力图通过与读者一同观察努尔哈赤时代缜密交织的社会经纬，来印证和阐发自己的历史性思辩。作品一方面写出了努尔哈赤居高眺远，全局在胸，在制约着东北亚地区的多重政治力量间，积极能动地运作，游刃有余地回旋，紧紧抓住一系列的天赐良机，步步壮大自己；另一方面，也投入了相当可观的篇幅，来刻画同时发生于明王朝内部，乃至蒙古诸部落内部，以及朝、日之间的各种事件。在这里，所有非努尔哈赤身边的故事，都已不再仅仅是作为张扬小说主人公业绩的副线而无关宏旨地存在，这些故事，全都在提供着一层重要的认识作用，即通过彼此对应地展示，使人读出，在同一时代背景下面，有关各方政治力量是怎样地因因相袭、怎样地此消彼长，从而竭力开凿出潜伏于社会演变深层的历史殷鉴。

  　英雄努尔哈赤的最终政治目标，是取明王朝对全国的统治而代之。从其开始起兵，到日后日益壮大，都是在明朝的眼皮底下进行的。明朝曾经在相当长久的时日里，握有轻易剿灭努尔哈赤的主动权，可是，却因自身陷于盲瞽，流于沉沦，一而再再而三地坐失战机，终至纵虎成患，覆水难收。女作家林佩芬在这部小说的创作中，并没有一味地将其同情心倾注于蒸蒸日上的努尔哈赤一方，她也同样地向渐趋衰亡的明王朝诉诸足够的悲悯，对这个原本不失强大的中央政权，是如何一步步地丧失对辽东女真族的控制力，导至自身命运的岌岌可危，做了全方位的探讨。

  　青年努尔哈赤起兵之际，恰逢明朝年轻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刚刚亲政之时。万历皇帝童年即位，由首辅张居正兢兢业业辅政十年，曾使国中出现了可喜的“盛世”景象。在张居正病故后，自幼就胸无大志，又被严厉的宫廷教育弄得心理畸变的万历皇帝，亲政之初，便悍然推翻了张居正的施政方略，开创了一不理朝纲、二不问朝政，而专事于后宫淫乐的腐败之风。他宠佞妃，拥娈童，挥霍无度，整日整月沉迷于吸食“福寿膏”（鸦片烟）的麻痹陶醉之中，惟一教他真正上心的，只有自己陵寝的建造工程。为防止再出现张居正式的贤相干扰他的放纵生活，在他“‘做皇帝’的哲学中，用人之道是宁取小人，不取君子的”，以至朝中首辅等要职，长期为既乏能又乏善的小人们所占据。他亲政三十多年，创下了皇帝长期不临朝的记录！于是乎上行下效，朝堂之内，关心边陲战事和乡间民瘼的臣子，也越来越少。当努尔哈赤率部在辽东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之时，道道边报飞奏朝中，结果却是：“建州女真、努尔哈赤这几个名字……丝毫没有在万历皇帝的心里留下任何的印象，朝  臣们更是把这个‘边夷小事’的报告看过之后就丢到九霄云外去了。”日本侵略朝鲜，引发了“一场长达七年的跨国大战，在他（万历皇帝——引者注）心里没占上多少份量，乃至于本国军队的战绩与死伤耗损，他全都不闻不问。”万历皇帝执政期间，兴建陵寝、改建宫殿等项巨额花费，直接导致国库空虚，只好依照“皇帝要用钱，就要百姓多纳税”的“定律”，在田赋、商税之外，又孤注一掷地加征矿税，迫使户部官员们不堪其苦地纷纷辞官，还多次激起了民间哗变。肥胖慵懒的“万岁爷”，偏偏还是个好大喜功之徒，西南杨应龙兵乱被官军费尽气力平定之后，他心血来潮，传旨要亲自在京师午门受俘。这可难坏了押送战俘的将士，时值隆冬，战俘们都是南人，寒冷加上水土不服，行未及远便死亡殆半，而不能完成押俘任务，将士们定将吃罪甚至被杀，不得以，他们只好一路上向所经过的州县索讨死囚，混入战俘队里充数，才侥幸混过了午门受俘仪式，让万历皇帝享受了数百名俘虏“一起跪倒在他跟前，向他叩首、求他赦免时的快感”。

  　不问国事、荒唐奢糜，由万历皇帝始，竟成了大明朝祖孙三代国君的一体家风：万历皇帝死去，其子朱常洛即位，是为泰昌皇帝，这个向未受过正经教育的皇太子，实没想到会突然间黄袍加身，他丑态百出地熬过了登极大典，当夜就病倒宫中，刚满一个月便死掉了。原来，是他父皇的宠妃郑贵妃，假献殷勤送来了八名美女，使这位瘦弱多病、又压抑郁闷了多少载的新“天子”，一夜之间纵欲过度，消魂蚀骨，再也没能起来。皇位只好忙不迭地再传给了泰昌皇帝之子朱由校，即天启皇帝，这是个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十五岁尚未断奶的大男孩，比起乃祖乃父，倒还真算是有点儿作为，只可惜这作为全然没有表现在正地方，他既不爱江山也不爱美人，一心只爱做木工活儿！他把全部的国政大权，一股脑儿地交给了大太监魏忠贤，自己却长年累月地居住在木工坊里……

  　大明朝在此三代帝王作风的导引下，朝堂内外、上上下下邪风充斥。衮衮诸公蝇营狗苟，整日里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激烈的内哄无时或已；身为首辅（相当于宰相）的高官，生怕自家子弟读多了圣贤书而“罔顾了活在本朝的现实”，做出有碍仕途升迁的傻事情，而不时地要为他们私下讲授厚黑的“官场学”；在几回“立储风波”中，许多大臣的态度简直就像在赌场上“押宝”一样，风吹草动，便风声鹤唳；到后来，“由于求得一官，须先孝敬魏忠贤一笔为数可观的财物，任官之后更得不时打点，在在都超过俸禄所得百倍千倍，以至没有任何一个官员能不贪污而存活；而贪污的来源当然是大官取自小官，中央取自地方，小官与地方官员取自百姓，百姓不堪忍受或无以维生的便沦为盗匪，抢劫州县、富豪……”

  　在明朝的一班高级武将中间，李成梁本是功绩不差的一员，比后来许多惜命畏死之徒来，还有其勇于阵仗的一面，可是，他在辽东数年连任总兵官，却不仅是战功使然，他认为“善体帝心”最要紧，“一切的言行都要尽量迎合皇帝的心意，既不可像张居正那样事事忠言直谏，也不可像戚继光那般的一举消灭了所有的敌人，减低了自己的重要性。”

  　在明朝走向灭亡的过程中，魏忠贤是起了极坏作用的。此人原系市井无赖，因逃赌债而自阉入宫，在天启帝即位后，靠着和皇帝乳母客青凤狼狈为奸，混上了第一太监的位置，于是呼风唤雨，挟天子以令全国，酿成了数年间大明国运独系权宦之手，特务机关林立，恶人横行朝野，冤狱遍布国中的可悲局面。

  　比较，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重要方法。由努尔哈赤所缔造的如日中天的女真  族振兴事业，与明王朝日薄西山的惨淡命运，在这里，形成了一重极为鲜明醒目的对比。观照着有着天壤之别的这道历史景致，读者们不由得扼腕一叹，是很自然的。想当年，明代杰出的的开创者朱元璋率劲旅横扫残元之时，不也显示了雷霆万钧般的强大威力么，怎么社稷交付到了朱氏后代们的手中，竟糟糕到了这步田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始自先秦，哲人们似乎就已经对这一历史铁律有所洞悉，而朱明子孙，却把它忘了个一干二净。成由奋斗败由奢，在努尔哈赤的事业里，可以说身后每一个脚印，都体现着艰忍、抗争、顽强、牺牲的价值和意义，在他和他的族人那里，没有前辈留下的大宗家业可资继承和挥霍，斗争，惟有斗争，才能换来生存的空间和发展的前景。努尔哈赤毫不懈怠地奋斗了数十年，仍未达到目的，他抱憾而去，又把巨大的期待连同法宝般珍贵的斗争精神，传给了下一代——皇太极。而正是由于有了皇太极，以及其后以多尔衮、福临、玄烨、胤禛、弘历等为代表的数代人的前赴后继，才终于兑现了努尔哈赤的宏伟遗愿，不但建立起了新兴的中央  政权，开创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清王朝，而且使中华古国在封建末期，又奇迹般地出现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太平盛世。……当然，如果人们将视线继续向历史的下一页扫描，就会再度惊讶地发现，爱新觉罗的不肖子孙，又像万历、泰昌、天启诸帝似的出现了！历史上那如同滚滚波涛般涌现的一股股政治力量，竟然谁也没有能够摆脱掉历史迷宫的无情戏谑，他们各自都在所处时代的天幕上，清晰地画出了既属于自己又彼此相仿佛的，标志着爆发、攀升、辉煌、下滑，直至完全坠落的抛物线，留待一代又一代后人去凝眸与领悟。唐代文学家杜牧，写过一篇有名的《阿房宫赋》，认为强大的秦国，实非被他人所灭，而是亡于自身严重的不检点，他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长篇小说《努尔哈赤》的故事，结束于公元1626年。千疮百孔的明王朝此时仍在惨淡地支撑着，离随后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所摧毁，尚有一段时间，而新生的后金（不久即更名为“清”）政体，其时也还只是东北的地方政权。不过，只要读罢这部作品，便不会再有人对十几年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所发生的那场令人眩目的政权大更迭，感到不可思议了。因为，本是庞然大物的明王朝，从心儿里烂起，经过了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早已溃烂透顶；从一开始就孕育着万千生机的后金，则也已经百炼成钢。新的一幕历史大变迁，已然呼之欲出，最后的上演，只不过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大趋势已无可更改。虽然后来紫禁城终于易帜的事件发生得多少有点儿突如其来，但是，人们还会为那既定大局面下的瞬息骤变而真的感到意外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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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小说，顾名思义，就是以历史上出现过的事件与人物为题材的小说。“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人们形成不同的创作实践与主张。一种认为历史小说应当严格忠实于历史，所写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都应当是历史上实有的、确实发生过的；另一种认为历史小说也完全可以虚构，历史不过提供了一种舞台的氛围，人物与故事情节都不妨虚构；第三种主张则是折中的，认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应忠于史实，但某些情节、场面、细节和次要人物则完全应该允许作家虚构。”（《中华文学通史》第九卷第 385页，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华艺出版社1998年版）纵观长篇小说《努尔哈赤》，可以认为，林佩芬的这一创作，虽可划在上述第三类中，却已是相当接近于第一类了。依据笔者的历史知识来看，该书大约只有极少量的人物和事件应被甄别为是作家的虚拟。努尔哈赤起兵前曾有一段时间被李成梁收于门下，这一史实虽未能为所有的史家所认定，毕竟也曾见诸个别资料，但是，书里描述的努尔哈赤曾与李府养女雪儿热恋、雪儿且为之殉情的故事，却没有史料依据。雪儿其人其事，恐怕就算是小说中最主要的一处虚拟了。这一虚拟，只有几千字，在全书一百二十几万字的篇幅中，实在微不足道，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书里其他几乎所有较为主要的人物和事件，都能做到忠实于历史上的真实存在，这委实应当讲是大为不易的了。由此，亦足见出林佩芬在创作途径选择上用心之良苦。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历史小说的写作只有严格依傍于实有历史才算上乘，事实上，再严格忠实于历史的小说，在打造其一系列故事细节的时候，也绝对做不到完全真实，这是不言而喻的。

  　林佩芬之所以如此苛求于让自己的作品忠于史实，与她所禀承的历史小说写作观直接相关。

  　　　　我的历史诠释在于藉由铺叙他（指努尔哈赤——引者注）建立国家、开创时代、

永恒的伫立于青史中发光的过程，探讨他的识见、作为、付出的努力，研究他与处身的大时代的密切关系，书写全面性的思考结果和心中的感怀，剖析历史上的兴亡成败的一次循环，作为历史的教训和启示。

  　　　　　　　　　　　　　　　　　　　　（《〈努尔哈赤〉第四部前言》）

历史诠释者每将古事今情相融，是以西方史家有所谓：“每一种历史写作都是当代史。”所指的既是以当代的历史眼光析论古事，所得的成果更是受当代观点和书写方式影响；同时也指出，历史写作者除了客观的思考、析论之外，还包含了主观的感情，以致下笔时总或多或少有“借古代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的成分。……这岂非类同于司马迁的历史书写作观：“究夫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努尔哈赤〉新版自序》）

    从以上两则阐述，我们不难体会，林佩芬是期许她的小说创作，成为一部既往历史进程的文学描述与文学诠释。她所启动的，是艺术的笔法与样式，而相当重要的行为目的，则在于要以当代人富于思辨的眼光，全面地重新审视明清之际动荡年代的林林总总，在此基础上，做出一番与史实彼此对位的总体性检讨，既为本次世纪之交，更为人类不断续写着的历史，留存一份带有公正感和个性化的“忧思备忘录”。

  　据作家自己介绍，她写这部长篇，从动念起意到完稿前后跨越了18年时间，小说内容和她的精神世界一样，随着岁月的流动而改变，已不再是创意时的面貌与格局了，她已不再像最初设想的那样全面围绕努尔哈赤个人的英雄业绩来书写，而逐步将它转变成了一部以努尔哈赤时代为上下时限的多维社会的兴衰史，以至于日复一日地在稿纸上说兴亡，在斗室里究鼎革……

  　林佩芬的历史文学写作，并非就历史而论历史。她关切着身边乃至当代人类普遍性的精神异化，为“世纪末，时代之风满布贪婪、淫靡、颓废”而感伤，她说：“每一思索，心绪也就为强烈的无力感所侵蚀、吞噬，这样败坏的世道人心，还能够挽救吗？……是惟有将思绪返回到努尔哈赤一生的奋斗中，心中才能得到一个强大的声音的激励。”她甚至认为，参照努尔哈赤一生奋斗的足迹，足以使人们得到启示，从而建立起坚强的精神力量。尽管关于拯救世风，人们可以各自提出这样或者那样不尽相同的途径，但是，女作家在这儿的郑重建议，已让我们真切地领会了她的诚挚规箴。

  　林佩芬重视历史小说的认识价值。在她的笔下，人们不只是能够读到人物、事件与情节，也读得到她对许多历史现象的沉思。在明王朝江河日下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一批挽狂澜于既倒的仁人志士，作者对他们寄以理解和同情，也冷静地加以寻绎，将制约着他们并使之难以有所作为的历史规定性凸现出来。

  　袁崇焕，是一位胆识超群的边关名将，努尔哈赤一生中惟一的一次败仗，就是输在他的手中；他出身低微而具备真才实学，满怀一腔忠君报国之志，从南国来到辽西战场，在他之前，已有熊廷弼因坚持固守策略而陷系狱之灾，同时期，又有顶头上司孙承宗因支持他继续固守而遭到朝廷排挤，他却全然不顾后果，在严重缺兵少饷的危难形势下，凭藉正确的部署及先进的武器，夺得了坚守宁远的重大胜利。他是一位注定要运交华盖的末路英雄，已经深谙个人的无力回天，又总是用“尽其在我！奋尽全力而后已！”自励，“以使自己的意志更加刚毅、更加坚强，更加足以成为栋梁，支撑起即将塌陷的天！”袁崇焕知不可为而为之，终于导致了他后来虽然功成却遭谗谤而受极刑，死得异常冤屈。作家在书中，已揭示了他的执着个性与龌龊时政之间的绝对不可两立，控诉了明末这一黄钟尽弃、瓦釜雷鸣的时代。

  　明代晚期的东林党问题，在这部作品中也有明确的反映。从顾宪成，到高攀龙，再到杨涟、左光斗……小说如实地记录了这些充满高尚情怀、伟岸人格的知识分子，留在这段崎岖历史道路上的积极入世而又不可避免要蹈向悲剧的身影。在朝纲崩坏废弛、百姓啼饥号寒的社会里，他们“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志在以古圣贤之道为本，从头收拾披靡颓败的世道人心，先是通过自然聚集起来的学术团体“东林书院”培养人才，宣扬主张，继而又以入仕于朝堂的东林党官吏们来干预政治，倡导改革。小说颇详尽地陈述了东林代表人物以纯洁抱负投身斗争而终于无可奈何地败北、许多人甚至慷慨牺牲的历程，同时对他们的落败做了理性的反思。原来，东林党人多是一批具有“完美主义”道德倾向的知识分子，缺乏与复杂社会现实相周旋的能力，更因习惯用非善即恶的眼光划分世人，把小奸小恶与大奸大恶者同等看待，从而树敌过众，将自己弄得孤掌难鸣、孤立无助。另外，东林党人虽信奉经世致用的儒家精神，却又多在出任了要职之后施政乏术，面对随时可致明王朝于死命的内忧外患一筹莫展，将相当多的精力消耗于无休止的党争之中。在以魏忠贤为首的黑暗势力向他们举起屠刀之际，崇尚气节的东林党人，只有引颈待毙而已。作品在铺衍东林党人的故事时，展示了作家面向历史文化深层扫寻思想教训的锐利目光。传统的中国文化，其多重美质间，的确常常缺失着一重实用的基因。熟透了的儒家文化，常常会将某些优秀知识分子送上政界，又无谓地损于政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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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篇小说《努尔哈赤》在艺术处理上，有许多独特的选择。

  　首先，这部作品在历史内容的表现上，选择了“广阔无边”。作家笔触潇洒驰驱，复式开进，穿越了主人公努尔哈赤一生的丰功伟业，穿越了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女真民族由分裂、羸弱到统一、强盛的进程，穿越了明代后期万历、泰昌、天启三朝世风日下、内忧外患愈演愈烈的社会情状，穿越了女真与明朝、女真与蒙古、中国与朝鲜、朝鲜与日本相互之间风风雨雨的多边关系，真正体现了大部头长篇小说在表现空间上的既“有形”又“无形”。作者运斤如风地开掘生活，宏观大度地把握时代，完整精确地观照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演变，向读者充分提供了历史画面的丰富性和思想层次的深入性。女作家在作品写作中，无疑地，是具有着一种创作“时代的史诗”的渴望，不只是在状写生活中的几个侧面上下功夫，而是要用艺术笔墨酣畅淋漓地涵盖时代全貌。我们说，长篇小说主要的审美特征之一，就是善于表现时代和民族的精神风尚，具备深刻的思想内容，《努尔哈赤》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特征。

  　再者，与作家自己的历史文学写作观相适应，小说显露出近似于历史学著作的审慎的叙事风格。作者全力捕捉和跟踪的是历史大脉络，所以，对构成诸多事件的某些具体细节，则采取了有意回避的做法，能不虚构的便不虚构，把某些本来完全可以用来借题发挥的小说要素，故意人为地淡去。这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作品的传奇性，也与时下众多尽力打磨“耐看”的故事细节，以期抓住读者猎奇心理的历史小说拉开了距离。基于创作者自己严肃的思想文化起点和历史小说宗旨，作品更是不愿在英雄与美人、帝王与后妃等等世俗读者津津乐道的范畴里面浪费篇幅，哪怕就是遇到要刻画权阉魏忠贤与其“对食”客青凤间的畸型“私生活”，作品亦运笔节制，重在揭示这两个心理异常变态的历史怪胎，是如何在无法兑现正常人生理需求的情况下，变本加厉地蹂躏着国政，使“大明朝的命运也一如魏忠贤般的遭到了阉割，变成一具丑陋的、畸形的躯壳。”这种有意远离庶民欣赏趣味，而刻意追求历史哲理发掘的选择，使《努尔哈赤》成为了别样的历史小说，它更适合有一定文化铺垫和思想积累的高层面读者的阅读需要。

  　一般地说，既写历史小说，又不愿过多编织无历史凭据的故事细节，小说的书写，便难免要出现故事推演手段上的缺乏。林佩芬为了实现自己的历史小说写作观，在坚持尽量不虚拟历史故事的前提下，采用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艺术补偿措施。其一，即是充分的心理描写。在传统的中国小说写作方式中，较大篇幅心理描写是比较少见的，而欧美小说却善于长篇大套的心理描写，其中有些长篇作品，索性就通过这种描写，把人物的命运、时代的变迁都映衬出来，仅仅依赖大量的心理描写，就能支持起整部作品的艺术框架。这种写法，虽颇有一些难度，但是显然很适合于林佩芬写作上的总体选择：既不杜撰史实，不歪曲历史的本来走势，又要写出作者“通古今之变”的个性化的思考与感怀。我们在《努尔哈赤》里面，经常可以读到作家强化心理描写的笔墨，书中甚至不断出现连续多页的心理描写。小说作者对人物心理的把握，以及将这些把握在巧妙的构思下交互展示，是相当有功力的，比如小说第二部“正宫怨”一章，便有半数文字，都是对万历朝王皇后的心理扫描，从被册立为皇后，就像受酷刑般地守着活寡，她连比自己身份差得多又长期遭受冷落的王庶妃也羡慕得不行，因为王庶妃毕竟生了儿子，“她哭的时候，好歹是母子相  拥……”而自己，只能“独自在空白的岁月里，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生命一天天朝着没有光的未来前进，等待着在进入陵寝之后与自己的丈夫并肩躺下，长相厮守。”这样的心理描写，直逼宫廷悲剧的实质，又恰与其他章节中对万历皇帝心理的刻画相衔接，那位风流皇上已享尽人间艳福，最恐惧的一件事，正是死后偏得跟自己陵寝的法定女主人王皇后“长相厮守”。这样的心理刻画，看似对于作品全局的粘黏作用不太强，却经过作者的传神处理、合理安排和相互钩连，照样教小说获得了足够的建筑力度。其二，是小说为了将明朝命运与后金事业此消彼长态势做出鲜明比照，所大量运用的类似影视创作中的“蒙太奇”剪辑手法。所谓“蒙太奇”，是影视作品里一种常见的场次连接法，就是按照故事的发展和观众注意力的递进程序，把一个个镜头合乎逻辑地有节奏地连接起来，使观众得到生动、明确的印象，从而使他们深入了解事件发展的一种技巧。小说《努尔哈赤》对所述历史有一项基本认识：“清之兴，兴于太祖（指努尔哈赤——引者注）；明之亡，亡于神宗（指万历皇帝——引者注）。”故常常在叙述中，有意无意地把二者的行为和思想做直接的参照描写，使读者真切地感受其中的历史蕴涵。第二部中“筑坟”一章，先写了努尔哈赤在翁克洛大战中，左肩和颈项连中箭矢，性命垂危，英雄在气若游丝之际，心里回荡起前辈的期待：“你是上天的儿子，你是为安邦定乱而生的！你的任务没有完成，你不能躲开——”他便产生了与死亡决斗而誓不服输的坚强意志……紧接着，作者笔峰一转，立即写道：“而就在他凶险万分、苦苦的在生存与死亡的边缘中挣扎的同时，远在北京城中的万历皇帝却正在开始为自己建筑坟墓……”将努尔哈赤为创大业而决不向死神让步，与百无聊赖的万历皇帝醉生梦死，一心只想着建起宏伟华丽的陵墓供死后享用，两件同时发生的事件这样天衣无缝地拼接在一起，确抵得上使用许多其他的艺术手段。作家在这部小说里，多次娴熟地采用“蒙太奇”方式，使通篇结构富于节奏感和跳跃性，亦一定程度地弥补了细节描写较少的缺陷。

  　林佩芬在《努尔哈赤》写作中展示的艺术才华是多向度的。请看这位生在台湾长在台湾的女作家，对北国雪景的亲切描摹：

  　　　　雪花如浪涛，飞舞奔腾，延伸到天的尽头：远处是银白的岗峦起伏，山川

  　　一色，衬托得大地更见辽阔……

 

  　长篇历史小说《努尔哈赤》的创作活动，前后持续了18年。18年里，作者早已从刚刚脱颖的文坛新锐，成长为艺术成熟的知名作家。现在，人们阅读这部多卷本的大制作，依稀可以觉察，作者于不同写作时期在文学造诣上的参差与演进。总的来看，小说依其卷　排序，越到后来写得越好，最成功的，还要数其中的最后两部，即完成于90年代末期的第五部和第六部。这两部作品，明显地摒除了早间创作中过多启用直白表述而使小说欠缺文学张力及艺术丰腴感的缺憾，像凭空虚拟出雪儿之类的人物或情节的现象也找不见了，属于女作家自己的历史小说创作观，兑现得浑然天成、圆满顺畅，其中，对历史人物的塑造和对历史事件的状写，与确切的史料所载相当地贴近、吻合，艺术处理上已接近于“了无留痕”的化境，对思想与形象间的辩证关系，也处理得更为得体了。

  　据作者表示，她已决意在今后的某个时间，重新对百多万字的《努尔哈赤》，做一次通盘修改。既如此，让这部历史文学巨制臻于更加完美，就是可以期待的了。

按照已拟定的创作计划，林佩芬女士是要逐步推出她的“清开国史三部曲”。现在已然出版问世的《努尔哈赤》和《天问》，只是其中的前两部。第三部所要写的是，从清朝定鼎中原，到康熙年间荡平三藩、收复台湾，成就自古以来最为令人骄傲的祖国统一。波澜起伏的历史画卷，将继续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