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切入生命意识、生存现场和时代空间的角度是有差异的，而对于何永飞的诗歌起点和精神词源来说，大地伦理、精神原乡和魂路图（灵魂版图）构成了三个交互的路径，它们彼此支撑、共生。

　　何永飞对这个时代的宏阔景观和主题也投注了不少的笔墨，但是我更为感兴趣的是他“滇西”诗歌的时空结构和精神场域。时间尺度和空间坐标印证了写作者的记忆能力和精神词源，这最终汇聚成的是对个人来说无可替代的原乡意识，“是什么地方关系不大，只要你能记住它也不为这个地方感到羞愧就行了。因为，有一个地方作为起点是极其重要的。你是一个乡下小伙子；你所知道的一切也就是你开始自己事业的密西西比州的那一小块地方。不过这也可以了，它也是美国，把它抽取出来，显然它那么小，那么不为人知，你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就像拿掉一块砖整面墙会坍塌一样。”（福克纳《记舍伍德·安德森》）

　　这位滇西土著让我们目睹了凝视的时刻和悲悯之心，这也构成了“大地悲心”“魂路图”以及“悲愿帖”意义上的诗人形象。然而，何永飞的诗歌却是在“大地伦理”和“大地共同体”近乎解体时刻所发生的——“乡村曾经陷入危机”（《乡村命脉》）“有人往大地的子宫，搬运炸药”（《大地悲心》）“走失的蚂蚁，带走村庄的魂”（《虎王哀歌》），因此他不得不主动在词语和精神世界维护、修复、黏合破碎的“大体共同体”。《劫后的村庄》《有漏洞的村庄》《乡村命脉》《山的羽毛》《老村子的遗书》《乡愁小镇》《田野之今生》《大地悲心》等同一类精神谱系的诗作就是对“大地共同体”予以维护的结果。何永飞的诗歌类似于一个个细小的闪电，它们构成了一个个个体主体性前提下的精神事件，而精神事件的完成需要诗人具备现象还原的能力和求真意志力。显然，这些文本具有互文特征，诗人使用的正是反复叠加和复现的话语方式，这也是使得诗人免于失忆。诗人要完成的这一“还原”工作确实非常必要，但又异常艰难。当诗人还要将时间体验和生存境遇还原为整个时代的精神过程，那么他不仅要做类似于加法的工作——不断添加那些具备精神势能之物的重量，而且还必须进行减法式的工作——去除、摘除、剔除那些时代的赘余物。

　　值得强调的是，何永飞并非是一个道德化的固守的地方主义和乡愁主义的偏狭写作者，他的诗又大体呈现了族裔知识、生态文化、旧时遗迹与现代性时代景观之间的复杂互动。它们构成了一个诗人的襟怀、眼界甚至世界观和语言态度。“无形的漏洞，在村庄的底部”正揭示了泄露、涣散和破碎的时刻，而何永飞则赋予了这一严峻时刻以精神的抚慰，“幸好太阳常常把村庄倒过来，通过漏洞/还给人们生机，比如婴儿的啼哭/比如枯木发出的绿芽，还给人们温暖/比如从对面山顶投射到心头的那一抹红”（《有漏洞的村庄》），“这样吧，就把微小的爱/微小的生命，铺在黑暗出没的地方”（《我的爱》）。

　　何永飞的诗是记忆、见证、敬畏和悲悯的产物。我们听到了一次次从时间之井中打捞记忆的空旷回声，这也是类似于谢默斯·希尼式的“一个自然主义者的死亡”。这些个人环境中的日常器具或细微之物显然已经具有了象征功能，而这一象征功能是与个体时间和命运不可分割地胶着在一起的。无论是旧物的记忆、现实的物象，还是精神的幻象，它们都一同指向了生命、血缘、空间和记忆的源头，一旦源头被切断那么一切都将成为虚空而彻底丧失意义。这些残存之物或记忆之物使得诗人写下的文字中留有一个个特殊的孔洞，这些孔洞可以使得这些记忆者经由文字穿越回过去。当这些精神可凭依之物在现实境遇中破碎甚至消解之际，这些文字中的孔洞就显得愈发重要，这些孔洞也成为唯一的精神可能。人和环境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些记忆更多存在于废弃之物和幻象之中。尤其在滇西的这些地点、场景和空间构成的一个个精神点阵中，我们目睹了一个写作者在不断的磨砺和消磨中仍在维护的生存视界和精神生活。精神和灵魂层面的安慰之物和栖身之所可以是具体的、现实的，也可以是精神的和想象的，而它们几乎同时出现在了何永飞的文本中。何永飞重新唤醒和激活了一个个事物和空间，甚至在更多的情势下它们是通过现实感、记忆和想象的复合方式而成为了循环结构，“想要保存一个内心世界深沉的非现实性，而这个特性，显然是基本而不可或缺的。将价值铭记在一个封闭的循环和一个完美达成的时间里，以这样的图示得到它的象征作用”（让·鲍德里亚：《物体系》）。

　　值得提及的是，何永飞与空间、物象建立了“生命诗学”意义上的词语和精神共振。“大地共同体”因此重新获得了骨骼、肌肉、筋脉、血管、血液，“大地伦理”重新恢复到了“灵魂”状态。滇西，正是何永飞的诗歌原乡和灵魂道场，正如诗人自己所言“诗是灵魂说出的话，应该有光泽，照亮世界灰暗的部分；应该有热度，温暖人间悲苦的众生；应该有力量，唤醒万物沉睡的灵性。”（何永飞：《诗观》）“灵魂”在何永飞这里是开放的，既是个人和生命的，又是空间、草木、山川等万物的，带有一定程度的“万物有灵”色彩，它们一起构成了精神共时体结构。由此，对于何永飞而言诗歌成为词语道义和精神法则，当然也是一次次试图重返的魂路图。循着诗人的目光，跟随着一个个事物和空间，我们注意到“滇西”实则是诗人的精神起点和文化坐标，这些物象、残骸、骨架、碎片穿插在空间背景中的一个个点或缝隙当中。它们是命运共同体，它们曾经存在，它们已经消逝，它们正在消失。质言之，这些“人像”“物象”和空间代表的绝非只是个体的命运遭际，而是与一个个时空结构或地方性知识密切关联。这些“人像”“物象”实则是地方性知识其中的一个根系，也是一个个真实不虚的命运体，只有从命运和灵魂的视域出发整个世界才能显现出本质。

　　何永飞不是一个封闭、偏溺的悲观主义者。他的诗总会找到精神策源地的亮光，在痛苦和悲郁中又总是让我们看到暖色调的愿景以及慰藉和劝慰，看到本应属于我们的精神原乡和应许之地的本来面目。

　　大地经脉，连通天空的心脏/连通神的头颅，马蹄印里的旧时光/再次被激活，血管里燃起烈火/在高原，遥远的传说，落在指尖/石头上能繁衍出一座城/荆棘丛中能唤醒春天的花园/魔鬼的骨头上能建起慈悲的殿堂/ 再黑的夜都能被雪山擦白

　　——《云上之路》

　　“再黑的夜都能被雪山擦白”，这是诗人的世界观所决定的语言态度和精神视界，而与之相反地将世界一分为二为“黑白”的做法肯定是可疑的，而过度渲染“痛苦”“怨愤”“黑暗”而忽视了事物和世界的丰富、复义和多元的写作也是可疑的。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的“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道出了诗人的道义和诗歌的“真理”。何永飞当然注意到了“残缺的部分”，而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残缺、灰暗和褶皱之处发现了“隐藏着人道和天道”（《读碑》）。由此，诗歌才得以“插进大地的锁孔”，解开“大地伦理”“大体共同体”的原初符码，扫描地方空间的全息影像，建立原乡空间的精神坐标，进而引导一个人的魂路版图，而这正是何永飞“滇西”诗歌的精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