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漠美学、灵魂之重与规则诉求
评电影《可可西里》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6-10-26 作者：刘大先
陆川导演的《可可西里》无疑是2004年中国电影市场最引人注目的电影之一，尤其是当它同张艺谋耗资巨大、大张旗鼓宣传造势的《十面埋伏》相比时，它前期的低调与观众反响的激烈足以证明这是个近年来少有的真实的“有力量”电影（赵汀阳语）[1]。各种各样的赞誉也不期而至：“中国十年来最好的电影”、“建国以来最好的电影”、“值得敬重的中国电影”、“中国电影史上的一次美学革命”（美学家李泽厚的评价），以及西方哲学家（如“元哲学”名家罗蒂）、美学家等的诸多美誉，甚至有人倡起“万人签名，力挺《可可西里》冲击奥斯卡”支持拿《可可西里》参加奥斯卡的角逐。[2]缘何一部事先并不太张扬的电影引起如此大的效应？这当然涉及当下审美风尚的嬗变与大众接受心理微妙的逆转，但更多的是源自影片本身营造的独特的美学意境、展现的精神张力以及其对于现实规则的强烈诉求。
冷酷仙境的凄绝之美
《可可西里》是根据保护葬羚羊的志愿者“野牦牛队”的真实故事改编的，主角队长日泰就是根据“野牦牛队”索南达杰、扎巴多杰等人的原型塑造的。可可西里位于中国西部、青藏高原的中心地带。1985年以前，可可西里生活着大约一百万只珍贵的高原动物藏羚羊，不过随着欧洲和美洲市场对莎图什披肩的需求增加，导致了其原料藏羚羊绒价格暴涨，中国境内的可可西里无人区爆发了对藏羚羊的血腥屠杀，各地盗猎分子纷纷涌入可可西里猎杀羚羊。短短几年间，数百万藏羚羊几乎被杀戮殆尽，大约只残存有不到两万只藏羚羊。从1993年起，可可西里周边地区的藏族人和汉族人在队长索南达杰的领导下，组成了一支名为野牦牛队的巡山保护队，志愿进入可可西里进行反盗猎行动。在前后五年多的时间中，野牦牛队在可可西里腹地和盗猎分子进行了无数次浴血奋战，2000年《南方周末》对这种情况有过报道[3]，后来多家媒体相继报道，由此可可西里藏羚羊保护情况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影响波及海内外。不久，青海省宣布成立可可西里自然管理局，专门对这一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进行保护。[4]
真实故事的背景，加上陆川采取了他者视角的切入，以记者尕玉的眼光，平实记录了日泰带领的巡山队，进山保护藏羚羊的惨烈故事，使得整个影片呈现出强烈的记录风格。在镜头的运用上，影片动静结合：用长镜头表现高原上崇高的美，那些冷色调的占据整个银幕的山脉、峰峦、草地、雪原，使画面呈现出一种油画般的力度与浑然，那是静穆的伟大；关涉到人物的活动则用华彩的摄影与快切的镜头赋予其活力，运用切碎的分割镜头表现剧中人物的动作，使这些动作流畅而节奏强烈，那是鸢飞鱼跃的生命意识。视觉上的刺激与节奏上的快捷运用，给人一种真实情境下的视觉冲击力，比如采取跟拍式的机位，表现队员们追击的运行镜头，给人一种特别真实而扣人心弦的感觉。动与静有机和谐地统一使得影片的叙事不急不许而又充满张力，冷静而不动声色地展现青藏高原那残酷而绝美的环境、纯粹而精一的人性。
采取他者视角，是一种很好的叙述策略，导演并不只是想采用一种窥视与猎奇的角度，满足观众对那片神奇土地的求解之心和窥探欲望。这种结构方式，对于那些对于西藏那块神秘之地不太了解的普通观来说，起到了很好的视域融合的作用，便于观众的接受和理解。风情民俗与人物性格的展现，都是通过尕玉的眼光看到的，就好像人类学田野作业上所说的“外部观察”[5]，观众很容易和他这个同样是高原外来者的目光认同。当然，外来视角给电影也带来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在这种视角方式下，影片没有能力展现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性格差异与性格冲突，只能是外部观察到的点到为止。但是，影片并不是突出人物个性的刻画，而注重群体精神的勾勒。苏珊·桑塔格曾将电影划分为“分析性的”和“描述性的”，前者关切地是人物的心理，后者则是反心理描绘的，处理的是感觉与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6]《可可西里》无疑属于描述性的，它不去说教什么，只是直观的忠实地呈现，以这种直率性使观众从阐释的欲望中摆脱出来，直面惨淡的现实。事实已经足够惊心动魄，无需任何外在的修饰和装点。观众直接面对的是如同康德所说的那样主体被客体压倒从而激发起来的崇高感受。这大概也是《可可西里》引起那么多哲学家爱好的原因。
“可可西里”在汉语里的意思是美丽的少女。在璀璨星空下，茫茫的雪山似乎在无声地召唤，美丽的大自然让我们热爱和敬畏，然而巨大的山脉、无边的荒漠、流沙、风雪、寒冷，这些触手可及的死亡威胁又让人恐惧。如同导演陆川所说：“可可西里，是天堂，是地狱，还是见证生命与信仰的圣地？因为，可可西里的故事难以诉说，只有真正走过的人才能体会！”电影里的粗犷的自然风貌与艰难的追寻之旅，不仅满足了观众视角上的快感，而且成为塑造这群人物的背景和性格面貌的构成性因素。导演没有赋予残酷的环境以一种温情与人性化的力量，但冷山与热血之间的鲜明对比，却成功地形成一种张力场，自然与人物在形而上的精神层面达成了同构。冷酷环境的直观呈示形成了一种冷漠的美学风格，延续了安东尼奥尼、戈达尔、布勒松以来的客观现实传统，不假诉说而直指人心，以坚实的叙事、真诚的心性、神秘悬疑的气质、简洁有力的影像打动人。
生命之轻与灵魂之重
老子尝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荀子也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都是强调天地间的正道是众生平等，万物都是一视同仁的。可可西里是个神秘的地方，美丽又可怕。用各种自然的途径吞噬着人的生命，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青壮还是病残，死亡似乎就是他们的宿命。每个人都渴望着生存，为了能够活着，挣扎着做最后的努力，也许正因为如此，生命本身的意义变得异常的重大、壮烈。队员刘栋一方面是个放荡不羁的青年，另一面内心实际很单纯，为了某个理想主义的信念拼了命也要完成任务（比如送患肺水肿的队友就医，为了不耽误时间，几日几夜超越生理极限地开车飞奔）。最后他在返回给养的途中猝不及防地陷入流沙中。他拼命挣扎，陡劳地挣扎，绝望无力地看着自己一点一点被流沙淹没。流沙没过他的嘴、鼻、额，留下了一绺头发。最后，这绺头发也融入了流沙，沙面停滞了，生命也停滞了。风起，沙涌，一切归复平静，大自然竟如此不动声色地吐噬着年轻而勇敢的生命。没有激昂的言辞，有的只是无声的力量。这一组长镜头，是整部影片的灵魂之一，挣扎的动作还有临死的哀嚎，生命脆弱的一面就这样残酷的真实的摆在观众面前。
因此，陆川实际上以猎杀藏羚羊和阻止猎杀藏羚羊这个载体，讲述了人在绝境中的生存挣扎和人与自然的相互抗争。这是一部关于信仰与生命的电影，是一部关注人类自我生存状况和自然环境的电影。生命在严酷的外界环境中是那么的渺小脆弱、不堪一击，对于在个体面前绝对强大到不可战胜的大自然，人是否真的无能为力呢？帕斯卡尔说“人是会思想的芦苇”，尽管很脆弱，但是因为有了灵魂的存在，就显示出了他的力量。正因为此，影片就超越了一般环保题材的故事，而上升到人性的层面。
影片中着力塑造的人物都是一些复杂而矛盾的统一体，队长日泰是一个惨烈的悲剧人物，一方面要坚定地反盗猎，一方面缺乏资金不得不也参与到贩卖羊皮中。马占林是个狡猾的老头，他是被盗猎老板雇佣的剥羊皮快手，精明狡猾，但又有他淳朴的一面，比如让儿子抢救肺水肿的队员，保护幸存的记者。最后的结尾是个反高潮的典型，并没有出现一般类型商业片中的激烈紧张的战斗、宏大广阔的场面，日泰轻飘飘地就被盗猎者的子弹击倒在地，像个藏羚羊一样抽搐着死去。这种结尾的给人的冲击力反而比煽情的渲染要大得多。导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部戏是在拍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历程，“我们两年半拍这么一部电影，不是让人来哭的，是让人来想的。如果一场眼泪了事，那太便宜了”。[7]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向来是文艺创作的一个原型母题。正是在理想主义的浪漫崇高与严峻现实的残酷鄙陋之间，人性发生了冲突与挣扎，而又由一种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来统摄，那就是不屈不挠的人性存在。
导演在人物塑造上，不自觉地延续了第五代导演最初的木讷风格，这当然也和全片冷漠美学的风格及人物单纯性格相呼应。人物的对话极少，表情严肃，形体木讷，动作富有造型感，对人物的处理方式，采用一种纯自然主义的风格，来表现一种原生状态下的人性。导演没有刻意去表现每一个队员在追寻过程中逐渐展示出自己的性格，表现出他们在不同事件中的不同性格碰撞，甚至可以说没有太大的性格落差与情感内涵。因为他想表现的恰恰是人的共性，而不是个性，是一种浑然一体的总体精神状态。这是可可西里这块美丽而残酷的土地所必然具有的逻辑，正是这块土地上磨练出的人的这种共性又恰恰成为这块土地上人的个性。可可西里所塑造的不是一个人物，不是一个英雄，而是塑造一群人物，要表现这群人物作为整体的个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影片造就了一种意境混沌、难以割裂的气氛与韵味，这种氛围由人物与环境合力形成的精神气质所笼罩。人物厚重的灵魂与大自然雄浑的气魄融为一体，共同建构了一种氤氲流荡的世界。
这个世界里，人的存在本身被关注，盗猎者和马占林那样为无奈的生活所迫的人们在无常的造化面前和巡山队员们是平等的，同样面临着生存的考验。当角色牺牲的时候，没有出现恶俗煽情的排山倒海式配乐，有的只是宁静，什么都没有，一面寂静，镜头也是凝滞的没有音乐，只有高原的风声低低的呜咽。在这样朴实的生存问题面前，任何人都没有超脱逃避的可能，而灵魂的力度才穿透冷酷冻结的外在压迫抵达自强不息的坚硬内核。以日泰为代表的巡山队员们理想主义的气质形成了如同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的栖居”，尽管生存条件很恶劣，但是精神的旗帜高扬，这正是在这个日益功利化时代所匮乏的品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电影所有的人物都是英雄。站在可可西里活下去的人。努力地，旺盛地生活着。日泰，马占林，走在前边的，追在后边的。人世间的，认真努力生活的人，在痛苦中苦苦挣扎从未放弃的人都是英雄！这是整个影片传达出来的最为温暖人心的信息。“你能走出去……如果真的走不出去，那就是你的命。”最老的马占林在年轻人纷纷死去之后，凭借着顽强的生命力走出来了。被暴风雪困在路的三个队员也走出来了。这是生命所能做到的，和“命”的搏斗已经成为了生命本身的本质。观众可以从这部电影中看到生命的脆弱，可以慨叹人在可可西里这样的大自然中的渺小，可以感叹大自然的壮美，可以思考马占林老板为什么会去猎杀藏羚羊，可以反思为什么巡山队员会一年也领不到工资，还要靠非法贩卖一部分藏羚羊皮来维持活动，可以震惊一个鲜活的人的生命可以这样一瞬间叫消失的无影无踪，可以望望自己头上的星空来追忆一下自己心中曾经有过的纯净、有过的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好奇、对生命意义的思索。思考所到达的最终点还是人以及人的生存。
制度规则的诉求
我们说影片超越了环保的题材，而讲述了一种生命存在的真实和人的坚毅的信念，是在特殊的环境下人的生存与斗争的问题以及价值观的巨大冲突。对这种复杂的环境下复杂的人性，影片本身也不可能做出结论，能表现现实引发深层的思考就已经是影片巨大的成功了。但并不是说影片是没有原则立场和价值判断的，在另一方面，影片提请我们注意藏羚羊从100万只到不到1万只，不可能发生在一朝一夕。为什么没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引起国家的重视？自发组成的巡山队伍，为什么那么久没有经费、甚至不发工资？一个又一个队员惨烈牺牲，为什么国家直到几年后才组织公安小队来替代他们的工作……这些反思，带领着观众透过平朴冷漠的美学表层，穿越叩击心扉和灵魂的精神内涵，抵达影片所构制的现实诉求话语。
在没有规则的荒原，建立在生存基础上的道德信仰，会向什么方向发展？为偷猎者干活的马占林说，他从前放羊放牛放骆驼，但现在草地没了，牧群也没了，只好改行去剥皮，剥一张藏羚羊的皮，可挣五块钱。他是县城里剥皮最快的好手，现在，他的三个儿子都和他在一起，跟着偷猎队，一次一次进出可可西里雪山，为偷猎老板干活，剥一张皮，五块钱。也就是说，草地一天天减少，改放骆驼，后来，骆驼也不能放了，只有沙地和雪山，同时，为求毛皮而猎杀野生动物的偷猎活动猖厥。在那个命比纸薄的地方，为了生存“扒一张皮子5五快钱”现实法则同保护羚羊的高尚行动之间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冲突和悖反。
巡山队员们无疑是值得尊敬的，他们在政府缺席、法律缺位的情况下人们自发的行为，这种行为在政府行为无法及时到位时是必要的。但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命的重要性，这是普世的价值观。更多的时候，残酷现实造就的是像马占林那样为了生存被迫无奈的人们。环保是必须要做的，但是没有规则，志愿者自己拿起枪去做这件事情，充当执法者，这个时候，谁是正义，谁是邪恶？对于动物的保护而演变成人与人之间的猎杀，道德信仰已经开始走向了歧路。要环保，要保护藏羚羊，可是个人志愿者没有能力，因为他们无法制定规则。
现实社会上，想只靠民间力量圆满地办成一件可持续发展的公益事业殊非易事。影片所讲述的事件的真实的问题是－－对于环保问题政府行为的缺席。靠个人志愿者不可能解决问题，因为他们没有力量去制定可以实施的有力的规则，他们自己动手拿起枪去解决问题的时候，问题变的更为复杂。因为如果没有规则的预定，当巡山队员同盗猎分子发生冲突的时候，正义的界限就模糊了，尤其涉及到生存问题的时候，价值判断的尺度就显得难以定位。
从这个角度而言，记者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他在片中充当的是公共社会的代言人，是通过他的报道才最终促成了可可西里问题的最终解决。电影的结尾给了这个问题一个很好的解释。倒卖从盗猎者那里缴获的藏羚羊皮的志愿者被判了刑，但是考虑实际情况没有被执行。然后政府开始组建官方的保护组织，国际力量也开始行动，大多数欧美国家已经立法禁止藏羚羊皮的买卖。至此，藏羚羊得到了挽救，数目开始回升。这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制度才是根本，即便要使用暴力，那也是建立在制度基础之上的使用暴力。
影片的终点，白布下日泰的遗体，女儿坐在身边，他身上的血污被清洗，大红衣服的喇嘛缓缓放下日泰的身体，用洁白的布覆在上面，画面上，是纯净的洁白，红的底色。苍凉悠远、跌宕起伏的藏族音乐响起。日泰的形象是圣洁的，作为盖棺定论，肯定了他的行为。正是日泰这样一些志愿者的自发努力才促使政府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关注，促进了可可西里的现实问题得到解决。这一方面是对理想主义者的安慰，一方面是对其行动现实意义的褒奖。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个既有深沉的人文关怀，又有介入现实的话语诉求的影片。
[5] 20世纪60年代语言人类学家派克（Pike Kenneth）提出了人类学描写的“族内人”（insider）和“外来者”（outsider）的不同视角，引起学界极大关注。参见王海龙《对阐释人类学的阐释》，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导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17-18页。
文章来源：《艺术广角》200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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