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族是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世居地是海南岛。除此之外，黎族还在贵州、广东、广西等地有少量人口分布。海南岛上有着近150万的黎族同胞，这在900多万的海南省人口中其实是比较大的比例。海南岛的自然山水生养和哺育着黎族人民，形塑了他们的生活方式、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念。同时，作为地处祖国南方之南的岛屿，海南岛在地缘和空间上的特殊性，也深刻影响着黎族作家文学的发生和发展。

　　因为黎族是一个没有书面文字的民族，所以黎族作家文学的起步相对比较晚。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出现第一批黎族作家。虽然起步较晚，但是黎族作家文学的发展却十分迅猛。短短40余年时间，黎族作家文学从弱到强，已经出现了好几拨作家和好几个浪潮。因此，我们可以把黎族作家文学的发展分成不同的阶段。依据黎族作家文学研究者王海的观点，黎族作家文学的发展主要可以分为“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三个阶段。如果按照发展状态来划分时代，我们姑且可以将黎族作家文学的发展脉络命名为萌芽发轫期、沉潜期，到多元显现期。

　　在萌芽发轫期，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和文学思潮激发了黎族作家，由此产生了第一代的黎族作家文学。龙敏、王海、董元培、符玉珍等都在此时登上当代民族文学的舞台。龙敏创作了《同饮一江水》（1981年）和《年头夜雨》（1983年）等作品，同时还出版黎族第一部中篇小说单行本《黎乡月》（1986年）。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同饮一江水》，该作品以黎族小伙子阿良和苗族姑娘阿迷的恋爱故事为主线，讲述了黎苗两族从互相对峙到互相和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黎苗两族青年之间互相对话、互相砥砺，两族之间形成了相互嵌入的社区结构和社会生态，体现了劳动之美和社区精神，可以说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跨族群主题的代表作品。1979年，王海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采访》，这是早期黎族作家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在新世纪之后，他将早期的作品结集为《吞挑峒首》出版。该集子中的短篇小说体现了较高的文学创作水平。《五指山上有颗红荔枝》《芭英》《帕格和那鲁》《弯弯月光路》《吞挑峒首》都善用民族风俗和民族符号，将民族志书写编织在情节和结构中，体现了浓郁的热带风情和淳朴的人性人情之美。同时，这些作品也带有强烈的怀旧感和抒情性，书写了日益受到现代性影响的原初黎乡逐渐变化的情状。

　　到了90年代，因为中国当代社会的转型和市场化的冲击，这个阶段的黎族作家文学写作环境并不好，原有的写作队伍逐渐星散，作家创作的热情有所消退，黎族作家文学进入了沉潜的状态。不过，黎族的第一批大学生慢慢成长起来，成为这个时期黎族文学创作的主要参与者。亚根是这个时期的出色写作者，他大学毕业回海南工作，在省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了不少的散文与诗歌，后来逐渐转入小说创作和学术研究。作为在现代城市生活的知识分子，亚根关注城乡之间的流动与变迁，他的小说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写实倾向。高照清也是在90年代登上文坛的。他以散文写作为主，目光始终凝视在黎乡黎村中，将个体生命与地方历史联系起来，质朴清新的文字中蕴含了黎族民间生活和艺术之美。

　　新世纪以来，黎族文学进入了多元显现期。龙敏、亚根等作家在这一阶段持续发力，拿出了几个比较有分量的长篇小说。其中，龙敏的长篇小说《黎山魂》（2002年）是此阶段黎族作家文学的重要收获。该作品篇幅宏大，具有史诗气势，描写了黎族争取翻身解放的经验，也呈现了黎族同胞的强韧和勇敢的精神气质，还对黎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和热带风景进行了细腻的描绘。龙敏用这部史诗级的作品为黎族作家文学树立了一块里程碑。在这一时期，许多“80后”作家也逐渐登上舞台，他们的创作能量主要集中在诗歌领域，这凸显了黎族作家文学的抒情传统与南方意识。其中，陵水作家李其文不仅创作了以底层书写为主题的小说集《火中取炭》（2017年），还组织编纂了多人诗歌合集《出生地》。琼中诗人唐鸿南则聚焦散文诗的创作，他的作品兼具叙事性和抒情性，而黎乡是他抒写的重要对象。黎族“90后”作家中，比较活跃的有李枕威、李星青、刘圣贺、曾祥理等。

　　通过前述的概括，我们可以看出整个黎族作家文学发展的基本轮廓，这个过程其实是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同步的。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黄金时代，黎族作家文学领域诞生了大量的作家作品，这无疑与当时鼓励启蒙、推崇文学的时代风气有关。到了90年代，黎族作家文学相对沉寂，这与当时文学生态中市场化的生存环境有关。在新世纪以后，当社会的环境和生活的困境得以缓解时，黎族作家文学又逐渐复苏，走向了文学自觉和众声喧哗的新局面。

　　黎族作家文学有着“从自在到自觉”的精神历程和创作轨迹。不同时代的黎族作家带着文学的理想投入创作，也形成了一个不断壮大的黎族作家群。这是一支弦歌不辍、薪火相传的创作队伍。黎族作家们用不同文体实践着民族书写和主体发声。他们虽然分享着同一族群身份，但是各自书写策略并不相同，所在的具体地域也不同。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黎族文学内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当然，在40余年的发展进程中，黎族作家文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和特色。首先是鲜明的地方性。海南是中国的热带省份，有着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质。黎族作家作为岛屿的原住民，他们热衷于书写当地的风土人情，他们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地方性色彩，也蕴藏了丰富的地方性知识。草木虫鱼和自然万物都进入到了黎族作家的视野，这使得他们的作品既充满了如同热带雨林的神秘气氛，也带有万物有灵的生态主义思维。例如，龙敏和王海的小说将自然风景与人物塑造相融合，将风情描写编织在故事的推进之中，使小说充满了浓郁的热带情调。在李其文、谢来龙和金戈等诗人的笔下，黎乡的风物和风土构成了重要的意象来源，这使得他们的诗歌带有浓厚的南方气质和抒情氛围。

　　其次是语言的多重转译性。“转译性”可谓是黎族作家文学的重要特点。所谓“转译性”，主要指的是黎族作家在黎语与闽南话与汉语普通话之间的多重穿越、翻译和转换。对于亚根来说，写作是在多重语言壁垒之间穿行。海南作家孔见这样评价亚根的写作：“他首先要把自己的经验转换为本民族的语言，然后将其转换为闽南语，最后再将闽南语转换为普通话。”在高照清看来，“用黎语思维，用汉语表达，而两者的语序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在写作时，确实会面临一个‘思维转换’的问题”。三级的语言转换，必然使原初的本意在“翻译”的过程中被消耗或者被增加。这种多重转化，展示了黎族作家在使用汉语这一写作工具时的困境和突围的努力，也为汉语书写提供了新的活力。

　　黎族作家文学虽然诞生和发展的时间不长，但是黎族本身却有着非常漫长的口传文化和民间文化，这些历史积淀和文化土壤构成了黎族作家文学的背景。当然，不同的黎族作家所使用的民族性和符号性的东西比重不同：有的作家热衷民族历史和民族符号的展演，有的作家却对民族特质和族群身份进行淡化处理，但是不可回避的是，黎族作家的文字背后的确隐藏着一个民族文化的背景，这些民族根性的东西构成作家创作的潜意识。学者曲明鑫在《黎族作家文学研究》中提出，黎族作家文学的题材来源中包含了对黎族神话传说的继承、对黎族民间故事的借鉴、对黎族史诗和歌谣的吸取以及对黎族谜语和谚语的运用。可以说，黎族作家们的写作虽然是个人性的，但是背后却有着民族集体无意识和民族心理的支撑，无论他们在写作中是否征用既有的民族文化符号系统，他们的写作都带有或隐或显的“民族志书写”的意味。

　　在对黎族作家文学的回顾中，文学与传媒、文学与社区的关系不得不提。例如，在早期黎族作家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中，一个地方性的文学杂志起到了重要作用，那就是《五指山》。琼中地区是海南黎族同胞的聚居地，而《五指山》杂志是黎族作家文学的摇篮。这个杂志虽然是地方性的杂志，但是发挥了巨大的集聚效应，为早期黎族作家搭建了一个交流和对话的平台，也为黎族作家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此外，当我们谈及新世纪之后的黎族文坛，陵水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地标和文学坐标。近年来，陵水县既举办了“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文学首届陵水论坛”，又成为了多个文学组织的创作基地，还参与设立了民族文学方面的文学奖。就此而言，陵水在海南少数民族文学生态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积极推动黎族作家文学的繁荣发展。

　　综合而论，岛屿有着与大陆不同的生存环境和政治经济生态。虽然地理决定论并不周延，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地理因素确实对作家的文学表达和情感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海南岛独特的地理空间是黎族作家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前提，黎族作家用自己的笔记录下自己生命的斑驳光影，也为海南岛书写着故事与传奇。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不同代际的黎族作家追寻着创作上的多样性，也探索自我的民族身份的特殊性，同时还在不断地与海南岛这个地理空间进行对话。黎族作家文学，是黎族作家以文学之名，为自己、地方和民族所吟唱的南方弦歌。黎族作家坚韧的追寻、探索和书写，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增添了一道别样的热带风景。