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在理论上，我并不赞同那种要求少数民族作家必得死抱着本民族题材不放的主张，但在感情上，我还是特别地盼着时常能读到一些满族作家写满族的作品。不为别个，只因为我是一名满族读者。这些年来，满族作家写满族生活的多起来了，长、中、短篇作品都出现了不少，有些作品还在文坛上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满族文学的现实发展这个客观存在，已经不再让人感到陌生（再也听不到“满族文学不复存在”的议论了），这都不能不说是当代满族文学的成绩和光荣。

在当代满族文学的整体推进中，赵大年可以称得上是一员猛将。在最近十年间，他那支追风赶月般的笔，竟写出了约四百万字的各类文字作品，高产程度令人咋舌。而他发表的写满族题材和满族人物的小说，篇数也在满族作家写满族中间居首位。就我读过的，盖有中篇小说《公主的女儿》、《紫墙》、《“二七八团”》和短篇小说《西三旗》、《家风》、《艾罗三绝》等等。

在谈到人们对他创作的评价时，大年总是很宽厚地说：“也就是个毁誉参半吧。”的确，高产带来了某些负面效果——但远不像他自己说得那么严重。怎样公正地评估大年全部创作的得和失，是另外一件工作；我在这里很感兴趣的倒是，对大年写满族的作品所获得的成功，文坛内外的看法却相当的一致。这恰恰说明，大年写自己民族的这些作品，哪一篇也不是白给的。

我们这个民族——满族——的作家，大都不习惯在人前高谈阔论自己的民族，也不善于向别人直露地表白自己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使命感。这到底算是怎么一回事儿，我还没有专门研究过。但是，假如您就凭这，便以为满族作家都跟汉族人的心理状态相差无多，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不管他们各自笔下写没写过满族题材，只要满族作家彼此坐到一块儿，还都挺好侃上一通儿自己民族的古往今来，说到动情处，热血一样地上涌，眼圈一样地发红。我可是听到过不只一位满族作家朋友发誓般地说过：“迟早，我一定好好写写自己的满族!”满族，在众多满族出身的作家心里，永远是自己的！在谁也不会承认自己不爱本民族的少数民族作家圈儿里，据我观察，满族作家们对本民族的爱，有着别一样的深沉。

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不大相同，作家为自己民族尽上一份衷肠的方式，当然也不会是一样的。当人们并无恶意地跟满族作家们开玩笑说“你们阔过”的时候，满族作家们常常是报以淡淡的一笑。是啊，自己的民族有过那样辉煌的历史，难道留到今天的却只能是一曲唱不完的挽歌吗?满族经历过大的社会沉浮，可历史并没有让她灭亡，她还活生生地存在于这片国土上。在这世纪之交中华各民族争先恐后地向现代文明发起冲击的时候，满族的位置究竟应该在哪里?

一个民族要找好自己在未来的位置，不是那么简单。优胜劣汰，谁不晓得这个理儿，可是说准了你自己的民族优在哪里劣在何处，却又不是脱口而出一两句话的事情。何况，历史总喜欢跟这个民族或者那个民族，搞些不大不小的恶作剧，所谓“历史局限性”吧，在特定的历史地位上，谁也难挣脱它，于是乎，喜一场悲一场的，让人头晕目眩，让一个民族头晕目眩。本来一门心思想创造历史的，到头来，却只落了个在历史迷宫里转磨磨的份儿。满族的以往，大抵如是。

我们这个民族，论智商恐怕不算太低。憋在迷宫里头久了，总得琢磨琢磨。有知有识的满族文化人，琢磨了一代又一代。在曹雪芹老先生写《红楼梦》那工夫，大约就开始想这件事，要不，他怎么能发出“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的感叹，做出“须要退步抽身早”的警告呢！这个问题，老舍先生也是寻思过的，早在20年代，他在长篇小说《二马》中，就颇有感触地说过：“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老’。”这简直是石破天惊之语。60年代，他在《正红旗下》里，更具体地检讨了满民族的历史性滑落：“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

检讨民族历史，自谴民族劣根，说得文雅些，便叫作“反思”。今天，任务又落在了当代满族文化人的肩头。也许，这件事还得做上很久才行。这对一个有心寻找出路的民族来说，实在是件顶要紧的事情。

大年认识到了这件事情的要紧。

他在刚刚开始专业创作后不久，“五十而知天命”的那一年，写出了《公主的女儿》。这个中篇，是他高品位小说写作的奠基石。作品勾画出清代满族贵族后裔一家三代七口人的命运曲线，道出了一个既浅显又深入的人生哲理：成由奋斗败由奢。老公主叶紫云和出身宗室“黄带子”的黄允中，年轻轻的便赶上了“辛亥”，一步跌进了举目无助的赤贫阶层，结为夫妻后，全凭着黄允中会修“万国车”的技术吃饭，竟然闯过了沟沟坎坎，硬硬朗朗地活到了80岁。在黄允中“家财万贯不如一技在身”的家教之下，大女儿大女婿靠手艺和力气过活，外孙子张兴又靠自学成才，日子过得挺有奔头；而他们的二女儿，虽然从少年时代便弃家外出，参军作战吃遍了苦，后来当上了干部，组成了一个生活优裕的家庭，反倒又惯出来一个娇小姐、“新贵族”式的外孙女，把祖宗多少代人的喜悲剧剧本又浓缩上演了一遍！真叫人啼笑皆非。怪么？不怪。历史迷宫的大门总是开着，等着看每一个人的笑话，等着看每一群人的笑话。大年的笔墨，显然不仅仅是在赞赏“平民意识”的健美和证实“贵族命运”的可悲，他是想邀上每一位读者，同他一道去认识历史给人们设下的每一道岔路口……生生不息，励精图治，这可能是满族先贤们对子孙的最殷切的遗训；然而，也许世上没有比忘掉这类遗训更轻松便当的事情，假如风调雨顺日子好过的话。

叶紫云被轰出那座大红门的王爷府，已经60年了，“她把这座磨砖对缝粉、雕梁画栋、金漆粉墙的王爷府整整看了60年！她先用留恋的眼睛看它，又用哀怨的泪眼看它，用过诀别的眼光看它，也用这里的眼光看过它。看着看着，她渐渐看出了一点名堂，就是：搬进王爷府的人家，无不趾高气扬，喜气洋洋；轮到这家人搬出王爷府的时候，又无一例外地又如丧家之犬，都是被扫地出门的！因此，随着她的头发越来越白，她看王府的眼神儿也越来越冷峻，还带有几分嘲讽意味了！”看上去，叶紫云算是阅尽沧桑、参透人生了吧，谁有料到，60年过去了，她终于得知那座院落现在的主人原来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一家，“老公主叶紫云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双手抚拢头发，环视左右，缓缓说道：‘时候到了，回府克！’”天晓得，他重归“王爷府”后，又会是一番怎样的心态，又会生发出些什么样的故事来。历史还是不肯轻易饶了这位经历了60年平民生活洗礼的老公主。老公主命该这样也就罢了，一个饱经磨难的民族，难道就没有鬼使神差地走回到旧迷宫中去的吗？写家用心，可谓良苦。

大年的另一个中篇，《紫墙》，又写了一个60年。不过它不再是王府外，而是王府内的60年。作家提示读者：“60年，用我国农历、阴历或曰夏历的历法计算，那可就是一个世纪啊！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个提示很有嚼头。在与这座王府相关连的“一个世纪”的大轮回中，有这么多的阴差阳错：前清贝子金奕屏(金一趟)，凭借祖传秘方“再造金丹”，给不同时代的“大人物”治病，居然在自己的旧日府邸又住了60年，成了北京城里惟一没被赶出王府的旧贵族；而北京临解放，金府的家奴纷纷出走，愣把金一趟的夫人，一个连挤牙膏也不会的大活人，给逼得吞了大烟膏，一命呜呼；“文革”中间红卫兵接连查抄金府，而靠“再造金丹”治病的江青却派部队来守护金府，“金一趟从此不怕红卫兵”；贫苦农家的女儿杨春妮，18岁进金府当奶妈，7年之后，锦衣甘食使她连走路都喘，竟不敢再想回老家了；还是这个杨春妮，初进金府奶羊般地卑贱，60年后倒成了合府尊重的“杨奶奶”，成了“金府利益的老卫兵”；杨春妮当了7年奶羊，其报应却是让丈夫、儿子都因为得了她的工钱而被划成了“地主”，前半辈子受苦，后半辈还遭罪；“地主”的后代，杨春妮的孙子，时来运转，“狗崽子”又当上了万元户……乍一看，这些个因引出这些个果，可到底是哪儿和哪儿呀?细想想，它们又都在这番大轮回中接续得那么自然。作品里的小金枝，唱过一首儿歌：“拍手笑，拍手跳，转一个圆圈又回来了，小朋友们哈哈笑!”人世间的事情，究竟是走回原地的多一些，还是冲出圆圈的多一些?还真是不好说。作家的任务，是把故事写明白了，便可以打住；如果我们也都是把故事看出点热闹儿就撒手，当然没烦着什么心，可没准儿哪一天就中了儿歌里的谶语呢。大年总是摽着这种满族家庭的“60年”，写完一篇又一篇，正是对他对满族历史命运一再寻味的结果。我看，这挺值得。

大年写满族作品，最教人爱不释手的，是《西三旗》。这个短篇，文字不多含量不小。它不再讲王府和贵族的故事，选了一对平民劳动者——佟二爷老公母俩，作故事的主角儿。这老两口，年年旧历二月初八，非得摆谱儿“当一回主子”不行；一天要把全年辛苦攒下的那点钱全花了，吃“仿膳”点心，雇“小厮”伺候，清水泼街，黄土漫道，拿着架子请客……读了这篇小说，谁也不会怀疑小说主人公们的神经有毛病，更不会误会他们要“复辟”什么。原来，他们就是这么一路人，是“熟透了”的旗人文化的活标本。您那边社会发展到了什么地步，我不管；我想咋个活法儿，您也甭问，“您别看我穷，我攒一年，玩一天，图个痛快自在！”据说，老旗人天生就是会玩儿，可照佟二爷老两口这么个玩儿法，那才真是北京人讲话“玩大了”。在旧文化生活的花样翻新上面，他们实在内行，也实在有魄力，能叫所有的局外人目瞪口呆。在他们的脑子里，只要玩得地道，全然不必计较什么“经济成本”。这样的“民族性格”，怎么能不令人叹为观止!可谁知道，更“绝”的活儿还在后头：当旅游部门提出希望把佟家列为“开放点”接待外宾参观，由公费支付他们“玩”的一切花销的时候，佟二爷竟“忽然感到受了侮辱”，他断然拒绝了这种“想花钱买走”他的“自在”的建议，照旧又跟老伴一起，去寒风中经营自己“二分一碗”的小茶摊。京郊西三旗的佟家小院，比起城里巍峨幽深的王爷府，简直不足挂齿，不过，佟二爷作为旗人旧文化思维类型的代表人物，可是比谁也不差着一星半点儿。在我们这份粘稠得足以拉出丝丝来的文化里，穷自在、穷摆谱、穷要面子，大概历来属于“最有价值”的观念。看来，老舍先生说过的那“有讲究的一汪死水”，一时半会儿还干涸不了。佟二爷的所作所为，都是“文化修养”高妙的表现，从他身上，读者看到的，便是受了“雅文化”浸泡三百年之后的满族人，如何普遍地登临了“高文化层次”，又是如何一惯地用“纯艺术”的眼光打点自己那既贫困又“富有”的生活。谁也不会怀疑，佟二爷还会自愿地接受那种“文化”的推搡，不回头地走下去，那么，我们呢?是不是也有兴头和佟二爷一道儿走……

大年的这些作品，很好读，京腔京味儿，寓庄于谐，颇有些得老舍先生真传的劲头。可满族文学的许多上乘之作，又都留有这么个后手：越是细品品，那酸甜苦辣的感觉，就越是不打一处来。我真就听说过，有这样的本民族同胞，读完了《西三旗》，心里搁不下脸上挂不住的，正经矫情了几天……其实没什么，读这样的好作品，只顾击节赞赏，而忘了自己身上还染着跟佟二爷相仿佛的毛病，那才真叫亏得慌呢。“良药苦口利于病”不是?

我知道，大年虽是满族人，却并不是出身于旧式家庭，他走南闯北几十年，对满族传统风习的了解，也不比别的满族作家多多少，今天他能把满族题材的小说写到这份儿上，真难为他了。我想，要不是对自己民族有一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火热心肠，他写点儿什么不好呢!

 

                                                       199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